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完全后再播，又要面临着成为“黑场”的危险。播，还是不播，评论部的制片人面临着考验——他们是否有能力抵挡住说情者的进攻。最终，制片人们选择了不播。无疑，他们经受住了考验。
但是，当三期节目全部制作完成，被列入播出单时，一个噩耗传落——有关部门通知：有关出租车的事情一律不许报道。这使第二集“搭车收费”光荣牺牲，成为“黑场”。（不知这是不是江西方面活动的结果。）
怎么办？只好另找出路。在制片人的支持下，我又重新寻找新闻线索，最后在江苏盐城进行了调查。为了这三期系列节目能顺利播出，先后牺牲了两期“访谈”。最终，在盐城拍摄的这集“搭车收费”在顶住了各种压力下存活下来。遗憾的是等节目重新制作完成，长江已开始告急。这三期节目再次从播出单上被撤了下来。
阴差阳错，这一系列节目恰恰在国务院召开第九次常务会之前播出了，这次常务会重点讨论《公路法》的修改草案，而修改《公路法》的目的是为“汽车税费改革”铺平道路。因为现行的收费体制中，有的内容是《公路法》准许的，因此《公路法》不改，税费体制的改革就无法进行。但是，这项改革的阻力很大，因为它直接触及了各部门的利益。因此，在10月7日的座谈会上，朱总理说，常务会前专门放了这三期《焦点访谈》，这就使《公路法》的修改草案很容易就通过了。他还说，应该给你发奖金。
其实，能反映民众的疾苦，并得到决策者的关注，从而推动了改革的进程，这对于记者来说，已经是最高的奖赏了。（李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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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的“帮助”／魏驱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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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0月7日，在二楼电梯前等待朱镕基总理的人群中，我像一条黄花鱼不自觉地往边上溜。
周围的领导、同仁脸上都是兴奋的表情，而我的心里却在打鼓。
电梯门打开了，亿万人为其魅力倾倒的身影出现了。朱总理面带笑容和大家逐一握手，时不时地还停下来开上一两句玩笑话：“水均益，布莱尔说你的英语很好，不像在中国学的。”
总理走近了，我下意识地躲到赵微身后，只是一个劲地鼓掌。总理走过去了，我是周围唯一没有握到总理手的人，因为我的内心对这位老人在崇敬之外，怀有几分畏惧。
我是唯一一名受到过总理批评的“访谈”记者。今年四月我制作了一期名为《“联通”何时能联通》的节目，对天津联通市话网迟迟不能开通一事进行了报道，批评了邮电部门的老大态度、垄断遗风。节目播出后，朱总理对这一节目提出了批评，但具体讲了些什么，说法不一，内容不详。半年来，这些批评一直是我心头抹不去的阴影。况且，又得知总理不止一次提及此事，虽台、部领导没有加罪，但其他同仁屡次表扬，唯独本人屡遭批评，心里越发不安。
此次有幸接受总理接见，激动不已，但又深恐总理认出这小子，当面拎起，批评一番。因此有开头所述与常人不同之表现。
但这一刻还是来临了。在表扬了一大堆节目后，总理提到了《“联通”为何难联通》一片，问记者在不在。我当时真觉得无地自容，但也只好站起来示众。朱总理笑了，他笑着肯定我那期节目该做，同时善意地指出我不该当法官，应该用事实说话，由主管部门去下结论。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总理和蔼地看着我，在他的目光下，我的紧张心情消除了，专门地聆听着总理语重心长的话。
最后，朱总理说：“杨台长，这可不要影响给他发奖金呀。”大家都笑了，小魏我笑得最甜。
临别前，总理与我们合影，按身高我恰好站在他身后。照完像，总理转身与孙主任握手，孙主任说“谢谢总理的鼓励。”总理又与我握手，我冒出一句：“也谢谢总理的批评”。朱总理握着我的手笑了，他用左手拍拍我的右肩，说道：“不是批评，是帮助，我们共同研究把工作做得更好。”
总理的“批评”我将牢记不忘；
总理的“帮助”我将受益终生。（魏驱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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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十年杂感／白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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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到2004年4月1日，这之间的十年，对于中国的电视新闻人来说，绝不是3650个日子这么简单。相信在今年这个特殊的日子前后，经历了中国电视新闻改革这十年历程的人们，都在以各种方式感慨着、思考着，而作为这场改革的始作俑者和推动者之一的《焦点访谈》栏目，在此时总结自己走过的历程，初看像是一种纪念，细看才知，这是人在途中的一个漂亮的休止符，优美的乐章依然还在后面。
无论是作为曾经在《焦点访谈》工作过的新闻工作者，还是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打开《焦点访谈》这扇窗口，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无处不在的“人”字。
这个“人”字可能并不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名字，当然，关键时刻，哪些人做出过贡献，《焦点访谈》并不会忘记，但更重要的是，节目中无处不在的是一种对“人”的尊重。
十年前，刚刚起步的《焦点访谈》栏目一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平视，即不仰视什么，也不俯视什么，而是用事实说话。在当时，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姿态，以至于后来，“平等”二字写进了新闻评论部的部训之中。
