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访谈》采访慕绥新是在2001年9月，当时，沈阳慕、马案已进入一审程序，因为慕绥新已是癌症晚期，需每天输液治疗，采访地点就只能在病房。我们见到慕绥新时，他正在输液。躺在病床上的慕绥新看起来非常虚弱而萎靡，然而输液完毕，坐在我的对面接受采访时，立刻象换了一个人，与躺在病床上时的状态大为不同，虽然有些气短，但依然铿锵。他的一段话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慕绥新（沈阳市原市长）：〃我有两面性，光明的一面，是我有这样一个理想，愿意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甚至可以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同时，我也有阴暗的一面，就是私心贪欲。应该让阳光灿烂的一面不断地把自己照亮，把所有阴暗的地方都照亮起来，变成一个纯粹的人。怎么样使自己光明的一面迅速地成长起来，消灭掉阴暗的一面，是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我的阴暗面却在不断地发展，最终变成了一个污浊的人。〃
二、为何成为贪官？
采访这些贪官，当问及走上腐败道路的原因时，几乎每一位贪官都会说到一条理由不良的社会风气。
朱胜文（哈尔滨市原常务副市长）：〃现在就是这种社会风气，你不收钱别人会觉得你不正常，会得罪人。〃
马向东（沈阳市原副市长）：〃我确实说不上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一个是自己确实贪心，这我承认，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如果我拒绝（贿赂）了，和我关系比较好的人会认为我这个人不好交往。〃
慕绥新（沈阳市原市长）：〃最开始收到别人送的礼，不过是一条烟而已，当时心里是不安的。但是后来逐渐随波逐流，自己的灵魂深处本来还有的一些清醒的东西，被淹没掉了，到最后毫无廉耻地收钱，不管需要不需要，见到钱就想要！〃。
显然，这是贪官是企图拿社会风气为自己开脱，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自身的贪欲。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地观察一下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就会发现〃不良的社会风气〃的确存在，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官员为了谋取私利进行权力寻租自不必说，而一些本来是按照有关法规正常办理的事情，在有些人那里也变成了交易，办事的人主动将钱送上，官员也理所当然地笑纳，这应该是更为可怕的一种现象。
三、官员对谁负责？
以下是我采访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的一个小片断：
记者：赖昌星大规模的走私你知道吗？
蓝甫：知道。老赖在厦门可谓家喻户晓，连小孩都知道。
记者：你作为副市长从来没有下决心去打击远华的走私？
蓝甫：开始时想过，但是谁敢得罪赖昌星呢？
记者：你是厦门市的行政长官，怎么还怕得罪赖昌星呢？
蓝甫：赖昌星的社会关系很复杂的。
堂堂一个副市长竟然怕得罪赖昌星，真是滑稽之极！但是，这应该是蓝甫的真实想法。一方面，蓝甫要从赖昌星那里不断地得到钱财和各种奢靡的享受；另一方面，赖昌星用金钱开道，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可谓手眼通天，经常插手人事安排，有些人称赖昌星为〃地下组织部长〃。这样，蓝甫怕得罪赖昌星就很好理解了。有这种心态，怎么可能履行好职责，对公众负责呢？
蓝甫的例子是一个极端情况，但是，我们由此想一下，官员实际是对谁负责呢？官员们在做报告时常说，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对人民负责，但是，事实上呢？在很多情况下，官员的升迁人民还很难说了算，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几个甚至一个顶头上司能决定一个官员的仕途，这样，官员只要对能决定他升迁的少数人“负责”就可以稳居官位，谁能保证他做到对公众负责呢？就像蓝甫，如果不是赖昌星走私团伙被端掉，蓝甫不是照样能傍着赖昌星稳稳地保住官位、甚至能再高升吗？
由此我想到，我采访过的这些贪官们在悔过时，几乎都会提到一句话——“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这成了标准化的通用悔过语言。但是，什么叫“世界观的改造”，怎么改造，有几个人能说清楚呢？在我看来，用这样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来表述悔过之情，实际上与“对谁负责”的问题是相关联的。如果站在审判台上的贪官能发自内心地感到“对不起人民”，而不是痛哭流涕地说“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就说明官员要对人民负责有了一定的体制保证。
