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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了一位不苟言笑的负责对外宣传的同志专门为我们联系采访。好在我们还能面对现实，很快从幻想中及时抽身，并且很快地投入工作。（当然也是为了能够早点离开这个工厂）
这里必须介绍一下贵阳车辆厂。该厂是从沈阳汽车车辆厂分到贵州的一家三线企业，坐落在离贵阳市区20公里以外的一个四面环山的山沟里，2000年以前属于铁道部。在计划经济时期，4000名职工就靠着上面下拨的修车任务吃饭，计划亏损近千万元。在80年代中期，贵阳车辆厂的情况可谓相当典型：地理位置偏远，产品结构不合理、技术含量低，劳动生产率低，职工子女就业压力大种种问题都集中在一起，企业已经看不到希望。1986年，新的领导班子上任，大胆地实行三项制度改革，同时，发展多种经营，挖渠放水，解决下岗分流职工的就业问题。可以说，从1990年开始，这几项工作齐头并进，集中在一起的矛盾在平稳的改革中得到解决，工厂也办得红红火火。在采访中我们接触到不少厂里的工人，干部，他们对比周边的企业，对车辆厂的现状都十分满意。而当时全国的局面是，2001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月均人数为650万人。
贵阳车辆厂的再就业工作就是做得好，这是我在采访过程中的感受。总而言之，按部就班的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唯一不太适应的是，到了以吃辣而闻名的贵州，每天却只能在车辆厂招待所的食堂里完成一日三餐，多少有些遗憾。没办法，上擀子不是买卖嘛！
终于回到北京，终于等到了孙总的签字，也终于有了播出的窗口。节目播出后，车辆厂一直没有反馈的信息，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好在我的失落又被及时发现，并且及时地得到宽慰：人家的心思全用在发展生产上了，所以工作干得好。这样想想心里也平衡了。
播出的第二天，有人告之，再就业如此重要，节目被要求在全国各省台重播，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还真是个好选题。于是，想起一句话，李鹏同志说的：“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平时尽想着舆论监督去了，表扬先进其实也是《访谈》的一部分嘛。既然这样，上擀子给人家做节目就是为了完成第一句话的内容，也值。
都说“上擀子不是买卖”，其实那也未必，关键是看你要做什么样的买卖了。（戴璐）
（注：上擀子，东北方言，为一相情愿，自作多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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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焦点／庄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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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收到一个叫赵玉泓的美眉寄来的她写的一本《天下第一病》。她自称爷爷、爸爸都是医生，妈妈也在卫生部工作，还说她的先生是个乙肝病毒携带者，被折腾得身陷噩梦。
扉页上有一行字，提醒我看第165页。
“这是由中央一台庄永志策划、谭芸编导、长江主持的，对1。2亿澳抗阳性群体进行的独家新闻调查。电视首次关注到可怜的乙肝人，这让他们非常惊讶意外，觉得既亲切又受用，就像一群习惯挨打受骂的孩子突然受到家长的肯定，虽然只有这么一次，也感动激动得呆若木鸡。”她说的是去年9月10号《新闻调查》播出的那期节目《乙肝歧视》。
9月10号，那天，我正好到《焦点访谈》报到90天。
记得刚报到那天，就对着杨继红领导大放厥词：“《焦点访谈》——只有污点，没有焦点；只有名栏目，没有名记者；只有政策思维，没有媒介立场；只重社会责任，鲜见专业理想……”
那么，什么是焦点呢？焦点就是社会问题（TROUBLE），当下的，或隐或显危害着大多数人利益和权力的问题！这是我们时时刻刻要面对的问题（QUESTION），找焦点就是把TROUBLE变成ISSUE。不说探照灯吧，起码是无影灯中的一盏，和其他值得尊敬的媒体一起烛照当下中国的发展中问题。
40多年前，有学者就区分了私人困扰（私人麻烦PRIVATETROUBLES）和公众议题（PUBLICISSUES）；还有人把社会问题分为：
A、个人适应的失败（精神病、心理病、自杀、性犯罪、药物沉溺）；B、社会结构的缺陷（边缘人、种族、男女平等、娼妓）；C、个人的制度适应失败（青少年犯罪、成人犯罪、转型期的家庭、青少年危机、正式教育）；D、政治与经济问题（劳工的生活与工作、世界人口）
E、社会政策中的制度落后问题（自然资源的保护、工业社会的老人、战争与和平、健康与长寿、社会福利、计划和政策的制定）。
更早，80年前，有学者把社会问题这样罗列：
A、自然环境问题（资源利用和保护、公共卫生）；B、人口问题（人口数量、移民、农村人口减少、都市拥挤、种族、健康）；C、社会组织问题（贫穷、犯罪、儿童教养、失业、娱乐、教育）；D、社会理想问题（劳资关系、社会改革）。
