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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的冲动和执着还是起了作用，郑军丽的母亲最后同我们一起去了白沟，小军丽被我们顺利地接出来，我们也拍到了老板娘蛮横不讲理只顾要钱不顾工人死活的镜头。
片子在2002年3月27日顺利播出了。第二天，朱容基总理对此节目作出重要指示，根据朱总理的指示，国务院派出工作组，由劳动保障部副部长任组长，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卫生部、工商总局、环保总局、质检总局和全国总工会等部门赴河北高碑店市展开调查。
经国务院工作组的专家鉴定，有17名打工者苯中毒，其中5人死亡。4月18日，受害者每人得到4万元赔偿。五一节前，国务院以“国发＇2002＇9文件〃的形式通报了河北省农民工苯中毒事件。
吕继香、郑丽娜等人的生命总算没有白白地消逝，更多的孩子因此幸免于难，但不知为什么我却笑不起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些孩子家中一贫如洗的情景，忘不了那些现在只能从仅存的几张照片中去认识的早逝的生命。他们曾经笑得那么灿烂，那么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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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短信的陷阱／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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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短信有陷阱》的《访谈》播完后，当天晚上，厦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的接警电话都快打爆了，几个值班人员又忙了大半个晚上。全国各地又有不少受骗者报案了。节目播完后，也引起了周围不少人的共鸣，因为大家都收到过此类手机短信息，所以反响挺强烈。
其实，这个题目我已经盯了很长时间了，只是一直没有动它。我原以为不会有多少人上当，总觉得这个题目上《焦点访谈》有点小。可是，到了厦门市公安局，亲眼看到那些报案材料，亲自听了那些报案电话之后，发现这个题目是立得住的，因为受害人实在太多了，据警方统计，除了港澳台以外，骗子的短信息发遍了全国。对一个受害人来说，他可能被骗几百、几千（被骗十几万、几十万的主儿属少数）。但是架不住受骗的面广，上当的人多。
当我把这个节目拍回来，编好了，审过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孙副总玉胜也报过这个题。因为他的手机上也常收到中奖或拍卖走私汽车之类的短信息，他多方联系之后得知对方是一些骗子，非常气愤，拍案报题。事实上，那些骗子发短信息的号码是他们按着一定的规律胡乱编出来的，然后广泛发送，他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他也分不清哪个手机号属于正部副局，哪个属于副科正股，他都发，因此只要是手机用户都有可能接到。可以肯定，比孙副总官大的官、以及更大的大官，都会可能收到这样的短信息，受到骚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操作这个选题的社会意义就更大了那么一点点。
