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只是要他跟潞城水务局，他新单位的领导请个假。
听说他后来在天津连吃三天海鲜，心满意足。
作为《焦点访谈》的记者，难免要采访各色人等。用什么样的心态跟被曝了光的人打交道，这无疑是门学问。通过与苗义河的交往，我觉得还是那句老话：以诚相待。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要用“三平”的心态来对待被采访对象。这“三平”是指“平等”、“平视”、“平静”。作为记者，应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既不能因为有些事情令人愤怒而产生过多的主观倾向，也不能因为面对的是达官要人而失去自我。跟苗义河这位基层干部，这位与自己曾经在采访中发生过冲突的普通人的交往，让我体会到职业记者更深的含义。
最近一次跟苗义河联系，听说他现正准备退休，家里的生活也都安顿下来了。原来他的爱人下岗，两个子女没有工作，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作为当时被拒绝的采访记者，后来跟他时有联系，成为了朋友，我觉着这是《焦点访谈》一个工作信条的结果，那就是：对事不对人。
％％％杜培武——死里逃生的蒙冤警察
1998年4月20日晚上八点多，昆明公安局的女民警王晓湘和昆明市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人枪杀在同一辆车里。王俊波的手枪也被罪犯抢走。案件发生后；昆明警方迅速组成了一个专案组，发现死者王晓湘的丈夫昆明市公安局缉毒民警杜培武有重大嫌疑，于是将其逮捕。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杜培武死刑。
杜培武在法庭上以自己没有杀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出上诉。
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处杜培武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0年的7月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杜培武无罪。
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为何又被判无罪释放？那是因为在此之前杀害王晓湘、王俊波的真凶落网。
杜培武显然是个悲剧人物。
一个无辜的警察，在一个什么样的前提下才能够承认自己杀过人，这是一个急需找到答案的问题。我的采访，不用多说，顺着调查一系列错误的产生而开始：为什么公安会错抓？为什么检察院会错诉？为什么法院会错判？正是这一连串的错误，导致杜培武错案的发生。
刑讯逼供是极易想到的答案。
问题是，情节怎样，证据在哪？
对杜培武的采访是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进行的。已患小脑萎缩症的他，坐在我面前，回忆那一个个惨不忍睹的场景。
“在刑警队的办公室，我经常被用手铐铐起来，吊在防盗窗的钢梁上”，他说，“当整个身体悬空的时候，不到一分钟基本上就会失去知觉。这一切，就是为了让我承认是我杀了他们。”
杜培武的回忆给我提供了进一步采访的线索和思路，之后，我在昆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办公室里拍到了令人恐怖的那些钢梁。
杜培武案的侦破经过了警犬识别、测谎仪测谎等技术手段，据说都推断他去过现场的杀人嫌疑非常之大。还有杜培武袖口上残留有开了枪以后枪药的残迹，而他腿脚上的一些泥巴的成分与发案现场的泥土的成分非常近似，所以依据这些“有罪证据”锁定了他。
但是杜培武没有做过案。
取得口供是破案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这是一般民警办案的心态，事实证明也是这样的。无意间，我看到了公安机关的一段录像资料，内容是杜培武在作案现场对自己作案过程的描述。
“在车上，你先开枪杀的谁？”录像中，公安人员问他。要知道，这些民警原来差不多都是杜培武的同事。
杜培武说“我把王俊波的手枪借过来，很长时间没拿枪了，我感觉挺新鲜，然后把枪拿在手里玩儿，后来我想，先杀谁呢，干脆先杀王俊波吧，因为他是我的情敌，他跟我妻子关系暧昧。我举起枪来就是两枪，把他打死在座位上。我的妻子王晓湘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哀求我说，你不要再杀人了，她说了一些哀求的话。我一想你既然和他好，那你们就去阴间相会吧，又给了她两枪。”
录像中，杜培武说这番话时，表情既丰富，又复杂。
看了那些录像，不由得你不相信他是凶手。我问杜培武，“既然你没做案为什么有这么真实的描述？”
“那是一步一步诱供的结果，”他说，“我编的故事必须跟现实发生的一样。我得按逻辑去编，我得按他们的提示去编。我编的内容，只能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真实，都是在想象中完成的。逐步靠近我原来的同事所认定的那种所谓真实的情景。”所以可见他在这过程中遭受的痛苦有多大。
事过两年，在医院，我还能清楚地看到杜培武两个手腕，两个脚腕很深的用手铐和脚镣磨过以后留下的疤痕。但谁都知道，留在他心里的伤痕，更是无法抹去的。
因为是警察，杜培武知道自己的权利。他利用所有的可能为自己讨公道。
