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卖票给他们，他们不是买票的。”他大声嚷嚷。
坏了，这家伙怎么也像黄警长似的。我暗想。
这时候，一直跟着我们采访，曾经当过十年列车长的朋友“大老赵”，抓住这个票贩子，拎到一个墙角：“别乱叫，再叫我就废了你！”人高马大的他一声暗喝，“乌鸦嘴”于是无声。
从头再来。于是物色票贩子，排队。
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后，到了窗口，票贩子用上海话咕哝几句，窗口那边就递过来了两张第二天到北京的卧铺票。要知道，此时的电子显示屏上写着“三日内北京无票。”
“多少钱？”采访还没完，我问票贩子。
“不要钱，不要钱。”票贩子的回答让我一愣。
“我在那边开了个小饭馆，反正你们也要吃饭，不如到我哪去吧。”票贩子一脸的恳切。
难道还有什么花样？或者跟铁路内部的人接头？我们三个人相互递了个眼色跟了过去。
这是一个不大的饭馆，里面摆了四五个小桌子，环境看上去还过得去。但一看菜谱我们就都傻了眼：一碗阳春面30，一听可乐30，一盘炒白菜40。。。。。。
“大哥；我们也不容易；挣点钞票还得分一半给买票的；看上去；你们也像吃饭能报销的；您看是不是多少点几个菜吃吃；发票好说。。。。。。”票贩子讪讪地说。
原来票贩子就是这样把火车票的差价，巧妙的加到了餐费里。对于出公差的人来说，那一部分代价显然在吃喝当中消化掉了。
上海的文明程度令人惊讶，连票贩子挣钱的方式都透着和善，透着人文。
既来之，则吃之。我们随便点了两个菜，买了一听可乐，没想到竟然花了150块钱！结完帐，我们急急忙忙从小饭馆里出来，到对面的一个快餐店回放拍摄的暗访素材。清晰的声音和完整的画面再现了刚才那一幕。
那期《暗访铁路承诺制》的节目两天后播出，引起一片哗然。铁道部自不必说，其他作出承诺的窗口单位也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几天后，铁道部责令上海铁路局、上海铁路分局、上海火车站派人到铁道部来说明情况，铁路内部称之为“交班”。北上的阵容可谓不小，一共来了了四十多人，在铁道部的一间会议室里，一边看节目，一边说明情况。后来，在铁道部宣传部领导再三邀请下，我还和上海站的人见了面，他们表示虚心整改，铁道部的领导也感谢中央电视台对他们工作的监督。
事过多年，我对黄警长之神通仍然记忆犹新。在春运期间的售票大厅，在拥挤不堪的环境里，很快能够判断出哪些人是真正的旅客，哪些不是，业务能力的确过硬，真可谓“神探”。
但有一件事，令我们回不过神儿来，我们被留在警察的办公室里好几个小时，票贩子怎么能轻易脱身？他该是真正的“犯嫌”。还有，我们再次回访的时候，票贩子马上就知道了我们的意图，是谁透露了消息？如此看来，长时间泡在火车站的那些票贩子也够神的，难道，他们把黄警长也“拿下”了吗？只可惜，后来再也无缘见到黄警长，疑问也就这样一留好多年。
张金柱——罪责难逃的“特权警察”
张金柱是一个被执行了死刑的罪犯，执行时间是1998年2月26日。
此人曾是一个民警，担任过郑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1997年8月24日晚八点多，他酒后开车，在郑州市的金水路上，制造了一场人间惨剧。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被当场撞死，孩子的父亲连同一辆自行车，被挂在张金柱的丰田佳美汽车下，一路狂奔，冲出去1500多米之后，在众人的拦劫下车才被迫停下。
1997年10月13日，《焦点访谈》播出《逃不掉的罪责》，披露了张金柱撞人逃逸案的全过程。作为这期节目的采编者，在片中，我采访了大量的目击者以及幸存的被害人苏东海，当然还有张金柱本人。节目播出后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开车肇事后逃逸的人被人们统统叫做“张金柱”。
对于执法犯法警察的采访向来不易，张金柱案尤其如此。
寻找交通事故目击证人是采访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我记得当时辗转物色到了七位现场目击者。但就在要采访的时候，有六个人打了退堂鼓，能够接受采访只有一个人，他是位老党员，曾是个参加过越战的退伍军人。他的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他说：“在好莱坞警匪片中才能出现的镜头却在郑州的街头上演了”。对于那些不肯站出来作证的人，我想他们顾忌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张金柱本人身份的特殊。就因为他是一个警察，一个身居要职的警察。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警察一般都是有“特权”的人。
张金柱为什么在大庭广众下如此嚣张？警察的身份是否能让司法维持应有的公正？这些都是我们在整个采访过程当中需要破解的一个个问号。随着调查的深入，很多真相渐渐浮出水面。肇事的那辆丰田佳美，是一个不明身份的人送给张金柱的。车主远在广西，车却挂着河南的牌照，而且，是一辆报废的北京吉普的牌照，这个情况当时警方并不掌握，是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的。一个公安局政委驾着一辆来历不明的车，牌照也是用的别人的牌照，我想这本身就是一个特权作用的结果，一般老百姓行吗？
