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线人就是这样，它先是在南海被抓，又因为口袋里实在没什么油水，于是广东湖南的收容部门就废物利用，把这样的“人”一车车批发到湖南的许多农场、茶场去干活，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去干半年的活！这样的劳动力基本上是不需要任何成本的，每个人只要交50元，所以在一家茶场，茶场的人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这就是奴隶，21世纪的奴隶！
拍完这部内参片子我还想，在以后拍片的经费里是不是也应该加上办暂住证的费用，这样比较符合国家的法令，也会省去将来万一那位兄弟被抓紧去以后赎人的费用。当然此为不成熟的想法，大家可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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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与劣之辩／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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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货市场看洋货》节目播出前后，关于假货与劣货之间谁更可恶的争辩在周围同事之间时有进行。本来是无可辩之辩的问题，之所以辩，一方面是因为劣的危害是直接的，假的危害是隐性的，买假之人甚至还可以体会到假的好处，如本人手腕上佩带的手表，吕少波夫人提的皮包，司机牛师傅穿的T恤，（这本来都是为了拍摄需要而不得已为之购买的，现在却在忠实的起着该起的作用），当然天性使然，凭空地多添了些没必要的解释，不想总怕台纪委的同志，什么时候来摆一道阔气名牌的来历。
说起来，假与劣之辩，还是从目前的现实引发来的。天津洋货市场的假货多，多到只要去过的人没有不留下深刻印象的，而且这种假你在全国的许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它的踪影，就连北京你也可以一二三地点出几家大的市场。难以遏制的原因，从需求上讲，跟一些老百姓的买假态度有关系，花上不多的几个钱就可以享受一把名牌的待遇，这对于许多羡慕名牌，又对名牌价格不敢恭维的人，未尝不是好事，这种观念作祟，一些管理部门的态度就成问题了。他们对于市场的情况尽管心知肚明，就是不下力气去抓。拍片过程中，当时为了拍到有关部门知假不打假的态度，还很是费了一番脑子，设想的几套方案都没敢用，结果打发司机牛师傅冒充农民去投诉，取得的效果意外之好。正是因为这种知假买假的投诉是惟一的一桩，再加上牛师傅憨厚的外表，把管理部门的人搞得哭笑不得，直截了当地训斥他了一番“不知道洋货市场全是假货，没真货吗？”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更有甚者，管理人员还直接与售假的市场通上了电话，答应马上可以退货。其对市场售假情况的门清可见一斑（当然这种算计人的段落让孙玉胜总编痛下杀手了）。
现实对假货的司空见惯，还闹出了一则听来滑稽的笑话，说是某某领导人的夫人在洋货市场转了一圈后，也十分感慨价格的便宜，结果光假表就买了好几块。这则笑话的真假姑且不论，我认为如果有这事，那么这位领导的夫人不管买假表干什么用，这都说明，领导和他的夫人最起码还显得廉洁朴实，比陈希同要强多了，在手表上需要贪这种便宜，这让老百姓陡然感到和领导毕竟近了许多。当然这也不一定就能说明什么问题，想想18世纪的欧洲贵妇们在有了价值连城的手饰后，也常常是要订上些假货，而将真货束之高阁的。由此看，假的只要似真，还是有些用途的。
劣货则是人人感到难以容忍的，入口的食品当知道是劣货时，常常会让许多胃口好的人做起呕来，当然呕与不呕也要根据经济实力而定。就拿蔬菜来说，谁不知道农药残留严重超标，谁不知道肉食中的激素过多，可又有多少人每天是在超市堂而皇之的买贴有放心标签的？对于多数人来说，每当下班时间农贸市场红火的买菜割肉场面，让人真真地感到了许多劣货之所以源源不断，因为需求是无奈的，痛骂归痛骂，隐忍的最好办法是不去想，吃着就坦然多了。
由此看来，伪与劣、辩与不辩，原本就是大病之后谈病感，都是无奈。但社会毕竟要向前发展，WTO入世后的经济秩序毕竟要不断整顿，尽管现在欧洲人拒绝超了标的茶叶，我们还喝得津津有味，欧洲人拒绝了含药物成分的蜂蜜，我们还在作为补品。总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讲究起来。
说到归齐，甭辩了，该打的还得打几个，尽管被打的不服气，但谁让你是倒霉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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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买房／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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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温馨的家首先得有个稳固的根据地——我以为这是指一套房子——所以一直想拥有自己的房子，可以很“小资”地摆喜欢的沙发，挂喜欢的窗帘，在楼下看见窗口的灯光时可以很放心地说：那就是我家的——采访中众多购房者都有着类似的梦想。他们想在深圳安个家，下班后一家人能够轻松地聚在一起——他们努力工作，辛苦赚钱，然后把这血汗钱投向他们的理想家园。他们从没想到：从交定金那一刻起，他们便成了人家砧板上的一块精瘦肉。购房者步步设防，却着着失算，但现实中的消费者始终没发现自己钻进了别人早已设好的圈套，直到节目中那位卖过房子的知情人道出原委。
