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20日，北京酒仙桥医院非法使用“二号管”的节目播出了，可是从此以后一想起这期节目我心中总是感觉堵的荒。为什么那些本应该是“救死扶伤”的大夫们会做出这样的事！这一切难道都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都是社会的变革自然而然出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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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鸭与感悟／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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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有朋友问；在《访谈》这么久；肯定有不少有意思的事吧。每逢这时候；看着对方好奇的眼神；我常常语塞；不知从何说起。或许我们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挺有趣的；只是这些事几乎每天都要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烤鸭好吃；天天吃；也就不觉得有味了。
五年前刚来《焦点访谈》的时候可不是这样；那时也和我现在不少朋友一样；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当时的访谈已经天下扬名、妇孺皆知了；一个〃新来的〃；初来乍到18天就赶上了最能唬人；也最体现评论部个性的〃二五演〃；全新的机制；全新的人际关系；在这里下属可以肆无忌惮地开着领导的玩笑；而没有秋后算账之忧；让我这个自以为已有八年新闻从业经验的〃老新闻〃开了眼；所有的一切既陌生又新鲜。
从来没吃过烤鸭；吃第一口的时候；总是美滋滋的；并且充满着更多的期待。
缘起
与《焦点访谈》结缘还是因为一个电话。电话是崔永元老师打的。当时已经是中国大陆TalkShow第一人的崔大腕问我这个从前的小同事愿不愿意到评论部来。
尽管身边已经有一些同事先后到了央视；进了评论部；进了访谈；但自己还从来没动过这个念头。我以前那份工作还不错；大学毕业后就分到那家中央级新闻单位；各方面情况一直都不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估计三十岁以上的人都能理解；多年的传统教育让我们都非常看重铁饭碗的金贵。
老实说；那个电话确实把我折腾得够呛。那几个晚上虽说不上不眠之夜；也是辗转翻侧。幸好当时就业形势没有现在这么严峻；否则的话还不知道要再折腾几宿。
最终让我下定决心的是似乎不相干的一件事。我们那儿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编辑，当时心思一动，一想那就是我二十年后的样子，真有点不寒而慄，还是趁年轻再折腾一下吧。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的同事包军昊也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我们俩不谋而合双双辞职到《焦点访谈》又做了同事。不夸张的说，我们以前那个节目组对访谈的贡献还是挺大的，先后有王同业、法展、小包和我四个人到了访谈，还有三四个人到了评论部的其它部门。
起初崔老师是准备介绍我们到时空报道节目组的；结果阴差阳错进了《焦点访谈》记者一组。
进了访谈大家都明白；甭管谁介绍的；关键还是练活儿；节目做不好；就是天王老子；也没脸呆下去。
还好；这一呆就是五年。
感谢崔永元老师。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他。他确实有魅力；一个电话就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亲历
焦点访谈这么多年一直深受上下喜爱；倍受各界重视和瞩目，上至中央领导；下到普通百姓都给予访谈莫大的支持和肯定。于是；但凡有重大事件发生；焦点访谈更是当仁不让；首当其冲。
访谈的常规节目多是编导、摄像单枪匹马、单打独斗。而重大事件的报道则是集中了访谈的优势兵力，进行大兵团作战。这几年，我有幸多次参与了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比方说，批判法 轮功的报道，我驻南使馆遇袭事件的报道，十六大报道以及几次两会的报道。这些报道基本上都是由专人提出策划方案，然后前后期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由于重大事件的报道，时效性比较强，一般都是头一天商量方案，第二天分头工作，当天下午就要编辑、合成、播出。由于各个环节丝丝相扣，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可能影响整个节目的顺利播出，所以这时候反倒比做常规节目压力大，谁都不想关键时刻掉链子。
每次参与这样的合作都能感受到访谈的团队精神和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的强大战斗力。常常在一天忙过之后，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吃盒饭，相互开着只有自己人才能明白的玩笑，一边看着辛苦一天的结晶在顺利播出，可以说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此了。
有的重大事件的报道要到外地、到事件现场去采访，我有幸参与了王伟撞机事件和我国首次载人航天发射的报道。记得2001年4月，我和同事王守城两人在海南陵水基地的一间医务室里整整呆了半个月。白天有工作，时间还好打发，晚上就有点难熬了。电风扇一吹一宿，还是架不住酷暑和蚊虫的袭扰。
