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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广大的观众来说，电视是感性认知的载体；表达理性思维，本不是电视的长项。最后，我决定用“账本”作为符号，通过消费物价的降低和经济平稳增长来反映宏观调控这一一个大话题。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宏观调控”这个概念离他们太远，也太陌生，而物价则是他们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感受，几本家庭流水账无疑成为物价变动的最好载体和见证。这样，一个理论色彩非常浓的经济问题，被化解为普通老百姓可知可感的话题。
我的一位同事给我提供了一个例子——锦州市一对青年夫妇记了九年的“家庭理财薄”。我去采访，发现他们表达也不错，就把这一内容作为整个节目结构的主线。
我为这个节目制定的叙述原则是：“事”与“理”的统一。这个节目一方面要说“事”，它反映了我国（可能也是世界）经济史上顺利实现了一次最为成功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也要讲“理”，表明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同时，还要把“事”理论化了，而把“理”通俗化。“事”与“理”的杂糅，使观众在看“事”的时候，悟到的是“理”，而在悟“理”的时候，看到的又是“事”。这种理性认知与感性表达的统一，使理论问题的电视化不仅变成了可能，而且取得了成功。
任何一件好的作品，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新闻报道，都要有悬念、冲突和起伏。否则就很难让观众看下去。“家庭理财薄”为节目引入了一个很好的玄念，接下来的冲突和起伏便成为节目结构的难点。对于像特别报道这类节目的题材和形态，营造冲突和起伏的最好办法就是用对比的手段。
为了增加对比的丰富性，我就说“事”的横断面，在从微观的“家庭理财薄”到宏观的国家统计帐之间，又楔入一个中观意义上的（锦州）城市统计帐；同时，又就讲“理”的纵断面，在从中央发觉经济过热现象到采取措施之间，楔入一段历史的教训（经济上的“大起大落”）。这样，就如同在一个四边形中仅仅增加两条对角线，便可以分割出八个三角形一样，各种各样的对比便有了对应的基础，节目的动态和变化一下子便突出出来。比如，节目中青年夫妇对宏观调控实施前和“软着陆”成功后不同的物价涨幅感受是一种对比，（锦州）城市和国家统计帐前后的变化也是一种对比。同时，这三者同期的情况仍然构成一组对比。再如，老百姓对物价的感受与中央领导加强宏观调控的决心是一种对比，而中央政府以前治理经济过热的措施和结果与此次情况又构成了一种对比。对比，不仅增加了这一节目的深度，而且增强了节目的感染力和可视性。
大量的对比并没有搅乱节目的叙述线索，而是使结构层次更加分明。第一段落是加强宏观调控的背景；第二段落是中央所采取的举措；第三段落是“软着陆”的成果和启示。
在采访拍摄时，我努力使节目显得生活化。节目中虽然不乏高层次的学者、官员，更多的则是普通百姓。其中相当大篇幅是在居民家庭或农贸市场上采访的。对于这类节目，如此作法是冒了一定风险的。但由于所选择的这些点上事实包容度很大，与面上事实能有较为完美的契合，因而这种结构反而为节目增添了不少情趣。如“家庭理财薄”女主人打鸡蛋的场景，男女主人自然交流的对话，小商贩颇具感染力的叫卖以及国家统计局打印机急促的打印声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通俗，我还在节目中大量使用比喻。无论是在演播室串场、解说还是在采访中，都运用了各种生动形象的比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比较高深、专业的理论问题形象化。节目标题中的“软着陆”就是一个比喻；再如，把经济过热比作开快车，把经济的大起大落比作急刹车，把“软着陆”比作点刹车，用电水壶和电子保温壶形容调控机制等等。
由于前期准备非常充分，采访时思路又很明确，所以后期编辑很顺利，没费什么力气节目就编了出来。特别报道组在看这期节目时，大家都很兴奋，认为对普通观众而言，这个节目算是比较“好看”的；而就专家学者来说，它有是比较“耐看”的，可以当作样片供其他编导学习。特别节目这时已定名为《中国之路》，共14集，我这期节目原本是比较靠后的，因为制作顺利，袁主任把它排在了开篇之后，成为整个系列报道的第二集，取名叫《成功的“软着陆”》。
因为《中国之路》是台里迎接十五大的重点节目，所以杨伟光台长要亲自审节目。对此我并没在意，以为这种成就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曾想，杨台长看完节目后，却没有签字。他承认这是个好节目，但内容太敏感。
众所周知，这次宏观经济的各项举措基本是朱镕基同志具体操作的，他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可谓功莫大焉，但他的职务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十五大之前播出这样一个节目，是否有为他“歌功颂德”的嫌疑？尽管我一再解释，这是以江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集体智慧和功劳，但杨台长还是说有些问题他把握不好。
就在我感到绝望时，杨台长拿起了桌上的红机电话，他直接致电朱副总理办公室，说我们制作了一期关于宏观经济调控的节目，但有些政策上的问题我们把握不好，首长能不能看一下。朱镕基办公室很快回电，说朱副总理同意看，让把节目尽快送来。
杨伟光台长让我把节目马上复制一盘家用录像带，然后派他的秘书同我一起到朱总理那里送节目。