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上，杜培武当庭拿出一件血衣，用以证明自己无端地被刑讯逼供。但令他失望的是，当他千方百计地保留下一个对他十分有利的证据，又想方设法带到法庭上时，审判长的态度几乎令他绝望：“交到法庭上来吧”，之后，便没了下文。
“我当时真是与哭无泪啊，”杜培武说，“我感到，面对不公的司法，我个人显得多么渺小。”
既然血衣这样的证据未被法庭采信，杜陪武想到了，他在看守所时还被拍过照片。
那是刚刚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由于在刑警队被反复地刑讯逼供，杜培武的身上，特别是脚上和手上留下了明显的伤痕。他找到当时的一位驻所检察官，请求他为自己拍下照片，以备日后提供给法庭作为证据。这位检察官也觉事关重大，于是，他叫来看守所的另一位民警为杜培武拍照。
“一共拍了四张，”杜培武回忆说。
法庭审理时，杜陪武提到了这些照片。
“拍大概拍过，但不知道照片放在哪里了。”那位看守所民警作证说。
于是，照片，另一个能够证明杜培武被刑讯逼供的关键证据，有一次被“忽略”了。
是否真的拍过这些照片？如果拍过，照片在哪？这些问题也立刻成为我们的调查重点。
后来就找到了看守所，看守所相关民警说，记不太清楚，不知道在哪儿呢。那么他也没有否认这个照片的存在。我们又找到了法院，法院说据法庭调查没有这样的照片存在。我又找到杜培武，反复请他核实这个照片到底在哪儿照的，谁给照的，照了些什么，可能存在什么地方。因为时间比较久，杜培武也不能够完全回忆当时的情况，调查陷入了僵局。
后来经过大量的调查了解摸底，我觉得在公诉机关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就找到了昆明市的检察院，检察院说杜培武已经结案了，卷宗都已经上交到了云南省检察院，不在他们那儿。
我又到云南省检察院，云南省检察院说卷宗虽然在这儿，但是照片是怎么回事不便作出回答。二次陷入僵局。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要有一点可能性，就要一挖到底。
经过一番努力，我找到了当时有可能接触到这个卷宗的一位检察官。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提出来看一看卷宗，仅仅是看一看，没有提出来要拍摄。这个检察官对杜培武也充满了同情，他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到了办公室，看他从别的房间里拿过来杜培武案的全部侦察卷宗。
我喜出望外，飞快地翻了起来。
找了一本，没有。又找了一本，还是没有。
等翻到十来本时，在附卷看到了几张照片。照片上的人，正是杜培武！他的近景、中景和远景的，全身和局部的照片。别看就是四张照片，但是记录得很完整！要光是一个手腕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的手腕，这不能够被确定，显然拍照片的人是很有经验的，既有局部的，又有中景的，还有全景的，但是我有言在先，我只能看，不能拍，但是我又看到了，怎么办。我们不能让那位检察官担负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我说你不想去别的房间打个电话吗？那个检察官说正好我有个事情要办一下。就在这个当口我暗示我的摄像，杜培武的四张照片后来成为节目中最出彩的证据。
在一次又一次的刑讯逼供之后，在法庭一次一次地不采信不采纳他给提供的证据之后，他绝望了。后来我拍到了一张他写给家里的遗书，就是他在判了死刑之后他写的遗书。遗书上面他说，难道真的把我生的希望寄托在真凶的落网上吗，如果真的是这样多么可悲……没想到生机就藏在他绝望的一线希望中。后来还是他的同事打掉了另外的一个犯罪团伙——杨天勇等人，杨天勇他们很快交代自己是杀害王小湘、王俊波的凶手，而且很快找到了那把枪，这是关键证据。这才得以使蒙冤的杜培武获得了自由。
杜培武的形象我仍然是比较难忘的，他虽然个头不高，但是充满了一种坚毅感，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在受了刑讯逼供，反复被折腾了两年多以后，他的性格有绝大的改变（临床诊断说他小脑萎缩这跟那个精神刺激有一定关联）。他坐在医院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异常冷静，也很超脱，只有在描述自己在刑讯逼供的惨状的时候，才有比较明显的一丝悲伤。
我对刑讯逼供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但我采访过五期有关刑讯逼供的话题都没有播出，我一直耿耿于怀。到了2003年，新开播的《声音》节目给了播出这样话题的一个新的机会。
我们以“依法严治刑讯逼供”为话题，在《声音》节目里请来全国政协委员、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和法学家对刑讯逼供所产生的原因，后果，危害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杜培武案自然成为这个节目中间的一个案例。
百感交集的杜培武在看完这期节目之后对我说，没有想到作为一家媒体的一名记者，这么长时间之后你还持续关注这个事件。他还说，一开始看这期节目的时候，是在非常激动的状态下看完的，脑子里很乱，等第二天早晨重播的时候，他才算静下心来又看了一遍。可以想见，几年前的那一幕幕对他的影响真是太大了。
