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校不禁露出笑容。接着笑容很快消失，换上一副极其严肃的面容。“我自信能处理好，长官。”
“我也相信你行。”奈菲指指他桌角上的一本黑色活页册子。“我们有一本类似手册的东西。这本就是，它是集三十年来二十几次用毒气行刑的经验加以总结的智慧结晶。”
纽金特眯起眼注视着那本黑色的书。他注意到书页不太平整，大小也不统一，而且其实从头至尾就是一堆草草折叠塞在里面的纸页，活页封面本身也已破旧不堪。他即刻决定，不出几个小时，这本册子就会焕然一新，变成值得出版的一部初学者入门。那将是他的第一个任务。这项文书工作将做得毫无假疵。
“你今晚何不把它读一遍，明天咱们再碰头？”
“是，长官，”他踌躇满志地说。
“直到咱们下回谈话之前不可向任何人透露此事，明白吗？”
“明白，长官。”
纽金特动作干练地向卢卡斯·曼点点头，像小孩得到了一件新玩具一样捧着那本黑书离开了办公室。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他是个疯子，”卢卡斯说。
“我知道。我们会留心他。”
“我们最好看住他。他太他妈的雄心勃勃，说不定他会设法在这个周末用毒气把萨姆毒死呢。”
奈菲拉开桌子抽屉，抽出一个药瓶。他没喝水干咽了两片药。“我准备回家了，卢卡斯。我需要躺下。说不定我会死在萨姆的前头。”
“那你还是快回去吧。”
同加纳·古德曼的电话谈话不长。亚当有几分得意地说他和萨姆已经签了书面代理协议，此外两人已在一起呆了四个小时，尽管收效甚微。古德曼要一份协议副本，亚当解释说眼下还没有副本，原件则安全地存放在死监的一个囚室里，再说，只有当事人觉得需要才会有副本。
古德曼答应重看档案并着手进行工作。亚当给了他莉的电话号码并答应每天电话联络。他挂了电话，瞪着电脑旁两则吓人的电话留言。两个电话都是记者打来的，一个来自孟菲斯的一家报纸，一个来自杰克逊市的一家电视台。
贝克·库利已同这两个地方的记者谈过话。事实上来自杰克逊市的电视采访小组已经在事务所的接待员那儿出现，直到库利发出威胁才离开。外界的这些关注已经扰乱了库贝法律事务所孟菲斯分部单调的日常工作。这使库利不快。其他的合伙人对亚当没话可说。秘书们出于职业习惯保持着礼貌，不过总是急着离开他的办公室。
记者们知道了，库利面色沉重地警告他。他们知道了萨姆和亚当之间的祖孙关系，他不能肯定他们是如何得知的，但肯定不是从他那儿知道的。他谁也没说过，除了，当然，在话已经传出去之后，他才被迫在午餐前把合伙律师们和助手们召集在一起宣布了这个消息。
已经快五点了，亚当还关着门坐在桌旁，听着走廊里传来的律师、助理律师以及其他有薪水的员工们在最后的一分钟里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的声音。他决定不去理睬那家电视台的记者，但拨了《孟菲斯报》托德·马克斯的号码。录音机的留言指导他通过神奇的声音邮递，两分钟后马克斯先生拿起他的五位数字的电话分机，急匆匆地说：“托德·马克斯。”他的声音听起来像十来岁的少年。
“我是库贝法律事务所的亚当·霍尔。你留话叫我打电话给你。”
“是的，霍尔先生，”马克斯滔滔不绝起来，他的态度立刻变得友善并且不再匆忙，“多谢打电话来。我，呢，我们，呃，听说了一个有关你接手办理萨姆·凯霍尔案子的谣言，呃，正在设法把它调查清楚。”
“我代理凯霍尔先生，”亚当斟酌着字眼说。
“对，我们听说了。而且，呃，你来自芝加哥？”
“我是来自芝加哥。”
“我知道了。那你，呃，是怎么接到这件案子的呢？”
“我们事务所已经代理萨姆·凯霍尔七年了。”
“是的，没错。不过他不是在最近解雇你们了吗？”
“他是解雇过。但现在他重新雇用了我们事务所。”亚当可以听见马克斯把他的话输入电脑时敲击键盘的声音。
“我知道了。我们听说了一个语言，我想，只是一个谣言，说萨姆·凯霍尔是你的祖父。”
“你从哪儿听说的？”
“啊，你知道，我们有我们的渠道，而且我们得保护这些渠道。确实不能告诉你消息从哪儿来的，你应当明白的。”
“是啊，我明白。”亚当深吸了一口气，让马克斯等了一分钟。“你现在在哪儿？”
“在报社。”
“报社在哪儿？我不熟悉这个城市。”
“你在哪儿？”马克斯问道。
“闹市区，在我们办公室。”
“我离得不远，十分钟就可以到你那儿。”
“不，不能在这儿。咱们另找地方见面，找个安静的小酒吧。”
“好。离你三个街区的联合街上有个皮博迪饭店，饭店大厅旁有个不错的酒吧，叫做马拉兹。”
“我十五分钟后到。就我和你两人，好吗？”
“没问题。”
亚当挂了电话。萨姆的协议里有一段是为防止他的律师向记者发表谈话而写进去的，但其言辞含混，有失严谨。在这一条款中有一处重大漏洞，任何律师都可以乘机钻空子，不过亚当倒并不想冒这个险。虽说经过两次探访，他的祖父在他眼里仍旧只是一个谜。萨姆不喜欢律师，随时都有可能再解雇一个，即便是他的亲孙子也不例外。
