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子制作完成后，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罗干同志极其认真地审看了。据公安部郑局长说，罗干同志给他打了个电话，详细了解了一下有关情况。后来，此事在公安系统内部被通报，有关当事人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在《访谈》的日子里，我碰到类似的事情其实很多：
在成都，当铁路部门把行包专列承包给私人后，行包专列变成了“走私专列”，在我们发现的十四节车皮里，有大量黄色光盘、赌博机、走私香烟等。
在广东惠州，惠纺集团的负责人虚报产值十几亿、组织假选票骗取“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在安徽歙县，“老板有请，警察站岗”，当派地出所应邀为一家星级宾馆设立值勤点，并对色情活动无动于衷。
在山东青州，由于当地企业严重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致使十几人因火灾死亡。
在江苏丰县，当地为了面子工程，强迫农民盖别墅，结果盖出来的别墅被用来养羊。
…………。
我想；像这样的目录，每个《焦点访谈》的记者都能列出几个。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在我们国家曾经发生过这样令人愤怒和痛心的事情。这些事让我深深地感到我们国家的前进有多么不容易，那些曾经被报道并又被解决的问题是多么的不简单。
转眼离开《焦点访谈》已经三年了。这些年，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拉开抽屉，总会静静地望着记录我曾经制作过的节目盘磁带发呆，它们是我记者生涯中难以抹去的记忆，也记录着我们与之战斗过的岁月。
…
抓不着人更是新闻／周学刚
…
记者这个行当干久了以后，容易形成思维定势，如果拿到一个选题，老按着固有的思维模式，固有的习惯去思考，去判断，就很难出新意，很难创新。在纷繁的社会生活中，难以发现新闻。
崇尚创新，不断地超越自我是新闻工作者可贵的品质。这便是本人在采编《焦点访谈·青岛查黄赌》之后的感悟。
2000年前后，一些地方的卖淫、嫖娼、赌博等丑恶现象泛滥，由此而引发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和恶性案件频繁发生，这给社会环境，特别是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严重危害。此事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对于这些社会毒瘤，社会各界反映十分强烈。2000年6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部署了在七、八、九三个月，在全国开展加强娱乐服务场所管理，严厉打击卖淫、嫖娼、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的专项行动。
为了配合这次专项整治活动，公安部希望在舆论宣传上要形成声势。希望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给予配合。
2000年6月27日，当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第四采访组的制片人把这个报道任务交给了我，最初也没太在意。本来嘛，象查黄赌这类的节目，在《东方时空·时空报道》、《焦点访谈》中不知报道了多少次，本人以往也参与采编过这类节目，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新鲜的选题。
公安部治安局的同志说他们根据群众举报，已经在青岛的几家娱乐场所进行了暗访，拍有录像，现在希望我们和他们一起再去青岛，采访查处行动。按常规，这种节目通常就是暗访时发现了什么，明查时又查到了什么，明查加暗访，再采访各有关当事人，编一期节目，没太大问题，很容易制作播出交差了事。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象记者想象的那么简单。
2000年6月29日上午，记者跟随公安部治安行动总队的同志一道赶往济南。中午12点，赶到山东省公安厅。公安部的同志向厅长通报情况，宣读公安部关于青岛市几家违法违规娱乐场所的查处令，提出要求，同时播放他们暗访时拍摄的录像。下午3点，公安部工作人员由山东省公安厅陈副厅长和两位处长陪同，一起出发赶往青岛。
当晚8点，到达青岛。工作组向时任青岛市公安局局长的万国忠宣读公安部查处令，限令6月29日之前，也就是当天晚上零点之前，必须清查暗访中发现问题的七家娱乐场所。
当下，万国忠开始召集青岛市公安局班子成员紧急开会，布置当晚的查处行动。按公安部要求，查处行动必须及时、保密、稳妥，首战必须获胜。
查处行动时间定为当晚10点半钟。
9点过后，青岛市公安局的大院陆续有干警前往集结。到公安局后，所有人员将手机，呼机关闭。