一位在电视频频亮相的知识分子把现实中国的社会问题概括为十大问题：失业问题、贫困问题、犯罪问题、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流动人口问题、教育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劳动关系问题、妇女问题。
作为收视率如此之高的《焦点访谈》、作为每期节目播出前要将主要内容报告国务院办公厅的《焦点访谈》，我们每天应该让从民工到总理的观众看到什么样的焦点？
我常常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中寻找焦点：
每天，有数以千百计的观众来信、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所、那个中心，几乎一周一个学术报告会，一年有十几本甚至几十本研究报告，还有清华大学胡鞍钢的“国情报告”，中国科学院牛文元的“发展报告”，还有天则所、兰德公司、世界银行的报告；
还有让一些同事撇嘴的“内参”；还有全国人大的讲座，还有国务院常务会议、政治局的会议和集体学习；还有美国国务院的《各国人权报告》；还要和各部委的新闻办主任盘桓！
管他小题大做，任他避重就轻，哪怕“思想渗透”或者捕风捉影，王者师也罢，思想库也好——我既要在众声喧闹中捕捉他们各自心中的焦点，也要用心倾听无言者的心声。
头晕归头晕，还得提醒自己不要转向：究竟谁在为公众话题设置议程？
政界、学界、公众、传媒，引领着公众的话题，有的是空话、有的是废话。政府信息、学界智库、同行预谋——要织一张绵密而敏感的网，也要听小崔说事，看白岩松皱眉、抿嘴。
当然，把来信拆开，才是我的最爱；下一个“焦点”才是我的所求——
劳教制度改革、谁为退休工人讨薪、复转军人安置、社保资金缴纳、企业责任运动……，2004，甚至今后几年，哪个问题会成为《焦点访谈》最先关注的焦点呢？
让人焦心！（庄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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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暗访／吕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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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十岁了。暗访作为制作焦点访谈的一个重要手段也在这十年中经历了许多的风雨。在节目中能过采用暗访手段录制的声音和画面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说起暗访，就不得不提相关的装备，因此这是人们最感兴趣的。关于暗访设备在社会上流传有很多版本，甚至有传说称我们的暗访设备可与“007”媲美。那到底我们《焦点访谈》的暗访设备是什么样子的呢？由于我们节日还得办下去，所以在这里恕我不能告诉大家。但是我可以把早期《焦点访谈》节目暗访的一些情况给大家讲讲。
那时候人们普遍都没有暗访的意识，很少在电视上见到暗访的镜头，所以我们也没用暗访专用设备，一般都是将一些体积较小的家庭摄像机装进一个摄影包，在有镜头的一边挖一个和镜头一个大小的洞，再用女同志用的薄丝袜将镜头蒙住加以伪装。当然，这样的伪装是很容易被识破的，但那个时候最好的伪装是人们没有暗访的意识，大部分人不知道还有暗访这种拍摄方法，即使看到摄影包的洞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有时我们还会直接用家庭摄像机来拍，比如假装成游客什么的，把家用摄像机挂在胸前来拍，这样拍下来的效果比较好。当时就这样的业余设备也只有一套，大家得排队轮着用。
在这里我还提澄清一点，我们进行暗访并不是都得用所谓的暗访设备才能进行，专业设备也可用于暗访。过去很多人都认为摄像机只有扛在肩上才可以进行拍摄，所以我们也经常将专业摄像机事先打开，调好拍摄距离，再将被采访人引到预先选好位置进行采访。通常被采访人看到摄像机被放在一旁，就以为没有开机，不会被拍下来，因此说话很自然。这样也能达到暗访的效果。
一个好的暗访节目除了需要专业设备外，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记者身份的伪装。如果记者的身份过早暴露，不但节日内容不可能拍到，有时还会有生命危险。对记者的伪装一般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身份伪装，也就是干什么要象什么。讲什么方言，穿什么服装，拿什么道具都很有讲究。有时为了一个暗访节目，拍摄记者从一个月以前就开始不刮胡子了。另一方面是意识伪装，就是记者必须和伪装的角色的思想意识相吻合，行为要符合身份，语言要“入道”，也就是要讲行话。
一次我们到海南暗访有关导游收取回扣，迫害游客利益的节目。经过一连几天的调查和对线人的采访我们基本摸清了导游在商店领取回扣的情况，但各个旅游商店对外都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使一般人根本无法靠近领取回扣的小房间。怎么办？经过观察，我发现进出那间房子的不是导游就是司机，于是我就伪装成一个开旅游车的司机，大摇大摆地往里走，手里还不停甩着一串车钥匙。门口的保安看了看我手中的钥匙就放我进去了，大概他以为我是一个新来的司机。房间里有两个门，一个是暗门通向营业厅，另一个是通往停车场。一般情况都是导游陪游客在营业厅购物，司机到这里领取回扣。再看这房间里的设备非常先进，墙上是一排电视监视器，一部分监视大门和停车场，另一部分监视营业厅的收款台，用以确认购买商品的游客属于哪个团队。通过计算游客购物的金额，导游和司机可以得到固定比例的回扣和累计奖金。我进房间后按规矩什么也没多说，只是报了自已的车号，所以在没有引起任何人怀疑的情况下将暗访完成，还顺利地领到了应得的回扣。