疲惫不堪的年轻专业人员在开车返回郊区之前往往需要喝上几杯，马拉兹酒吧很快就被他们挤得满满的。住在孟菲斯闹市区的人其实很少，因而银行职员们和经纪人们就聚到这儿或者其他无数的酒吧里，大喝绿瓶装的啤酒或者小口啜饮瑞典产伏特加。他们或沿着吧台排成一溜，或围小桌而坐，探讨市场走向，争论未来的贷款基本利率。这是个时髦的地方，有真砖的墙面和实木的地板。门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盘盘的鸡翅和火腿包鸡肝。
亚当看到一个身穿牛仔裤手拿记事簿的年轻人。他上前作了自我介绍，然后两人便向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走去。托德·马克斯看上去不超过二十五岁。他戴一副金丝眼镜，长发及肩。他态度热诚，似乎有点紧张他们点了海尼根啤酒。
记事簿摊放在桌上，就等动手记录了，亚当决定掌握主动。“我有几条基本规则，”他说，“第一，我说的话一律不能公开。你不能在任何地方引用我的话。同意吗？”
马克斯耸耸肩，似乎表示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他原来的想法，但还是可以接受。“好的，”他说。
“我想你把这叫做深层背景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
“就是这么叫的。”
“我会回答你一些问题，但不会很多。我之所以来这儿是为了让你对情况有个正确了解，懂吗？”
“很公平。萨姆·凯霍尔是不是你的祖父？”
“萨姆·凯霍尔是我的当事人，他指示我不要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所以你不能引述我的话。我在这儿可以做的只是确认或否认。仅此而已。”
“那好。他是你的祖父吗？”
“是。”
马克斯深吸一口气，玩味着这不可思议的事实，这无疑可以引出一篇非凡的报道。他都可以想见那大字标题。
随后，他意识到应当再多问几个问题。他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你的父亲是谁？”
“我父亲去世了。”
停顿良久。“是这样。那么说萨姆是你母亲的父亲？”
“不，萨姆是我父亲的父亲。”
“好。为什么你用不同的姓呢？”
“因为我父亲改了姓。”
“为什么？”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谈我们家庭的背景情况。”
“你是在克兰顿长大的吗？”
“不是。我在那儿出生，但三岁就离开了。我父母迁到加州。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所以你以前不是在萨姆·凯霍尔身边？”
“不是。”
“你以前知道他吗？”
“我昨天才见到他。”
马克斯考虑着下一个问题，幸亏这时啤酒送上来了。他俩一齐闷头喝起酒来。
他望着自己的记事簿，草草写了些什么，然后问：“你在库贝法律事务所多久了？”
“将近一年了。”
“萨姆·凯霍尔的案子你受理多久了？”
“一天半。”
他喝了长长的一大口啤酒，注视着亚当，仿佛在等待他作出解释。“瞧，呃，霍尔先生——”
“叫我亚当。”
“好吧，亚当。这里面似乎有许多地方接不上茬。你能帮一下忙吗？”
“不行。”
“好吧。我看到有报纸说凯霍尔最近解雇了库贝法律事务所。此事发生时你在办这件案子吗？”
“我刚才告诉你了我办理这件案子一天半。”
“你第一次去死监是什么时候？”
“昨天。”
“他知道你要来吗？”
“我不想谈这个。”
“为什么不想？”
“这是非常秘密的事情。我不准备讨论我去探死监的事。我只确认或否认那些你在别处能核实的事情。”
“萨姆还有别的孩子吗？”
“我不想讨论有关家庭的事情。我确信你们的报纸以前对此做过披露。”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你可以去查查。”
又是长长地喝了一大口，接着又久久地望着记事簿。“八月八日执行死刑的可能性有多大？”
“很难讲。我不愿随便猜测。”
“不过以前的所有上诉都得以通过了，不是吗？”
“也许是。就算我是得到了一份适合我的工作吧。”
“州长可以准予从宽处理吗？”
“可以。”
“有这种可能吗？”
“不太可能。你得去问他。”
“你的当事人在行刑前会接受采访吗？”
“我怀疑。”
亚当瞟一眼手表，仿佛突然间要去赶飞机。“还有别的事吗？”他问，把啤酒一饮而尽。
马克斯把钢笔插进上衣口袋。“以后咱们还能再谈吗？”
“看情况。”
“什么情况？”
“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事了。如果你把我们家的事扯上，那就免了吧。”
“这里面一定有些不可外传的家丑了。”