还有一个细节，从张金柱的履历表中我们看到，他曾在部队里当过修理汽车的技工，这不仅能够证明他有很好的驾驶技术，而且，对机械性能也有超出一般人的了解。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撞了人。可如果一个人，特别是一位警察，肇事之后，拖着人一路狂奔，那这个人不仅可称作“丧尽天良”，而且，人们有理由怀疑这跟他的特殊身份有着必然的联系。
我那期节目的搭档是一位资深记者，叫杨明泽。张金柱案的特殊性考验了我们作为记者的基本功和职业良心。事关重大，一头是命案，一头是有领导职务的警察。这给我们的采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采访要细致入微；经得住方方面面的审核。
采访张金柱是节目的必须，经过争取，我们在郑州看守所见到了他。见面之后，张金柱装聋作哑一言不发，借故自己身体不好，怀里抱着氧气袋，鼻子里插着氧气管，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后来我找到看守所里的狱医，他说张金柱是心脏的确有点不舒服，但并无大碍。既便是这样，我们作为记者，也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强行采访，哪怕他是个犯罪嫌疑人。
为打破僵局，我和杨明泽先跟张金柱聊别的事，让他放松心理戒备，说说自己的真心话。张金柱却一直摇头，没有说话。等我们收拾好采访设备，即将无功而返时，他嘴里嘟囔了几句话，他说，这点小事就把我搞成了这个样子，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警察，应该给我一机会。这番话后来被《焦点访谈》主持人方宏进用在《逃不掉的罪责》这期节目的结尾，引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
一些人说，包括张金柱自己也认为，他之所以被处以极刑，是新闻报道的结果。换句话说，他是被媒体和舆论杀掉的。这也便是为什么他在1998年被执行死刑之后，有关张金柱的话题仍然延续到今天的一个原因。
当然作为跟踪报道张金柱案全过程的记者，我对这种说法很敏感，也很在意。直到现在，法学界对张金柱是否应该判死刑有争论。其实，对一个案件，一个判决存有争议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法制环境的宽松，法学界的活跃。但是说《焦点访谈》杀了张金柱，于法无据，与事不附。很显然，张金柱如此的结局，既有法律的庄严审判，也包含了民意的道德谴责。如果说在大众舆论的层面上，包括《焦点访谈》在内的一些媒体发挥了作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前不久沈阳的刘涌黑社会案，哈尔滨的宝马撞人案，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没有民意的集中反映，结果如何，怕自有公论。换句话说，《焦点访谈》不介入的话，张金柱能不能死；这反倒值得深思。
今年2月，我所在的《声音》栏目讨论了一个话题，是发生在吉林的“王有才梯子案”。住在二楼的一家人；因为一楼的县机电公司不让走室内楼梯；只得在室外自搭木梯；而且一走就是六年。当事人王有才跑遍了所有可能的机关，结果都一样，没法解决。我记得一个法学教授在分析这个案子时说得得非常好，她说一个好的法律一定和民意的判断是一致的。
2003年7月我接待了一位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的学者，中文名子叫李本，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研究的方向是中国司法体制和舆论监督。李本教授在美国经过调查了解和检索，把我在《焦点访谈》一些报道作为他研究的对象，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他对我的熟悉程度超过我的想象，特别对我作品中的一些情节复述，准确的令我感到惊讶。
张金柱案也自然成了李本教授和我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探讨，他得出的结论和我的看法一致，那就是，如果媒体干预司法首先是法制的不完备，其责任不在媒体本身。媒体的职责是披露真相，换句话说，媒体只对真相负责。让执法者感受到不公平执法可能带来的后果，正是媒体公众良心的充分反映。与许多案件一样，张金柱案的披露和被公众持续关注，是媒体的成功，更是法治的胜利。
在不同的场合，我见过张金柱四次，其中一次是正式采访。印象最深的是在1998年2月26日张金柱被最高法院核准执行死刑的时候，他被带离法庭和我对视的那一瞬间。恐惧和无奈充满了他那张涨红了的脸。人们说他的眼里应该充满愤恨，但是我当时没有感觉到。
张金柱作为罪犯伏法已经有六年多的时间了。但是张金柱给我本人、给法学界、给广大社会留下的话题还没有结束。他也就成为我在《焦点访谈》九年多的时间印象最深的警察。
％％％苗义河——不打不成交的山西交警
“20！40！”309国道山西潞城交警，对一辆没有任何违章的运煤车无端罚款的情景，随着《焦点访谈》《“罚”要依法》节目的播出而被广大观众所熟悉。
