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访谈〉记者一组制片人张步兵任总导演。当时整个节目组只有两个外请主创人员，一个是我担任录音，还有一个是节目撰稿，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当时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编辑。说句实话，在会场上我的一头长发是显得有些另类，在介绍我的时候好像还有人特意说到了我的长发，说是搞艺术的，其实我留长发和我的职业没什么关系，也许太乍眼给张步兵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整个节目摄制过程中我和摄像栗严，王晓鹏一直在一辆伪装的运玻璃货车中进行隐蔽拍摄，在节目的编辑过程中经常需要车内车外进行平行剪辑。就为我的头发，张步兵一直抱怨没镜头可用，因为车内的镜头经常会出现一头长发的我，所以在整个四十五分钟的片子中只出现过我一个镜头，这还是张步兵不得以，因为要上人名介绍我。“关于长发——”这半句话是当时张步兵对我说的，它成了我加入访谈的惟一条件。
为了到访谈工作，我剪掉了头发。不过后来头发又慢慢长起来了，当然这是在张步兵调离〈焦点访谈〉组建〈新闻调查〉之后的事了。
其实，我的长发也有发挥作用的时候。1996年春天，访谈要做一期关于打击盗版牒的片子。当时的偷拍设备非常复杂，是一种眼睛式的，要在两个眼睛腿后拖上两根长长的传输线，组里的摄像都是短头发，让女记者去扮演买牒人在当时也不太妥当，而且主观镜头会很多，镜头单调，回来不好编辑，于是我的长发派上了用场。
我全副武装，在北京中关村地区拍摄了一天，效果不错，根据需要各种景别的画面都有。记得好像那期节目在摄像一栏中还打了我的名字。其实不用张步兵念叨，我的头发还是经常修理的，至不过间隔长一些。但近几年我的头发保持着一定的长度，那是因为敬大姐，敬一丹说我还是留长发好看，因为她第一见我就是留着长发，还是在９５年拍摄〈焦点访谈〉一周年特别节目的时候。
整整九年，在〈焦点访谈〉一说找一个长头发的男同志，没别人准是我——负责访谈后期合成的杨涛洲。
我的工作就是“打点工”
刚到访谈工作，我的岗位并不是后期合成，还是本行录音。一个十几分钟的新闻节目配个录音，显然是有点奢侈了，所以活不多，每天就是接接热线电话，拆拆观众来信。没几天张步兵看我有点闲，就跟我说现在录音的事也不多，你要不然学学后期合成。我很爽快地答应了。本来我是有自己的如意算盘的：我的专业是声音创作，自己再学会操机画面编辑，电视这东西本身就是通过视听表现，那我不全掌握了，艺不压身嘛。我想得挺美，没想到这一干就是整整九年。
后期合成对于我来说主要是掌握设备，画面剪辑理论在电影学院也都学过，因为访谈经常要赶时效节目，没有大块的时间让我在合成台上练习，自己拿着说明书看得挺明白，一上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是一个强调动手的活，有点像学开车，一旦掌握了非常简单，关键是灵活运用。
在这里，我要感谢两个人，原访谈记者二组的陈新红和曲长缨。平时没有机会练习，他们两人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拿他们自己不赶播出的片子让我做，让我独立制作一期完整的访谈播出节目，因为手慢经常耽误他们俩很多时间，但他们从没有抱怨过，而是鼓励我。如果说有我后来在访谈牢牢站稳脚跟，能胜任这个工作岗位，我想跟他们最初对我的帮助是密不可分的。也正是这种帮助一直影响着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对待每一个新人都会给予他们最大的宽容。
我经常和同事开玩笑说我是个“打点工”，这个点就是指画面和声音的编辑点。
访谈的合成任务主要包括加片头，片尾前后演播室主持人评论；加各种人名，对白和说明性字幕；最后配音三部分，有时还要做一些画面特技和加音乐。要完成这些工作最终都落在一个“点”字，就是编辑点。一个电视作品后期制作是否成功，编辑点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访谈使用的特技大部分是要起到说明和提示性作用的，比如对比。在访谈很多节目中对事实的认定有一个前后比照以表现事件的发展变化，比较简单的手法就是平铺直叙，虽然也可以完成事实的叙述但冲击力不够，我们一般会采取以下的特技：把需要对比的两个内容一前一后做画面替代，在讲完第一个内容之后，第二个事实的画面从右到左划入，覆盖前一个画面内容或者选择朴实的翻页在同一个段落对比，这样简单明了视觉表达直接，电视化表现强烈；还有一种是把两个不同的内容做挤压在同一画面中直接比照，虽然这种对比直观，但由于做过挤压画面变形比较严重，有时会丢失大量有用的新闻信息，所以采用不多。还有一种常用的特技就是突出，我们一般采用遮罩效果，就是把需要强调的内容突出，其它地方用半透明遮住。
在后期制作中，为了保护当事人，体现〈焦点访谈〉的人文关怀，还有一种常用特技就是遮挡。此外，对于声音的制作，访谈一直推崇现场环境声的使用，同期声是纪实手法的重要表现形式。最近几年来访谈也开始使用音乐。音乐是一种完全情绪化的，主观的艺术表现手段，它主要起到的作用是营造一种氛围，抒情也好，弘扬也好，紧张也好，悲伤也好，因此对于常规的访谈节目我认为使用音乐不太适合，容易打破新闻事实的客观性。
几件小事令人难忘
我的访谈之最——
