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龄妇女按照我们的政策要求延迟了生育计划，就是在为我们的社会管理作贡献，所以，适当地奖励一定的社会贡献点也是应该的。”
“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来界定，哪些人是响应了我们的政策要求延迟了生育计划。
比如说，我明知道今年的怀孕人数已经达到了上限，然后不管有没有生育计划的都说他们已经做好了生育的打算，难道说我们要给所有的育龄妇女都奖励贡献点？”
“就是，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我们根本无法界定哪些是真正的生育计划，这样会明显地影响到政策的公平性。”
“这样的做法如果并不违规的话，会严重损害到我们华夏国的诚信评价体系，因为这样的政策不但没有引导大家的诚信行为，反而会成为一种反面的引导，我也认为不妥。”
“”
国资部的人纷纷对吴光良的办法提出质疑。
魏民生也注视着吴光良，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至少在理论上没有问题的办法，来证明他的政策是切实可行的。 2k阅读网
第552章 计划未来（二）（）
吴光良不慌不忙地喝了一口茶，说：“在拥有完善人口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界定这个真实的生育计划也并不复杂。
而且，我们还可以动用行政的手段，来干预所有人的生育计划。
我们可以进一步把一年的计划出生人口分摊到每一个月，当医疗系统所登记的怀孕妇女人数，已经连续几个月超过当月标准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临时启动生育计划申报登记。
如果申报登记的数量在年度计划之内，就可以不予启动政策引导。
当申报登记有生育计划夫妻的数量超过年度计划的时候，就按照一定的规则，直接取消一部分人的生育计划。
比如说，我们先前探讨过的世代更替生育率，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一对夫妻的平均生育数量应该就是在2。1左右。
如果一对夫妻已经生育了两个子女以上，那么他们的生育计划就属于首先要取消的。
如果取消了这些夫妻的生育计划之后，生育计划的数量仍然高于年度计划的话，就可以用年龄的大小来进行排除。
我们可以把所有提出生育计划的人，按照年龄由高到低进行排序，优先保障大龄夫妻的生育需求。
按照当年度剩余的生育计划数量，我们确定出哪些年龄段的夫妻可以实施生育计划，哪些年龄段的夫妻需要延迟生育计划。
只要夫妻之间任何一个人的年龄在可以实施生育计划的年龄段之内，他们的生育计划就可以被确认。
而那些因政策需要被要求延迟生育计划的夫妻，其生育计划延迟到下一年度。
如果这些人按照被延迟的生育计划怀孕生育之后，我觉得就可以认为他们的生育计划是真实的，可以给予一定的社会贡献值奖励。
如果他们并没有按照被延迟的生育计划怀孕生育，则视为他们被延迟生育的计划是虚假的，就不予奖励社会贡献值。”
“如果，他们不按照政策确定的生育计划延迟生育，又该怎么办？”
“人口政策关系着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如果他们不按照政策确定的生育计划延迟生育的话，他们的行为可能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并且会影响到国家政策的严肃性。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人给予一定的社会贡献值处罚也是应该的。”
“这个办法我觉得不错，只是，现在华夏国男女之间的权力是平等的，而且，在任务发布平台的影响下，男女之间在从事社会事务过程中的区别已经不大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性格不合的夫妻出现了和离的现象，这也是华夏国法律所允许的。
按照你的办法，又该如何界定这种和离之后再婚夫妻的生育子女数量？”
“对啊，如果一对夫妻在和离之前已经拥有了两个子女，在再婚的时候，如果配偶都没有生育过子女，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算呢？”
吴光良说：“这有什么不好算的，华夏国的人口系统已经清楚地记载了每个人的子女情况，夫妻任何一方如果生育了两个子女以上，自然就认定他们的生育计划在被规则排除之列。”
“可是，这样做的话，对另一方从未生育子女的人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
“按照华夏国的法律，任何人都拥有平等的生育权，可这样一来，又该如何保障他的生育权？”
“取消他们在某个年度的生育计划，并不是不允许他们生育，而是不允许他们在这个特殊的年龄段之内生育而已。
我们可以根据人口系统中的年龄结构情况，把他们的生育需求推迟到下一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里。
这样的话，我们并没有限制他们的生育需求，只不过是让他们的生育计划相对于社会管理和资源分配来说，显得更加合理。”
“可是这样的话，按照你先前的政策，只要夫妻一方已经生育了两个子女的人，首先就会被取消他们生育计划。
既然他们的生育计划都被取消了，如何参与生育计划的延迟？”
“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则，对于一方拥有多个子女，一方没有子女的夫妻来说，是感觉到有一点不公平。
可如果不这样设置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漏洞，如果某一个人在拥有两个子女之后就选择离婚，然后与一个没有子女的成员再婚，他就可以获得生育更多子女的机会。
