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想想，我们可能是帮了那个线人了，要是我们真的给了他钱，他带着我们在村里转一天，到节目播出的时候，村里那几百号人还不要了他的命，看来还是这样最好，他虽然少挣了点钱，起码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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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血的心痛／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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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有一种可怕的预感，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采访事件次数的增加，随着编辑节目的技巧越来越老练，我的心还会为之滴血吗？——作者题记
根据中央领导指示，《焦点访谈》策划了三集关注农民工的节目，第一集是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第二集是关注农民工的工资待遇，第三集是关注农民工的生产安全。很荣幸，我有机会参与了第三集节目的制作，采访地点选在了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
因为根据手头掌握的信息：一来是清溪镇的五金厂多，每年发生的工伤事故有上千起，这个情况在全国比较有代表性，二来清溪镇属于东莞市，东莞又是全国著名的“民工城市”，在东莞打工的外地农民工就有600多万，从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我们无疑能了解到所有农民工普遍的遭遇。
按照预先的计划，采访进行得很顺利，后期编辑嘛，由于有了制片人叶老、主编余伟利老师以及关主任三位大小领导的严格把关，审片很成功，一遍就过了。审片领导一方面对农民工的悲惨遭遇给予无限同情，一方面又对那些黑了良心的私企业主们唯利是图的行为表示强烈愤慨，但也指示有几处那种血肉模糊的断手指画面冲击力太强，要换掉。
一进地下室的合成机房，王大姐就问我：“节目叫什么名字啊？”这时候我才猛然想起“合片子必须先有题”的规定，可我这个宝贝节目还没题呢？
还是王大姐善解人意：“我先帮你排着字幕，你就赶紧现想吧。”
望着显示器的画面上晃动着的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断指，我期望着这个标题既能体现出整个片子的精髓又能表达自己对农民工无限同情和悲哀的情绪。可我当时脑袋都快想破了，就是无法为它起出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
迫于无奈，我只好再次使用了老套路，求救于叶老。
叶老真好，对像我这样刚上路的新同志，他总是慈悲为怀、有求必应。果然十分钟后叶老回话了：“《断手之痛》怎么样？”
我以为，这句话真是跟天籁之音有得一比。
赶紧请示关主任，主任答复“就是它了。”
节目合成完的第二天，这个原本定的第三集变成第一集播出了，听说效果还不错。第二天在办公室就听到好几个人说“《断手之痛》这个标题好。”
其实在这个节目的背后，岂止是一个“痛”字所能诠释出作为编导我的内心感触呢！在为期四天的采访过程中，我亲眼看到了那么多躺在病床上的农民工，看到了他们如阳光一般富有朝气的脸庞和肿得跟莲藕一样用钢钉接起来的手。在这些人的身上都有着一个又一个声泪俱下的故事，断指为他们带来的除了肉体上的痛苦，更多的还是心灵里的伤害。而这种痛苦和伤害同样深深地感染了我，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忘却。
在广东东莞市清溪镇采访时，为了把情况了解得更全面些，我们还到了清溪镇的近邻樟木头镇医院，在那里我见到了伤势最严重刚住进院的一个湖南小伙子，一般的工人出工伤事故都是弄断三两个手指，而他的左手却是连手带半支胳膊都被机器切断了。这个小伙子才19岁，长得很英俊，是家里的独生子，出来打工还不到一年，他的父母在当天晚上得知儿子出事的消息后就在屋门口哭着坐了一夜，直到天亮等到了开往广东的第一班车。
我们走进这间病房的时候，这对父母正在吃盒饭，但很长时间也没看见他俩吃几口，小伙子的妈妈含着泪对我们说：“我们哪里还有胃口吃饭，孩子还这么小就连手也没有了，他的将来可怎么办？。”小伙子的爸爸坐在旁边低着头也落了泪，那天，正是这个小伙子满19岁的生日。
我原想把这个小伙子作为节目的主人公，但发现这个设想不具备操作性，因为他的工厂对他照顾得比较周到，不存在工伤纠纷的问题，因而在涉及到工伤赔偿这个环节时他就无法起到串联的作用，于是只好忍痛舍弃了。
我情不自禁地把这一家人的故事跟好几个同事都说起过，我不知道那个小伙子的老板会给他赔多少钱，不知道他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会怎么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小伙子原本灿烂平坦的人生会从此变得崎岖和坎坷。
而像他这样的受伤民工在广东不知道还有多少，在全国不知道还有多少，他们中有的受伤后连医药费都没有，有的想跟老板要回他们应得的赔偿比登天还难，因为他们这些人就是我们常说的“弱势群体”。他们太需要社会的关注，需要落到实处的关心，但是实际上我们都是说的比做的多。
