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是地道的农民，很慈祥也很健康，除了耳背没有别的毛病；一辈子诚信待人，老实厚道。大革命时期，就开始参加当地的土改斗争；1951年土地改革时积极参加革命，是土改小组长，也是民兵副乡队长，带领地方武装保卫土改成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老人80多了，岁月的风风雨雨在他身上的印痕根本不用夸张地表现，完全自然流露；老人穿着对襟蓝衫，塑料扣子，既古朴又有些现代的影子。老人经常扛着锄头到菜园种菜。当摄像凌泉龙夸赞他家的房屋朝向好时，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没有大富大贵，但有儿子，几个儿子也都有男孩。
我们用城里人的眼光夸赞完这里的田园风光，用城里人高人一等的视角称赞完老人的健康生活状态后，就开始了拍摄。
为了拍摄的需要，我们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到老人家里，一直拍到下午太阳落山才停。期间，我们不停地追问那天老人拿到土地证以后的所谓细节，不断地让老人回忆当天的喜悦心情，不断地让老人重复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不断地这样那样地摆弄老人。老人耳朵有些背，和他说话得吼着说。这样一来二去，我都累得不行，更何况82岁的老人？
回来看素材时，泉龙不自禁地称赞：老头拍出来的效果真棒。再听老人说的话，非常清晰完整，一点都不混乱，情感是真挚的，由衷的，就是当我们想让他激昂地说喜悦和幸福时，他的情绪有些平。
那么折腾老爷子，那么累，情绪哪那么容易起来？再说老人80多了，什么没见过？大喜大悲，都不会轻易显露出来。这么一想，也就释然了。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老人情绪平淡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一场官司。从65岁起，村子里让他看护林场，一直到他81岁止，共看林16年。因为他诚信可靠，老实厚道，换句话说，比较容易被欺负，村里就一直不付报酬给他。看山护林16年，一分钱也没得。老人告到法院，法院判了，但村里拒不执行。我们去采访时，法院规定的最后执行日期已过，但村里依然没执行，法院也没采取任何强制手段。老人心里肯定正为这事犯愁呢！
为告状，老人已花了七千元。他告诉我请律师吃饭的一个细节：他的兜里有50元钱，临出门时老伴又给了他一百元钱。这一百五十元，除了餐费外，还包括他来回车票和住宿费。等到了餐馆，看着律师点这点那，老人的心不住地上提，最后提到了嗓子眼。莫不会一百五十元全花了，还不够吧？整顿饭都没吃好，直到最后算帐是146元，老人做着手势说：我的心一下放进了肚里。
这个生动的细节却让我心酸得不行。老人并不知道山外的世界变化有多快，并不知道他在为150元饭钱窘迫时，一些城里人在浪掷千金，或买美人笑，或买美酒欢。让老人回忆当年拿到土地证时的一些细节都没有这个请律师吃饭的细节生动，显然，在老人的心里，眼前的困顿并不是靠说好听的话就能解决的。但是，为了节目的需要，我们不得不让老人说翻身解放的喜悦，当家作主的感觉；翻身解放、当家作主都50年了，法院判了的、该他得的劳动报酬却始终都拿不到，他说那些喜悦幸福的话时，心里是什么滋味？
想起这些，觉得自己真是够残酷的，这项采访任务也够残酷的。
作为采访者，我们并没有制造假新闻，但为什么我却总是良心不安？我不满的是自己的采访态度。我们一向自诩平视待人，但这似乎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的标榜，一句应时的口号。什么才叫真正的平视采访对象？是你不怕脏和他一起坐在田埂上吗？是你不怕累帮他干农活吗？是你采访前和他交代：别怕，咱们就像家里人聊天一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吗？这些是又不全是。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深入到采访对象的内心，真正关注他作为人的生活和疾苦，而不仅仅是盯着我们要的那点任务时，我想至少在态度上才做到了起码的平视。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真的平视了老人，发挥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关注了老人的这场官司，甚或是报道了这个官司，那7180（即庆祝七一建党八十周年特别节目）又怎么办？这可是为纪念建党80周年做的特别节目，是个政治性很强的任务啊！再说了，白墙上那红红黄黄的线条“形势逼人”，哪容你关注与节目毫不相干的东西？现在讲究的是投入产出比嘛！
总之，这是个讲求效益的时代，这是个不讲温情的时代。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继续残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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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艰难的“连线”／崔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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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利川投毒事件采访二三事
