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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普曼博士将一只肘放在讲桌上，他的头在讲话时微微探向麦克风。“曾经有过这么个日子，就在不久以前，那些假道学还是一种时髦——你不能直接提钢琴腿这个字，你想吃鸡胸脯时你必须要鸡腹。妇女除了说肝有病痛外，从肩到大腿跟之间的部位都不能提及有什么毛玻这一切都改变了。性被公开了，并且得到了认认真真的讨论。承担此项革命的苏珊·B。
安东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安德鲁·j·沃尔斯台德和托乔将军。说到这，我是指女性解放，里比多的精神病学的发表，对十八修正案的过分反应，以及两次大战将美国的男女送往国外去吸收其它文化及性的道德观和习俗，从而为摧毁这种假道学作了很大的努力。
“然而，假道学远远没有寿终正寝，性仍然是秘而不宣的令人感到羞耻的一种功能。尽管通过就业平等，取得离婚权，使用避孕用具，控制性病，从乡村搬到城区活动无人知觉的地方等这些方面，妇女们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尽管她们获得了所有自由的武器，她们仍然没有自由。对性的不健康的看法依然存在。太多的妇女仍然受着对那个占据——不管她们喜欢与否——她们生活中重要和关键部分的题目知之太少的折磨。
“其结果，性成了亟待进行科学探讨的一个人类生物学的课题。现在，先驱者已经沿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那种坚持认为是我发明了现代的性调查，或者在我之前的阿尔弗雷德·C·金西发明的，这种说法是一种误解，情况并非如此。性调查者、历史学家、民意测验者——你管他叫什么都可以——所进行的这方面的工作，是比较现代的事，不过要比你们所想象的早一些。在性咨询这个特殊领域内，真正的发明者是马克斯·约瑟夫·埃克斯纳尔，他在1915年询问过948名学院的学生或大学毕业生；凯思琳·卜戴维斯于1920年询问过2200个妇女；吉尔伯特·V·汉密尔顿在1924年询问过200个妇女和男人；罗伯特·L·迪肯森在1931年前调查过1000名结过婚的人；刘易斯·M·特里曼在1934年研究过792对夫妇，和其它一大批人。
“简略回顾一下这个领域的先辈们的功业，也许会有启迪和教益。在1915年，这是一个因为鲁斯尼亚的沉没而使世界哗然的年头。亚力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实现了第一次跨洲的电话通话。该城中首次演出了‘国家的诞牛’这出戏，纽约社团因查禁卖淫而把玛格利特·萨吉尔送进了监狱。就是这一年，伍德罗姆·威尔逊、杰西·威拉尔德、威廉·杰宁斯·布赖思的名字风靡于世；就在这一年，出版了一本39页的小册子，名叫《性教育的问题与原则》，是由马克斯·约瑟夫·埃克斯纳尔编著的。这本小册子公布了也许是我们历史上首次正式性研究的结果。埃克斯纳尔的问题单发给了948位大学生，向他们发出了疑问，还涉及了一些其它问题。他问道：‘无论是什么时刻，你有没有迷恋过任何一种性实践生活？’十分之八的人回答他们曾经沉迷过这样或那样的性活动——十分之四承认与妇女发生过性关系，十分之六承认有过那时被称为‘手淫’的作法。
尽管埃克斯纳尔愿意，进行此种民意测验是为了证实性教育是有害的，但他的调查结果却适得其反。他在不知不觉之中为一个迄今为止被视为禁区的领域建立了一套新的咨询信息的方法。
“5年之后，也就是1920年，这一年萨科和范泽蒂被逮捕，哈丁被提名为总统，范·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一个名叫凯思琳·B·坦威斯的女人，从事了一项大胆的对妇女性行为的研究，对此她打算之后出版一本名为‘2200名妇女的性生活要素’。她扩而大之，搞成了一个8页的问题单，问及妇女们从孩提时期到绝经期的性习惯。她将此问题单分送给一万名妇女俱乐部的成员，以及大学的女校友。
她询及所有的事情，从性欲的频率到与其他女人的激情体验。
在这一万名征求意见的妇女中，有2200名照例做了回答，其中有1073名是已婚妇女。每个问题的答案汇总在一起，用统计表格的方式出版。真够有趣的——记住，这是提及母亲或祖母还是个姑娘时的情景——63名少妇承认每天有性交行为，116名表明与其丈夫并不感到愉快。