没想到在〈焦点访谈〉工作九年，我还保持了一项记录——我的名字出现频率最高，当然这不是在正片中，而是在片尾的演职人员表中。在这九年中大约〈焦点访谈〉播出了３２００多期节目，粗略算算我大概合成了近２０００期。最初合成的人名字幕是打在制作一栏，９８年调整单设合成一栏。访谈后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负责录制主持人评论在演播室，由切换人员，摄像师，录音师，灯光师四人组成，在片尾字幕中体现在制作一栏，另一部分就是由我和我的搭档完成，负责全部完成片的制作合成。在实际的工作中访谈的合成任务其实是由一个人完成的，因为访谈是每日播出的新闻栏目，如果天天都值班劳动强度太大，除了体力上的疲劳，主要是精神压力过大，经常赶播出，脑子里的神经老绷着，生怕自己手下一个误操作影响到片子耽误了播出。作为中央电视台黄金档惟一的舆论监督节目，任何的播出事故都是天大的事。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所以基本上每天一个人负责合成，但有特殊需要偶而也有俩人同时在岗的情况。至于在片尾的字幕中每天都是打两个人的名字，一是为了美观，二是为了省事，不用每天换，所以两个人的字幕就一直保持着这个状态，没想到还不小心创了一个记录，至于亚军很可能就是我的搭档了。
终于当了一回领导——
在９８年的抗洪报道中，为了把每天前方最新的事件报道出去，〈焦点访谈〉记者几乎是倾巢出动，每天下午四点多才从各地传回到台里，由访谈中心组制片人孙杰负责编辑，我和另一个同志隔天负责合成。其中一天节目内容是〈空中看灾区〉，本来以为这是一期比较轻松的节目，因为大部分内容都是早上〈东方时空〉播过的。一切顺利差几分钟１９点上楼审片，我开始收拾带子，归置机房。突然一群人冲进机房，要改片子我一看表已经１９点２０多了，１９点３８分节目播出，所有人都紧张起来，因为是抗洪报道每天都有新内容，所以都是当天做当天的节目，没有任何备播带。机房里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出主意，乱作一团。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合成人员是要根据编导的要求对片子进行制作，但是情况太特殊了，我已不能照章办事，情急之中我顾不得照顾大家的情面，当了一回领导，大吼一声：“都别说话了，听我的！”立刻屋里安静了，我和孙杰马上把刚才节目制作中因为篇幅有限删掉的内容迅速补上，不够的再拿空镜头填，很快需要修改的２分多钟内容就好了，节目安全播出，这是我经历的最危险的一次。也许是太紧张了，当夜一位在场的同事因为受到这个惊吓发起高烧达３９度多。
五天五夜减肉十斤——
２００２年为了配合国家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宣传需要，〈焦点访谈〉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也许是时间太紧了，领导在一个午夜把我从被窝里叫出来参与最后的制作，没想到这一进机房就是五天五夜。这期节目总长９０分钟，一共是三个编导，就我一个合成人员。因为节目重要，领导审片非常严格，一遍一遍进行修改，由于使用的是线性设备，每修改一次就要从来一遍，基本上是一天一版。三个编导还可以轮流休息，而我只能一个人扛着，这五天里每天我也就只能休息一两个小时，但就这一两个小时还因为大脑太兴奋根本就睡不着，劳动强度之大是我到访谈工作以来从未有过的。熬到最后一个晚上真是坚持不住了，凌晨四点多从燥热的机房出来，站在院里喘口气，任由寒冷的北风吹着，感觉舒服极了，忍不住地大喊：“这风吹得真爽啊！”弄得合作的同事直说我有病。五天五夜下来本来就不胖的我掉了十斤肉，至今未恢复。
第一部时政ＭＴＶ——
９９年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一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在一片声讨中〈东方时空〉栏目组收到山东观众李永昌谱写的一首歌，叫〈不屈的尊严〉。这首歌词曲很恰当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心情，于是领导决定马上录制准备第二天播出。歌曲录完音了，但还需要编辑画面，领导当时对我们的要求是不要太讲究，铺上画面就行。时间很紧张，已经是夜里１２点多了，离播出只有不到七个小时了。我再次临危受命，和鄢蔓，张朝夕一头钻进机房开始制作。我们所有的素材都是从新闻中选取的，画面内容非常有限，好在我以前导演过几首ＭＴＶ有一些经验，这回终于派上了用场：调颜色，变速度，加叠化，做放大…，所有适合这首歌的编辑方法我们全用上了。片子准时播出，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东方时空〉四十五钟的节目还没完全播完，就有观众打来电话对刚刚播过的ＭＴＶ大加赞赏，随后来自各方的赞誉之声就源源不断，真是让我们兴奋，一夜的辛劳没有白费，这也算是我们对烈士的一种悼念吧。因为效果很好，这首歌在中央台反复播出，以至于台里其它部门又重新拍摄制作。应该说后来的一版画面考究，制作精良，视觉效果远远超过第一版，但好像其中缺少了一些味道。这首歌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作品，它是基于一个重大的新闻事件，新闻画面所反映的客观性还是比较重要的。