每一次看我所剪辑编好的《焦点访谈》《杜培武的遭遇》这期节目，我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最开始是对他个人的同情。到了《声音》节目便成了对中国法制的思考。因为《声音》节目提出来的司法建议是要修改相关法律，刑讯逼供这样的类似的案件的审理要举证倒置，就是说让公安机关拿出证据来证明没有打过原告，没有打过反映刑讯逼供的人，而不是说依据现在的法律说，让被打的人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被打过。
杜培武曾被双开，又被吸纳进公安队伍。后来他说，作为警察我知道怎样珍惜警察的荣誉。我绝不搞类似这样的事情。对刑讯逼供从原来一般的理解到现在有切肤之痛，我理解他的感受。
我想这件事情对于杜培武本人的伤害是巨大的，是金钱所无法挽回的，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虽不是非常激昂，但态度是异常坚定。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打心眼里还是对警察的这种职业有跟他最初选择警校一样神圣的感觉，这里面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有差别的，我相信这种差别的存在。他之所以现在还回到警察队伍中间，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想通过这个方式找回自己的尊严。有的时候人们通过一个民警会联想到整个队伍的所谓的腐败或者是执法不公，我想杜培武本人可能想通过自己的这种努力或者自己的存在来证明这支队伍还是好的，是有希望的让人民放心的。
郑东强——有胆有识的公安局长
除了公安题材的批评报道比较难作之外，一些与公安有关的节目往往采访难度也不小。比如打黑、打私、缉毒、追捕，此类案件一般环节多，曲折复杂，拍摄风险大，在采访过程中间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多。在我多年的《焦点访谈》的经历中，有相当多的公安民警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和支持。这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厦门市公安局副局长郑东强。
郑局长是一个老干探，刑侦出身，在警察圈里有相当的影响，口碑也很好。我跟他的交往源于1999年3月份去厦门的一次采访，那次的采访对象是一个涉嫌走私犯罪的团伙。
1999年2月的一天，我接到了一封观众来信，写信人是杨浦海关的一位关长秘书。“《焦点访谈》编辑同志，现将我关领导收到的‘内部商情’寄上。看后颇感里边大有文章，首先，寄信人在信中既不署单位名称，也不署单位地址，从查找区号才得知，是福建厦门、泉州一带。第二，信中自称长期与台湾进行贸易合作，采用多种渠道进口分类商品，所提到的轿车、摩托车、彩电、音响、空调、手机、都属于许可证管理，国家限制进口重点敏感产品等等。第三，报价上，能够看出这个价格之低令人不可思议。其中轿车系列（翻新）是国家禁止进口的，其它各种型号轿车从我们开关掌握的最低估价，所列价格也不足最低档案价，更不用说法定关税了。”写信人认为这一线索可能涉及重大走私犯罪，于是把这封信就寄给了《焦点访谈》，寄到了我的手上。
拿到这封信，我立即找到了海关总署新成立的走私犯罪侦查局。那个时候这个局刚刚挂牌，没有精力抽出人力来陪同我们前往厦门进行采访，于是安排了厦门走私犯罪侦查的分局的同志配合我们。
带着线索我们到了厦门。一到厦门，我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在我看来，但凡比较大的走私团伙，都是和当地海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招不慎就会打草惊蛇。这个时候有一位朋友把抓，我跟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郑东强，是厦门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抓刑侦很有经验。以前在海关的走私犯罪侦查局没有成立的时候，他主要抓打击走私这方面的工作。我就找到了郑东强局长。郑局长当时也很犹豫，他说新的专门机构已经成立了，打私不归地方公安管了。我们来插手这个事情，恐怕多有不妥。我觉得也有道理。
此时，涉嫌买卖私货的人，不断跟我联系。如果我要再耽搁下去，会失去最佳的采访时机，公安人员也会失去打击走私的最佳时机。在这个情况下，我就通过其它渠道找到了当时福建省省委的一个领导，我请他帮助，这个省委领导很快回复说，请当地缉私的地方公安协同你们，配合采访，同时坚决打掉这个犯罪团伙。在这个前提下，我和郑局又一次亲密接触。
对方电话打过去，我自称是一家贸易公司的业务经理，准备给他做一笔生意。我就问他这个单上的有关供货的情况，他说我们这个都是秘密的，需要面谈才行。当时我在厦门，为麻痹对方，我自称是在南京，后来对方电话里说那好，我们知道这个4月1号有一个航班，有飞机从南京到厦门，你坐这个航班来。
郑东强局长和走私犯罪侦查分局另外一个副局长两个人商量定了以后说，我们给你们安排随着那个航班的旅客，一块从出港的方向出来，这样卖货人就不会怀疑你们了。于是我就和我的搭档白河山，提前通过另一个通道，到了机场里边，等这个飞机落到厦门机场，然后从里边出来。果然见有人举着牌子，在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