干这个行当的几乎都是福建省安溪县的农民。我这是第二次跟他们打交道了。两三年前，我和摄像张予北在福州曾经采访了一伙骗子，就是安溪人。那时手机还不像现在这么多。他们主要靠翻黄页，发信函，诱人上钩，方法比较土。可见，骗子的行骗手段是与时俱进，不断翻新的。怀着对他们无比浓厚的兴趣，跟着厦门警察，这次我们也去了一趟安溪，对骗子之乡，作了个实地考察。这是一个山区县，过去是靠生产茶叶出名。我注意到他们的房子盖得都不错，都是乡间别墅。问当地派出所警察，这些户主都是些干什么的，当地派出所警察说，他们长年在外，很少回来，他们也搞不清这些人都做些什么生意。反正就是有钱。
关于骗术，在节目里，不能讲得太详细。原理其实很简单。可一人单干，也可带上兄弟姐妹、狐朋狗友几个人合伙干。事先一定要在厦门找一家银行开户，但是开户的名字最好不用自己的。然后再针对某一省、市、区编出手机号码，把编好的短信息发出去。最早骗子们采用人工发送，特别累手指头，一天一般能发个一、二百条。后来，骗子们又掌握了一门新技术，采用电脑群发，效率特别高，瞬间就能发出好几千条。发出的短信息，好比饵料，专等鱼来上钩。有人出于趋利的心理或出于无聊好奇，就给骗子们回话了，骗子们通常都很有智慧，暗熟心理学，各个巧舌如簧，只须三句两句，你就成了他的俘虏。当你把邮寄费、个人所得税、订金、货款，按照他们的要求，打入他们的帐户之后，他们利用储蓄卡，随便在哪个地方，哪个柜元机上就把钱取走了。
厦门市公安局的报案材料，摞起来能有一尺来高。受害人有各行各业，其中还有咱台的一位也报了案，在此咱不便透露人家的姓名和部门。被骗后，大家都挺不开心。我手头拿了个北京受害人名录，跟人家联系采访，打了十几个电话，几番动员，总算有一位“王女士”，勉强同意接受采访。中关村有一位给骗子寄去25万，买走私罚没的宝马，外交部一位干部也寄了17万2千元，买进口车，钱打进帐户以后，被骗子立即取走。他们被骗数额都比较大，特别难受，但死活不同意采访。被骗者不仅有个人，还有单位。其中，甚至还有公安。西北某市交警领导觉得，买走私罚没车便宜，自己又不愁上牌照，所以，一次就从骗子那里订了三台，打过去60万的预付款。结果到现在，案子也破不了，人也抓不到，钱也追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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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山西特大假酒中毒案／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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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市场经济已非昨日四面透风的茅屋境况了，虽说难比紫禁城、太和殿却也是砖墙琉瓦小有规模。然而，对于那些制假、贩假的鼠辈们来说，打洞钻墙依然是小菜一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于是乎，便有了1998年春节前的“一·二六”特大假酒中毒案，也就有了记者的山西之行。尽管此片因某种原因未能播出，但采访中的“趣闻轶事”着实令记者感叹：不施劈雳手，怎开菩提门？更何况从1996年的云南会泽到1998年的山西平朔，不到两年的时间，国人已经为假酒案付出了60余条性命。
1998年2月4日
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便接到了当晚飞赴太原采访假酒案的任务。
下午近4点钟时制片人关海鹰在与有关部门例行联系时，得知山西省发生了假酒中毒案。尽管时间紧迫，但制片人还是要求我们当晚出发。好在我们平时做好了随时待命的准备，像摄像邢旭东在办公室里便常备着外出的一应生活用品，所以他连家也不用回了。订上机票后，距20点40分起飞的时间仅有2个多小时了，而我们从有关部门得到的线索只是因甲醇中毒已死亡10多人，此外再没有更多的信息了。面对这仅有的一点已知，该从何处入手，采访的重点又在哪里，怎样有别于以前的假酒案报道……这一串的未知实在是太多了。于是，制片人关海鹰、我和摄像邢旭东3个人对此进行了商讨。阿关提出，中央三令五申严打假酒，可假酒为什么还能出笼？