最难受的是在海上，当时我们乘坐我军一艘猎潜艇出海搜救王伟，海浪太大，连我海军士兵都扛不住了，跟着我一块吐得不亦乐乎。吐得人都快站不起来了，可工作才刚刚开始，还得硬撑着去采访、出现场。最好玩的是，我晕船的时候，守城一点没事，一边笑我，一边扛着机器到处拍摄。可下了船，看着自己拍的船行进和海浪的镜头，守城不行了。
神五发射的时候，我和同事邢旭东可以说是距发射架最近的电视记者了，大概也就七、八百米，安全距离应该是三公里左右。不是我们不怕死，而是航天城人言语间的自信影响了我们，人家杨利伟都不怕我们还怕什么。
虽说对发射充满了信心，可是我们对发射过程中的知识是一无所知。记得倒计时过后，一声巨响，从底座冒出白、黄相间的烟雾，还有一股呛人的味道，过了几秒，火箭才冲了出去，箭体上还掉下来不少东西，当时就听老邢说，“完了，完了“，嘴上说着，可机器一直没停，直到火箭看不见了，我们才知道发射成功了，刚才那一切都是正常现象。值得高兴的是，由于是顺光，距离又近，所以我们拍到了迄今为止最漂亮的神五升空的镜头。
焦点访谈出头露面的往往是主持人、记者，而观众看到的那些优秀的节目、精彩的画面都是幕后一批出色的摄像记者拍摄而成的，他们的名字虽然不为人所知，但一个好的作品没有记者和摄像的精诚合作是不行的。
据说做烤鸭也有许多道工序，最后食客享用的美味就是各个工序共同努力的结果。
体验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焦点访谈十岁了，我在访谈也已经五年了。或许最初的新鲜早被习惯所代替，曾经的风风火火，年少轻狂也被沉稳取代，就连烤鸭也不觉得有味了。
但烤鸭毕竟是烤鸭，千百年来它都是我们饭桌上的一道美味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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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刮脸事件”／喻晓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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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老子打儿子，那是天经地义，老子生了你，养了你，难道还不能打你？后来，为了表示对老师的尊重，有了这么一句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下闯了大祸，有些老师按照这个逻辑认为，他打学生就如同老子打儿子，也是理所当然。据某权威机构对全国中小学教师的一项调查表明，有66。7％的教师认为，体罚也是一种教育方式。这下好了，学生到学校是来受教育的，要是不幸碰上了这66。7％中的任何一位，体罚也就难免了。古人到底有古人的局限，他们罚学生，不过就是打打板子，面壁思过之类的小儿科，而如今有些老师真是敢想敢做，罚学生罚出了创意，像安徽淮南的李蕴英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仅仅因为学生好奇，看了学校的演讲会，不小心推开了演讲会的大门，她就硬逼着九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当众用刀划破自己的脸，不见血还不罢休。李老师的说法是，这些学生脸皮太厚，要用刀刮薄些。
受伤孩子的家长都是煤矿的职工，有的下岗，有的伤残，日子过得都不宽裕。他们苦巴巴地熬着，就指望着孩子能争口气，奔个好前程。以前，孩子也经常挨李蕴英的打，家长说，只要不过分，我们还感谢老师，她帮我们教育孩子。偶而发现，孩子手臂被打青了，头上被打肿了，家长还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咽，埋怨孩子不听话。家长的宽容，纵容了李蕴英的粗暴。直到“刮脸事件”发生后，看到孩子血淋淋的小脸，家长才忍不下去了。最初，他们只向学校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李蕴英和校方在全校范围给孩子道歉，澄清事实。因为事发后，老有同学在孩子身后指指点点，孩子已经不敢去学校上课了。学校却说这是扩大影响，没有必要。僵持几个月后，家长去请教了律师。律师告诉他们，李蕴英的做法，已经侵犯了孩子的人格尊严权，按照法律，他们可以要求精神赔偿。于是，家长在坚持道歉的同时，提出了每个孩子五万元的精神赔偿。于是，学校说，这些家长归根结底就是要钱，这个价格太高，我们赔不起。第二轮的谈判又僵持了几个月，仍然没有结果。孩子不敢去上学，家长急，学校没诚意，家长气，虽然是又急又气，却是无可奈何。后来，安徽省的一个律师事务所主动提供法律援助，六名家长终于将李蕴英和校方诉诸法庭，这起“刮脸事件”才被披露，这时，据事情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年。
我见到了七名被迫刮脸的孩子，五名是女孩，都是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让他们回忆往事是很残忍的事，孩子们最后都泣不成声，哭成了一团。要不是职责所限，我也跟着一起哭了。我不知道这件事带给他们的伤害有多深，他们的家长说起来就掉眼泪。刮脸事件发生后，孩子们经常做恶梦，晚上都会哭醒。女孩姜维玲的妈妈讲了这样一件事，她带孩子上街买衣服，正在讨价还价时，孩子突然扭头就跑，抱住了一个陌生人的腿，还冲着她做手势，让她别作声。她转回头一看，眼泪就下来了，在不远处，孩子学校的老师在那儿，虽然不是李蕴英，但孩子已经吓得不行。类似的事情每个家长都能说出几件，他们说孩子变化大了，变得胆小，不爱接触人，变得暴躁，容易发怒，变得不爱读书，害怕学校等等，这些变化让他们的家长揪心，总觉得是欠了孩子的。那天结束采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几个孩子坚持要送我们到巷口。小女孩周文推着他爸爸的自行车，深一脚浅一脚的在前面领路，那辆车有她大半个人那么高，姜维玲紧紧地攥着我的手，还争着要替我拎包。我能感觉得出，他们信任我，对我怀着希望。这让我很惭愧，对于他们的痛苦，我无能为力，相反，为了完成采访，我强迫他们去回忆，让他们又经历了一次痛苦。我只有祝福，希望这些孩子别再受伤害，轻轻松松地成长。
