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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挺好，萨姆。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
“是啊。我看，是个极聪明的孩子。”
“你说谁？”古利特两手十指交叉，没有动弹。
“我的孙子。”萨姆声音压低，仅能让古利特一人听见。他是个可信赖的人，可以把秘密告诉他。
古利特的手指轻轻动了一下，他在仔细考虑这事。“你的孙子？”
“是。从芝加哥来，在一家大事务所做事。他认为我们可能还有机会。”
“你从没告诉我你有孙子。”
“我有二十年没见他了。昨天他才露面，告诉我他是个律师并且希望承办我的案子。”
“过去十年他在哪儿呢？”
“可能是在成长吧。他还是个孩子。我想是二十六岁。”
“你打算让一个二十六岁的毛孩子来接手你的案子？”
这话有点使萨姆不快。“都活到这份上了，我实在也没多少选择的余地。”
“见鬼，萨姆，你对法律的了解比他还多。”
“我清楚，不过在外面能有个正式的律师用正规的电脑打出申请书和上诉书再把它们提交给合适的法院，是件好事。能有个人上法庭去跟法官们辩论，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与州政府据理力争，是有好处的。”
这话看来说服了古利特，因为他有几分钟没做声。他的手也安安静静。接着，他的所有指尖开始互相搓，这个动作当然是有事使他烦躁的表示。萨姆等候着。
“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萨姆。这事把我烦了一整天了。”
“什么事？”
“你知道，你在那儿，我在这儿，至今已有三年了。你是我在这个世上最好的朋友。你知道，你是我唯一信赖的人，如果他们把你带进走廊那头的毒气室，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好。我是说，我一向有你在旁边替我看法律文件，我永远也搞不懂那些文件资料，而你则总是给我提出忠告，告诉我该怎么去做。我信不过我那个从华盛顿请的律师。他从不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我不知道自己的案子到底怎么样了。我是说，我不知道我是一年就走还是五年后走，光这就能把我逼疯。要不是因为有你，我如今已经疯了。假如你这回没躲过去可怎么办呢？”这时他的手由于百感交集而绞扭着。他的话说完了，手也安静下来。
萨姆点起一支烟，也递给古利特一支，这是死监里唯一他与之分享香烟的人。他的左邻汉克·亨肖不抽烟。他们抽了一会儿烟，各自对着走廊上面的一排窗户喷吐着烟雾。
萨姆终于开口说：“我哪儿也不会去，J。B。古利特。我的律师说我们会有机会取胜。”
“你相信他吗？”
“我想我信他。他是个精明的小伙子。”
“让自己的孙子当律师，那感觉一定很怪，老兄。我是想象不出来。”古利特三十一岁，已婚，无子女，并且经常抱怨他的老婆滥交男友。她是个冷酷的女人，从来没探视过他，有一次来信报喜说她怀了孕。古利特板着脸生了两天的气，后来才向萨姆承认他打了她许多年，而且自己也追逐了不少女人。一个月后她又来信道歉，说一个朋友借钱给她做了堕胎手术，还说她毕竟并不想离婚。古利特从来没那么快乐过。
“我想是有那么点奇怪，”萨姆说，“他看上去一点儿不像我，但他像他妈。”
“这个大公子就这么冒出来告诉你他是你失散已久的孙子？”
“不，起初没有。我们谈了一阵子，他的声音听起来耳熟，就像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便是你的儿子，对吗？”