在编辑的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全部是采用新闻资料，这种手法在以前的歌曲制作中几乎没人使用过，最后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叫时政ＭＴ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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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与遗憾伴我前行／曲长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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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访谈》，缘于王卓与梁建增两同志的介绍。
当时，他们是电视台《观察与思考》栏目的记者，与我相识已久。一日，王卓告我，说《观察与思考》将改版，正在招聘人员，问我可有兴趣参加。我在《经济日报》当记者，工作量极少，所承担的一周工作，两日就做完了，其余时间，无所事事，心情郁闷，故欣然前往应试。
当时要过三关，面视、笔视、口视。记得面视考官为梁建增，交上材料，他审核后就过关了。笔试题目是写一个策划案，发卷人为杨东，《观察与思考》栏目组的记者们监考。笔试合格后数日进行口试，口试则是由沈纪副台长、孙玉胜主任及其他一些部门领导和制片人组成的考核组进行，知我是经济日报的，沈、孙二人就问了几个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回答尚可。当日下午就接建增电话，告我已被录取，速来二组上班，当时他任二组组长。因应聘时对报社保密且不知自己能否适应电视台工作，又因人事关系、住房等诸多原因的牵扯，所以在第一年我一直是悄悄干。先是跟着王卓学习电视采访、拍摄的基本知识和熟悉电视片的制作过程。在这方面，他给我很大帮助，使我初步掌握了一些电视制作的基本方法，与他共同完成的节目有《讨债记》（反映企业三角债问题）、《返本销售能返本吗》（反映欺骗消费者行为）、《幼小的生命为何早逝》（上下集，反映伪劣产品致死婴儿问题），等等。其中《幼小的生命为何早逝》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在评论部评奖中获奖。
此外，第一年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片子是与赛纳和朱邦录合作的片子――运城假破产案，讲的是山西运城一家企业假破产、真逃债的问题，这个片子做得非常艰苦，编出来也很精彩。为此，在当地我们三人被几百人围攻几小时，难以脱身，只是靠了朱邦录假称上厕所，打了报警电话，我们才被解救出来。回京后，片子又经李东生副台长、杨伟光台长、中国人民银行多次审片，并惊动了朱镕基、吴邦国等领导同志，他们都做了批示，人民银行还破天荒地为此片的播出发了公函，但最终也未能播出。孙主任只好将此片在全国新闻评论部主任会上进行了播放，算是对我们的一种安慰。其实，今天回想起来，遗憾的是由于播出受挫，评论部几年内就未能再涉及此类题材，直至2000年，才有同类题材的节目播出，而这几年间假破产、真逃债已蔓延成风，使银行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
一年后，由于我在电视台工作在报社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索性我就放开手脚独立做片了。这时，赵微接替梁建增担任了二组组长。在她的帮助下，我也做了一些有影响的片子，如《焦点访谈》被朱镕基第一次公开表扬的片子《盗伐危及大动脉》等，但更多的是暴露了我的一些弱点，如节目主题分散，重点不突出，电视化不强等。为此，赵微曾多次指出并给予具体帮助，但当时由于我固执己见，改进并不明显，所以节目水平并没有大的突破。记得有一次，做一个养鸡检疫的节目，反复改了4次才通过。另一个国税局给小煤窑开增值税发票的节目，也改了3次才通过。显然，这种效率是无法适应《焦点访谈》栏目的需要的，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教训。也就是在这一阶段，我才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深感制片人赵微批评的正确。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我离开经济日报，把关系转到了电视台。几年中，印象较深的还有李东生副台长的审片，既有原则又有个性，既一针见血又留有余地。对于我的片子，他经常的评价是事选的不错，但是编得总是该去的老去不掉，该强调的也没能强调出来。现在想来，他说的很对。可当时我总是和他争来争去，尽管后来也是按照他的要求进行了修改，但因此也走了不少的弯路。
《焦点访谈》节目的成功一半在于选题的成功，十年的经历使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早期的《焦点访谈》没有专职策划，题目主要是由记者自己找，一开始群众来信并不多，题目往往是被聘人员的“老底”，实在找不着，就翻报纸。后来随着对节目要求的提高和信件的增多，才成立了专门负责选题策划的中心组。从读者来信来电中寻找题目往往是独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