然而，时间已过11点，人越聚越多，但不知是为什么，始终按兵不动，11点半都过了，行动人员大队人马终于出发。400多名警察分成了七个小组，同时行动。
记者和公安部的同志一起，先跟一组行动人员去青岛丽晶大酒店，这是青岛市的一家五星级大酒店，也是暗访中发现问题最为严重的地方。到达现场，干警们冲向原为酒店二楼仓库的赌场。十几名干警用力拽开紧闭的房门，大门打开之后却是空空荡荡，空无一人，然而红色的地毯上，赌桌印痕清晰可见。
接着记者又随干警赶往位于青岛市华阳路的工贸宾馆梦都夜总会，在现场，除了能看到一些来不及收拾的赌具外，赌博活动的组织者，参赌人员也是无影无踪。
零点时分，记者又跟随干警赶往青岛市另一处公安部暗访人员暗访过的场所——大富豪夜总会，这里整个就没有什么演出活动，赌博的器材也没有搜查到。
6月29号凌晨二点多钟，整个查处行动结束，结果是七个场所一个赌徒没见到，一分赌资没查获，一个嫖客没抓着。
记者注意到，大富豪夜总会租用的是青岛市四方区文化馆的办公楼，并与青岛市四方区文化局、文化市场稽查大队仅有一墙之隔。
那么，这里到底都有什么呢？在公安部暗访人员拍摄的录像上，就在两三天以前这里的大厅有艳舞表演，包厢里有脱衣舞表演，小厅里有赌球活动，包间里有热闹的龙虎斗赌博活动。然而明查的结果就是这样，行动基本扑空，这个结局多少有些出乎记者的预料，也出乎公安部工作人员的预料，如此，我们的节目还能不能做，应该怎样报道呢？
当时，记者所在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记者四组正在试行采访记者与后期编辑分离，即前方记者把采访拍摄到的素材交给后期编辑处理。当记者把明查的情况电话告知一位后期编辑时，他当下决定这个节目他做不了，“没查着算怎么回事儿，这节目怎么做呀？什么都没有。你让我怎么说呀？”
显然，这位编辑已经习惯于固有的思维定势，按着他的思维，这个节目就得明查加暗访，明查必须查出东西来，才能做出节目。
假如能够倒过来想一想，几天以前，还红红火火，有恃无恐地从事各种违法勾当的地方，在公安干警采取行动时就神化般地变得干净了，这是为什么？
人们对一种事物的思考，如果习以为常了，就失去新鲜感了。但是，如果从相反的方向思考，也许就会出奇不意地抓住别人没想到的地方做文章。逆向思维往往使记者能够发现别人没有采取的表达方式。
抓住了人是新闻，抓不着人更是新闻。
抓不着人更发人深思，那些娱乐场所是不是事先得到了消息，是谁给他通了风，报了信？这是不是说明社会丑恶现象泛滥，有着某种保护伞之类的东西？
因为那位后期编辑不愿意编辑这期节目，记者在第二天回到北京之后，便自己整理素材，由于思路清晰，编起来也并不吃力，用大半天时间将节目编好送审。
结果节目顺利通过审查，并定在同一天内《东方时空·时空报道》与《焦点访谈》两个栏目同时播出。
节目播出以后，引起了魏健行和罗干同志的高度重视，两位领导都有批示，并在当天调走了节目带子。节目在观众当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观众来电来信发表了看法，还有人为公安机关继续提供线索。
在这期节目的编辑上，也有些可以总结的地方。比方在结构上以事件发展的时间为线索，采用纪实手法，如实叙述，同时运用对比手法，把明查时怎样，暗访时又怎样做对比。比如，在丽晶大酒店，紧锁的房门打开之后，看不出发生过什么，然而就在三、四天以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暗访镜头大厅里的赌桌旁人头攒动，酒店的服务人员在组织赌局，场面十分热闹。现在原来放置的赌桌不见了，却在红色地毯上留下了清晰的赌桌印痕。再比如，在大富豪夜总会，今晚这里没有任何非法演出活动，夜总会的负责人在记者的镜头面前甚至还显出很无辜的样子，理直气壮地声称他们历来守法经营，当地派出所，分局治安科、市公安局定期来检查，各方面都给予肯定。那么果真如此吗？镜头一转便是公安部暗访人员在这里拍到的录像，不堪入目的大厅里的艳舞表演、包间里的脱衣舞表演、赌博间里肆无忌惮的赌博场面，小姐高声叫着筹码，小厅里还有2000年欧洲杯足球赛赌球的活动。如此用镜头说话，用事实说话，用过程说话，加强了观众的印象，从而取得了很好的收视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片子播出后，公安部根据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指示，责成山东公安厅组成调查组，又一次调查，很快查出了几名违法违纪人员。其中，原青岛市公安局局长万国忠的儿子因多次收取娱乐场所的保护费，向司法部门投案自首。万国忠本人在“两规”期间自杀，其他有关责任人也都受到了应有的处理。这期节目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
不该早逝的生命／王文雁
…
河南省的许多地方，都有整村整村的孩子在河北省白沟镇一带的家庭皮包作坊打工，说他们是孩子，因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还不满18岁。
2001年，河南省许昌市在白沟打工的一些孩子先后神秘地患病。轻者头晕、头痛、乏力、失眠，重者不断地流鼻血，其中还有人因此死亡。经检查，他们全部都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是一种严重的血液病，人一旦患上此病，机体就会失去造血的能力。这些孩子得病的情况和苯中毒临床症状相似，医生怀疑他们都是因为苯中毒死亡的，因为他们的工作都是用胶水粘皮革，胶水如果质量低劣，苯含量是极高的。
