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关系，可谓刻毒之极。他问刘江俞：
“这谤画在何处发现的？”
刘江俞答：“在东华门外的牌坊上。”
“那里是百官人值的必经之地，把这谤画贴在那儿，无非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张居正轻蔑地笑了笑，问道，“这是何人所为，有无踪迹？”
刘江俞摇摇头，答话时已是口齿紧张：“约略五更天，巡城兵士经过那里，发现谤画后就立刻揭了下来，当时糨糊还是湿的，贴上去没有多久，所以，没有几个人见到。至于是谁张贴谤画，目前尚无线索，卑职已命人加紧追查。”
张居正鼻子一哼，鄙夷地说：“此等小人所为，若是追查反而抬举了他，不必理会。”
话虽这样说，张居正却不敢大意，他怕皇上通过别的渠道知道这件事而横生枝节，当即就写了揭帖说明事情原委，连同谤画一起送进内宫。这一主动果然产生了效果，当天下午，就有小皇上的谕旨批出：
说与张先生知道：谤画究系何入所为，朕命东厂侦伺。如此侮辱大臣，挑拨君臣关系，定不能轻饶，钦此。
读罢这道谕旨，张居正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但事隔一天，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让他感到棘手：年初的时候，皇上的外公武清伯李伟提出要修坟，李太后命冯保将此事告诉了张居正。当时张居正的答复是“按祖制办事”。他责令钦天监派员去武清伯在沧州选定的“吉壤”实地踏勘。大约一个月后，这块“吉壤”便由钦天监的官员正式确定了下来。武清伯李伟立即上折请拨国帑修造坟茔，这类事情按例由工部负责，已于月前正式出任工部尚书的李义河派员再次前往沧州踏勘估价，核算出造坟银价为二万两，便据实上奏。今日下午，小皇上又派太监到内阁口传旨意：“该部折价太薄，从厚拟来，钦此。”李义河就此事上奏之前，先来内阁与他商量过，二万两的工价银，是一笔笔仔细算出来的，既无水份，亦无勉扣，应该是合理允当。但皇上要他“从厚拟来”，便让他好生踌躇——这些时京城的形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所做每一件事情，都不得不权衡利弊三思而行。
通过东厂的密报与五城兵马司的访单，张居正已知晓因子粒田征税的问题犯了“众侮”，京城中的戚畹大户，以许从成为首，几乎是不问天地前往武清伯府中游说，要他挑头出来闹事。这位武清伯本是个钱窟眼里翻筋斗的人物，从他手里抠出一文钱来，比从猴嘴里抠枣子还要难。这七八年来，他历次受赐的子粒田，加起来比许从成的还要多一百多顷。新政一出，他每年就得往外多拿一万五千多两银子，圣旨颁布之日，他气得在床上躺了三天，窝了一肚子闷气，只差没吐血。儿子李高到处都有耳报神，打听后回来告诉他，说这都是张居正的主意。他因此在心里头把张居正咒了千遍万遍，但当许从成登门要他领衔给皇上写折时，他却抵死不肯领这个头。他的顾忌有二：一是那次在隆福寺前的花市上，儿子李高的仆役居然挥金如土的摆谱，正巧被女儿李太后碰上．当时没说什么，回来后就宣他们父子进宫，夹枪夹棒把李高骂了个狗血淋头。并警告他们，如果以后还敢这样胡作非为，就再也休想得到她这个太后的照拂；第二，他从冯保处打听到，子粒田征税，虽然是张居正的建议，却是他的女儿李太后拍板定夺的。如果自己带头反对，岂不是要和女儿翻脸？这个女儿是他的富贵根基，他对她更多的不是慈爱，而是敬畏。别看这位武清伯是个泥瓦匠出身，遇到大事却从来不糊涂。他知道，在子粒田问题上是闹不出名堂来的，倒不如打别的主意，把这部分损失补回来。所以，一俟修坟的“吉壤”确定，他立马儿就上折要钱。他原以为可以借机大捞一把，谁知户部只批了二万两银子，不单是他嫌少，就是李太后也觉得从国库里支出这么一点钱来，实在是有损老国丈的脸面，因此让皇上到内阁传了那道旨意。