“是的。他死了。”
“你儿子死了？”
“是的。”
绿皮书终于从小牧师处传过来了，另外还有一张字条，告诉萨姆他大前天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梦。他最近获得了一种解梦的特异功能，急不可待地想与萨姆分享。这个梦还在继续向他展示，一旦他把这些信息拼合在一起，就可以进行解析破译并说给萨姆。就他现在所知，这是一条好消息。
至少他停止唱歌了，萨姆看完字条，边在床边坐下边暗自说。这小牧师以前是所谓的福音歌手，此外还是词曲作者，他隔一阵子就歌兴大发，不分昼夜在监舍里扯着喉咙高唱小夜曲。他是个未经训练的男高音，总是跑调，但音量惊人。当他对着走廊大声试唱新曲时很快就激起了众怒。帕克常常得亲自出面制止骚乱。萨姆甚至威胁如果还不停止这种猫叫春他就采取法律手段，敦促法庭从速处决这小子，不过事后他对自己这样的施虐行为表示了歉意。可怜的小伙子只是精神错乱，若是萨姆能活得够长，他打算照他刚读过的加州那件案子的策略以神志失常为由替他上诉。
他躺在床上开始阅读。风扇吹动著书页并使闷热的空气流动起来，但没有几分钟他身下的床单就湿透了。他就这样在潮湿中睡了，直到近拂晓时死监才稍稍凉快了一些，床单也快干了。
十七
奥伯恩之家从来也不是什么家，过去有数十年是一座古雅的小教堂，黄砖建造并装有彩绘玻璃。它离孟菲斯闹市区只有几个街区，在一块不见阳光的空地上，周围有一道丑陋的铁索栅栏圈着。黄砖墙已被涂写得一塌糊涂，彩绘玻璃窗也被三合板所取代。教堂的会众多年前就已从内城东迁到更为安全的郊区。他们带走了教堂的桌椅和歌本，还把教堂的塔尖也一起搬了走。一名治安警卫沿栅栏走过来，准备开门。相邻的建筑是一座行将倒塌的公寓楼，后面隔着一条街是一片日渐衰败的由联邦政府兴建的贫民住宅区。奥伯恩之家的病人就来自这里。
她们全是十来岁的年轻母亲，她们的母亲无一例外也曾是十来岁的母亲，而父亲则普遍身分不详。她们的平均年龄是十五岁。最小的有十一岁。她们把婴儿揽在一侧胯上从贫民区来到这儿，有时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孩。她们三四个结伴而来使她们的来访就像一次社交活动。而她们单独前来时则显得忐忑不安。她们聚集在旧时的内殿，这儿如今已是办理登记手续的接待室。她们带着幼儿等待登记，大一点的孩子就在椅子底下玩耍。她们同她们的朋友闲聊，朋友是从贫民区步行来到奥伯恩之家的其他女孩，因为汽车是稀罕物，况且她们太小还不能开车。
亚当把车放在旁边的一个小停车场，向那个警卫打听路怎么走。警卫细细打量着亚当，然后指指大门，那里有两个抱着孩子在吸烟的年轻姑娘。他从她们中间走过去时点点头，尽力显得有礼貌，但她们只是瞪着眼。他在里面看到六个同样的母亲坐在塑胶椅子上，一群小孩挤在她们脚边。桌子后面的一位年轻女士指着一个门，告诉他走左边的过道。
莉的小办公室开着门，她正神情严肃地同病人谈话。她朝亚当一笑。“五分钟就好，”她说，手里拿着一块像是尿布的东西。那病人身边没有小孩，但看样子就快有了。
亚当沿着过道找到了男厕所。他出来时莉已在大厅等着他了。他们互吻了面颊。“你对我们这个小地方有何看法？”她问。
“你们究竟在这儿做些什么呢？”他们穿过墙皮剥落、地毯破旧的狭小过道。
“奥伯恩之家是个非赢利机构，员工大多是志愿人员。我们的工作是帮助年轻母亲。”
“那一定很令人沮丧。”
“就看你是从什么角度看了。欢迎到我的办公室来。”莉朝门挥挥手，两人走了进去。墙壁上覆盖着彩色的图表，其中一幅画着各年龄段婴幼儿及其适应的食物，另一幅用简单明了的大字列出新生儿的常见病，还有一幅卡通式的图画盛赞避孕套的好处。亚当在椅子上坐下，审视地打量着四壁。
