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要求的提高和信件的增多，才成立了专门负责选题策划的中心组。从读者来信来电中寻找题目往往是独家的、没有结果的，比其他媒体报道过的更有吸引力、更刺激。作为一个记者的基本功首先应该学会选题，善于从众多的信息中筛选出可以报道的题目。
应该说电视对选题的要求比报纸和广播更高。因为，选题后它支出的成本更大、难度更大。选题不当，造成的浪费也会更大。在焦点访谈十年中，我的节目绝大多数是自己找的题，基本上没有空跑的现象。记忆中的两次空跑是这样的：
一次发生在刚做节目时，从某小报上看到湖南一个乡村学校向孩子们征集各种各样的狗，因为学校和广东的一家餐馆签了协议为餐馆提供狗肉。所以要求孩子们每人必须交狗若干，不交不让上课。于是孩子和家长就绞尽脑汁去找狗。应该说，这个题目做节目还是很有看头的。可是，当我们赶到当地后，由于报纸的报道，学校已停止了收狗，没有了可供拍摄的热闹场面，只好放弃。仓促间改拍了一个银行不给农民贷款，只给农民贷猪的节目。由于经验不足，这个节目拍的很难看，最后没有播出。尽管当时的组长梁建增给报了全部的费用，并说没关系，但我内心里一直很内疚。
另一次是去山东菏泽拍当地领导为了政绩贷款交税的事，由于举报人突然变卦，节目没有拍成，好在及时撤离，只浪费一趟车票钱。回过头来看，也是有教训的。第一次，没有了收狗的热闹场面，节目也是可以做的，如果发生在今天，我是不会放弃的，因为那件事本身就是光靠当事人来说也是很有意思的。第二次，由于举报人是一个朋友联系的，所以深信不疑，结果出了差错。这就告诉我们，对选题一定要敲死，即使是朋友提供的，也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2000至2002年间，在《焦点访谈》我还担任了两年策划，受益匪浅。在这两年间，我参与策划了纪念共产党诞生80周年的十集专题片《岁月回响》及党的十六大系列报道等节目。为加入WTO、申办奥运、春节特别节目做了大量的资料工作。所有这一切，使我对电视的规律和特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掌握。
在《焦点访谈》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由于报道山西临汾矿难瞒报事件，评论部给了我很多荣誉，实际上也是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未来的第二个十年中，我将一如既往，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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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地图册／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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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我们这行的走南闯北，一年有一半儿的时间在外面奔波，今天在东北，明天可能就飞到了海南。所以如果要想把自己一年中都去过哪些地方说的一清二楚，还真不是件简单的事。为了记住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同事们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据说，有的人每次出差都把登机牌悉心保留，几年下来，登机牌已经可以贴满一面墙了，蔚为壮观；有的人专门收集宾馆介绍当地风土人情、经济发展的宣传小册子，一来二去，成绩也很斐然，足可以出一本中国县市概况全书；据说，还有的人每到一个地方住下来，先把宾馆房间里的火柴盒扔进箱子，日积月累，差不多都能开个小型的火柴专卖店了。。。。。。由于我住的地方小且经常转移“阵地”，所以凡是需要空间的“记忆方式”就全免了。我只用手头的一本《中国旅行交通地图册》。
说起我的这本《中国旅行交通地图册》还要从我的“理想”和“抱负”说起。
我在读书的时候心就挺“野”的，一心想做个旅行家，一见到诸如“身在异乡不是客”、“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等类的诗句话语就特别有感觉。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游历大江南北，遍访名胜古迹，欣赏到“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苍凉，去感受“暮鼓晨钟”“人在天涯”的心境。。。。最好，还能遇到刻骨铭心的爱情。
到中央电视台做记者，使我的“野心”的实现成为可能。记得刚到评论部，我兴高采烈地买来这本《中国旅行交通地图册》，当天晚上就对照着一本“旅游指南”把所有的名胜古迹都用蓝笔做了标记。心想：以后，凡是到过的地方，就用红颜色把它涂掉，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在五年内把所有的蓝色都“消灭”掉，以红色取而代之，实现祖国山河一片红。
时光荏苒，逝者如斯。一晃我在评论部工作整整8个年头，我的《旅游地图册》也已是面目全非。随着足迹所至，红色已成为五颜六色的“大公鸡”身上的主色。可是仔细一看便会发现，“蓝色依旧在，几度周边红”。原来，五年当中，虽然所到之处不少，旅游胜地也去过很多，但是由于每次出差几乎都是任务急，时间紧，采访结束后便匆匆打道回府，即便是到了旅游胜地，也无暇去名胜古迹“到此一游”，领略那里的好。于是地图上便形成了红色包围蓝色的局面。那一个个蓝色的标记，在我的眼里就像是一个个固若金汤、攻之不破的城池，引发我一声声无可奈何而又无限向往的叹息。
当然，这本地图册记录了我的蓝色叹息和无奈的同时，也记下了我走过的“历程”：
离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很近的那片红色是云南省的昆明市和禄劝县，这两地之间的公路昆禄公路，是国家二级公路，为了调查《公路缘何变豆渣》，我在两天之内在这条公路上来来回回走了六次；和亚布利滑雪场近在咫尺的那点红色是黑龙江省的大豆之乡海伦，我曾经在一周之内两次到那里《追踪假大豆》。。。。。。