但是，没有人把这个问题当回事，仍然有大量的孩子在原来的家庭作坊做工，生病的越来越多。
2002年3月的一个傍晚，＜焦点访谈＞中心组的副制片人杨继红从网上搜到了这条消息，她立即打电话给访谈一组的制片人柏杨，而此时，我正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寻找选题。凭着以住的经验，我知道这是一个在选题上就占了先天优势的重磅级节目。奇怪的是当时并没有更多的媒体关注此事，第二天我就和摄像赶到许昌，开始了此事的调查。
在许昌，我们听说有6名在白沟打工的孩子已经死亡，除了一家没有地址找不到之外，我们走访了其余全部5家。每到一家都是哭声连片，看着他们的父母伤心欲绝的样子，我们的眼泪也始终在眼里打着转儿。
通过调查，我们得知，那些在白沟打工的孩子每月的工资200至300不等，工作强度却非常大，加班加点甚至整夜都干活的情况非常普遍。很多人就住在车间里，白天刷着极刺鼻的胶水，晚上那些胶就放在他们身边。即使不住在车间里，孩子们的住宿条件也非常简陋，伙食差到一冬天几乎天天顿顿是水煮大白菜。有时候为了逃避检查，家庭作坊的窗户都被钉得死死的，车间里不通风，胶水沧得孩子们直流眼泪。白沟那边的老板很清楚，像这样廉价的劳动力并不是很好找，所以常常是到河南的村子里亲自去做工作，许下天花乱坠的承诺，然后将孩子们整车整车地接到白沟；而一旦人来了，想回去就不容易了。白沟家庭皮包作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工人的工资不是按月发，而是到年底才发，如果干不满一年，就连一分钱都拿不到。
在靠近白沟镇的几个乡镇，整个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黑作坊，已经很多年了，可以说白沟市场的发展有这些黑作坊的功劳，但牺牲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家庭作坊的老板原来不就是这里普普通通的一户户居民吗？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了这样？是因为做了生意就一定不择手段唯利是图，还是因为大家都这样，他们也就不觉得这样做是恶了？
其实按年发工资的规定老板在招工的时候就已经说明，只是那些孩子的家长没有想到工作条件会如此恶劣，当时并没有人反对。18岁的吕继香早就发现自己流鼻血，可是老板不让她回家，她自己为了干满一年，也只好一忍再忍，最后延误了治疗。一年后从厂里回到家，不到一个月就死了。临死时，嘴里，鼻孔里全部流着血，惨极了。
很明显，吕继香等人的死与白沟家庭作坊的工作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在死去孩子的五家中，却没有一家因为此事找过白沟的任何一家管理部门。只有两家人事后到白沟找过子女生前打过工的工厂。他们找的目的不是为了讨个说法，而是为了要点钱。田丽园家想要3000元，老板给了2000元；郑伟娜家想要2000元，最后只拿到了1500元，而且两个老板都打了这样的字条：某某死亡与本工厂无关，出于同情，借给某某家2000元（1500元），可以不还，但今后与工厂不再有任何关系。
让人悲哀的是这两家人真的就此了事。如果不是一位许昌市的人大代表听说此事后找到河南省的一家报社而那篇报道又恰好让我们看到，我真的不知道又会有多少孩子被吞噬掉生命。
让人更加悲哀的事情还在后面的采访中。
17岁的郑伟娜是死亡孩子中最可怜的一个。她从小没有母亲，2001年4月到白沟附近的东马营乡家庭皮包作坊干了七个月的活，因为病入膏肓，不得已只好回家，老板没有给她一分钱工资，只给她买了一张回家的硬座车票。2001年12月，她从河北高碑店火车站上车，第二天早上在许昌站下车，没到家就直接送到医院，当天下午4点就死了。
郑伟娜的堂妹郑军丽和堂姐同一天到同一家工厂去打工，记者到许昌采访时，她还在那个工厂里做皮包，她的家人说他们找到厂里为堂姐郑伟娜的死向老板讨钱时，曾想把郑军丽叫回去，但是老板不让，说现在要走，不仅不给一分钱工资，还要再交5000元钱，说是郑军丽学技术的学费。
郑军丽的生命安全很让人担心，我决定让郑军丽的母亲亲自到白沟去接女儿，我们正好可以跟着拍摄，不管老板是什么态度，都会记录在我们的镜头里。我相信，只要节目播出，郑军丽和其他的孩子就会安全脱身。
听了我们的想法，郑军丽的母亲起初非常高兴，可是等到我们一切都安排好了准备动身时，她却改了主意，磨磨蹭蹭就是不想走。问了半天，她才吱吱唔唔地说：“军丽到现在还不够一年呢，把她叫回来，老板肯定不给工钱，我们家也不富裕……”说到这里，我已经明白了她的意思，我忍不住冲着她叫起来：“你们是心疼钱还是心疼女儿？郑伟娜已经死了，你们就不怕郑军丽再呆下去也会生病吗？”
对于一直生活比较优越的我来说，实在不明白一个母亲竟会为了几千块钱置女儿的生命于不顾。当时我太冲动了，其实过后想想，如果自己穷得一无所有，可能也会为了几千块钱而冒这个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