他建议我们追踪不法分子如何搞到甲醇，又怎样制作、贩卖假酒这条线索去采访。事后证明，在众多记者的采访中，我们率先对此进行了追踪并做了实地采访。虽然片子没有播出，但这一点也使我们略感欣慰。
1998年2月5日
凌晨零点过后，我们在太原市驻地等来了刚刚开完会的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负责人。通过这位负责人的介绍，我们初步了解了案情的基本情况，决定以造成人员伤亡最重的一条制假、贩假渠道作为采访主线：太原市南郊区宇誉溶剂加工部的陈广义从某些厂家（具体名称有关人员不肯透露）购入甲醇近42吨，又将其中的35。2吨卖给文水县的农民王青华；王青华则按1：10的比例加水勾兑成散装白酒，并将其中的20吨毒酒卖给本县的农民王晓东；王晓东则把其中的
17。4吨销给朔州市的个体户杨万才。正是杨万才批发和零售出去的这些酒造成朔州市10多人死亡、近200人中毒的特大惨案。
看来，朔州市和吕梁地区的文水县是必去的地方。这两地，一个在太原以北，一个在太原以南，相距数百公里。我们决定从朔州入手，来个追本溯源。
早晨9点多，从太原市出发。由于刚刚下过雪，沿途又多山路，下午近2点时才到达朔州市。在该市第一个采访的便是杨万才。杨万才曾在当地的一家酒厂工作了30年，退休后又从事卖酒的个体生意，按理说，他应该能分辨出用甲醇和乙醇勾兑的酒的区别。如其所言，当初他从王晓东处进酒后，发现此酒不起酒花，他曾产生疑虑并问过王晓东，是否在酒里兑了甲醇，但王一口否认，于是杨万才也没再多问。没几天，他就听说有人因喝酒死了。一天晚上，警察前来敲门说是查户口，杨万才做了亏心事自然心中有数：“看来是出事了。”在采访中，杨万才一再向记者表示他的脑袋肯定是保不住了。不管法律对其如何制裁，他是罪有应得的。但是采访中发现，在近3年的时间里，有关管理部门对他超范围从事白酒的批发和加工的非法经营活动竟从未过问，也根本没有对他销售的酒做过抽查……
朔州素来民风剽悍、多豪饮之士，然而由于连续3年遭灾，人民生活拮据，平日里舍不得喝上一口酒，即使是在春节合家团圆之时，也只能挤出一点钱买上一二桶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散装白酒解解馋，不料喝的却是“断魂酒”……在痛恨制假、贩假者之余，对那些本该履行把关职责的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又该做何谴责呢？对于打假，尽管中央的决定愈加严厉而具体，尽管民众的呼声愈加愤怒而迫切，但老鼠的生命力和繁殖力却日渐旺盛，原因何在？杨万才一例或许便是答案之一。
1998年2月6日
在犯罪嫌疑人杨万才家和朔州市平鲁区医院进行采访。仅平鲁区便因饮毒酒死亡13人，中毒住院治疗者达190人。当晚返回太原市。
1998年2月7日
一早出发，从太原市前往吕梁地区的文水县，也就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的故乡。
在我们去刘胡兰镇贯家堡村王青华制作假酒的现场途中，遇到了两件很是有趣的事情。其一，中途我们遇上了从贯家堡村办案归来的公安机关一行人。省委宣传部某处长拦住一位公安机关领导的座车，刚刚说出：“《焦点访谈》的记者想采访被拘押的犯罪嫌疑人……”不待此话说完，更不待听清此话，此公乍闻《焦点访谈》便双手紧摇，吐出一串：“我不接受采访，我不接受采访……”这位处长颇感好笑，便又强调一遍：“《焦点访谈》的记者不是采访你，是要采访犯罪嫌疑人。”此公略一怔神，迅即摇上车窗，从窗缝中甩出一句：“找别人去，这事不归我管。”
其二，在我们必经的一段路上，停着一辆高悬“打假”招牌的宣传车，喇叭里播出的自然是那激昂的“正气歌”。然而，记者左顾右盼发现该车方圆几百米内竟无村舍，更无人迹，这“正气歌”究竟是“唱”给谁听的也就不言自明了，只是这么做未免太那个了点。自己犯傻也就罢了，何必把我们也捎带上当做傻瓜呢？想到此，不免好笑；再细琢磨，又感到可悲：谁傻呀？一个赛一个猴精猴精的，装傻能装到如此地步那叫境界，非我辈凡夫俗子所能修成的。君不见，举国上下“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阵势固然可观，却大多劳而无功。缘何？皆因君子动口不动手：或因投鼠忌器，或因无所不忌，其结果竟是鼠们日见其多、日见其肥了……