近几年，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我更有直接的感受。1997年拍摄的《哈尔滨反腐行动》（国贸城案）播出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全国各地的大小媒体纷纷转载。而假如国贸城这样的案子放到今天，就不会有当年的高关注度，因为近几年大案要案一个接着一个，高官“前赴后继”地落马。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贪官受到惩处，老百姓当然拍手称快。但是，如何从源头遏制腐败，从体制、制度上减少贪官的出现，应该是更为迫切的任务。
***************
*第三部分 往事如歌——访谈路上的剪影
***************
正如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在其著作＜＜焦点访谈＞红皮书＞中所说，在来焦点访谈节目组之前，我没有什么太出色的作品，个人也无多大的影响。但是在换了工作环境之后，我能很快一举夺得中国新闻的最高荣誉，站在中国新闻界的最高领奖台上，这要归功于焦点访谈吸纳人才，使用人才，管理人才的机制。
…
改变人生的风景／刘爱民
…
有一种职业，它不仅仅是职业，同时会改变你的人生态度甚至生活方式。当《焦点访谈》的记者就是这么一种职业。
2004年春节，我陪全家老小到四川过年。当我们这个家庭团队从成都出发，前往甘孜州的冰川景点“海螺沟”时，翻越了著名的二郎山。我印象极深的不是二郎山的险峻陡峭、道路蜿蜒，而是它南北两侧迥然不同的自然景观。海拔3400多米的二郎山，以它的主峰为界，南侧是群山青翠一片葱茏，而北侧却是冰雪覆盖银装素裹。一道山梁的两边，竟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景！
八年前的此时，我翻越了另一道两侧风景截然不同的山梁，这是一道人生的山梁，这道山梁叫《焦点访谈》。
1996年1月的某一天，当时还在一家军队报社供职的我，身着一身马裤呢军装，来到位于中央电视台方楼二层的评论部主任办公室，面见当时还厮守在评论部（后来成为中国电视新闻改革擎大旗者）的三位主任：孙玉胜、袁正明和张海潮。记不得有没有给这三人行徒手礼，似乎他们对我印象尚可，随即袁正明将我领到七楼，进了关海鹰所辖的《焦点访谈》一组。第一天给我印象最深有两件事：一张桌子三四个人合着用，中午十几个人围着一张茶几吃盒饭。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过去的生活体验，它让一个身穿笔挺军装的中校有些无所适从。
当时从报社投奔《焦点访谈》，是牺牲了一些既得利益的。之所以愿意作出这些牺牲，是因为《焦点访谈》对我的吸引力、给我的想象空间要比已有的利益大得多。机关的深宅大院里所有的生活我都经历了，准点上下班、免费午餐、论资排辈、繁文缛节、空话套话等等，这些既能给人一种超级稳定，也同时带给人一种超级苦闷。日复一日，所有的人都走进同一幢大楼，所有的人都在办公，所有的人都说差不多的话，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个性是不需要的。所以，当我八年前一次看到中央电视台评论部的部训：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就觉得好像每个字都在嘲讽我：你看你，你看你！
如今来评论部已经整整八年，许多经历难以忘怀，有许多“第一次”至今还在影响着我。记得采访制作的第一期《焦点访谈》是1996年2月播出的《“贵族学校”的幻灭》，报道的是哈尔滨一名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办了一所号称“东北亚贵族学校”的小学，大吹大擂到处发广告，以此诈骗了百万钱财。结果“贵族学校”刚开张就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许多血本无归的家长欲哭无泪，其中，竟然大部分孩子的父母是工薪阶层，是靠东拼西凑借了一大笔钱供孩子进了“贵族学校”。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绝大部分家长们文化程度很低，缺乏起码的基础教育常识，都以为最多的钱与最好的教育一定是划等号的。当时社会上许多言论都把愤怒的矛头指向行骗者，而且这种批判事实俱在毫无疑义。但问题在于，难道谴责骗子是目的吗？发生这出闹剧背后的社会原因是什么？这些家境贫寒的父母们为何争先恐后地把金钱奉献给骗子？当地教育管理机构为什么会失察？在节目的后期制作时，同事们向我提出了这一串设问。正是在这一串设问的帮助下，这期节目不再痛打落水狗，相反对大众的教育观、教育的产业管理提出了质疑。理性的质疑比感情的渲泄更有价值，这也是舆论监督和媒体责任的价值所在。我在《焦点访谈》第一次出山，种下了跳蚤却收获了龙种。