说了这么多，不能不说说李蕴英。很多同仁听说“刮脸事件”之后，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她是不是有病？确实，像这样的事，很难相信是正常人所为。当初，我们和学校接触时，就提出希望采访李蕴英。和学校软磨硬泡了两天，最后，那个校长特别诚恳地对我们说，我们实在不知道她在哪儿，况且，万一她压力太大，有个三长两短，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能作罢。李蕴英伤害了九名未成年的孩子，她受到的惩罚是“开除留用”。我不知道这个“留用”如何理解，是不是等风头过了以后，李蕴英又要重新走上讲台呢。学校对这件事的态度很暧昧，一方面，迫于压力，他们要说些义正辞严的话，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家长不该把事闹大，实际上，他们对家长比对李蕴英更恼火。学校的一些老师则对李蕴英充满同情，认为她是好心办了坏事，其实这件事算不了多大的事，是“闹”大的。采访中，我们得知了李蕴英的一些事情，她中年丧夫，十年来，带着一个儿子过活。当然，不能因此就说她有病。另外，她的丈夫据说是因为她而死。十年前，李蕴英就经常体罚学生，一个学生被她打的小腿骨折，家长吵到李蕴英家中，结果李的丈夫一气之下，脑溢血发作，抢救无效死亡。这事是真是假，我们没深究，替孩子们打官司的律师据说进行了调查，拿到了相关证据。李蕴英有没有病，那要等医疗部门鉴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她早已失去了作为老师应该具备的正常心态，而这种失常与她个人的素质和所处的环境有关。
节目播出后的一个星期，我接到了家长的电话，说法院的判决下来了，要求学校和李蕴英道歉，另外，每个孩子赔偿一千元，问我怎么样。我无言以对，要是孩子的伤害能用钱来补偿，那倒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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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采访随想录／陈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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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春夏之交，时隔两个月后，我和刘文再赴广东，虽然这次拍的是非典型肺炎，知道的亲戚朋友都千叮咛万嘱咐，周围的人都对我们躲之不及，可我发现我俩对“非典”总是很难集中注意力，反而像落下了毛病一般：那就是看到警察、保安和广东大街上特有的棒子队，第一反映就是——绕着走！
这里首先声明，我和刘文绝对是部里最为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出门在外绝没有任何投鸡摸狗的行为！可如实招来的是，自打2月份我俩拍了那个反映收容遣送的片子，我俩一到广东，心里就有点打鼓，因为我俩知道，虽然我们怀里揣的都是伟大首都北京的身份证，可在这里可都算是进城外来人员，一在广东无合法工作，二无那要命的暂住证，这要是一旦被查到，诸位兄弟可就只有到收容站去赎咱俩了！
关于收容遣送的黑暗，以前听许多人说过，但亲身经历今年2月份可还是第一次。
收容遣送制度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它开始于5、60年代，主要是收容在城市里的国民党残兵、城市伤残贫民。这是一种带社会福利色彩的社会救济行为，所以从那时开始，这项工作就一直由民政部门来负责。80年代，关于收容遣送的第一部法令颁布，这就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遣送管理办法》，这部法令规定在城市里流浪乞讨的人都要遣送原籍。收容遣送开始有了以限制公民自由为代价，来换取城市靓丽形象的作用。
到了九十年代某届政府的时候，国务院下了个通知，把“三无（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人员正式列为需要收容遣送的对象。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所有的中国人，包括那些以采访为名全国各地到处溜达的人们，理论上到任何地方（当然是城市，中国的农村向来是最开放的，来去自由）超过3天的都必须到各地公安机关办理暂住户口和暂住证！不然哪一天，在任何城市的街头碰上各种各样的“棒子队”，你都有不由分说被塞上“猪笼车”，遣送原籍的危险！
接下来就该说说“钱”的事了。这里您可能会问，这收容遣送跟“钱”有啥关系呀？实际上您想在我们这年代，各行各业哪个部门不都和那“劳什子”有关系呐，收容遣送自然也是一样！因为要收容要遣送那都要花钱，钱从哪里来？各地的财政当然都得往外掏，有往外掏的自然就有人要挣这笔钱，加上抓来了人，各种罚款、收费、外快自然也就钱出有门。
比如在广州捞一个人的明码标价是1500元！有高额的利润，各地派出所、执法对也就有了抓“三五”人员的兴趣。所以广州市收容所外只要每天一上班，你会看到斯皮尔伯格《辛德勒的名单》里的场面，一车车的“人”！没有犯任何罪的人！就那么一车车得拉进收容所，然后大家奋勇上去开始捞人，想尽一切办法捞人！没有人要的，或者捞不出来的，又一车车拉出去！那场面刹是热闹！
我们的线人就是这样，它先是在南海被抓，又因为口袋里实在没什么油水，于是广东湖南的收容部门就废物利用，把这样的“人”一车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