言，重了；意，则适度！
当闻知有关领导同意记者采访拘押在文水县拘留所的陈广义、王青华、王晓东等犯罪嫌疑人时，记者甚感欣慰，总算是一番努力没白费。于是，在下午3点多钟兴冲冲赶到拘留所，结果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见到犯罪嫌疑人。一打听，原来拘留所接到的通知是领导同意采访受害人而非犯罪嫌疑人。岂有此理，采访受害人何劳领导大驾？拘留所里又怎会有受害者？可是公安局的电话记录上白纸黑字，明明白白。于是，急忙往吕梁地区公安局挂电话，答曰：记录无误。无奈，只好再烦其向领导进一步查询。几经周折，终于有了回音：领导同意采访犯罪嫌疑人而非受害人，是在向下传达时出现了误解。至于这失误究竟出在哪里？公安部门如何会在这起码的常识性问题上出错？记者已无暇顾及，只求能尽快采访到犯罪嫌疑人。然而且慢，半路上又杀出个也是“领导级”的“程咬金”，不同意记者去采访。于是，只好再联系、再协调……望着一屉屉、白花花冒着热气的馒头进入“号子”里，记者忍着饥饿依然等待着，等待着那仅剩百分之一的希望能实现。拘留所所长看着记者，一副深表同情的样子：“我们已做好准备，只要上级批准，一分钟内就可以把人提出来接受采访。”终于指示下来了，还是不同意采访。无奈之下，记者只好在等了4小时后，连夜赶回太原。
由于我们采访涉及了“一·二六”一案的核心和敏感之处，使得采访难度加大。因为我们采访的主要内容是：假酒如何一路过五关斩六将、闯过层层防线最终危害人间的，这就不免会触及某些部门和领导者的痛处。对于那些久经沙场具有一身闪展腾挪好功夫、无形盾牌随身带的当事人来说，给记者的采访设置障碍也是可以理解的。好在记者也略知“农村包围城市”的雕虫小技，用迂回战术也还是可以应对的。
1998年2月8日
由于卖甲醇和买甲醇的犯罪嫌疑人均未采访到，记者便按有关部门提供的线索到太原化工厂就甲醇销售一事进行采访。当记者看到该厂的领导笑脸相迎的时候，心中不免产生疑虑。待一番例行的寒暄过后，记者忍不住发问：“你们知道我们来此采访的目的吗？”依然是笑吟吟地答曰：“知道，是关于假酒案中甲醇的来源。”但厂领导下面的一句话差点让记者背过气去：“我们厂既不生产甲醇，也不卖甲醇。”整个一个拿记者“开涮”，把我们支到了一个与此案无关的厂家。幸亏记者昨晚在文水县公安局与办案人员聊天时，得知因涉嫌出售甲醇被拘押的人是太原化肥厂的干部。于是，记者马上告别化工厂赶赴化肥厂。化肥厂的领导见到记者后说了一句：“我知道你们迟早会来的，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通过对这位厂领导的采访，记者终于得到了该厂因管理不善向陈广义出售甲醇的事实。接着，记者又边走边打听，找到了位于太原市南郊区的陈广义溶剂加工部。通过对其工作人员的采访，得知所谓溶剂加工只是徒有虚名，陈广义从事的是非法的甲醇倒买倒卖。至此，“农村包围城市”的迂回采访目的基本达到了。
在山西的采访中，记者遇到了一道难题，至今也无法解开：
已知数：“违法者”对消费者造成的危害小，“遵纪守法者”对消费者造成的危害大。
求证：商家该不该遵纪守法？
这道题的起因是在“一·二六”中毒事件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卖酒者越缺少职业道德、违反规定往酒里掺水越多，则喝酒的消费者中毒越少；越是讲职业道德、不往酒里掺水者，则消费者中毒越深。
当记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一时间竟无言以对，不知诸同仁又该做何解答？记得在王青华勾兑毒酒的大缸上，红纸黑字贴着“人杰地灵”，当时看了颇觉滑稽、荒唐，如今想来却很是首肯：人杰地灵，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