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治哲学和政策理论。
在日本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流民现象，所以既没有与此相应的首领，也没有因此而产生出过多的政治哲学和政策理论。在被称为日本有
史以来最大乱世的室町时期（公元1392？1573年），农业生产取得了飞跃的发展，但并没有被政治牵连进去。想到这一点就会知道，日本历史上所说的英雄，似乎跟中国历史上的那种定义并不完全一样。同时，日本并没有出现过像中国皇帝那样强大的权力，关于这一点，从其根本性的差异中似乎也可以窥视到某种问题。项羽是个楚人。
关于楚人的问题，小说正文里巳经从不同角度涉及了很多，这里就不
~^^達：。
他们是自古以来就在长江沿岸进行大面积水稻耕作的民族，跟中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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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有所不同，正像小说正文里提到的那样，甚至还有一种学说认为楚语属于古泰语系。作为广义楚人一支的吴、越等国，到项羽时代已不复存在，但处于长江下游这片吴越文化圈里的人们，也许曾泛舟渡海，把水稻耕作带到了韩国或日本的北九州，这也是可以想到的。总之，不知是不是
有稻作文化这一共同点，笔者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认为楚人的民俗和气
质，与古代的日本好像具有某种类似血缘的关系。
据信中国古代文明是由谋生手段各异的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如果这
种想象正确，对于中原地区来讲，楚就是最后一种异质文化了。
只是到了这一时期以后，文字和写作都使用中原地区产生的表达方式，楚文化的一半就完全被中原文化给融合了进去。然而，与中原地区相比，楚的社会生产方式不同，王朝制度也不一样，农民的文化和气质也相去甚远。这些楚人在项羽的率领下，犹如洪水猛兽般地直朝黄河流域的中原杀
将过来，这段历史恐怕还是从未出现过的吧！从这一意义来看，也可以说，楚人的稻作文化和湖沼文化就被投入到中原文明这一巨大漩涡里去了。从这一意义上，还可以说，项羽的所作所为和他那近似溶化般的灭亡一一其具体表现就是楚军士兵全都归顺了刘邦的四面楚歌一一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后一次展示，也许还可以认为是形成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的第一个起点。项羽死于公元前202年。
在日本被称为弥生式文化的稻作生活方式，作为早已成熟的一整套程序传人日本，大体上也是在此前后。当然，这跟项羽及其手下那些长江沿岸种稻人的失败并没有直接关联，但作为历史年表记在脑子里，还是不无益处的。
日本人从中国引进汉字和汉文典籍，还是那以后很久的事情。
自引进以后，日本社会就把自己的历史以记录的形式编写下去，但在展示人间世相百态时，比起自己社会的实例，更爱借用汉文典籍中登场的中国古代典型历史人物。
这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社会到江户末期（公元7化？784年）才成熟，在赖山阳（公元784？1192年）撰写《日本外史》之前，还没有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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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方面的著作。如果说日本是中国文明周边化的文化，这样讲似乎有蔑视日本之嫌一一尽管笔者认为朝鲜和越南也是如此一但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是很难写出通史来的。
纵使能写出来，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是贫乏的。《日本外史》里就有这种弊病，但那不是赖山阳的过错，恐怕还应该说是日本社会的性格造成的。中国社会的情况则不同，正像我们巳经说过的那样，过着自给自足田园生活的人们一下子就摆脱了束缚，奔向了广阔的天地。所以，浮沉在那种环境中的人们就要掌握好浮沉的本事和技巧，这样塑造他们的形象就必然要深刻得多。也就是说，容易产生典型形象，从战国时代到秦末战乱时期尤其如此。
在这些典型人物的坟墓还没有破败不堪的时候，出现了一位真实记录历史的人物一司马迁。他与宋朝以后的学者不同，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能够客观公正地观察人和事，纵使他贸然来到二十世纪，也能毫不陌生地生活下去。
估计在他二十岁时，按推算当是公元前126年，曾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足迹遍布天下。在这次旅行中，置身于发生过历史事件的山川草木环境之中，司马迁耳闻目睹了当地的记载、传说和风土民情。
他肯定在那些现场大力搜集过材料，这从《史记》中屡屡出现的俗语就
能想象出来。当地了解历史掌故的那些老人的用词均被原原本本地写在书里，
几乎没有使用概念和抽象的用语，生动的人物形象与整个文章浑然一体。
在这次长途旅行过程中，司马迁还走访了当年楚汉两军人马鏖战过的番县、薛县和彭城，到过被称为楚人根据地的长江下游和江南地区，接触到那里别具一格的房舍、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故，肯定对这一切产生了好感。从他文章中的语调完全可以看出，他对亡楚和项羽情不自禁地注人了多么深厚的感情。
下面，讲几句有关笔者自己的话。