那位知情人出现得十分偶然。我们在网站上登出了征集广告，那位知情人碰巧腿摔伤，无意中上网看到广告，给我们发来邮件，于是就有了这个节目。节目播出之后，我最怕他被识破，到现在我仍然十分钦佩他站出来的勇气，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在做一件与整个行业为敌的事情。刚开始，他似乎没有预料到这个危险，非常坚决地要求出图像，但是审片时孙总强调：不能轻易暴露给予我们帮助的“线人”，因为这样会置他们于危险之中，这样的危险有时候举报人自己不一定能意识到，但我们要有这个意识。于是，这位知情人始终被盖在一堆马赛克之下。
采访中，他很少激动，只是平静地叙述，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解释似是而非，他只是说他觉得应该这样做。几天之后我们熟起来，他才告诉我，有好几次当初的购房者在街上认出他，拉住他不让走，说他骗人——他说他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种结果。在言语之间，他透露出一种复杂的情绪，隐约还能感到他的犹豫，他反复说他现在这样做了，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后悔。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当我们动身去深圳的时候，他就注定没有后路可以退。
这位知情人告诉我们：“山水居的事集中了所有的欺诈行为”。我们后来在深圳市国土规划局的采访却证实这种说法纯属幼稚无知。国土局一位领导在给我们推心置腹的时候说：其实山水居的事在深圳根本算不上什么，比它严重多少倍问题的不知有多少，只不过没被反映出来。可就是山水居偷梁换柱、伪造证件这种种小儿科的行为，也让普通购房者防不胜防。现在山水居的业主们每天都被房子问题困扰，他们确实拿到了房子，但拿到的房子并不理想。这种痛苦就好像娶了一个不称心的老婆或者是嫁了一个不如意的人一样，远不如当初单身汉的快乐多，最起码单身汉还可以想象自己的老婆如何美貌、如何多情、如何那个那个，受了骗的业主却只能对着这个黄脸婆发呆，只要这房子还能住，好歹也就是她了——谁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和开发商玩法律游戏。
现在买房子更像赌博，运气好麻烦少点，不走运也不用说倒霉，因为倒霉的属于绝大多数。为了做这期节目，我们先后了解了三个省份不同特点的骗销个案。他们要么交款七年至今没住上新房，要么住进新房却成天修修补补，不用修修补补的却发现自己的血汗钱都钻进了别人的腰包，所有的事充分证明了一个老商业工作者（我妈妈）的精辟论断“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
纵观三个骗销案，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公式：一流的广告宣传＋所谓便宜的价格＋期房＋一知半解的购房者=商品房销售欺诈。
所以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去看房产广告；如果你恨一个人，就让他去买期房……嘻嘻，效果真的会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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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解”而做／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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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四川省威远县拍摄《三联公司为何解体》一片之前，我从来没有涉足过此类题材，所以心里没底，便征询制片人的意见。制片人说，尽管已知的信息还很少，但他感觉这个题材很有冲击力。于是，便有了我和邢旭东的威远之行……
“人”字，一撇一捺，头略为上昂，显示出人的不屈和尊严。当年仓颉造这“人”字时，想必本意也是如此。然而，现实社会里活生生的人却并不尽如那纸上的“人”字，迫于种种无奈，往往不得不屈尊。
在我们到达威远县的当天下午，有两人来访，说是反映情况。其中一人自称是“三联公司事件”最大受害者——国有企业威远瓷厂的下岗职工，他指着同伴说：这位是瓷厂的工人“王师傅”。可是，从他们掌握的内幕和提供的材料上看，很难相信他们只是下岗职工和普通工人。进一步追问，他们依然不肯透露真实身份。
以后，那位“下岗职工”又多次来找过我们，但总是神秘兮兮的，每次待我打开房门后，他都要先问上一句：里面有别人吗？在得知没有外人后才肯进屋，临进屋前还总要向外张望一番，搞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在我们谈话过程中，有时服务员进来送水，他也会显得很紧张，总怕碰见熟人。好在这些服务员都是乡下招来的，自然不会认得他这个“城里人”了。直到我们在威远的采访全部结束了，这位“下岗职工”和“王师傅”也没有向我们公开他们的真实身份。尽管如此，随着采访工作的进行，罩在他们身上的神秘面纱也渐渐地被揭开了……
一天，我和摄像老邢到威远瓷厂采访，得知厂领导在开会，我
便去会议室。在那些厂领导里，竟赫然坐着那位“王师傅”，当他的目光与我相遇时，便赶紧避开我的直视，装出一副与我素不相识的样子。在老邢拍空镜时，我抽空在厂办公室里转了转，猛然间，我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我面前一闪，躲进了一间办公室里，正是那位“下岗职工”。后来在采访工人时得知，这位“下岗职工”是厂里的头头。再后来，这位曾夸下海口要用全威远县最高级轿车送我们去县政府采访的“下岗职工”，在得知县主要领导对我们的采访持抵制态度以后，便再也没有露面了，而我和老邢依然还是挤坐在一辆人力三轮车里，照旧昂首进入了县政府……
