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当时我到大庆市后见到的灾情最重的场面。划着小舢板查看了几户人家，从露出水面不足20厘米的玻璃窗向屋里观察我发现只有一家住户的贵重物品还在屋里，其余的几户人家似乎都提前把贵重家什搬走了。留意了这一细节后，我看见附近的一只舢板上有几个村民便靠上前去询问，得知在洪水到来之前当地政府已经组织村民安全撤离了，没把贵重物品搬走的是一位村干部，因为他连续数日一直在抗洪前线参加抢险根本没有时间回来搬东西，所以他家的所有物品全部被淹在了水里。而此时此刻就在我们来到他家的时候，这位村干部依然还坚守在抗洪前线的岗位上……这段现场采访播出后取得了很好的收视效果。事后当民政部派人来大庆市视察灾情的时候，由于当地缺乏反映受灾情况的图像资料于是就把我们拍摄的大量素材借去了。
依我之见回答那位领导提出的问题其实很容易，在战地记者中有这样一句名言：“如果你拍得照片不够好，那说明你离炮火还不够近。”做记者的谁都明白这个道理，新闻是用“脚”、用“眼”、用“脑”写出来的。道理虽简单，难的却是怎样才能确保记者去身体力行？人们通常会说：靠敬业精神！不错。但是敬业精神从何而来？为什么有些记者在原单位的时候工作表现平平，可是到了《焦点访谈》后就变得非常敬业？同样的一个人，在不同的单位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工作状态，其原因究竟何在？我认为关键是制度：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一个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人们不同的行为。《焦点访谈》所在的新闻评论部其制度安排使得每一个从业者时时刻刻感到头上悬着一把剑：必须比别人干得更好，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
记者的敬业精神要靠制度来培养和维持。
制度中有一点是不可或缺的：回报——精神的和物质的回报。
衣食住行
到达灾区后，大庆市电视台对外部主任周延给我们每人找了一套军用迷彩服。一开始只是觉得稀奇，毕竟像我等没有从过军的人平时难得有机会穿这种服装。在经历了一番实战后，我才真正体验到了它的诸多“妙处”。首先是它的防水功能让我颇为受益，印象很深的是在肇源县第二道防线采访时我曾经在齐胸深的水里泡了很长时间，上岸后几阵风吹过不知不觉中衣服已经干了。虽说是盛夏时节，可在东北的野外到了夜里气温还是很低。入夜后，当我站在被洪水围困的孤岛上冻得瑟瑟发抖时，心中不禁暗自庆幸：幸亏没有穿从北京带来的牛仔服，不然的话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非得把我冻出病来不可。第二是它的防蚊咬功能，东北的蚊子又黑又大，被叮一下立刻就会起一个大红包。一次在杂草丛生的野外采访，当时老邢没有穿迷彩服，结果不一会儿的功夫浑身上下被蚊子咬了几十个包，害得他回到北京后也没有好利索，以致于此后竟落下了谈“蚊”色变的毛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同事们的话柄。
在大庆市期间，每次外出采访前抗洪抢险指挥部都要发给我们每人一个食品袋，里面装着一个面包、一小袋榨菜、一瓶矿泉水和几根火腿肠。一次我们到了一个很偏远的抗洪抢险现场，当地的老百姓和政府工作人员早已全部撤离只有一些解放军官兵还留在那里。因为送我们前来的车辆临时接到任务要马上返回，而我们又嫌带着食品太累赘，所以匆匆吃了几口面包权作早餐后便把食品袋放回车中。这时一直站在旁边准备给我们带路的一位军官轻声道：“能不能把这些吃的给我？我们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饭了。”闻听此言，我的脸“唰”的一下红了起来：我怎么就没想到问一问人家吃过饭没有？于是，我一边连连道歉一边把我们带来的所有食品全送给了这位军官……很快大半天的时间过去了，在采访的间歇我和老邢才感到已是饥肠辘辘，我俩只好靠抽香烟来压抑饥饿感。这时那位军官走到我们面前从军装的口袋里掏出了两根火腿肠：“瞧，我一直给你们留着呢，正好一人一根。”不久之后，风干肠、哈尔滨红肠等大批的食品被送上来了，吃着这些美味的食物可我总觉得没有那根火腿肠的味道香。
肇源宾馆是一座四层高的建筑物，我们被安排住在了顶层。虽说是地处县城的繁华区可是却难得看见附近的居民，用当地的话讲“大家都跑水了”：为躲避洪水已经撤离了。要说当时的情形确实非常严重：洪水已经迫近县城，用沙袋临时筑起的防洪堤距我们的住处只有一公里，如果堤坝被汹涌的洪水冲垮整个县城将陷入一片汪洋之中。为防万一，我曾经问县抗洪抢险指挥部的一位负责人：“如果洪水淹了县城我们怎么办？”答曰：“只有一个办法，爬上楼顶等待救援，让你们住四楼的目的就是为了到时候好上楼顶。”在自身难保的处境下，每天除了紧张地工作外休息时惟一想做的事就是抓紧一切时间给家里打电话。当年我的女儿易易才1岁多，虽然还不会说完整的话但她已经会叫“爸爸”了。每次打电话我最想听的就是女儿的声音，不管是笑声、哭声还是断断续续的“呀……呀”学语声，我总是把听筒紧紧地贴在耳朵上，生怕会漏听了一点……前途未卜之时，想得最多、最让我割舍不下的就是女儿了。