放在平常光景，多支出一万二万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事，但碰在这个勋贵豪强与他较劲儿的节骨眼上。这件事情就不能等闲视之。如果能把这个“当朝国丈”的私欲抑制住，那帮子只管自己锦衣玉食不管天下苍生疾苦的猢狲君子就再也闹腾不起来了。想好了这“擒贼擒王”之术，张居正再三权衡，把各方面的形势作了通盘分析，这才决计冒一次险，直接向皇上建言裁抑外戚。思路一旦理清，张居正下笔如有神：
伏蒙圣上发下工部复武清伯李伟请价自造坟茔一本。该文书官孙斌口传圣旨：“该部折价太薄，从厚拟来，钦此。”
臣等看得李伟乃皇家至亲．与众不同。皇上仰体圣母笃念外家之意，礼宜从厚。但昨工部尚书李义河等见臣等言，先朝赉赐外戚恩典，唯玉田伯蒋轮家为最厚，正与今圣母家事体相同。及查嘉靖二年，蒋轮乞恩造坟，原系差官盖造，未曾折价。该部处办木石等料，当时估计该银二万两，卷案俱存。该部因本爵自比蒋轮例，故即查蒋轮例题复。其做工班军，及护坟田土，另行拨给，原不在此数。今奉圣谕，欲令从厚，臣等敢不仰体皇上孝心。且臣等犬马之情，亦欲借此少效微悃于圣母之家。但该部查照旧例，止于如此。今欲从厚，惟在皇上奏知圣母，发自宸衷，特加优赉，固非臣下所敢擅专也……
写到这里，张居正的额头上渗出了微汗，手指也感到有些发酸。他搁下笔，两手十指交叉举起来推展了几次，正要接着往下写，却见游七冒冒失失的一步跨进门来，高喊一声：
“老爷！”
张居正白了他一眼，斥道：“看你，掉了魂似的，退出去。”
“老爷，有急事。”
游七还想说下去，张居正已不搭理他，伏在案头，提笔写了下去：
夫孝在无为，而必事之以礼；恩虽无穷，而必裁之以义。贵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节。富而循礼，富乃可久。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逾涯之请，非所以自保也。臣等待罪辅弼，不敢不尽其愚。伏惟圣慈垂鉴。
写完这篇《请裁抑外戚疏》，张居正又从头到尾仔细看过两遍，自觉无一字不妥，这才感到完成了一件大事，他长吁一口气，正想起身到院子里走走，一抬头，却见游七仍木桩似的站在门口，便问他：
“你有何事？”
游七走前一步，焦灼答道：“老家出了大事，老太爷被人打成重伤。”
“什么？”张居正一下子挺直了身子，“谁打的？”
“听说是金学曾的手下。”
“这怎么可能？你从何得到的消息？”
“赵谦派人驰驿送信，一路加急，四天赶到了北京。”
游七说罢，递上一只盖了荆州府关防的大信袋，张居正接过，从里面掏出两封信来，一封是父亲亲笔所写，陈述自己如何被税差打破脑袋，现卧病在床已是不能起身。另一封信是赵谦写的，就荆州税关执意当街捉人，张老太爷上前劝解反遭毒打的过程详尽描述。虽是私信，满纸透出的都是对金学曾的不满。张居正还来不及对这件事情作出判断，又有一位门子过来禀报，说是驿站的人又有急件送来，游七出去取回急件。张居正接过一看，急件上盖的是荆州税关的关防，拆开一读，是金学曾写给他的一封长信。内中不单对老太爷的误伤深表白责，同时也将赵谦私自将官田一千二百亩赠给老太爷的事抖露了出来……
