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分析。”
“来自何处？”
“底特律，我们打算在这个州建立分公司，需要借贵地落脚，但只用两个月，全部现金支付，无需任何书面手续，到时我们会二话不说自动搬出去的。”
房主收了钱并将两把钥匙交给了古德曼，一把开办公室，另一把开朝向州议会大街的大门，他们握了握手表示生意成交。
古德曼离开这个破烂不堪的地方回到了他停在州议会大厦前的车子里。走在路上时他禁不住对自己目前正在实施之中的计划笑出吉来，这个点子是亚当想出来的，是为了抢救萨姆所做的一系列绝望计划中的关键一着。这着棋没有丝毫合法性而言，花销很有限，不过在这种节骨眼上倒是没人会在乎钱财的。他本人毕竟是事务所公益部门的负责人，在他的同事们中间，他就是骄傲和正义的化身，事务所里的人包括丹尼尔·罗森在内都不会因为租一套房子和几台电话机这样的事对他兴师问罪的。
在做了三周的死刑犯代理律师后，亚当开始为他在芝加哥办公室的前景忧心忡忡，不知道那办公室是否还为他保留着。周三上午还不到十点，他便已经拟完了一份定罪后减刑要求，并且和各法院的书记官通了四次电话，还和一家法院的负责人通了一次话，他还就根据人身保护令对毒气室进行抨击所做的上诉同华盛顿的理查德·奥兰德谈了两次，再有就是同新奥尔良第五巡回法院死刑事务办公室书记官通了一次话，内容涉及那项律师辩护不力的申诉。
声称萨姆已丧失思想能力的申诉现在已通过传真发到了杰克逊市，正本随后就通过联邦快递送达，亚当不得不很谦和地请求法院负责人加快审理的节奏，请他们尽早审理并予以驳回，虽然这并非他的原话，但意思就是这样。显而易见，即便有可能缓期执行死刑，最终也还是要由联邦法官下达命令。
每一次新的申诉都带给人一丝新的希望，当然也正如亚当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也为另一次失败埋下了伏笔。一次申诉必须通过四道关卡才能最终完成它的使命——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地区联邦法院，第五巡回法院以及美国最高法院——所以成功的概率是极低的，特别是在眼下这种阶段所作的申诉。可以供萨姆加以利用并且还多少有些说服力的争点早在几年前就给华莱士·泰纳和加纳·古德曼用得光光的，目前可供亚当用来上诉的只是一点残渣剩屑而已。
第五巡回法院的书记官很怀疑法院是否还会不厌其烦地召开另一次口头辩论会，特别是在看到萨姆几乎每天都要提出新的申诉情况下，三人法官小组恐怕只会看看答辩状。如果法官想要听取亚当的意见，最多只会采取开电话会议的方式。
理查德·奥兰德这时又打来电话说最高法院已经收到了他的关于调案复审或召开案情听证会的诉状，并已指定专人负责处理。他认为法院不会再费心开什么口头辩论会，现在为时已晚。他还告诉亚当已收到了就丧失思想能力进行新的申诉的传真件，他将就此对地方法院进行督促，还说那个申诉很有意思，并问亚当有什么新的申诉打算，但亚当没有说。
斯莱特里法官的秘书，那个永远阴沉着脸的布雷克·杰斐逊打电话来通知亚当说法官大人已经收到了提交给密西西比最高法院的新申诉传真件，他很坦率地讲这不大可能会引起法官大人的重视，但诉状到达他们法院会后还是会得到妥善处理。
亚当一个人竟支使着四个完全不同的法院团团乱转，这一点使他多少得到一丝满足。
十一点时，首席检察官办公室那个臭名昭著的死亡博士莫里斯·亨利打来电话通知亚当他们已经收到了最新一轮临刑前逃生上诉状，他说到这类上诉时总喜欢使用这个字眼，他说罗克斯伯勒先生已经指定了十余名律师去准备回复的文件。亨利在电话中表现得很得体，但这个电话本身无疑是在说——我们可是有很多律师的，亚当。
经他起草的文件已经非常可观，小小的会议桌上堆得满满的。达琳不停地在办公室里出出进进——忙着复印文件，传达电话，递送咖啡并对诉状和答辩状进行校对。她曾经在事务烦杂的政府债券发行部门接受过专业训练，所以面对大量纷繁烦琐的文件仍然显得驾轻就熟。她不止一次说过与以前那种循规蹈矩、单调乏味的工作相比，她的工作发生了某种很有刺激性的变化。“还有什么能比一天天临近的死刑更有刺激性呢？”亚当说。
就连贝克·库利也在设法从最近制定的联邦政府金融法规中摆脱出来，以便能一睹为快。
费尔普斯在十一点左右打过电话来问亚当是否想在午饭时见个面，亚当没有那份心思，于是在对时间的紧迫和古怪的法官作了一通抱怨后推掉了费尔普斯的邀请。莉仍然没有音讯，费尔普斯说她以前也曾失踪过，但从未超过两天，他很不放心，正在考虑请个私家侦探，还说他会经常与亚当保持联系。
“有个记者要求见你，”这时达琳进来递上一张名片说。来者名叫安妮·L。皮扎，是《新闻周刊》的记者，她是本周三第三位来办公室求见的记者。“跟她说对不起，”亚当毫不客气地说道。
“我已经说过了，但因为是《新闻周刊》的记者，我想也许应该跟你打个招呼。”
“我不管来的是谁，告诉她我的当事人同样不接受任何采访。”