我是个刚来一年多的新人，我相信我一定还会有机会再次接触到这些血淋淋的场面，只是我突然有一种可怕的预感，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采访事件次数的增加，随着编辑节目的技巧越来越老练，我的心还会为之滴血吗？！
记得刚来《访谈》时，收到一封举报信都会觉得心潮澎湃，而现在看到来信连拆都懒得拆；记得刚来《访谈》时，在台门口看到上访的人总是忍不住停下脚步去看一看，心里会想着我能不能帮得上他们，而现在台门口上访的人依然有，他们哭得撕心裂肺，而我早已可以做到目不斜视，充耳不闻。
有人告诉我，这说明经过一年多在《访谈》的锻炼我已经变得成熟和老道了，可我自己却无数次地反问自己：这是否就是自己曾痛斥过的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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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是条不归路／萧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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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销是条不归路》的选题最初是从关海鹰主任那里听说的，当时关主任打来一个电话，说：“杨继红那里有一个特别好的选题，传销的，特别好！你去了解一下吧！”
乍一听并没有怎么兴奋，心中暗想，又是传销，有什么好？
操起电话打给中心组，只听得杨继红老师那稳健而充满磁性的声音娓娓道来：“这是柳州刚刚破获的一个案子，是传销的下线杀上线，三个人杀了六个人，六个人呀！”
听说是一桩杀人案，立刻兴奋起来。马上给关主任回了一个电话，说：“好题好题！不错不错！杀人了耶！确实不错！”
电话那头传来关主任心照不宣的窃笑。
陈旭明
杀人嫌疑犯陈旭明、张广顺、高毓翀三个人都是沈阳人，说起话来东北口音很重，和所有的东北兄弟一样，这哥仨也特健谈。用柳州公安的话来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犯罪嫌疑人，还没问呢，就哗哗哗地往外说，拦都拦不住，记都记不过来……
陈旭明是三个犯罪嫌疑人中挑头的一个，也是在传销组织中位置仅次于被杀的六个人的传销头目。他以前当过兵，人很精明，用柳州公安的话说是“猴精猴精的，只可惜没用在正地方”。据说在审问陈旭明的过程中曾经有一花絮：审问进行到一半时，侦察局局长进屋来，陈旭明看了一眼这位局长，就说“进来的这位是个大官吧？”局长很奇怪，问他“何出此言？”陈旭明道“别人进来都是先探个脑袋，看看情况才进屋，只有你肚子朝前，推门就进，可见是个领导。”审问室里登时哄堂大笑。
但聪明反被聪明误，陈旭明精明了半天，最终却被自己从前的战友以做生
意的谎言骗进传销组织。他最大的缺点（陈旭明自己认为是优点）就是哥们义气太重，知道被骗后，开始挺生气的，但战友对他说，自己这样做其实也是为他好，为了让他来赚大钱的（传销组织的惯用之词），陈旭明也就抹不开面子跟战友老拳相向了。之后天天上课，天天学习，不知不觉被洗了脑。再后来，陈旭明的位置越做越高，逐渐摆脱了痴迷，也明白传销是怎么骗人的，但这时他真的开始赚到了钱。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陈旭明抛弃了道义。
“从那时开始就堕落了”“每一天都过得不快乐”“破罐破摔吧！”——在采访中，陈旭明不止一次这样说。而这样做的原因，据他自己解释，就是“自己的钱已经花出去了，怎么也得翻本呀？”
可是在传销组织里，除非你做到金字塔的顶端，否则是不可能翻本的。陈旭明空算计了一番，结果却没有挣到太多的钱。他很快发现，很多像他一样的人做到C级经理之后就莫名其妙地走了，他们都是被打走的。传销组织最上头的六个人就是用这种方法不断更换组织内部的新鲜血液，同时保证自己六人的收益不会被别人分走。
当“上头”的人也准备用这种方法清走陈旭明等人时，陈旭明决定反抗。
张广顺
从面目上看，张广顺不像陈旭明、高毓翀那么桀骜不驯，他长得白白的，说话慢条斯理，给人的印象分不差。张广顺在家好像是行小，采访中经常讲起自己的爸爸妈妈。提起被杀的六个人他就变得气呼呼的，说自己就是听了他们的话从老爸老妈手里骗来了2万元钱，然后这些钱又被他们骗走了，到最后也不还（真不够意思）。
其实张广顺也是被自己的老乡骗来的，他说，在传销组织里每天都要讲课，讲得无非是“钱钱钱”，“怎么挣钱怎么捞钱怎么骗钱”，结果搞得每个人都跟钱串子似的，上厕所时都恨不得把脑袋扎马桶里看看有没有钱。
张广顺就这样加入传销组织走上了骗钱的道路，开始还挺顺，唰唰就骗来了俩老乡，张广顺也如愿领到了回扣：570元/人。但领到钱后的张广顺感觉并不怎么痛快。采访中他跟我说：“多没意思呀？这不就是骗人吗？还不如直接跟朋友要钱来得痛快呢？”再往后，张广顺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那就是只骗自己认识、较熟但又不太熟的朋友。这个标准一制定可就麻烦了，还挺不好找，找到了也不太好骗。
郁闷！
高毓翀
在三个人里，高毓翀的名字最有学问了，且不说那个“毓”字少见，就说那个“翀”字吧，有几人认得？哼哼！不是我小瞧大家，上至公安办案民警，下至鄙人我，都是查完字典才张嘴跟他打招呼的。不然咋办？念不出来呀！“你叫高于啥？”多难听，也没面子不是？这字典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翀”，音为chong（冲），是指大鸟一飞冲天的意思。啧啧，真不简单，高毓翀真是不飞则已，一飞惊人啊！以前从没有杀过人，一杀就杀了六个！