在黄果树瀑布的旁边有一大片的红色盖住了喀斯特地貌上的红土。那次只为了采访一个农民，我们手脚并用地爬了三个半小时的山路，当时爬了几座山，翻了几道梁一概记不清了，只觉得是进了地球的肚子里怎么走也走不出去。到了目的地，陪我们一起采访的当地的一位县长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说：“说实在的，我到这个县做县长已经三年多了，还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记得当时闻听此言，本来已累得浑身快要瘫软的我，立即直起要折掉的腰，回首我们走过的崇山峻岭，心里还升起当年红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走泥丸”、“腾细浪”般的豪迈和浪漫！
。。。。。。。
现在，那本涂满了蓝色和红色的《中国旅行交通地图册》就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成为我的案头书之一。闲暇时，我喜欢翻开它，那上面的蓝色和红色，就像是一只只美丽的蝴蝶，带着我的思绪舞动飞扬。以后，那耀眼张扬的红色还会随着我的足迹不断地扩张，继续记录着我的酸甜苦辣的故事。至于那上面的蓝色就权且把它们看做是生活留给我的蓝色的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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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从十四楼开始／李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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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焦点访谈》记者组的办公室，在中央电视台这个蓝色大楼的十四层。是一间不到五十平方米的比较方正的屋子，位于十四层的东北角。那时还没有中华世纪坛，从东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军事博物馆，从西窗望出去可以看见玉渊潭公园。
这个办公室曾是《观察与思考》栏目的办公室，《观察与思考》栏目为中央电视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新闻评论部现任的五位领导中，就有四位是从这个办公室中走出来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焦点访谈》是在《观察与思考》的基础上，借《东方时空》的力量组建起来的一个栏目。当时的《焦点访谈》有两个记者组，人员组成主要是《观察与思考》的原班人马和我们这些刚被招聘来的电视新生，两个记者组和后期的合成机房都在这个办公室里办公。
当时在这个办公室的南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面对着四千万双眼睛。这句话是当时那间办公室里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因为据当时的收视调查，《观察与思考》栏目有四千万名观众。在1994年3月初，当我走进这个办公室时，《观察与思考》还没有停播，当我第一眼看见这句话时，我感到震撼，更感受到了一种责任——一个电视新闻人的责任。
这个位于中央台十四层东北角的办公室，后来成了《焦点访谈》记者一组、二组的基地和后期的合成机房。《焦点访谈》开播不久，大部分人都搬到了工运学院的图书馆去办公。工运学院位于海淀区增光路上，那儿附近的小饭馆成了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环顾目前在访谈一线工作的编辑记者，在那儿做过节目的人已经所剩无几。
那是一间巨大的办公室，有二、三百平方米，它被很多灰色的高大的书柜分割成宿舍区和办公区。在宿舍区，每个单人床之间仅有一个书柜相隔。一些家在外地、北京没有住处的同事就住在这个办公室里。有人戏称那是《焦点访谈》的同居时代。
后来我们又搬到了军事博物馆，后来又回到了十四楼，后来又搬到了中央台西门对面的科技情报所，后来就搬到了中央台的十八楼，也就是我们现在办公的地方。无论是从南搬到北，还是从北搬到东，再从东搬到西，无论搬到哪里，中央台的十四楼都是我的起点，也是很多人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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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吕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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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到《焦点访谈》工作时就有一个想法，在一张中国地图上，把我采访去过的地方用小红旗一个一个都标出来，看看多长时间可以将小红旗插遍全中国。现在10个年头过去了，我的地图没有完成，但我的足迹实际上已留在了祖国大地的几乎每个角落。这几年来我平均每年出差都在200天以上，不是在天上飞就是在地上跑。不了解的人可能会很羡慕我们能天南地北地跑来跑去。可实际上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去游山玩水，常常连走马观花都够不上。许多的名山大川经过多次也不得一见。时间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由于我们采访的经常是交通不便的地方，从一个地方赶赴另一个地方，赶路占了我们大部分时间脑子里经常转着的是航班时刻或列车时刻。所以我们的程序经常是下了飞机上火车，下了火车上汽车才能到达采访地点。一次到青藏线上采访，来回10天，跑路就用了8天。或许有人会问：你们外出采访会不会很危险？是的，出门的时间多了，在路上时间长了说不定就会遇上什么情况。交通事故应该是最大的危险，《焦点访谈》的记者中没有遇到过车祸的很少，而我可能是车祸出得最大的一个。