朱镕基当时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西北角的国务院办公区，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接待我们的是朱镕基办公室秘书郑朝曦同志，他说朱副总理正在开会，请我们把带子留下，他来转交。我说，这个节目等着播，时间很紧，希望首长能尽快定夺。郑秘书笑着说，放心吧，朱副总理肯定不会误你们播出的。
其实我没抱多大希望。给总理送带子是8月24日，特别节目25日要播出首集，按计划我的节目是第二集，在26日播出。对于一个日理万机的副总理，可能这么及时看我的节目吗？而且即使他看了，如果有意见，我也需要时间修改呀。所以，我叫袁主任还是别对第二集播这个节目抱任何希望，先准备一个别的吧。
8月26号上午一上班，巧好遇到主持人白岩松从楼里出来，他一见我就说，孙杰，你小子博了个大彩，今晚播你的节目！
我惊喜地问，节目审回来了？
白岩松说，怎么，你还不知道，昨晚朱老板那就给台里来电话，说朱副总理对节目很满意。你小子一个字都不用改，省大事了！
《成功的“软着陆”》于1997年8月26日作为《焦点访谈》特别节目如期播出。
在《焦点访谈》历史上，这是第一个由朱镕基同志亲自审定的节目。此后，在我的记忆中，朱镕基还曾在播出前审定过新闻评论部的两个节目：一个是在1998年月3月“两会”后，《新闻调查》就新一届政府机构改革的报道；另一个是同年9月，《焦点访谈》关于安徽南陵县鹅岭粮库调粮补仓欺骗朱总理的报道。
《成功的“软着陆”》播出后不久，中央电视台的经济部也想就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成功制作一个大型系列节目，杨台长建议他们看看《焦点访谈》的那个节目，说这个节目很好，朱总理都亲自肯定了。
再后来，一份由广电部和中广学会颁发的获奖证书送到了我手里：“《中国之路（第2集）》荣获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97电视新闻奖评论类一等奖”。（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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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舆论监督〃遭遇〃政府行为／叶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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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的媒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焦点访谈》挟带着大量的批评性报道出台，绝不是偶然的，这恰恰是中国改革到了拥有足够自信之后必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在这十年里，时刻关注各级政府在执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政策时出现的种种问题，关注由于各种政策、法规的执行偏差给老百姓带来的疾苦，在环境污染、非法强行征地拆迁或补偿不合理、国有资产流失、职工权益受损、教育乱收费、拖欠农民工工资以及干部违法行政、司法审判不公等问题方面加大了监督力度，使《焦点访谈》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增强了节目的权威性、战斗性和可视性。这也恰恰是《焦点访谈》十年来长盛不衰的魅力所在。它的直面丑恶、仗义执言，不仅老百姓欢迎，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鼓励，
然而，即使是中央媒体，即使是央视的名牌栏目，介入到一些诸如反映民生民情的新闻事件中，势必会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发生联系。由于当地的个别领导对舆论监督有抵触情绪，认为是给领导添乱、找麻烦、给政府〃捅娄子〃；或是因为触及了特定群体的利益，而得不到地方政府的配合，相反其可会采取回避、不如实相告甚至不合作态度，还有的记者刚到采访地，讲情的电话、说情者就纷纷找上门来，使舆论监督面临重重困难和障碍。这就需要我们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留心捕捉隐藏的细节，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能力，机智巧妙地与之周旋。也就是说，当政府作为监督对象时实施舆论监督，既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又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和分寸技巧。
帕萨特“泄了密”