在《焦点访谈》第一次遭遇节目被毙，也印象深刻。1996年夏天我去重庆开县采访一起毁田事件，起因是当地河道管理部门为了疏浚航道，把河流两侧河滩地上农民种的庄稼强行毁掉，又将保护庄稼的农民殴打致伤，不仅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也引发了当地政府与农民矛盾冲突。事后我去采访时，看到了大群农民给记者下跪的场面，极受震憾。很快我将这期毁田事件的节目制作完毕，并且仔细展示了执法人员的粗暴和农民的无助。节目送审时，当时分管新闻的李东生副台长问了我两个问题：河道管理部门疏浚航道有没有法律依据？我没有回答上来。又问：农民在河滩地上种庄稼受不受法律保护？我还是回答不了。李东生副台长说：这是新闻的起因，你不了解这两个基本事实，怎么就可以对当地政府妄加批评呢？你先去查清楚这两个问题再说。我立马赶到水利部，费了大力找到了这方面的法律文件，结果大失所望啊，有关法规确实授权水利部门疏浚河道，而一切河道内的滩涂都属疏浚范围。还明文规定，河滩地不是农民法定的种植土地，国家不限制农民在河滩地上自行种植庄稼，但不得影响河道的疏浚，不得影响行航、行洪。我很气馁，没替农民出气反倒自己落马！把查询结果告知台里，结果肯定是节目被毙掉了。李东生副台长用他一贯激烈的言词对我说：不要以为就你在替农民说话，不要以为你是救世主，连事情起因都没有搞清楚就胡乱批评，你能让当地政府服气吗？这是舆论监督吗？你这是害人害己，误导观众！一顿臭骂，让我至今记忆深刻。客观、公正，这永远是记者最难把握但又必须坚守的职业铁律。
也有许多“第一次”是十分愉快的。比如说1997年香港回归，本人第一次参与了现场直播，这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进行大型的新闻现场直播。当时我到《焦点访谈》只有一年多时间，有天夜里孙玉胜主任一个电话将我从北京调到了深圳，担任驻港部队空军进港的现场报道记者。记得当时评论部已经有300多人了，而香港回归是举国盛事，大家都把参与直播作为一份荣誉和光荣来争取，才入评论部的我对这份荣誉连想都不敢想。一下子点到了我，我觉得很愕然，在部队我已经习惯于论资排辈，而在评论部，没有人会在乎你的资历。在那段时间里，我认识了许许多多的人，采访部的、军事部的、技术部门的，还有岩松、小水、张恒等等。大家都在忙于直播的准备，我看到所有的人表现出一种相同的态度：特别重视合作，在工作中尽力为对方分忧。那时我真的从内心感到，能够加入到这个充满合作精神的团队里，能够享受这种彼此尊重的氛围，真是一种快乐。
如今《焦点访谈》已经十周岁了，我也进入评论部八周年了，与周围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小弟小妹相比，也算一个老评论部人了。但我非常不愿意听到这个“老”字，担心“老”会带来某种功能的退化。当年我是带着许多梦想来到这里的：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说真话的记者，希望能够获得人格的尊重和思想的自由，希望每一天都有新的体验和创造，希望不再为天天准点上下班而厌烦……这些梦想大部分都现实了，而今天，我担心的恰恰是得到之后的失去，没有了梦想，没有了创新之心。
《焦点访谈》是一道高高的山梁，它改变我人生的风景。但人生岂止只有一道山梁，最美的风景还在远方。
…
在“工运”的日子／陈新红
…
我在《访谈》工作的时间，正好是《访谈》从创办到最初发展的两年时间（1994年3月至1996年5月）。《访谈》的各种新鲜事人们谈论的很多，但对八、九年前访谈开播初期在“工运”的一些事情说的人就比较少，虽然都是一些琐碎的旧事，但对许多访谈的后来者来说不知道就不算旧事。
本人没搞过工人运动，与“工运”的份缘是因为＇焦点访谈＇创办之初，在位于北京市航天桥附近的中国工运学院租用办公地而结下的。访谈未开播之前，办公是在电视台14楼原＇观察思考＇的一间的办公室，窄小的空间难以容纳几十号人工作，有关领导四处寻租，终于1994年3月，＇焦点访谈＇记者一、二组搬到了租用的工运学院图书馆顶层办公。作为记者二组的一名成员我从此在“工运”和许多兄弟姐妹一起渡过了《焦点访谈》初创时期那充满激情与温情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
记得1994年3月底，我结束对流浪儿童追踪采访的前期工作从外地返京后，得知办公地点从台14楼转到了工运学院，当我踏入工运学院图书馆顶层那间一、两百平方米的大办公室后我非常惊诧｜：这里办公、剪片、住宿全在一间大房子里，只是不同的区域用柜子或桌子临时隔开。我转了一圈发现剪辑机房隔壁的一间宿舍住了几个男同胞，很明显没有女同胞的地儿，我想当时圈地时肯定没有女同胞在场。转眼瞧瞧已经没有可供开发之地，我随意找了一张桌子作为自己的办公桌，并在两张办公桌之间塞进一张单人床，这下工作睡觉的地方都同时解决了，我心里乐滋滋的。后来大姐大（也就是李正梅，此人来访谈前是一酒文化杂志的总编，酒胆和酒量赛过许多男儿，所以大伙习惯叫她大姐大）、曹荭等女同胞也仿效我把临时住处安到办公桌间。也许有人要问你们为什么不自己租房住？这是以后来访谈的人享受的待遇，当时由于是创业初期，一方面通过考试聘用的人员有三个月的试用期，不合格的随时走人，人员流动大，单位没有考虑租固定的住房；另一方面访谈创办之初聘用人员的工资还比较低，1994年4月，也就是访谈开播的第一个月，我播出了两期有关流浪儿童的节目，发工资时领取了500元钱，听说我得的工资还算比较高的，那些只播了一期节目或没播节目的同事拿的工资比我还要低，所以当时自己租房住是不现实的。对于我们这些家不在北京的外地人能住在办公室，不但可以节约住宿费还方便经常熬夜加班赶节目，何乐而不为呢？
“工运”的日子是我在访谈渡过的最辛苦、最快乐、最单纯、也最温馨的日子。访谈创办之初节目没有定式，在作样片时没有人知道未来的访谈节目是个什么样式，各组的制片人都鼓励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