此次在东北灾区采访《焦点访谈》记者动用了多种交通工具，其中包括直升飞机。在摄制《空中看松嫩》节目前，主持人白岩松特意打来电话，一是问谁最值得采访？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军人！”二是提出明确要求，直升飞机一定要降落在抗洪最前线而且下了飞机就可以直接采访抗洪将士。岩松提出的这一要求因为风险太大着实让我们费尽了思量，好在有熟门熟道的周延老大哥相帮，最终我们在险情最重的防洪堤旁仅30米处找到了一个适于直升飞机降落的地点。由于周围土质疏松可供降落的范围很小，为了使直升飞机能够准确地降落，我们花50元钱买了一袋面粉在地面上画了一个明显的标识。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更何况我等凡人难免有疏漏之处：就在直升飞机降落之际，螺旋桨的强大风力把洒在地上的面粉全部刮了起来，一时间遮天蔽日……事后想来当时幸亏用的是面粉而非石灰，否则后果可就难料了。
……5年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太多、太多值得品味的东西，限于篇幅谨以此文表达我对《焦点访谈》的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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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药新闻的背后／王文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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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五一前，制片人柏杨给我拿来一题。是国家工商局提供的一个案件，说4月13日，上海市工商局查获了一假药地下经销点，至案发为止，没有药品许可证的上海康裕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已生产加工假冒药品及试剂40多吨，说“其经营方式是从浙江，河南等地大批购入各类药品原料，进行分包装后贴上自制的标签，假冒‘上海京华工厂“XX厂”、“XX厂”等企业的名称、药品生产许可证号以及注册商标”。
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理解这段文字，我想它的意思应该是说这些药品明明不是这些厂家的，却假冒这些厂家，按经验这些药品本身的质量也肯定有问题，至少是以次充好。材料中还说非法经营的药品和原料有先锋4号，诺氟沙星等百余个品种，以及达克罗宁等剧毒药品，还有假冒从法国，日本进口的药，加价卖到外地。这些假药已销往全国278家医院。国家工商局已经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收回这批假药。国家工商局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假药案件，保证你们是独家，我们把我们工商报的报道都按住了。
好题啊，我心里暗喜，第二天立马飞到上海。
到现场一看，更加欢喜。那些被工商局认定的假药已经全部被封存起来，多达69个品种，工商局说他们是在这家公司的仓库一个没有装修的两室一厅的毛坯房里查到的。查的时候，有几个工人正在把大包装里的药装到小包装里，小包装上帖的就是他们自己制作假冒别的厂家的标筌，在现场另外还发现了一万多张印有全国二十多个厂家名称的标签，这些标签都是从这个公司自己的电脑里打印出来的，也确实有写着日本制造，法国制造的标签。
〃这些是假冒的，这些也是假冒的……〃听着介绍，我和摄像老邢都来了情绪，拍、拍、拍，上海工商局的也显得很兴奋，谈、谈、谈，这是我们在全国整顿市场秩序的斗争中抓的一个大案，我们是如何如何连夜办案，各级政府又是如何如何重视的。
那么这些假冒药的质量究竟如何呢？要知道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我们到上海的第二天下午，检验结果出来了，却出乎我们的意料。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副局长接受我们采访时明确说：在工商部门封存的货品里没有发现成品药，也就是说都是用来做药品的原料，而这69个品种中又只有10种纯粹是药品原料，其它的可以做化学试剂也可以做药品原料。我们对这10种纯药品原料和部分可兼做化学试剂的原料做了定性检验，没有发现假药。
我问：没有发现假药是什么意思？
说安乃近就是安乃近，而不是其它的东西或别的品种的药品假冒的。
那么它们的质量如何呢？
我们又对它们的遮光度做了检验，这些全合格；没有发现劣药。
不是说有几种剧毒药吗？那又是怎么回事？
打比方说，砒霜也是剧毒，但它的确是药，这不是个事。
看到结果，我有些失望，不象想像的好么严重，新闻本身就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了。和我们同去的国家工商局商标处的同志也感到有点意外，不过她说工商局所说的假药的范围比较宽，一种是药本身，还有一种是如果药不是这个厂家的，他打了这个厂家的标签也一样可以认定为假药。那我们只好撇开药品原料本身的质量问题而从另外一个角度做文章了。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柏杨的电话，他显得很着急：你拍的那个假药北京青年报已经发了，说的特斜乎，你听听，〃现场缴获多少多少假药，但仍有28吨含剧毒的假药流入全国各地。〃