记者陈远达、吕少波在2003年夏天接到了一个群众发来的举报信息，只有简单的几个字：自家苦心经营的修车铺被乡政府50多万的修车欠条拖垮了。经了解，这个修车铺的主人是一个下岗工人。含辛茹苦经营起来的小店倒了，便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记者立即赶至那个贫困乡县。当时考虑的更多的还是关注特定社会形态下人的命运。经调查，不仅这个人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记者了解到，还有几家饭店、宾馆、煤店的经营者有着同样的经历：自家经营的店铺被欠债不还的乡政府拖垮了。把这些事实收集到了之后，接下来碰到的问题是：乡政府欠巨额债款，是没钱还，还是还不起？以老百姓的身份和当地政府接触，不是官员们在诉苦“财政紧缺，经济困难”，就是态度冷漠，如果正面交锋显然也会受到“非暴力不合作”的礼遇。于是，远达、少波决定客串一回侦探，收集一些旁证。他们发现，每到饭点，政府办公室、食堂几乎空无一人，而附近饭店，宾馆，洗浴中心却是人头攒动，处处爆棚，向服务员一打听，几乎全是当地的政府官员。这一信息的采集是当地吃喝风气兴盛的一个生动体现，然而，对于乡政府的立场、态度，似乎还缺少有利的佐证。在乡政府院里转悠时，记者发现满眼望去全是一排排名贵的汽车，对车颇有研究的吕少波发现，其中还有好几辆帕萨特1。8T。这种型号的车是98年才上市的，而那一年恰恰是乡政府向修车铺钱打欠条的年份。这一重要的细节对县政府是“没钱还债还是有意赖帐”，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明证。站在县政府宽阔的大院里，看着眼前一幢幢宏伟的建筑群，气派的名车，铮亮的“为人民服务”的横匾，再想想被拖垮的百姓们破旧的住所，贫苦不堪的生活，感慨不已。于是，《有钱买车，无钱还债》出炉了，并且被评为了2003年“焦点访谈”第三季度的金奖。〃当画面从豪华别墅的镀金扶手摇向风雨中的茅草屋，镜头自己就可以说话了。〃正如美联社著名记者卡蓬说的，看过这期节目的观众无论是否记得这个故事，相信其中两相悬殊的强烈视觉冲击，会很长时间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土布花衣裳成全了一个“卧底”
赌博，是一些地方长时间以来存在的社会现象。2003年1月，记者孟克在群众来信中发现，湖北荆州市盛行赌博，赌博机、六合彩、麻将在街头小巷随处可见。和摄像刘文赶到湖北后，发现这里的赌博比想象中的还要普遍得多。走在大街小巷，人人都在议论赌博，就连小孩子也能有板有眼的说出上一期六合彩的结果。当地还出版了各式各样的民间报纸分析各种赌博活动的行情。同时，这里的赌博场所也比想象中的要隐蔽得多。尽管是每一个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但由于举报人采取了匿名身份，没有人告诉记者这些赌场究竟隐蔽在哪里。即使是出租车司机也因为记者的外地口音，不愿意惹麻烦而缄口不提。呆了好几天，没有找到一家如举报群众所说的赌馆。采访陷入了僵局。孟克、刘文一度产生了想撤的念头。但出发前举报人说的“每周四很多小菜市场都有六合彩赌博活动”又让记者很不甘心。如何消除当事人的警惕和排斥呢？环顾四周，孟克灵机一动。于是，周四下午，她穿着一件当地妇女盛行的土布花衣裳，啃着甘蔗，以外地生意人的身份再次挺进菜市场，没有了来自四周的警惕和疑惑，记者和镜头一同记录下了赌场里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情景。
如果说单纯的展示赌场情况，或者对赌迷的心理做出分析，采访任务应该算是大功告成了。而记者更为关心的是，面对这一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活动，政府是怎样的态度？当地赌风的兴盛和执法机关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硬闯显然也是不明智的。于是，记者以普通百姓的身份打电话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检举。之后记者发现，几个电话里提供给官方的赌博场所里并没有出现任何执法部门的人，而店里的经营者像是接到了某种信息，悄悄地把老虎机等国家明令禁止的赌博机器从店前搬到了店后。记录下这一切之后，记者亮明身份出现在政府部门，请执法关配合进行调查采访。等到执法大队再领着记者去街头巷尾参观时，曾经出现过的一幕幕场景已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节目中虽说没有明确指出执法部门与当地赌风兴盛之间的联系，但看过节目的人不难猜到这其中执法机关的渎职、姑息甚至是内外勾结。正是由于记者的巧妙设计、推动，把这一隐性的、背后的关联视觉化了。
“拉网式调查”之后
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凡被媒体曝光到的当地领导都会迅速召开专题会，有关部门组成工作组，在当地刮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专项治理斗争〃。似乎都在相互比赛似的，反应一个比一个速度快，整改措施一个比一个态度坚决，而且都急于将〃专项治理斗争〃的〃成果〃向上汇报。
新华社在2004年2月9日对河北省文安县用再生塑料生产食品袋进行了内参报道。记者范本吉、朱邦录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准备也针对这一现象制作一期节目。和新华社记者取得联系后，对方告诉我们，报道出来的第二天，在河北省委省政府的督促下，文安县委连夜召开常委会，并迅速做出了整改，根据反馈回来的情况看，这一现象在当地已经基本杜绝。按照他们所说，这个节目恐怕是做不成了。由于文安距离北京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记者决定亲自赴实地调查一次。到了文安县，有关领导向记者介绍了当地如何进行全面检查的政绩：自内参发表后，惊动了许多领导。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作出批示，河北省和廊坊市都派出督察组下到河北文安，进行了“拉网式”的调查。如今已经这一现象已经治理得差不多了。经过这次检查，群众的觉悟也有了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