“所有的女孩都是从贫民区来的，你可以想象她们从家里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产后指导。她们没有一个结过婚，都是和她们的母亲或姨妈或外祖母同住。二十年前一些修女为了指导这些女孩怎样抚养健康的婴儿而创办了奥伯恩之家。”
亚当朝那张避孕套广告点点头。“也教她们避孕？”
“是的。我们不是家庭计划设计人员，也不想做设计人，不过提一下计划生育并无害处。”
“你们做的也许应当不止是提一下。”
“也许吧。去年我国非婚生子占全部出生婴儿的百分之六十，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上升。此外每年都有更多的虐待和遗弃儿童的案件发生。你听了会伤心。这些小家伙有一些根本没有机会。”
“谁提供经费呢？”
“全是私人捐款。我们花一半的时间去设法筹款。在使用经费上我们是非常节省的。”
“像你这样的顾问有几位？”
“大约十二个。有些人一周来几个下午，还有人星期六来。我很幸运能腾出工夫全天来这儿工作。”
“一周几小时？”
“我不知道。谁去记这些事？我十点左右来，一直干到天黑以后才走。”
“你工作没有报酬？”
“是的。我想，你们那些人是把这叫做为了公益吧。”
“这跟律师有所不同。我们做志愿工作是为证明自己和我们所挣的钱是正当的，我们是在对社会作出微薄贡献。我们此外还可赚许多钱，你了解的。这有一点区别。”
“这是有益社会的工作。”
“你怎么会找到这地方的？”
“不知道。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是一个社交俱乐部的成员，那是个茶道俱乐部，我们一个月聚会一次，共享一顿美餐，同时讨论为不幸的人募捐。有一天，一个修女对我们讲了奥伯恩之家，于是我们就把它当作了捐助对象。一件事又引出了另一件事。”
“你一分薪水也没有？”
“费尔普斯有很多的钱，亚当。事实上我还捐了不少钱给奥伯恩之家。我们如今每年在皮博迪饭店举办一次募捐会餐，出席者着礼服，喝香按酒。我让费尔普斯拉上他那些银行家朋友带上妻子出席并付款。去年我们募到二十万。”
“这些钱花在哪儿了？”
“有些用在日常开销上。我们雇有两名专职员工。房费虽然便宜但还是要花钱的。其余的钱用于婴儿必需品、医药费，以及宣传费。钱总是不够。”
“看来是你在管理这个地方？”
“不。我们雇了一个管理员。我只是一名顾问。”
亚当打量着她身后的广告，是那幅上面有一只巨大的黄色避孕套并无恶意地蜿蜒横陈在墙上的图。尽管有电视的大力宣传，有学校到处张贴的标语，还有电视中定时播出的由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摇滚歌星表演的音乐电视广告，他从最新发表的调查研究报告中却得知十来岁的孩子并不使用这些小小的工具。他想象不出还有比整日坐在这狭小的办公室里同十五岁的母亲们探讨尿布疹的问题更糟糕的事情了。
“我佩服你的勇气，”他注视着挂有那幅婴儿食品广告的墙说。
莉点点头但没说话。她的眼睛流露出疲惫的样子，她该下班了。“咱们去吃点东西吧，”她说。
“去哪儿？”
“不知道。随便哪儿都行。”
“我今天见到萨姆了。跟他一起呆了两小时。”
莉把身体埋进椅子里，又缓缓地把脚抬起放在桌面上。同平常一样，她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活领衬衫。
“我是他的律师了。”
“他在协议上签字啦？”
“对。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四页的协议。我们双方都签了字，所以现在就看我的了。”