什么什么，太离谱了吧。28吨含剧毒的假药？谁跟他说的，根本就是没影儿的事，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这下还不天下大乱啊。
我对现在的报纸新闻一向半信半疑，尤其对不负责任胡编乱造的记者不屑一顾，不过没想到北京青年报这样的大报也这样不负责任。我曾多次自豪地说，电视台的假新闻就少多了，因为你说了就是说了，没说就是没说，有画面呢。上海市工商局对这个报道也很吃惊，他们写给国家工商局的材料上说有达克罗宁等剧毒药品，到了记者那就变成了28吨。
算了算了，柏杨说，咱不管它真实不真实，贵在有咱自己的调查。
为了赶时间，我把采访计划又重新做了一下，接着是采访这个公司的几个员工，问问他们生产销售的情况。没想到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这些员工一致说，他们只是把从厂家进的货换成了小包装再卖出去，因为那些需要药品原料的医院根本用不了大包装的。
那你们的小包装上贴的标签是哪里的？我问。
还是原厂家的，就是说从A厂家进了一公斤原料，但向我们订货的医院只需要0。1公斤的货，所以我们就把A厂家的货分装到十个瓶子里，然后还贴上A厂家的标签，卖到十家医院，不过标签的确是我们自己用电脑打印的，主要是为了让各个医院清楚。
怎么是这样的情况？工商局早就对这几个做过笔录，他们应该知道这些情况，可为什么从来没有给我们说过。
我问上海市工商局的人，你们以前知道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这药还能叫假药吗？
工商局的人有点犹豫。也有点含糊。
我说，你们现在帮忙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康裕公司根本就没有从这A厂家进过货，但他们却假冒A厂家名义销售药品原料。
因为第二天就是五一节了，工商局只调查到四家企业，不幸的是情况全部是一样的，就是康裕公司的小包装上帖有这几个企业的名称，而康裕公司也的确从这些企业进过大包装的药品原料。
虽然涉及到的69家企业不可能马上一一查清，但至少现在没有证据证明康裕公司经销的药品原料里有张冠李戴的情况。他们只是在经销过程中把厂家的货物分装了一下。写着外国厂家制造的药品原料的进价和卖价根本无从查起，所以工商局所说的加价卖到外地也是无稽之谈。
不能说康裕公司没有问题，因为康裕公司的确没有经销药品原料的许可证，但是它是无证经营，和假药是两回事；
没有得到原厂家的许可，康裕公司自己打印原厂家的标识，这也是违法的，但这是假冒标识案，并不是假药案。
可是，上海市工商部门查这个案子已经有半个多月了，怎么就没有发现这些问题，药品监督部门的检验没有出来，他们也没有搞清所有药品原料的进货出货情况，他们怎么能判断查到的药就是假药，他们给国家工商总局的汇报是不正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就更加失实。
如果原来就知道事情是这样，我不会选这个题，因为毕竟与老百姓的关系不是太近。但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不是假药仍然可以做，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些问题可以说的，比如就是这样一个无证经营的公司怎么能把药销到全国278家医院和医药公司呢？我想报纸毕竟是报纸，我们电视新闻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可是就在我返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也播了这条消息，是上海台送的，说：已有28吨假冒的小剂量成品药流入各地医院。还有〃这个公司从河南等地购回劣质药冒充上海XX厂等厂家〃的字眼。并说有关部门正在紧急查堵这些假冒药，以免危害消费者，虽然没有把这些药都说成耸人听闻的剧毒假药，但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紧张程度不亚于当年的64个阶级兄弟，而且也有几处明显失实的地方。
回到北京，我又看到了数家地方报纸的报道，我们台晚间新闻还算是距离事实最近的。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三番五次打电话说，绝不能报道这些药是假药。在是否假药的问题上，他们的判定具有权威性。而事实上，上海工商部门在最后接受我们采访时，也再也没有提假药的字眼，而判定这是一起无证经营和假冒标识案。
至此，我真的已经无话可说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上海市工商部门的确是结论下得有点太早，包括给国家工商局的汇报和给上海电视台提供的新闻稿，实际上很多情节有点想当然，比如看到有那么多自制的标识就马上判断是假冒这些厂家等等。当然是不是有想在整顿市场秩序的斗争中突显一下的思想就不知道了。
我想如果我做的也是一个几十秒的新闻，会不会也只采用工商部门提供的稿件而不去做更深一步调查？很有可能。因为我们做节目通常要依赖这些职能部门的查处，我们通常也很信任这些职能部门调查的结论。刚看到这个选题时，我不是也兴奋万分吗？当我看到有那么多贴着各个厂家名称的药品原料，当我看到上万张从电脑里打印出来的标签，我也绝没有想到事情最终会是这样。幸好访谈十几分钟的长度逼着我必须去刨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