一个成功的暗访节目不但需要精湛的拍摄技术和敏锐的洞察力，还必须要有丰富的暗访经验。观众在节目中看到的精彩的暗访镜头，往往是经过多次的失败和教训后才取得的。良好的心态是进行暗访拍摄的第一关。如果没有到位的心态，自已本身会很紧张，总怕被采访对象识破。这样不但容易“穿邦”，还会影响采访思路。经验告诉我：自己越是进入角色早，就越安全。进入现场后，首先应把拍摄角度和光线以及被采访对象的位置观察清楚，找好自已的最佳位置，并且要将对方的注意力引开。再有就是搭档之间的默契配合也非常重要。暗访往往是在搭档有力配合下才能完成的。一次，我们到深圳采访一家违规经营的公司，为了拍到第一手的证据，我们“深入虎穴”来到这家公司进行暗访。正好拍完时我们突然被一群保安给围住，要强行检查我的手包，要知到那里可是我的暗访设备和刚刚拍到的暗访镜头！当时，我一手紧紧抱住我的包，另一只手用力推开保安，并大声吼道：“这包里是几万块钱的现金，怎么？你们要在光天化日下抢劫吗？再抢我要报警了！”听我这么一吼，几个保安有点心虚了，乘他们犹豫的时候，我和搭档一下子挤进电梯。为防止在楼下再次被困住，我和搭档在电梯里迅速将手包进行了调换。果然，在一楼等待我们的又是一群保安。他们围住我，称不让检查就不能出公司大门！我故意和他们大吵，搭档趁机溜出公司大门。当我看到机器安全了，也就让步随他们检查去吧。这样，我们又逃过了一劫。
随着这几年各新闻单位在节目中暗访手段的经常采用，社会对暗访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心怀鬼胎的人也愈发对暗访存有戒心，暗访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但我们相信，越是采访有难度，暗访得来的镜头就越有价值，越“出彩”。在我们的节目中生动精彩、震撼人心镜头还会不断出现，等着瞧吧！（吕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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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事找事”及其他／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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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正面”是我部的弱项。几乎与曝光同时，正面报道在《焦点访谈》创办之初就启航了。不仅从未间断，而且拥有《中国之路》、《焦点的变迁》、《亲历》等相当成功的实践。《中国之路》有多少人参与？15集啊，凝聚了全部的智慧。全部几十口子编导哪位没搞过正面报道？从我们组来说，把正面弄出了彩的，虎子、余伟利、文雁、郭峰、黄瑛、柏杨……张口就能说出一串名字。可以毫不愧疚地说，《焦点访谈》有揭露丑恶的利刃，也有激人奋进的浪花；有共和国前进步伐的光辉记录，更有舆论监督的累累硕果，属于“正面”的并非苍白。这来源于评论部多年的格外关注。评奖时政策的倾斜就是部领导在对节目定位审时度势之后的一个创造，它对于我们不断探索正面报道，胜利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另一项重大任务，不啻是一个大政策。
让百姓过足了瘾的《焦点访谈》，其正面报道却在观众中有失人缘，这给正面平添了难度。然而从做节目来说，并非所有的正面报道都难，难的是那些没肉的骨头，那些让人一听就“哎哟”一声，“这怎么做哇？”比如反映某项中心工作，配合某个会议之类。我是专职做计划内的正面的，其间也碰到几次难啃的骨头，工作中不免有点体会。
没要求找要求
记得去年开科普会议期间布置了一期《访谈》，主办单位没提要求，“你们看着做”。会议的发起单位有十几家，或许《访谈》做不做，跟哪家的切身需求都沾不上边，所以才没了天天围着做的那种热情。但细想想，即使一个单位让做《访谈》也有让咱们“当家作主”的时候。这时要警惕了，千万别以为没有“束缚”做起来就轻松了，否则等拍摄完做后期可能一点也不太轻松，审片时再出现麻烦就只有干着急的份儿了。
没要求要主动上门找要求。科普会议有新闻单位联系人，我就抓住他不放，一番交谈，对科普工作有了大概的了解。至于节目怎么搞，“我说了不算”，那就去找说话顶用的权威人士。等找到两位司局长，已是晚上九点多了。我就死缠着他俩，把本期节目要说什么，全片的结构，乃至要采访什么人都搞定了。虽说谈完已是午夜，一早还得在开会前抓拍几位与会者，累是够累的，但心里踏实。拍摄是根据主管部门审定的计划进行的，让领导也踏实。咱做节目的对领导要负责，政策把握上不能出问题。
不管有没有要求，我都事先写出拍摄大纲，把有关部门的需求与电视特点结合起来，节目主题、几个段落、什么内容、采访谁都写得一清二楚，送主管部门审定。不能怕麻烦，这是起导航作用的重要一步。最近我看郭峰搞“人口普查”，不但有大纲，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