“你害怕吗？”
“害怕。不过我能应付。今天下午我同《孟菲斯报》的一个记者谈了话。他们听说了我是萨姆·凯霍尔孙子的传言。”
“你告诉他什么？”
“我不可能完全否认这个传言，怎么可能呢？他想打听有关咱们家的种种问题，但我只告诉他一点点。我肯定他会到处打探并且会获得更多一些情况。”
“关于我呢？”
“我肯定没向他提你，但是他会着手去打听。我很抱歉。”
“你抱什么歉呢？”
“抱歉他们有可能揭露你的真实身分。你将作为萨姆·凯霍尔这样一个杀人犯、种族歧视主义者、反犹分子、恐怖分子、三K党徒和最年老的一个被送入毒气室像牲口一样给毒气熏死的人的女儿而蒙受耻辱。他们会把你赶出这个城市。”
“我有比这更惨的经历。”
“什么？”
“作为费尔普斯的妻子。”
亚当听到这话大笑起来，而莉只是勉强地微笑了一下。一个中年妇女来到门口告诉莉她要走了。莉跳起来，急忙把自己年轻英俊的侄子亚当·霍尔介绍了一番，告诉她他是芝加哥的律师，到这里来访问一段时间。这番话显然给那妇女留下了深刻印象，接着她退出了办公室，消失在大厅尽头。
“你不该向她作什么介绍，”亚当说。
“为什么不？”
“因为我的名字明天会上报——亚当·霍尔，芝加哥律师和萨姆·凯霍尔之孙。”
莉的嘴角挂下来，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她耸耸肩，似乎并不在乎，可亚当看到了她眼中的恐惧。真是愚蠢的错误，她心里在责怪自己。“谁理它？”她说着拿起手包和公文包，“咱们找一家餐馆吃饭去。”
他们去了附近的一家小馆子，那是个意大利咖啡馆，家居布置，改装的凉台上有几张小小的桌子，不多的几盏灯，光线幽暗。他们在一个暗角里坐下，要了饮料，她点的冰茶，他点的矿泉水。侍者刚离去，莉就把身子倚在桌上说：“亚当，有些事我得告诉你。”
他点点头，没说话。
“我是个酒鬼。”
他眯起眼睛，呆住了。他们前两天晚上都在一起喝酒。
“至今已有十年了，”她解释着，身体依然前倾靠在桌上。离他们最近的人在十五英尺以外。“原因当然很多，有些你恐怕能猜得出来。经过治疗，我出来时已滴酒不沾，并且坚持了大约一年。然后就旧病复发。我戒了三次酒。最后一次是在五年前。这事真不容易。”
“可你昨晚还喝了酒。好几杯。”
“我知道。还有前天晚上。不过今天我把酒瓶都倒空了，啤酒也倒掉了。我的公寓里已是滴酒无存。”
“那对我倒不错。但愿我不是你酒瘾复发的原因。”
“不，和你无关。不过我需要你的帮助，行吧。你将和我一起住几个月，你我会有一些难捱的时刻。你一定得帮帮我。”
“那当然，莉。我一来你就告诉我多好。我喝酒不多。喝不喝没关系。”
“酒精中毒就像一头怪兽。有时我可以看着他人喝酒而无动于衷。后来看到一个啤酒广告却能冒出一身大汗。看到杂志上一则我常爱喝的葡萄酒广告后，那渴望之强烈，简直能惹得我恶心起来。那真是可怕的挣扎呀。”
饮料端来了，亚当却不敢碰那矿泉水。他把它倒在冰块上用小匙搅动着。“家族里有这种遗传吗？”他问，几乎确信这是有遗传性的。
“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小时萨姆会偷偷喝上一点酒，但他不让我们碰。我的外祖母是个酒鬼，所以我母亲从不碰酒。我在家里从没看见过这东西。”
“那你怎么喝上瘾的呢？”
“慢慢上瘾的。我离开家后就迫不及待地想尝试一下，因为在埃迪和我成长的过程中这是被禁止的。那时我遇到了费尔普斯，他们家人都常在社交场合大量喝酒。喝酒起先是一种逃避，后来又成为一种支撑。”
“我会尽力而为的。对不起。”
“别对不起了。同你一起喝酒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