“在1924年，吉尔波特·汉密尔顿，这位精神病学者对纽约的200名妇女和男子进行了一次秘密调查。他在一间单独的咨询室里会见每一个询问对象，让被询问的人坐在一张固定在墙壁上的安乐椅上（因为，被询问的人往往因急于讨论性问题而推移椅子边顶进他在大腿里）。他交给每一个对象一些白色卡片——每个妇女47张，男人为43张——在这些卡片上印着提问的问题，问及性欲高潮的有7个问题，5个问及性动作的差异，11个问性交，15个问同性恋，如此等等。其中有些问题，考虑到当时他们所问的时间，是极端有价值的。例如，汉密尔顿对所有妇女问：‘如果由于某种奇迹，你能够揿一下按钮而发现你从来没有与你丈夫结过婚的话，你愿意撤这个按钮吗？’并且进一步问，‘在性交之后的第一个24小时内，你和你丈夫是否更加友好和情感加深呢还是不如以前？’“罗波特·L·迪肯逊，这位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病学者，在1931年出版了他对婚姻的发现。他的问题是在他本人的监督下精心设计并进行的。刘易斯·M·特里曼，此人1934年至1935年曾在加里福尼亚工作，也曾用9个综合性问题测试了792对夫妇。
“呐，我已经说过，还有一大批其他学者做过同样有用的基础工作，大多数鲜为人知。我要提及埃尔耐斯特·W伯吉斯和保罗·瓦林在1940年到195o年测试过伊利诺斯的1000名已定婚的夫妇，还有1939年到1949年曾在印第安纳和加里福尼亚工作过的哈威·j·洛克和他的助手。我还要谈及此类的性调查人，例如克里福特，吉尔帕蒂里克，眼下在明尼苏达州工作，目前在伊利诺斯工作的克拉伦斯·W·斯科鲁德尔和在密执安州的贾德森·T·兰地斯。
“当然，在这个鲜为人知的领域内，非常著名的要算阿尔弗里德·C·金西，他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博士，卒于1956年。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那两次调查起始于1938年。确切点说，10年之后，也就是1948年，他在82O页的书中发布了5300个男子的性调查，名为‘男子的性行为’。5年之后，他又出版了类似的书，是有关女人的，为此，他雇用了13名助手帮助调查。尽管他受到来自他的领域或相关领域内其他人的猛烈攻击，金西毕竟是一位纯粹的科学家，一位了不起的人，以往的任何性学家都没有在他的工作中注人如此的耐心和知识。为改进会见技巧和为国家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必须受到称赞。
“恕我冒昧，谈一下本人业已出版的发现。我努力使此项起源于埃克尼尔和戴维斯，并经迪肯逊和金西改进了的工作向前迈出一大步。当然，我有非常好的运气，得以能够研究先人的成果，并且，在可能的地方，尽力避免他们所遇到的陷阱。
在我先前选择调查的对象中，我没有一般化地进行，而是对个别的范围进行非一般性调查。我没有着手于所有年轻人的调查，而是决定倾注全力对准一种类型——青春期的少年。我没有泛泛地对所有男子进行调查，而是决定瞄准一种类型——单身的和未婚的男子。我也没有调查所有的女性，而是决定提问某一种类型——已婚的，或者曾经结过婚的妇女。这是一种我非常喜爱的程序。因为，用这种办法，我可以从零开始，一个时间对准一种类型，缩小范围，对准焦点，如此便可指望获得更加详尽和准确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我觉得，在整体上会对科学和大众证明更加有用。我相信，这是我对性教育所做的一项主要的贡献。
“还有，如果我可以补充一下的话，我要说，我是第一个改善面对面询问技巧的性学专家，这种会见方法，虽然双方同处一室，却是完全不知名的，其结果可能更加可靠。此种技巧的细节，我将披露一二。另外，我相信，我已发展并完善了一种会见新方法，这种新方法能够在询问真实情况时做到密而不漏。汉密尔顿用书面提问，口头回答。金西口头提问，口头回答。特尔曼书面提问，要求书面回答。在所有的这些情况下，这些问题都是直截了当的有关性行为和性感觉的。我前进了一步。我和我的同事所提问的问题分成截然不同的三个类目，用以对所问对象的性行为和性史，他对性的态度，他对性刺激的第一手反应做出决断。不要让它吓住或迷惑住你。我保证，这是毫无痛苦的，并且肯定令人感到销魂夺魄，有时候甚至让人感到很好玩。
“不过，请您原谅，我扯得远了。我想说的要点是，除我已经引用的上面那些名字外，有些我已经忽视了，这个婚姻性行为的题目，令人遗憾的蒙昧无知或者被误解了，或者被某些人手持大斧劈碎或者被某种特殊信条所占有。已婚妇女除了她们从不正确的来源，从与一个或几个像她们一样常常被错误传播所蒙蔽的男人的交往经历中，或者从言过其实的扯谈，或者从小说的谎言中所学到的以外，绝大多数已婚妇女继续过着处于中世纪的无知状态的生活。其结果，她们的效率，她们的幸福被严重地损害了，性的话题仍然是不能拿到桌面上来，不能拿到前厅里来，不能拿到阳关大道上来的话题，仍被压抑住，不被人所知，并且总是被视为不正经的。
“我和我的同伙献身于将性公诸于众的社会事业，通过真实的知识改善所有妇女的命运，这就是我们的改革运动。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到布里阿斯来，来帮助你们，也让你们帮助我们，证明性是一种自然上帝赐予和认可的生物功能，应该承认它是正当、纯洁、神圣和欢悦的行为。”
凯思琳一边听着，心里却想，什么正当、纯洁、神圣和欢悦？看你如何来证明它？通过我吗？通过发现我曾生活过的背后的那些痛苦吗？那些真实的知识能够使其他人获得自由吗？