要到出事的湖北省利川市花坪村，路线是这样的：从北京飞往武汉，再转程小飞机飞往恩施州。然后从恩施开车2个多小时到利川市，再驱车往元宝乡，换乘三菱吉普，走近一个小时，到达花坪村的邻村，然后要步行爬山个把小时可到达。
对于“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然而真的进了山，才发现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糟糕——石子路，颠的人东倒西歪。张予北同志一手握着车把手，一手扶着机器，呲牙咧嘴的。我开玩笑地问他：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叫体内器官按摩，找小姐也得不到这样彻底的服务啊。
下了吉普车，爬了20多分钟，就到了出事的地点。然而拍摄完出事的现场，去寻找村里的死难家属，才明白什么叫山大人稀。我们就呼哧呼哧地爬山，一户一户的去找。
小路很窄，崎岖不平，杂草丛生，这些算不了什么，只是村干部告诉我们，当天事发后，他们就是走这条路出山的，深夜里，有的拉，有得抬，病得太重的，确切的说是死了的，几乎就是拖出来的。一想到这些，我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在走路，而是踩在死人的尸体上。大山很寂静，可以清晰地听到呼吸声，和着山风，觉得有点恕�
爬了半天，到了老乡家。却遗憾地发现这里的少数民族大爷大妈们听不懂我说话，即使把语速放慢一半，几乎像唱山歌，他们还是摇头。原来他们听不懂普通话。我就想起予北讲过的一个形容山区的段子：“吃饭基本靠党，穿衣基本靠纺，老婆基本靠想，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通讯基本靠吼。”我看还应该再加一个“采访基本靠翻”，就是让跟来的乡干部做翻译。
采访完最后的一个老大爷，我一边走一边招手，说再见了。老大爷也连连迎合。还好，总算听懂了我说的一句话。谁知乡干部说：老大爷不是在和你说再见，他是在问你“干什么，干什么？”哎…
节目采访的还算顺利，一天半结束了任务，订好了下午回武汉的机票。没想到中午接到《时空连线》刘年的电话，让我和老张为他们赶一集节目，还要连线我和当地主管农业的副市长。兄弟栏目需要帮忙，自然没问题。何况，我和刘年同志在为直播中国做三峡节目的短片时，就已经结下兄弟情谊。
只是下午连线时，主持人一连提了七八个问题，害得我差点没有背过气去。有一个问题特别好，让我描述一下村里那些死人的家庭的悲惨情况。我伤悲道：死者陈小燕，才27岁。丈夫从外地打工回来，却发现妻子已经去了，本来他们已经约好要明年一起到北京打工的。家里的孩子才两三岁，因为太小，还不懂得失去母亲的悲伤。看到孩子天真的笑脸和照片上这个死去女人的青春容颜，作为一个记者，我的心充满悲伤。
说完后，老张一脸坏笑：“连投毒这样的节目，你也要小资一把。哎，我的悲伤，谁能明了，连线节目的导演一定也不知道，因为这样煽情的一段话没有播出。
连线完毕，我们驱车向恩施电视台狂奔，到了才发现，这个电视台的传送机房在11楼，而且没有电梯。又是呼哧呼哧爬，上楼后发现他们这里没有和我们机器吻合的连线，还需要现做。最糟糕的是，由于恩施台没有和湖北台通联部门的同志联系好；他们已经下班回家去了。幸亏，以前和他们打过交道，急急忙忙找到负责人的手机电话，一通甜言蜜语，总算把人家又请回了台。老张说我一个电话里，至少喊了十几次老师。哎，用什么办法呢。
总算准备就绪，开始传带子，可是由于那根临时做的连线，总是接触不好，一会是图像不行，一会是声音不行。湖北台的江浩老师在电话里，一个劲地催促。这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家里《时空连线》的刘年和高瞻一定急得团团转，频频地来电话。而陪着我们的大小领导也许是饿了，不停地问我，什么时候传完？我想他们一定是想问的是“什么时候可以吃饭。”
我一边安慰大家，一边鼓励技术人员，赶快调试机器，总算在9点多钟，带子顺利地传递出去。湖北台的同志说，他手里只有一盘带子了，其他有带子的同志都已经下班，所以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传递最重要的内容。和家里的同志们联系后，就把连线的内容和一些画面传了过去。
晚上10点多，带子传递完毕，终于可以吃饭了，大家许是饿疯了，一个个摆开架势，要大吃一场。这时，刘年又打来电话，做最新指示：还需要一些最新的动态内容，请再传递一些新的采访内容。最后，刘年又智慧无比地说：“你可以让湖北台的同志们，把刚才传递的内容抹了，再传递新的吗。”
这个道理我懂，只是求人办事……
“节目的播出是至高无上的。”此时，老板的教诲又在我的心中激荡。再次和湖北台的江浩联系，这次已经不仅仅是甜言蜜语，又加上了请客吃饭的许诺。通联组的同志们答应下来。再看看，恩施台的技术人员，一个个正吃得香甜，只好一口一个老师们辛苦了，又把他们整回了台里。呼哧呼哧再次爬上了11楼。技术部的黄主任做沉痛状说：崔记者，你别着急，刚才的连线我们拔了，还要重新再做一条。
看着同行们又焊又结，我和老张愤愤然：支援西部，先从电视台开始。回去和张步兵老师说说，把多余的连线送给地方台一些。省得这样麻烦。
上帝保佑，凌晨1点多，带子全部传完。高瞻同志一定高兴了，因为他的追逼电话不再打来，我们终于可以好好睡觉了。