《“罚”要依法》这期节目是在1997年10月25日播出的。苗义河是我所披露的乱罚款警察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说他具有代表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他在节目中出现的警察里的职务是最高的，时任潞城交警大队指导员；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在节目中所出现的频率最高，既有在相对冷静的情况下接受采访的画面，也有追上我和白河山要抢设备，砸机器的偏激表现。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苗义河”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是他的形象、特别是他用山西话说“别采访我，没意思”的节目片段，成为一方笑谈。
《“罚”要依法》播出之后，苗义河和其他一些警察受了处分，离开了公安队伍，这样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山西黎城潞城一些交警的做法，确实暴露了少数民警在执法过程中让老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引起了共鸣。正如《焦点访谈》主持人方宏进在《
“罚”要依法》这期节目片尾中说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满意的，也是广大公安民警所不能够容忍的。”苗义河后来被安排进潞城水物局工作。
1999年4月，《焦点访谈》五岁。
《焦点访谈》五周年的特别节目《焦点的报告》的策划案上有请苗义河进北京演播室的计划。当时，对于这样一个计划有两种不同的的意见，一种认为，把他请回来等于二次“曝光”，恐怕他本人很难接受，更谈不上接受。另一种意见认为，请他回来恰好体现媒体的监督是在客观公正基础之上的，而不是跟谁过不去。经过一番争执，最终后一种意见站了上风。
请苗义河做嘉宾的任务自然落到我的身上。于是，我再一次到山西，去面对我的采访对象——当时已经脱下警服的苗义河。
到了潞城，很快就见到他。开始老苗的情绪还算正常，但当我说到这个节目意图的时候，他沉默了。是的，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一个人发生了如此巨大的人生转折，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好在这次见面前，我已经先后采访过他三次了，也算是熟人，说起话来没有太多的隔阂。
“我咋去呢？”苗义河问我。
“咋去，直着腰板去！”在一旁端茶倒水招待我们的苗夫人对丈夫说。
“去吧，到哪以后实话实说，没想好，也可以啥都不说。”潞城新上任的市委牛书记也出面劝老苗。
事后我知道，《焦点访谈》的特别节目计划，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被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胡富国了解了，他打电话给长治的市委书记，让老苗来北京，跟中央电视台“见见面也好”。
于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苗义和终于同意与当地交警大队其他同事一起到北京。当然，我看得出来，他当时的心情非常沉重，用“郁郁寡欢”来形容也是不过分的。
从山西潞城马不停蹄开车到北京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我们在中央电视台后面一条街找了一家涮羊肉馆，给老苗一行接风洗尘。谁知，到了那家饭馆以后，苗义河“茶饭不思”，除了抽烟，其它“滴水不进”。显然，他的心里沉着石头。这下可把我们给难住了。
“有了，还找老苗家里快人快语的那位！”不知是谁又想起了苗家的女主人。
不一会儿，老苗的手机响了，他出去接了一会儿电话。回来后，表情似乎轻松了一些。我们猜，那电话一定是家里打来的。
“有我们山西的小米粥吗？”看来老苗有胃口了。
这又难住了我。涮羊肉馆，哪里有小米粥，而且还要“沁州黄”！
“老苗，别难为人家了，先吃点别的吧。”一起来京的人劝他。
悻悻然的苗义河这才拿起了筷子。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快吃完饭的时候，门开了，服务小姐端来一锅小米粥。
“从哪儿来的？”我问。
“不是你们拿的锅，拿的米让熬的吗？”
顺眼望去，有个人站在门口，这个人我认识，是我拍《“罚”要依法》的搭档白河山的妻子热雨。后来我知道，苗义河提了喝粥的要求之后，坐在一旁的白河山悄悄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妻子，让她把锅和家里的小米拿到我们吃饭的地方，熬了一锅粥给端来。
老苗听说了这一切，很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
后来他跟我说，没想到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的记者，会这么真诚对待一个犯过错误脱掉警服的人。第二天他进了演播室，状态就好多了。整个节目录得很顺利，在场的观众还为老苗能有再次来北京的勇气而鼓掌。
走出演播室的时候，苗义河又跟我说，没想到观众、主持人、整个氛围对他还是那么宽容。我说，老苗，根本不存在谁跟你过不去的事，如果说过不去的话，那是你自己跟你自己过不去，或者说现在的你跟原来的你过不去。
节目录制完成的当晚，我们陪老苗喝了很多酒。席间，他说：“从九七年下半年起，我已经有快两年没出过远门了，我怕到了外地，怕拿出身份证住宿，别人说‘你就是苗义河啊？！’。不过，今天在北京，我觉得我想得太多了，其实哪有那么严重。”他还说，第二天向去天津看看多年没见面的战友，问问我的意见。我当然支持，只是要他跟潞城水务局，他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