它能改善生育吗？你这个傻瓜。你这个愚蠢的科学傻瓜。你知道做个女人是怎么一回事——是女奴，是容囊，是博伊恩顿的法定妓女？
凯思琳内心突然出现的炽烈的愤懑终被理由所代替，理由又转为怀疑，又像通常那样发问道：“或许是因为我吗——是我，而不是博伊恩顿吧？难道有什么男人能使我变得正常能给我乐趣并且反过来能获得乐趣？是我——不，我决不用那种使人扫兴的话，我将用另一种——我是块冷羊肉吗？为什么那样？怎么总是想到这上面？我记得，那个关于奥斯卡·华尔德的故事。她的朋友埃尔尼斯特·道森尽力改造他，改掉他的同性恋，使变得正常。道森把华尔德送到迪耶普的妓院，后来华尔德说，“这是我的第一个10年，它也将是我的最后的10年，它像一块冷羊肉。我是块又冷又僵的羊肉。我恨它。我恨我自己。我必须找个男人，拥有一个男人。我需要一个，戴利达丽也需要，但首先是我需要。她需要的是一个父亲，我需要的是一个男人。也许此人便是特德·戴桑。我什么时候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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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苏拉·帕尔默发现，要作笔记十分困难。有几次她全神贯注地听查普曼博士演讲，不知怎的，对那篇文章有关的东西比对她的还少，她听着听着，竟漏记了整个的段落。
现在，她稍作停息，给自己倒了杯水，饮起来。她快速地在拍纸簿上速写着：“婚姻起始于远古时代。男子群体与女子群体相配，互相更换伴侣，孩子为大家所有，教会制定习俗法律，婚姻乃人类发明。动物没有，也许猿猴除外。婚姻乃为需要——义务而设——主要是性交。”
她又听到了他的声音，她抬起头，谛听着。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对立面，”查普曼说。“不过，这是所有真理探索者的共同命运。从索科技特斯说起，他因为说出了真理在阿森斯被他的500名陪审员中的280名定了罪。说得更近一些，在代顿，斯科坡斯因为说出了其它真理也被定了罪。这些文明的先行者在传统的、保守的、因循守旧和黑暗的卫道士手里遭受流放、惩罚，甚至被处死。
“当我们的美国单身男子性方式的报告首次出现时，我们因它受到的压倒一切的接纳而感到高兴——不光来自科学家和学者，而且来自从事各行各业的平民百姓和追求幸福的人。但是，自然也是有一些持不赞同意见的人。我相信你们还记得他们，那些思想僵化的人，他们宁可选择可怕的无知的现状，也不愿面对调查中的真实。他们曾经肆无忌惮地宣称，他们现在仍然这样。他们宣称，我们的统计数字是引起全国淫乱的诱发剂。他们断言，我们在单身和已婚妇女中的发现正在败坏神圣的婚姻状况。不过，幸运的是，美国的绝大多数的男子和妇女，这些像我们一样追求真理的人们，像我们一样坚信——了解比不了解好，真理将加强而不是削弱人的道德和婚姻。
“早在1934年和1935年，刘易斯·M·特尔曼问792名加里福尼亚的妇女：‘在结婚前，你对性的一般态度是否是厌恶、反感、漠不关心、感兴趣并且是愉快地期待，或者热烈并急切地渴求？你属哪一种？’这些妇女中的34％、占她们的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直率地告诉他，她们对性的态度是属于厌恶反感的类型。我想进一步探讨是安全的。我冒昧地猜想，在我们所取得的并非妄言的信息基础上，我们这方土地上的50％到60％的婚姻伴侣，深受由于性误解所引起的折磨。简而言之，这间房内10名妇女中的5名或6名，也许就是包围性学科的非人道的沉默的牺牲品。我们的对你们的生活的深入调查，正如对他们丈夫的生活调查一样，也许会对这种损伤和痛苦大大给予补偿。我们不敢保证有什么魔力——我们不是从事耍魔术的人——不过，我这里只能提醒你，在有真理的地方，就有希望。”
厄苏拉一边听着，一边想，这间房内10名妇女中的5名或6名是牺牲品，什么的牺牲品？对，性误解——对婚配不当的委婉说法——不过，也并非真是那样，因为，如果这些错配的人分开后又与其他人相配，他们将仍然发生错配。也许，这位大人物说得对：谁对谁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原则。
大约，不错。也许我要用上它。我是不是那十之五六中的一个？我是说哈罗德和我？我们一起生活。也许狂欢的劲头不够，那末，谁能够？至于说到情欲，我们已不再是小青年了，然而我们曾经是，有没有情欲？我们有与任何人一样多的性生活，我们也有其它的事情。到纽约，在他下面干会是什么样子？在他下面，呸！看我想到哪里去了？我在变成一个循规蹈矩的弗洛伊德的传递人。但愿他不是那种可诅咒的，令人厌恶的纠缠女人的家伙。阿尔玛怎么会忍受住他？他怎么会忍受住她？那必定是某种性生活的缘故。尽管一个男人，不管他的长相如何，总可以得到应召女郎，我猜想，她忍受他，除此之外她又能到哪里去呢？如此说来，她在康涅狄格有那种筑有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