记得刚开始访谈别人，我习惯性地称呼对方为“老师”，老主任孙玉胜见了客气地说：不要再叫“老师”了，你这样等于强迫所有的观众都成为他的学生，因为你是代表观众向他提问的，这一个提醒极大地改变了我，从此，“平等”才是我理解的对人最大的尊重。
从1994年到2004年，虽然大家依然有不满，但电视新闻的改革的确不断地向前，细细梳理《焦点访谈》的十年岁月，你会看到，走每一步的不易和推动者的勇气。
作为中国舆论监督领军旗帜的《焦点访谈》，存在于宣传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呼声之间，也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这种位置就决定了，如果要向前走，就得面临挑战。
改革，往往意味着你无法等待天上往下掉馅饼而你坐享其成，由于这是改革，那你就必须推动某些事情不断的发生变化，不仅要用智慧，更在有的时候要用勇气，甚至就是一定的冒险。
但是冒险不是赌博，而是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是对的，是新闻改革所需要的，所以才有了最后的好结果。但决策者所承担的压力，当时，无人知晓，这也就难怪，十年之后，当大家感叹于《焦点访谈》过去十年电视新闻改革的前进时，当初的创办者之一的孙玉胜平静地给出答案：要敢于尝试。
尊重人，改变态度，敢于尝试，推动了上一个十年的脚步，但是当你刚刚开始总结，新的一页其实就已翻开，因此，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焦点访谈》，如果你愿意寻找，就还能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理想主义。
过去的十年，不管怎样的辉煌或者留有遗憾，毕竟已成历史，纪念与回顾在前进的过程中只是很短的一瞬，更何况，纪念与回顾原本就是为了前进。跟电视人想要实现的理想相比，过去的十年只是一个开始，朝发夕至，路上十年，坚定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来者，勇往直前而不重蹈覆辙。（白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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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黄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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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十月七日，朱总理来到《焦点访谈》栏目视察并与部分编辑、记者座谈，能作为一个普通记者参加此次座谈会，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座谈也使我感触颇深。
焦点访谈栏目创办四年多来，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受到广大普通百姓的欢迎，也得到朱总理等高层领导人的肯定。朱总理在此次与我们座谈中，对焦点访谈评价之高，是我事前没有预料到的。
在朱总理为焦点访谈的题词中，有这样两句话：“舆论监督，群众喉舌”。这既是对焦点访谈栏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期望。在访谈走过的四年风雨中，我们为了栏目的成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而总理的肯定，正是对我们努力的一种回报。
我一直怀疑，在我们一些基层领导习惯“报喜不报忧”，某些官僚体制依然严重存在的情况下，高层领导是否能够完全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如果对百姓的真实生存状态没有切实的了解，那么决策的正确性往往会打折扣。
焦点访谈自创办以来，依靠栏目定位的准确和领导、编辑记者的努力，不仅“上情下达”，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更把视点投入到“上情上达”上，揭示社会矛盾和一些腐败现象，表达百姓所思所想。而这些节目的播出，不仅作为一个窗口表达了民声，也使上层有了一个真实了解基层情况的渠道，从而为他们的决策提供了某种参考。我想，朱总理之所以对焦点访谈评价颇高，很大程度上是栏目所反映出的问题恰恰是其需要了解，而通过其他渠道又常常无法了解的情况。
一个栏目，之所以能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之所以得到观众的认可和领导的肯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焦点访谈始终关注着百姓的疾苦，关注着民生。作为一国总理，朱溶？？基在作出某项决策时，也是根据百姓的利益而定，而他想了解百姓的要求，也是需要多层次、多渠道的，而焦点访谈正是为他了解这些信息提供了一定帮助。
作为焦点访谈的一名记者，能够参与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并通过自己辛勤的努力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百姓呼声，无疑是幸运的，而当自己的这种努力得到朱总理的肯定时，又使自己感到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在几年的采访、调查当中，我看到诸多腐败、不公的社会现象，百姓的疾苦欲说无门的现实，而自己又无力解决这些问题时，我时常感到一种无奈。但是，当自己的所见所闻通过节目能够引起上层关注，使这些问题得到或有望解决时，我又感到一种欣慰。