1999年2月2日，我和刘涛在山西灵丘县完成春节前的最后一个采访后从山西乘汽车返回北京。途中要翻过太行山脉，有一段很险的盘山路中河北易县境内，被称为“十八盘”。就在我们走到十八盘的最后两盘，就快上京石高速路时，一辆运送蔬菜的大货车在拐弯处强行超越一辆农用车，正好与下山的我们撞个正着，我们的车正好撞在大货车的加大油箱上（要知道那里面是满满的180公升汽油）。那一瞬间，只听到司机大喊一声：“完了！”，四面就响起一片撞击声，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一团火球从车前方冲进了车箱。所幸车上的四个人在撞击中都还是清醒的。着火了！我和刘涛坐在后排，我想推开左手的车门，但在撞击中车门已严重变形，根本打不开。正当我准备用脚踹开车门时，感到右侧坐位上的刘涛已出去了！我本能地用手去摸身边的摄像机，可什么也没摸到？没有什么可考虑的，我用脚一蹬左侧的车门，整个人躺着就窜出了火海。我落在地上时身上也有火，就顺着山路向下滚。我刚站起身，就听到刘涛喊：“你身上还有火！”于是又滚了一段，才将火压灭。这时，想到我的摄像机还在车上，我想去找，可上哪找？眼前是十几米高的火焰，三辆汽车全都湮没在火海里了。万幸的是，三辆车上的八个人都从火球里逃了出来。惊魂不定地站在一旁。我们车上四个人的伤都比较重。刘涛右臂耷拉着不听使唤，一定是骨折了，我脸和手都是火辣辣钻心的痛。正当我们还试图将后背箱里的磁带取出时，一串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就好似美国大片里的特技镜头，我们的车彻底完了。
冲天的黑烟和爆炸声音引来了附近的农民。当他们一听说是《焦点访谈》的记者出事了，立刻拦车车送我们上医院。路过的几辆车都不停，农民急了，就拉成人墙拦住了一辆天津牌子的小车将我们送到最近的一家战地医院。这一感人的一幕至今还让我们念念不忘。
不幸中的万幸，我当时身上穿了一件皮衣，为我挡住了溅在后背上的汽油。我的主治大夫说，如果不是那件皮衣，我身上的烧伤面积可能就不是7％，而是70％了！可惜那件救命的皮衣实在是被烧得不成样子，一股刺鼻的汽油味，找不到一个可以保存它的地方，只好扔掉。
由于及时，刘涛的骨折和我的烧伤都得到了有效的处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转回北京后，此后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我们先后都出了院，身上都留下了光荣的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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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的二、三陋习／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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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做了六年的《焦点访谈》记者，做这个栏目的记者，每个人都会有许多采访中遇到的难以忘怀的故事，我最难忘的，有时甚至时常浮出脑海中的有这么几件事，事情虽小，也能折射出访谈记者的生活工作特点吧。
一、不良的卫生习惯
1998年，我从中央广播电台来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虽然之前，我做了十年的广播记者，算上去也是一名老记了。可是访谈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我还是没有预料到，尤其是做舆论监督报道，从早上一爬起来，到晚上倒下睡着，满脑子高度紧张，几乎没有什么空闲时间。这一下子出了大事儿了。从来皮肤光滑如少女的本人，脸上一下子冒出了几颗巨大的痘痘，一个下去了，又一个出来。出镜反打的时候，摄像杨明泽有时竟然找不到一个光滑的侧脸。
晚上休息的时候，杨明泽严肃地跟我谈，脸上这样子痘痘聚会，还怎么干电视呀。这样一来，我就更紧张了，可是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如何解决才好。
第二天采访正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忽听明泽高声叫道：“停车！”司机停下，这位老兄走进路边的高粱地，一会出来后说：“出恭了。”突然他想起了什么：“这几天与你同屋同行，好像没怎么见到你出恭呀？”
经明泽这么一提示，我方大吃一惊：“哎呀，真的，忙得忘记了！”
老记者杨明泽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你脸上长痘痘的原因啦！新来的，告诉你，做一个访谈记者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是不管有天大的事，只要想出恭，什么事都可以靠边，否则，你永远没有时间出！”
依言所行，第二天，我脸上的痘痘全没了。
现今在《焦点访谈》，脸上长痘痘的基本上是新来的。
后来，当我成为一名访谈的老记者后，没有我不能出恭的时间和地点，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次，在云南一农村的猪圈里与两头猪一块拉过巴巴；在贵州一处盘山路，手拉一棵树，悬在悬崖上出恭一次；在甘肃古长城脚下，提起裤子后，发现两条白花蛇正从脚下的洞口向我怒目而视……
反而是我出恭的导师，后来不如我大气了。我和明泽最后一次合作是冬季到辽宁拍片，夜宿农家院后，我顶着室外零下42度的温度去了一趟农家野地简易茅厕。回屋后，我跟明泽说：“外面贼冷，你备个小棍上厕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