和他的名字比起来，高毓翀本人看上去有点貌不惊人，小个子小脑袋小脸小眼睛小嘴，
就是眼神特贼。平时不说话，说出话来就是斩钉截铁。比如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杀那六个人？”别人都说来说去说好多，啰里巴苏的。只有高毓翀回答最干脆，他咬着牙说：“我恨他！他们早该死！”不但面目狰狞，牙缝中仿佛还发出“嘶嘶”的声音。真是有感觉！
嗯！我很喜欢他！算个真小人！
在三人中，高毓翀是唯一有前科的，他曾因打人被劳教过，但罪行并不重，好像只关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是被陈旭明骗来的，却不计前嫌，始终追随他。陈旭明讲了很多传销组织内部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提到高毓翀。说是有一个18岁的女子，被骗到柳州搞传销，当时怀着孩子还得了性病，钱被骗光后，临走时身上只有一个手机。潘国民（传销组织B级经理，被杀者之一）自己上了火车站，说那个女孩欠了很多房费，把那女孩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搜罗一空，包括那个手机。最后那个女孩连车票钱都没了，是高毓翀自己拿出钱来买了火车票，送那女孩回家。言外之意，陈旭明觉得高毓翀是很够哥们儿的。案发之前，也是高毓翀陪陈旭明到青海买回三支手枪用来杀人。
杀人抢钱
陈旭明等人很早就对传销组织不满了，用陈旭明的话说，就是“上面那六个人太不地道”，当然他们的业绩也不是很好。2003年底，陈旭明等人与A级B级的六个人矛盾终于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上线决定将他们清走。
陈旭明说他们曾经想到过要举报，让公安工商来查他们，但是转念一想，那样不见得可靠，万一公安不判那六个人的刑，哥几个岂不是白忙活一场？就算判，传销也判不了死刑，不足以消胸中之气。思来想去，陈旭明等人决定自己干。杀人、抢钱！
首先，他们决定去买点凶器。几个人把手头的钱凑了凑，发现只有几百元。这让他们更加怒火中烧——我们每人都从家骗来了数万元，如今却只剩了这么点钱。都是可恶的传销上线骗光了我们的钱！
看来这上面的六个坏蛋是非杀不可！
没钱怎么办？陈旭明等人想到了自己的下线。既然上线可以拿他们的钱去胡吃胡花，他们为啥不能花下线的钱“替天行道”？哥几个商量，就这么办。
陈旭明等人用下线寄存在自己这里的一万多元钱买了三支手枪，在一个夜晚，利用一个开会的机会，劫持了潘国民。但传销组织内部等级森严，潘国民也不知道上面的人住在哪里，于是他们逼潘叫来了另一名传销B级经理郭Ｘ，郭来后，陈旭明等人开枪杀死了潘，又押着郭来到传销组织的老巢。
两个A级经理和他们的女友正在出租屋里乐呵呢，发现事情不妙已无处可逃。平日里巧舌如簧的几个人当然不愿束手待毙，怎么办？说呗！又是大哥又是小弟，拉关系套近乎，痛说发家史，你我都是穷弟兄，原本是一家……
后来采访时我问张广顺，听他们说这么多话你就没动摇吗？张光顺说：“这些话我早就听腻了，虚伪！”高毓翀的回答更简单：“说啥？啥都甭说！拿块抹布把丫嘴堵上。”
就这样，三个人嘁哩咔嚓杀了人，回头一点钱，发现这六个人也是穷鬼，手头竟然没啥现金。没有就没有吧，哥仨也不太在乎，一溜烟地就跑了。
后话
几天后，陈旭明在沈阳老家被抓获，张广顺、高毓翀在海南被抓获。据说，审问完毕，陈旭明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后来他还解释了一下，说这是他杀人后睡的唯一一个安稳觉，被逮着了也就没啥念想了，不像逃亡时，担惊受怕的。
采访完临回看守所里时，警察拿过来一张单子，说：“陈旭明，给你买了床被子，你签个字。”
陈旭明问：“我那俩弟兄也有吗？”
警察说：“都有。”
陈旭明说：“那还行。”
这才签了字，签完还说：“都算我的帐上。”
警察扑哧乐了，说：“这小子，现在还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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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任务／余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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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焦点访谈正在制作系列报道《岁月回响》，我接手的任务是《领到土地证的那一天》。策划思路是这样的：寻找到这样一个农民，他参加过1951年的土地改革，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证明土地属于自己的土地证；让他回忆那天的情景，描述他的欢乐心情，表现他对党的感激；最终归结到歌颂党多年来实行的土地政策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经过多方寻找，我们终于在大别山深处找到了这样一个农民，今年已经82岁的老人，是那种我看着就会不自觉地流泪、而摄像看着就会不自禁地打开机器开关的的老人。
老人是地道的农民，很慈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