我始终认为，所谓文明，本是一种光源，四面八方都可以利用。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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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讲，不能为四面八方利用的东西，肯定不能称之为文明。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始终有一种感觉，即日本中世纪〈指十二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某个时期以前的知识文化，当是唐朝文化周边化的结果。比如说，宋朝政治论文里常常带有观念性，日本文化受其影响的事例就很少，但对那些唐朝诗人的诗情画意，却具有也许超过现代中国人的栩栩如生、身临其境般的感受能力，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我的上述感觉。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初期，日本以压倒一切的势头大量引进唐的制度、风
俗习惯和文书典籍，同时又于公元894年因废止遣唐使而使引进工作骤然
停顿下来，那以后直到室町时代的某一时期，基本上就不再有正式交往。
唐以后，中国文化仍有变迁，然而在日本，特别是在汉音、建筑和礼仪等
方面，唐文化却被一成不变地保存了下来。
从这种立场观察中国古代社会，内心就会愈发觉得，从精神上来说，中国巳不是外国，而是我们曾经隶属的同一个文明圈里的一个文明。
本书就是在这种轻松的心情下写成的。只是由于不可能重新调查时代
久远的事实真相，因而事情的经过均以《史记》和《汉书》为依据。尽管
如此，在涉及围绕人们的风俗习惯、共同的思维爱好、惯常的伦理观念等
问题时，我总是试图尽可能地写出接近当时的真实情景，但还带有来自文
献和主观想象的成分。
这部小说起先是在《小说新潮》杂志上以《汉风楚雨》为题连载的0977年1月号？1979年5月号〉。在决定出版单行本时，又作了若干增补，
标题也改得醒目了。
关于原来的《汉风楚雨》这一标题，〃风〃字取自刘邦《大风歌》那首诗。进而又联想到作为汉地的中原黄土地带经常刮起的干燥的风沙。至于〃雨〃，基本的出发点是表现楚地多雨潮湿的地方风情。
正因为当初想到了汉风楚雨，才得以不间断地写出这部长篇作品。出于自己对原来题目的感恩心理，尽管纯属画蛇添足，还是多写了以上一些话。
198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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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历史上的典型探讨威望的奥秘
谷泽永一①
透视《史记》的洞察力
《项羽与刘邦》清晰地展示了人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力学关系。个性鲜明的人物在这出惨痛激烈的戏剧中发光发热，故事在结尾处迎来高潮，
如弦断般戛然而止。这部作品的构思体现了日本历史意识的一种传统。众所周知，从文化发展的初期开始，日本就致力于〃引进中国的汉字、汉书〃。通过这种引进，〃日本开始记录自己的历史〃，但〃在展示人间世相百态时，比起自己社会的实例，更爱借用汉文典籍中登场的中国古代典型历史人物〃。这是日本人历史意识的一大特色。
《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汉书》，很久以来被并称为〃左国史汉〃，作为中国史书的代表，被奉为必读之书。日本人并不因它们是外国的历史而觉得有隔阖，其大前提在于，对日本人来说，历史本身反映包罗万象的人间世界，史书作为具有普遍性启示意义的典籍，为人们所尊重，更确切地说，是为人们所亲近，因此被奉为最重要的古代典籍。
引用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夏目漱石；《文学论》那篇艰难晦涩的序中有一节说道：〃我少时好读汉籍。虽浸淫未久，但文学究竟为何物，懵懂之中从左国史汉中似有所得。〃也就是说，一流的中国史书本身，就代表①日本著名评论家，1929年生于日本大阪。专攻现代文学。其文学评论曾获〃三得利学艺奖〃及2004年第55届读卖文学研究、翻译奖。
②1867…1916。日本近代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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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广义的文学概念。
特别是到了近世气如中村幸彦②（中央公论社版，著述集3卷16页）
所评价的，日本式的汉诗文从其性质上来说，才是具有思想性的文学，担
当了与大众文学相对应的纯文学的角色。汉诗文的题材和表现手法，不用
说，主要是来自汉籍。特别是最具典型的项羽和刘邦的故事，蕞终超越了
汉籍的世界。元禄^三年作序、七年作跋的《通俗汉楚军谈》，与同为元禄
年间成书的《通俗三国志》，并称为中国军事演义的双璧，广泛流传，并被
收入明治末期的《通俗二十一史》、大正期的《有朋堂文库》，印刷出版。曰本民众早巳熟悉其中的人物角色，并通过这些人物角色思考着人类的历史。
司马辽太郎把这些背景总结为〃古中国社会巳经成为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日本人总觉得，古中国不是外国，而是自己曾经属于的文明圈〃。以〃左国史汉〃为代表的史书，长久以来，成为日本人总结人生哲学
的源泉，引以为鉴。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无法估量。
因此，司马辽太郎在构思《项羽与刘邦》时，想必是怀着数重的探求心吧。正如他在介绍故事大纲时谦虚地说过：〃故事源自《汉书》和《史记》，我在参阅文献的同时，通过自己的想象，将当时人物所置身的时代风俗、思考方式、伦理习惯等进行还原。〃谨慎的尝试、细致入微的洞察力，造就了这部作品。
这项尝试不仅艰难浩大，而且意味着对世界上最杰出的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表现手法的直接挑战。透过司马迁的眼睛，透视历史记录的背面，对活跃在《史记》字里行间的〃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进行更直接更普遍的人性分析。它不是《史记》的演绎或概括，而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重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