在三联公司事件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威远瓷厂的领导和干部对我们的采访尚且如此谨小慎微，遑论他人。在我们的采访对象中，上自县领导，下至普通职工，要么有口难言，要么话虽出口留半句，更有甚者只用手指着财务账目向我们打哑迷。由此可见，三联公司这件事牵涉的幕后人在当地是多么的权高位重，面对这样的采访对象，记者又能怎么样呢？理解，也只能理解！
由于受数千年封建统治积淀的影响，使得不少国人仍然习惯于人微言轻的地位，习惯于他人“为民做主”，却往往忽视或不敢于“自己做主”。当他们受了冤屈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时，往往会把自己的一切包括命运，依附于一种寄托乃至于一种虚幻上面。从古至今，中国的老百姓对清官的感情分外深厚，正是渊源于此，这也是我们《焦点访谈》备受欢迎、备受信赖的根本所在（尽管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也是无能为力的）。这种信赖，要求我们对那些不敢直言的当事人和“地下工作者”予以理解，惟有理解也才能使我们以一种平和、客观的心态从事这项工作。平心而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陷，都有敢怒不敢言感到不平衡的时候，我如此、你如此、他如此、社会也如此；惟其有缺陷，惟其有不平衡，才使你我他、大家和社会有了促进平衡和完美的基础和动力。在这一不断切除人性与社会弊端的过程中，尽管《焦点访谈》不是实施手术的“刀子”，但我们可以做“磨刀石”，虽然自己切不了什么，却能使“刀子”锋利，也可以使弱者活得更像“人”……
1997年8月20日，《三联公司为何解体》播出的当晚，威远县的一位副县长打来电话对我说：县政府的主要领导看了这个节目后，认为那位在前台一手操纵组建三联公司的县经委主任是不称职的。
该片播出的第二天，“下岗职工”在电话里说：感谢《焦点访谈》为维护广大职工的利益所做的工作。
在以后的日子里，来自威远县反映情况的电话依然不断，诸如某个企业为逃避债务实行假破产了等等……
对于这些告状，我无能为力，因为我和周围的同事一样，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仅此而已。但愿那些告状的人也能理解我，真正的理解从来都是双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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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载的代价／黄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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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载酿大祸》这期节目播出后，很多观众打来电话，说问题抓得准狠。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当时，主要也是为了配合2002年5月11日的全国交通安全集中宣传日，而选定了这样的题目。
其实，这几年来，汽车超载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而由超载引发的车毁人亡的交通事故也比比皆是。在采访中，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违章超载的司机固然可恨，但更多的却是可悲和可怜。在京津塘高速公路上发生的40多辆汽车追尾的事故中，超载的大型货车是主要的肇事元凶，基本上都是他们把别的车给撞了。这起事故中，有4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但主要也是货车司机。从结果上看，他们是害人者，或者可以叫他们“公路杀手”，同时，他们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伤亡最多，损失也最大。
这种大货车超载带来的危害在节目中已经说了很多，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地超载呢？节目中说的很少。一方面，受节目篇幅影响，另外，我也不想在几亿观众前，为他们的违法行为找理由。
说实在的，货车的超载也确实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现在，由于运输行业竞争激烈，大家竞相压价，使得运费越来越低，从河北拉一车煤到天津，如果不超载，20吨运费才400多块钱，这400多块钱扣除过路过桥费、油费、税钱和司机（一般是两人）的饭钱，就所剩无几了，如果再加上车辆损耗和养车的一些费用，肯定是亏本的。另外，运管、交警等执法部门还不时地会找些理由罚罚款，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超载能行吗？！所以，10吨的车要拉到20…30吨，20吨的车就拉到了60…70吨。
这样的情况，绝不仅仅在天津，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有的地方更为严重。所以，大家一直说，超载问题难解决，难在什么地方呢？关键是司机们没有钱赚，否则，谁会拿着自己的生命不当数。
做完这期节目，我没有想到有什么高妙地办法解决超载问题，公安部门出台了严厉的法规，课以高额的罚款，超载却越来越多，不仅个体司机们超载，一些国营运输企业也超载，甚至，一些货车生产厂家为了方便司机的超载，在车辆出厂时，就给安装了超高的马槽帮和轮胎水箱、加厚了车身的钢板，超载成了一种社会行为。在采访的时候，天津的一些交警在私下对我说，以前，他们抓超载，纠违章，还比较积极，但是，后来，几乎80％以上的货车都超载，这就让他们没辙了，总不能每辆车都拦下来处罚吧，干脆就放行，只要你不出事，警察也不找你。最后就形成了超载越抓越多的局面。
这说的是货车的超载，而客车的超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