在座谈中，朱总理能给予我们这些长期奔波在采访第一线的普通编辑记者如此的关注，使我深受鼓舞和感动，这种关注对我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激励。在今后的采访报道中，我将保持一种荣辱不惊的平常心，以一名电视人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更加扎实、深入的采访，将更加真实的社会现实在节目中反映出来。（黄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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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亲审《焦点访谈》／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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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开。
伴随那个炎热夏天的，是媒体对十四大以来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热烈宣传。
作为社会影响广泛的《焦点访谈》栏目，自然要投入到这场被认为是当年最重要的宣传任务之中。负责这次报道的是当时主管《焦点访谈》栏目的评论部副主任袁正明，报道的总策划是声名卓著的钱钢，主持人是白岩松，此外还请了一位顾问，经济学家曹远征。
当时他们计划要制作一个十几集的大型特别节目，在《焦点访谈》栏目连续播出。如此大规模的特别报道，在《焦点访谈》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且这组节目是在十五大召开之前播出，被认为是中央电视台在这次会前宣传的高潮，是重中之重。为此，台里还特别批准，特别节目的长度由《焦点访谈》的常规节目的13分钟延长至15分钟。
新闻评论部自然对这次报道更是重视异常，专门从各个节目组抽调了一些骨干记者，成立了特别节目组，全力以赴做好节目。报道组的具体负责人是当时《焦点时刻》制片人梁建增。我当时是记者二组的编辑，也被抽出来制作特别节目。
记得当时正好是义务献血期间，每组都有完成的指标。我所在的二组验血合格的只有我一个。当袁正明副主任听说我要去献血，立即找到我的制片人，说：要保证孙杰做特别节目，不能去献血。制片人担心会影响完成献血任务。袁主任说，由他想办法。从中可见领导对确保完成这次报道任务的重视。
按钱钢他们的策划思路，是以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改革的各项举措为纲，评价五年来的成就。尽管在叙述上没有跳出按改革、开放、国企、农村、教育、国防、外交等领域划分的常规思路，但整个设计以各项举措为主线，这是非常高明和超前的，当时的报道似乎没有采取这条结构线的。而且，他们设计的节目形态也非常新颖独特且便于操作：所有节目都以微观具体的事例进入，并过渡到宏观情况介绍，再列举中央的相关举措及成效，最后是对权威人士的连线采访，发表评论。
尽管我对这种既非新闻又非专题，既像政论又像述评的“四不像”表达方式不熟悉，但因为有总策划钱钢宏观把握，所以我们做具体采访、编辑工作的人，压力并不大。
那时几乎每天都要在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开“神仙会”。编导领到自己的报道任务后，要根据总体思路，写出自己那集节目的拍摄提纲，并由特别节目组全体同仁评头论足，彼此启发。记得当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报道五年来的经济改革情况。但这集的题材太空、内容太广，而且与反映国企、农业等集的节目会有重复，钱刚说他还没想好，让我再等等，实在不行就改成金融领域。
看着节目组的同事开始一个个投入采访拍摄，而我的任务还没有定，心里的确有些急了。
我在《人民日报》的一位朋友曾跟我说起，朱镕基对这五年宏观经济调控取得的成就非常重视，亲自推荐了一篇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和刘树成写的关于称赞经济“软着陆”的文章，让他们登在《人民日报》上。在一次聊天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钱钢，他眼睛一亮，说，对呀！为什么不做这个题目呢！
我虽然看过那篇东西，但没想到能做节目；钱钢是报道的总策划，他对经济问题的了解，比我要丰富得多，他说能做，我自然没有异议。
钱钢立即把顾问曹远征和另两位经济学者请来，一同商量这期节目的内容。但专家的结论却很令人泄气，他们认为这个题材是所有节目中最好的，但基本不具备电视表现的可能。因为它实际上是要对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经济工作进行整体展示，政策把握要求高；而宏观调控又涉及到财税、金融、投融资等诸多领域的体制改革，理论准备要求也太高，15分钟的电视节目根本说不清楚。
但钱钢还是坚持可以试一试。我也认为任何复杂的问题都可以简化，可以强化结果，虚化过程，这样就能进行电视化表现。
其实我们可以给五年来中国经济的成就划出一条简单的主线：宏观经济环境明显改善的标志是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而“软着陆”成功的标志，就是在显著地降低物价涨幅的同时，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
不过，对我而言，披缕出这样一条主线并不容易。当时有关宏观经济环境明显改善的文章虽然有一些，但并不多，质量也不高。那阵，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人们对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深刻意义的认识和评价，远不如后来高。为了弄清楚这次宏观调控的特点，我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经济工作方面的文献110余篇逐一研读了一遍，同时还通过关系拜访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经济学家刘国光，向他当面请教。
对于广大的观众来说，电视是感性认知的载体；表达理性思维，本不是电视的长项。最后，我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