“无可奉告。”亚当站起身，伸出手。“很高兴见到你，”他们握手时他说。
“多谢。我会给你打电话。”
亚当快步走过酒吧中的人群，消失在饭店大厅外面。
十六
在强加于死监犯人的所有那些愚蠢、苛刻的监规之中最让萨姆恼火的便是那条“五英寸规定”。这一小本堂而皇之的监规对死监犯人在其囚室可以拥有的法律文件的数量进行了限制。规定要求文件摞在一起压紧后的厚度不得超过五英寸。萨姆的文件和其他犯人并无太大区别，然而经过九年的上诉战之后他累积的材料已经有满满一大纸箱。在这条五英寸规定的限制下他还怎么能进行得了分析研究和准备呢？
四下挥舞着码尺就像个乐队指挥似的帕克曾经几次进入萨姆的囚室，仔细用尺丈量文件。萨姆每次都超标，据帕克的估计，有一次被逮住时萨姆的文件竟有二十一英寸之厚。帕克每次都就此写一份违规报告，于是就有更多的文书档案材料进入了萨姆的档案。萨姆时常想是否他在中央行政办公楼中的档案也超过五英寸了呢。他希望如此。不过谁会在意呢？他们把他关在一个笼子里有九年半之久只是为了保住他的命以便有朝一日再要了这条命。除此之外他们对他还能做什么呢？
每次帕克都要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对他的文件进行精简。萨姆通常寄几英寸的文件给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兄弟。有几次他也曾并非情愿地给E。加纳·古德曼寄过一两英寸。
眼下他的文件大约有十二英寸多，同时还在垫子下面放着高级法院最近的一份薄薄的案例汇编。他又把两英寸寄放在隔壁汉克·亨肖的书架上由他保管。此外他还有大约三英寸寄存在另一个邻居古利特的文件堆里。萨姆替亨肖和古利特审阅所有的文件和信件。亨肖由家人花钱雇了一位好律师。古利特却从华盛顿的一家大事务所请了一位从未出过庭的傻瓜。
还有一条不可理喻的“三本书规定”限制了犯人在囚室的藏书数量。这条监规明文规定死监犯人只能拥有三本以下的书籍。萨姆有十五本书，六本放在自己的囚室，其他九本则分散放在他在死监里的当事人那里。他没空看小说。他的藏书一水都是关于死刑和宪法第八修正案的法律书籍。
他刚刚吃了一份水煮猪肉、斑豆和玉米面包，正在读加州第九巡回法院的一个案例，该案的犯人在面对死刑时平静得使他的律师们认为他一定是疯了。所以他们连续上书声称他们的当事人确实已经疯到了不能被执行死刑的程度。由一批反对死刑的加州自由派组成的第九巡回法院欣然接受了这一新颖的辩护理由。死刑暂缓执行了。萨姆喜欢这个案例。他好多次都但愿自己的案子是由第九巡回法院受理而不是这个第五巡回法院。
隔壁的古利特说：“接风筝，萨姆。”于是萨姆走到栅栏边。放风筝是囚室不相邻的犯人唯一的联络方式。古利特把纸条递给了他。纸条来自和萨姆隔着七个门的一个令人同情的白人小伙子，人称他小牧师。他十四岁就成了一名乡村传教士，一个定期宣讲有罪者将受到地狱之火惩罚的人，然而他却犯下了奸杀教堂执事之妻的大罪，他的传教生涯就此中断，而且恐怕永远也不会再继续了。他如今二十四岁，在死监已经住了三年，最近又雄心勃勃地重操传播福音的旧业。纸条写着：
亲爱的萨姆：
我此刻正在这里为你祈祷。我相信上帝会干预并阻止此事。但是他如果没有做到，我会求他让你不受痛苦或任何折磨，把你速速带回家。
爱你的兰迪
真想不到，萨姆思量着，他们竟然已经在祈祷，盼我不受痛苦或任何折磨地速速回家。他在床边坐下，在一片纸上写了简短的回信。
亲爱的兰迪：
谢谢你为我祈祷。这是我需要的。我还需要我的一本书。书名是《布朗斯坦论死刑》。书是绿色的。把它传过来。
萨姆
他把纸条递给J。B。古利特，胳膊伸在栅栏外等待那风筝顺着这排囚室一路传下去。已经快八点了，还是那么闷热，幸而外面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夜晚会把室温降到将近八十度，加上嗡嗡直响的风扇，囚室会变得可以忍受。
萨姆日间已经收到了几只风筝，都是表示同情和期望的，并且都提出愿意尽力帮忙。音乐声已经轻下来，也听不到时而有人由于权利受到侵犯而发出的吼叫。这是死监变得更为平和的第二天。电视从早到晚地开着，但音量放得很低。A排变得引人注目地平静。
“我有了一个新律师，”萨姆把手伸出悬在走廊里，身子倚在两肘上，轻轻地说。除了短裤他什么也没穿。他们在囚室里交谈时，他能看到古利特的手和手腕，但从来看不到他的脸。每天萨姆在被带出去放风沿着监舍走过时都放慢步子，盯着他的同志们的眼睛不放。而他们也紧盯住他的眼睛。他们的脸已经被他记住，而且他也熟悉他们的嗓音。不过，一个人和你一壁之隔居住多年，彼此在就生死大事长谈时却只能看见对方的手，这真是一种残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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