我担心这会严重地破坏生育权的公平性。”
吴光良说：“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只是维持人口不至于下降的最低标准，所以，我们实际上还有一定的指标可以用来应对这样的特殊情况。
首先我觉得，这样的行为虽然可能存在，但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也不应该成为社会的主流。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来对这种社会不应提倡的行为进行限制。
比如说，我们可以制定这样一个政策，只要夫妻双方的子女数量加起来达到了三个，如果夫妻一方是初婚的话，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生育一个子女。
如果夫妻双方的子女数量加起来达到了四个的话，不管夫妻一方是否初婚，都不再纳入生育计划。
生育权公不公平，并不取决于少数特定的情况。
如果为了满足一小部分人的生育权利，反而让更多的人感觉到不公平的话，这就违背了我们制定生育政策的初衷。”
魏民生说：“绝对的公平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只能够尽量做得更好，把可能存在的管理漏洞提前堵住，并且用行政或者经济的手段来引导大家的生育行为，从而逐步优化我们的人口结构，形成一个良好发展的基础。”
吴光良接着说：“实际上，我们华夏国目前还处于一个人口数量高速发展的阶段，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来逐渐改变大家的生育理念。
既然我们的社会制度可以承受每年生育数量比上一年多百分之十的波动，所以，我们不妨在达到人口上限之前，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制定人口政策。
也就是说，如果今年的新生人口数量为一万，明年的计划就可以确定为一万一千人，然后每年按照这个比例逐渐增长，直到每年的生育人口数量达到七十万人的水平。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总人口水平应该已经达到了五千万，然后再根据那个时候的人口基数和治下的土地面积来制定下一个阶段的生育政策。”
第553章 计划未来（三）（）
吴光良的建议得到了魏民生的肯定和支持。
但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人口危机的华夏国人来说，总感觉吴光良的话有点危言耸听、不可思议。
鉴于这样的情况，魏民生根据吴光良提出的最佳人口年龄结构模型，以及未来二十年内华夏国的人口目标，用折线图的方式画出了二十年后华夏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图。
魏民生指着这个结构图说：“这样形态的人口年龄结构拥有什么样的好处，我就不再重复了。
在华夏国发展的脚步没有停下来之前，我们的人口增长来源有两个方式。
一是通过生育增加的新生人口，他们是华夏国的未来。
二是通过吸纳周边的百姓而增加的，他们是华夏国的现在。
为了避免出现社会需求的大幅度波动，我们必须尽力把我们华夏国的人口结构调整成这样的形态，这是形成一个稳定社会的基础。
由于我们现在的人口总数还没有达到上限，所以，我们还有较大的调整空间。
在华夏国的人口和疆域达到稳定之前，我建议以目前华夏国人口结构最高的年龄段为标准，其他年龄段的人口逐渐向这个最高的值靠拢。
比如说我们目前年龄段人口数量最多的是二十三岁，从统计数据来看，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近五万人。
虽然我们华夏国目前的平均年龄还没有超过五十岁，但由于医疗水平的提高，我们的平均年龄必然会逐年提高。
华夏国这几年死亡的注册人口之中，大多数都是因为他们在过去的岁月里，透支了他们的生命。
数十年生活在生死边缘线上，努力地为活下去而拼搏，积劳成疾，给一些器官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
就算是我们华夏国目前最好的医生，面对这样的情况也无能为力，只能尽量让他们走得更加安详一点，少一些痛苦。
从统计的情况来看，实际上我们华夏国目前的死亡曲线是从四十六岁开始的，年龄最大的为七十六岁。
这样的情况可能还要维持至少三十年，因为周边的百姓过去的生活条件有限，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过去透支的生命力。
在死亡曲线之前的四十六年时间里，除去今年因为还存在大量没有出生的人口没有注册登记之外，人口数量最低的是五岁这个年龄段，出生于当年的人口数量不到一万人。
而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数量至少也在一万至两万之间，不同年龄段之间的波动，最高的甚至达到了五、六倍，远远超过了百分之十这样一个可控的波动范围。
所以，我们华夏国表面上看来发展势头很迅猛，但实际上从年龄结构上来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从而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对整个社会的需求波动带来很大的影响。
要弥补这样的不均衡结构，我觉得有必要适当的控制二十三岁这个年龄段人口的准入门槛。”
李严想了想说：“这样的人口结构的确不是很稳定，但是，二十三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是一个非常年青、非常有活力的年龄段，也是我们华夏国目前贡献最大的一个群体。
如果我们限制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加入，我觉得对于华夏国的快速发展来说并不合适。”