电话铃响了起来，达琳匆匆出去了。来电话的是身在杰克逊市的古德曼，说是要在一点钟会见州长。亚当跟他讲了自己的一系列活动和电话交谈的情况。
达琳在十二点二十分时送来一份三明治，亚当很快吃了下去，然后他趁电脑正在打印另一份答辩状的空儿打了个盹。
古德曼一边在州长办公室旁边的接待室里等着，一边随手翻阅着一份汽车杂志。那位漂亮的秘书在接转电话的间隙忙着修饰自己的指甲。一点钟到了，没有任何动静，一点半的时候仍然没有动静，女接待员已经道了两次歉，同时指甲也变成了很艳丽的桃红色，古德曼笑着说没关系。专门从事义务法律帮助计划的人就有这点好处，他的劳动不用时间来衡量，他的成功在于能够帮助别人，至于耗费时间的多少是无关紧要的。
两点十五分时，一名身穿黑制服的年轻女士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她走到古德曼跟前。“古德曼先生，我是莫娜·斯塔克，州长办公室主任，州长现在要见你，”她十分得体地微笑着说道。古德曼跟着她穿过一扇双开门进到一间布置得很气派的狭长办公室里，屋子的一端摆着一张办公桌，远远的另一端放着一张会议桌。
麦卡利斯特此刻正凭窗而立。他没穿外套，领带松开来，衬衣袖子挽起，完全是一副日理万机的人民公仆形象。“你好，古德曼先生，”他边说边把一只手伸过来，洁白的牙齿泛着光泽。
“见到你不胜荣幸，州长先生，”古德曼说道。他未带公文包，也没有任何标准律师所带的行头，就像只是偶尔路过这条街时才临时想起要见见州长的样子。
“你已经见过拉雷莫尔先生和斯塔克女士了，”麦卡利斯特说着分别向两人指了指。
“是的，我们已经见过面了，感谢你能这样快就接见我。”古德曼努力使语调和自己那迷人的微笑配合得好一些，但他没能做到。此时此刻，在这间宽大的办公室里，他只剩下一脸的谦卑和感激不尽了。
“我们到那边坐吧，”州长说着指了指会议桌并带头向那里走过去。四个人在桌子的四周落了座，拉雷莫尔和莫娜拿出笔来摆出一副准备认真记录的架势，只有古德曼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我听说过去几天进行了大量上诉，”麦卡利斯特说道。
“是的，先生，很想问一下，州长是否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古德曼问道。
“没有，谢天谢地。”
“嗯，这并不奇怪。我们肯定会一直申诉到最后一刻的。”
“我能提个问题吗，古德曼先生？”州长很诚恳地问。
“当然。”
“我知道你经手过很多此类案子，此时此刻你对本案的前景有何看法？还有多少回旋的余地呢？”
“很难说，萨姆与大部分死刑犯有所不同，因为他一直有很好的律师——在审判中辩护有力，上诉工作也进行得非常出色。”
“我想是有你帮忙。”
古德曼笑了笑，麦卡利斯特也随之笑笑，莫娜也跟着挤出一个笑脸。拉雷莫尔仍然俯身在他的记事簿上，脸部由于过分专注而显得有些变形。
“说得不错，但萨姆的主要申诉已被悉数驳回，眼下的申诉只是最后的努力而已，但常常也会起作用。胜负可以说是对半开，虽说只有七天的时间。”
莫娜听到此处飞快地做着笔记，似乎这些话蕴含着重大的法律意义，拉雷莫尔更是一字不漏地记录着。
麦卡利斯特思考了片刻。“我有点不明白，古德曼先生。你的当事人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会见，他反对举行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你也要我们对此次会见缄口不提，所以，我们坐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呢？”
“事情是会变化的，州长先生。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曾多次为此类事来过这里，我也见到过那些犯人是怎样算计他们剩下的日子，那种算计对人的内心会产生奇特的影响，会使人发生变化。作为一名律师，我不能放弃任何希望，也不能失去任何机会。”
“那你是在要求召开听证会啦？”
“是的，先生，非公开的听证会。”
“什么时间？”
“周五怎么样？”
“还有两天的时间，”麦卡利斯特凝视着窗外说。拉雷莫尔清了清嗓子问道：“你都有哪些证人呢？”
“问得好，如果我有人选，我现在就会告诉你，但我没有，我们的陈述将会非常简单。”
“谁可以作州里的证人呢？”麦卡利斯特问拉雷莫尔，他的牙齿在他进行思考时闪闪发光。古德曼将视线移了开去。
“我肯定受害人家属会有话要说的，通常要对犯人所犯罪行进行讨论。也许还需要狱方代表出庭对犯人是哪种类型进行讨论，这类听证会一般很灵活。”
“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桩罪行，”麦卡利斯特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那是个很奇特的情况，”古德曼坦陈道，“我曾经参与过这类听证会，公诉人通常会作为第一个证人出庭作证，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是公诉人。”