①日本历史区分之一，指安土桃山、江户时代
②著名的日本近世文学研究学者。
③江户时代的年号，1688—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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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与刘邦》里性格各异的典型人物，不是与日本人毫无关系的外国人，而是曾启发我们对〃什么是人类社会〃进行种种反思的〃实例〃。从古到今，汉楚人物群像，对日本民众来说都是自己世界的一部分。在作品中，作者看似无意，但一直在探求一个谏题：这些典型人物究竟告诉了我
们什么。
个体觉醮的时代
司马辽太郎从时代背景出发来考察人物的思考和行动，非常重视中国战国时代社会澎湃的生命力。〃战国这个称呼带着杀气，但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社会的成熟。〃这个大趋势并非中国独有。回头来看，〃日本列岛因大量人口定居较迟，比中国晚七八百年才形成较为统一的国家，因此战国时代的到来也晚很多。〃〃尽管历史年代有差距，相似之处还是很多。〃司马辽太郎的这些评论弓I人注意，是对形式本位的时代划分论猛烈的一击。
司马辽太郎认为，〃必须看到，战国出现的先决条件是，与古代社会相比，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发展，自耕农明显增多，人们从农奴的地位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独立精神。由此产生了亚洲式的4个体'，个体的形成，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发明的不断涌现。战国前的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层出不穷，是中国思想史上最绚烂的时代，也同样产生于这样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作者点破：〃经历了战国和秦朝灭亡的刘邦和他手下的关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觉醒的个体，他们是由俠义这种相互扶助的精神像黏合剂一样黏合起来的，后来这种精神在中国消失了。〃但是，尽管〃在战国时代，中国的个体及其尊严确立起来了〃，〃此后的中国史上，这种精神却衰落下去〃，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色。
故事落幕之后，司马辽太郞一边感叹一边总结道：〃中国历史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后世的文化统一性高，但好奇心、求知心却减弱了。后汉末期开始，所谓亚洲型文化开始停滞，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停滞，竟一
直持续到近代〃。最后我们不得不觉悟到：历史不能简单地用发展阶段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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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论。
另一方面，与其后的朝代相比，〃先秦时代到汉代，中国社会生机勃
勃，这个时期的人跟其他朝代的人简直不像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这吋出现的个体典型，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至今仍焕发着光彩。
《史记》描写了这一时期的典型人物。武田泰淳0曾在《司马迁》（讲谈社文库）中指出，《史记》〃重点在于项羽和高袓这一对立要素的运动〃。司马辽太郎抓住了中国历史上最富活力的时期，最富戏剧性的对决，深入挖掘，向我们呈现了其周边千丝万缕的细节。
众多探讨对象中，值得人们深人思考的重要探讨对象之一，是人类建
构的所谓思想的功能结构。最原始的一种思想^阴阳五行说认为：〃哲
理不可说破〃。司马辽太郎剔除了一般逻辑上的构成原理。〃公理不可证明。因其不能证明，才成为绝对真理〃，这才是普遍的规律。
他还观察到，放眼世界，〃从古到今，人类创建出许多理论体系，并信奉这些体系。其实大多数体系都是建立在谎言这样脆弱的基础之上的，为了让人相信这些谎言，在此之上建构的体系必须尽可能严密，为此人们
殚精竭智。〃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所谓理论的核心就是谎言〃，因此，〃理
论只要抽去一根支柱就会像海市蜃楼一样消失〃。所以，〃刘邦没有学识，也正是因为他没有学识，不论是懦家还是道家学问中那种虚伪的东西，他也没有沾染。〃
自蓴心
谋士范增揣摩项羽的性格时，对自己说：〃这个人缺点很多，但他仍是一块刚出土未经雕琢的璞玉。〃司马辽太郎看到了项羽其他方面的优点，评价说：〃项羽比范增所看到的更优秀〃，〃项羽虎背熊腰〃，〃并非只有匹夫之勇〃。陈平对刘邦这样说：〃项王是人中之杰。人品高贵，对诸将以
①1912—1976，日本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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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相待，对部下毫不粗暴，决不因为对方是下人而加以侮辱。〃
司马辽太郎解释说，事实上，〃项羽与刘邦不同，是名门之后，知书达理。项羽比常人热血十倍，愤怒时会狂暴如虎，憎恨时会大肆屠杀敌方军民，还有他流放并杀死奉为主公的怀王的行为都给人残暴的印象。同时，与此相矛盾的是，他厚待同伴，礼遇长者。这表现了项羽绅士的一面。〃
确实，〃项羽能使人感到他伟岸的灵魂。但是，这伟岸的灵魂中，也隐藏了比常人更多的孩子气。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