吴光良说：“我们并不是完全的限制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加入，而是提高这个群体的准入门槛。
比如说，正常的情况下，要想成为华夏国的正式成员，只需要通过华夏国的基础考核就可以了。
但由于二十三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已经太多，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基础考核的标准适当的提高，比如说识字数量必须达到一千字、掌握了基本的四则混合运算，或者在某个特定的领域拥有独一无二的成就。
这样一来，我们并没有关上成为华夏国正式成员这个大门，只不过用规则来强迫他们学习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技能。
大家应该清楚，不同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在华夏国这个特定的环境下，代表着不同的生产效率。
一个掌握了先进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工作效率甚至可以相当于五至十名普通的劳动力。
如果这个年龄段新加入的人口都拥有这样的素质，虽然加入的人口从数量上来看并不多，但由于人口素质的提升，完全可以产生数倍的生产效率。
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高准入门槛并不会对华夏国的发展产生影响，反而会定向增加一些优秀的人才。
而且，随着其他年龄段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当各年龄段的人口波动范围缩小到一定范围，或者某个年龄段的人口已经超过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开限制，或者改变需要控制的年龄段。”
魏民生把华夏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折线图与那个未来二十年的规划图放在一起比较了一下，说：“除了刚才说的用增长率来控制特定年龄段的人口增长速度之外，我觉得还可以按照增长空间的比例来控制。
如果我们未来二十年确定的总人口定在了五千万人，假设到了那个时候，死亡曲线的开始时间因为医疗技术的提高推后到五十五岁，那么，我们每个年龄段的人口上限大概在七十五万人左右。
我们可以用七十五万减去现在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然后再除以二十，就得出了每年的最大平均增长数量。
就比如拿这个年龄段人口数量最多的二十三岁来说，七十五万减去五万，再除以二十，每年的人口数量增长空间大概是三万五千人。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人口计划从明年开始执行，那么，在二十四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年内增长数量没有达到三万五千人，就可以不用提高准入门槛。
只要我们华夏国的年龄结构还没有达到最优的状态，任何一个年龄段的人口净增数量超过这个年平均增长数量，就需要政策的介入，提高那个年龄段人口的准入门槛，以控制其增长幅度，减小波动。”
第554章 想家的人（）
魏民生后面提出的这个解决办法，比按照增长率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的方式，更加适合于华夏国目前这种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
这样的做法，政策的干预更少，从而充分释放华夏国需要大规模吸纳人口的需求。
只要能够让华夏国的人们认识到，人口结构对社会管理会产生多长远的影响，并能够有意识地对这种严重失衡的人口结构进行改善，吴光良的建议就有了存在的意义。
只要华夏国的扩张速度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以及华夏国的生活水平和发达程度相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保持着足够的优势，华夏国就拥有足够的手段和时间，随意干预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增长速度，使其与最佳人口结构模型相吻合，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稳定社会。
只要华夏国拥有了一个稳定的人口基础，未来的管理工作至少会减少七成以上，因为他们不用为不同年龄段不同的需求波动而操心。
由于这个政策涉及到一个全新的概念，就算是把它放在网络平台上让大家辩论，可能也会因为见识的差距理解不了它的重大意义。
所以，魏民生罕见地动用了总统的权力，直接把这个政策写入了华夏国的宪法，并且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执行。
做完这些事情后，魏民生把吴光良单独留了下来，说：“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有些想家了？”
吴光良慢慢的点了点头，说：“虽然由于两个世界时间差的存在，那边的时间过得要慢些。
但不管怎么说，给我的感觉是已经过了四年了。
四年的时间没有看到我的父母，是有些怪想念他们的。”
“我通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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