“你为什么不愿意这次听证会公开呢？”
“州长一直提倡会议公开，”莫娜插了一句。
“不公开对任何人都是最为有利的，”古德曼说，口气很像个渊博的教授，“这样对你们的压力会小一些，州长，由于是在非公开的情况下进行，你不会遇到太多的外来干扰，我们当然希望能秘密进行。”
“原因呢？”麦卡利斯特问道。
“是这样的，坦率地讲，先生，我们不希望露丝·克雷默当众谈她儿子的事，”古德曼边说边看着那三个人，其实真正的原因根本与此不相干。亚当确信唯一能够说服萨姆接受的方式就是向他保证听证会是非公开进行的，只有那样萨姆才会相信有可能避免麦卡利斯特哗众取宠。
古德曼知道在全国范围内有那么十几个人会很高兴抽时间来杰克逊市为萨姆作证。他曾经听到过那些人为反对死刑而不懈努力的事，他们中间有修女、牧师、精神病专家、社会工作者、作家、教授以及一些先前的死刑犯。斯温博士会证明萨姆的日子有多么的悲惨，他会非常出色地使州长相信这个州将要杀死的是个植物人。
在大多数州里，犯人有权要求举行最后一刻赦免死刑听证会，这种听证会通常有州长亲自参加。但在密西西比州不同，是否举行这种听证会可以相机行事。
“我想你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州长说。
“社会上的反应已经够强烈了，”古德曼说，他知道麦卡利斯特做梦都在盼着会出现狂热的新闻报道，“如果公开举行听证会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
莫娜是个公开会议的坚定吹鼓手，她听到这里把眉头紧紧地皱起，并用很粗的笔道写了些什么，麦卡利斯特此时陷入了沉思。
“无论公开与否，”他说，“除非你和你的当事人准备提供一些新的情况，否则就没有召开听证会的必要。我了解这个案子，古德曼先生，我闻到过爆炸后的硝烟，见到过遇难者的尸体，除非有新的情况，否则我不会改变主意。”
“哪一类的情况？”
“例如某个人的名字，只要你能提供萨姆同谋的名字，我就同意召开听证会。我不能保证会赦免，这你也能理解，只是一次常规的听证会，不然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
“你确信有同谋吗？”古德曼问道。
“我们一直在怀疑，你呢？”
“这一点为什么如此重要？”
“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最后决定权在我手里，古德曼先生。一旦法院有了定论，一旦时钟行进到了下周二的晚上，我就成了世上唯一能阻止这件事的人。如果萨姆罪有应得，那我决不会插手干预，但如果他罪不该死，那么当然应该制止这次死刑。我还年轻，我可不想在后半生因为这件事而追悔不已，我需要作出正确的决定。”
“既然你相信有同谋，为什么不肯出面制止死刑呢？”
“因为我需要确凿的证据。你多年来一直担任他的律师，你认为他有同谋吗？”
“是的，我一直觉得那件事非一人所为。我不知道谁是主犯谁是从犯，但萨姆肯定是参与了。”
麦卡利斯特靠近古德曼并望着他的眼睛。“古德曼先生，如果萨姆能告诉我实情，我就同意举行秘密听证会，我还会考虑赦免他的死刑。我不能把话说死，这一点你能理解，我只保证能够举行听证会。否则的话，这件事到此就算结束了。”
莫娜和拉雷莫尔用比法庭记者还要快的速度记录着。
“萨姆说他已讲了实情。”
“那就别再提什么听证会，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处理。”
古德曼有些灰心地叹了口气，但脸上仍旧挂着笑容。“好吧，我们会再找他谈谈，明天我们还能在这里见面吗？”
州长望了望莫娜，莫娜看了一眼袖珍日历后摇了摇头，似乎明天已被讲话、接见和会议占满，根本没有指望。“明天的日程已经排满，”她用一种不客商量的口吻说。
“午餐时怎么样？”
不行，指望不上。“你将要在全国来复枪协会的大会上发表讲话。”
“你给我打电话好不好？”拉雷莫尔提议说。
“好主意，”州长边站起身系袖口的钮扣边说。
古德曼站起来同那三个人握了握手。“如果事情有什么进展我会打电话来。我们请求尽快举行一次听证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除非萨姆开口，否则将不予考虑，”州长说。
“如果你方便的话，请把你们的要求写成书面形式，”拉雷莫尔说。
“当然。”
他们把古德曼送到门口。古德曼出去后麦卡利斯特坐回办公桌后面的椅子里，重新把袖口的钮扣解开。拉雷莫尔打了声招呼便回他那间位于大厅另一头的小屋去了。
斯塔克女士开始仔细研究一份打印的文件，而州长的眼睛则盯着自己电话机上那一排排闪闪烁烁的按键。“这些电话有多少与萨姆的案子有关？”他问道。她用手指在一张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