第二天上午10点，阳光正好。一想到下午就可以飞回武汉，心里就暖洋洋的。这时，电话又来了，是翟老的！——“晚上要播出一期《焦点访谈》！
疯狂啊，赶到恩施台。这帮同行恐怖啊，胡汉三又回来了。这次，可要吸取昨夜传送的教训。让当地的宣传部长和电视台的新闻部主任务必联系好和湖北台传送的事情。自己和制片人翟老沟通完节目的大体思路，写了一个提纲先传递给在家的编导曲长缨，就一头钻进三楼的机房。通过我们的摄像机和他们的电脑相连，用非线粗编，然后再吐出带子，送往11楼传送。
为了节省时间，翟老指示，粗编一部分先传送，家里也可以提早编辑。好在和地方台的同行配合默契，一共粗编了47分钟，传送了两次。技术部的同志告诉我，带子都已经顺利传递过去了。这时是中午12：30了。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赶快写稿子，跑到电视台门口的一家打字室，刚刚开始写，翟老的电话打来：“没有接到带子，而且湖北台通联部门的同志说不知道有往北京传送的事情。”
怎么会呢？又是一通电话联系，原来湖北台通联部门接收带子的是一拨人，传送北京的是另外一拨人。由于中间没有衔接好。而且，同志们已经下班回家吃午饭了。没法子，只好再次麻烦江浩老师从家里赶来，进行协调。
几经折腾，下午4点多带子传递过去。只是时间太晚了。曲老一定在家很着急，“巧妇难为无带之编吗。”事后，曲老告知，节目推了一天，曲老又采访了农业部、公安部的有关负责人，内容更全面了。晚上，节目播出；我和张予北在武汉看毕说：“翟老，曲老，您们辛苦喽！”
补记：
1、《时空连线》的主持人在连线完毕对我说：“讲得很好。”第二天，就为了欣赏这位表扬我的主持人的风采，我破天荒起了个大早，7点15看他，顺便看节目。
2、予北同志在利川告诉我，刘年说了，节目做好了，奖金大大的。这话是真的吗？刘年这个温文尔雅的男人，说话一定是算数的。
3、高瞻在那传送节目的夜晚，告诉我，回来一定请吃饭。这个大帅哥说话是真的吗？英俊男人说的话不要全部相信。
我和张予北同志的回答是：奖金可以不要，饭一定要吃！
（顺便叫上节目编导，他给我的镜头实在不少，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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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警察／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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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5日凌晨，在四川省简阳市发生了一起公安民警和保安人员非法拘禁和殴打市民的事件。7月5日，《焦点访谈》以《权力不能用过头》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节目播完正在飞字幕时，我的手机响了，一位朋友在电话里愤愤地说“刚看完你的节目，那两个警察怎么那么恶呀！气得我老爸连饭都吃不下了”。其实，看了这期节目被那两个警察气着了的，还不只是那位朋友的老爸，很多观众打电话或发伊妹儿向我们表达他们的愤怒之情。
要说那两名打人的警察的确挺恶：一个喝了酒的市民，不过就是借着酒劲儿冲撞了他们几句，结果就被他们深更半夜地从家里拖出来带到警务室，背带上手铐，一顿暴打，直至把腿打断。善良的人听到这样的事，再看到那70公分长的“榔牙棒”、血衣以及遍体鳞伤、断着腿躺在病床上的受害者，第一反应多半是“难以置信”、“骇人听闻”。姑且不论作为人民警察该不该打人，就是普通老百姓把人打成那样，如果没有个阶级仇、民族恨也很难下去手啊。
打人的警察，一个是有着30多年警龄的老警察，一个是刚从省警校毕业不到一年的小警察。见到他们时，都穿着民服，即便是在看守所里还戴着手铐，如果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很难把他们和“恶人”联系起来。老警察曹德弟还戴副眼镜，虽然不能用文质彬彬来形容，但也不带凶相。小警察蒋军白白净净，看上去稚气未脱。
与简阳市公安局局长谈起曹德弟，他的评价是“工作还挺努力，但是执法水平不高”。我们问：“执法水平不高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方法简单”。又问：“是不是经常打人？”回答不置可否。虽然局长没有明确地说是还是不是，但是他的表情、他的态势所传达出的信息让我们坚信：曹德弟打人绝不是第一次，而且地球人都知道。
倒是小警察蒋军，此番行为有些出乎他的同事和同窗们的意料。与他有过接触的一些民警谈起他，不无惋惜地说“跟错了师傅”。在简阳市公安局，像蒋军这样受过正规警察学校教育的民警并不多。据说，当初把他安排到简阳市城中派出所，局领导也是出于培养锻炼新人的考虑，以便日后重用。
蒋军一到派出所就和曹德弟分在一个警务室。曹德弟是警长。蒋军说，那天曹德弟要他给蔡世全戴上手铐，他意识到了这样做不对，但是警长发话了，他也就照办了。当然，照办的还不止是给蔡世全戴上手铐，在殴打蔡世全时，他也和警长保持了一致。
这一老一小两名警察打人后认罪态度并不好，都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尤其是曹德弟，竟然矢口否认自己打了人，只是在我们镜头前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