一连三封信，让张居正刚刚轻松下来的心情旋即又紧张起来。从信中可以看出，金学曾与赵谦已经交恶，两个四品衙门闹起来，荆州城中的混乱局面可想而知。更可怕的是，父亲竟然瞒着他，私自接受赵谦贿赠的官田，这件事一旦大白于世，他张居正顷刻间就会变为众矢之的。因为子粒田征税，他得罪了所有的豪强大户，其危情之势，本来就如同坐在火山口上，如果他们再利用这件事情来攻击他，后果之严重可以预料，轻者去位，重者……他不敢再往下想了。这时候，又听得前堂有人说话，他正想询问，却见堂役来报：
“老爷，亲家爷来访。”
张居正踅过客堂，只见他的姻亲，刑部尚书王之诰已在堂中坐定，见他来，王之诰欠身一揖，说道：
“叔大兄，夤夜来访，原是有一件急事。”
张居正见他面前的茶几上也放了一封盖了荆州府关防的急件，便坐下问他：
“可是为荆州税关的事？”
“正是，”王之诰一向不苟言笑，这会儿更是沉着脸焦灼言道，“想必你已收到了荆州府的来信，不知叔大兄如何处置这件事情？”
“不谷也是刚收到荆州知府赵谦的急件，”张居正直截了当地问，“不知告若兄如何看待这件事？”
王之诰与张居正既是同乡，又是姻亲，前年京察，张居正把他从南京的闲差上调来北京执掌刑部，无论是部务还是朝政的配合，与内阁都十分默契。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一部《万历问刑条例》才这么快地制订出来。由于他为人正派处事缜密，张居正敬他三分，每逢有重大决策，事前总是要征询他的意见，王之诰也从不推诿。眼下，迎着张居正探询的目光，他拿起茶几上的那封信递过去说：“你先看看再说。”
信是荆州府同知写来的，由于他分管谳狱，所以和刑部有联系，这封信内容同赵谦那封信差不多，连攻讦金学曾的词句都大致差不离。张居正看了一遍，把信还给王之诰，又问他：“荆州府在这件小事上，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
“这样看未免简单，”王之诰瞅了张居正一眼，思虑着说道，“老太爷被打，这算是重大事件，荆州府哪敢不加急禀报，金学曾与赵谦，都是你叔大兄当首辅后提拔的人，依我看，这两个人都有毛病。”
“毛病何在？”
“赵谦从江陵县令做到荆州知府，在荆州城呆了八年，对荆州方方面面的情况，早已了如指掌，根基也打得牢靠。我听家乡来的人讲，他与老太爷的关系非同一般，对你在荆州的家人也照顾得极好。此人的特点是灵活，会办事，但有油滑之嫌。再说金学曾，这人在短短两年间，由九品观政骤升为四品御史，升官之快，在国朝中恐怕史无前例。这个人的特点是不怕得罪人，肯干事，在浑浑噩噩的官场，这种人实属难得，但他的缺点是恃人傲俗，好大喜功。我猜想，他到荆州肯定摆着京官的架子，自恃有你这位首辅支持，不把赵谦等一干地方官员放在眼里，故两人生了嫌隙。金学曾唆使属下不问青红皂白捉拿税户，以致误伤了老太爷，赵谦逮着这等机会，当然会邀约众位官员，对金学曾群起而攻之，我这只是从来信中得出的分析，至于两人的孰是孰非，派人一查便都知道，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难事。现在，我最担心的，倒是老太爷的伤势。”
听这一番话，张居正估摸到王之诰尚不知道家父侵占官田之事，自家也不便捅破，想了想后，才缓缓答道：
“家严的伤势，我估计不会太重。” 。
“你怎么知道？”
“不谷方才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是赵谦写来，另一封是家严亲笔所写，如果伤势严重，真的卧床不起，他哪里还能写信！”
“家严高寿多少？”
“还有一个多月，就是他七十岁的生日。”
“人生七十古来稀啊，”王之诰突然间感叹起来，抚髯说道，“老太爷贵为宰辅之父，七十岁上，还要挨人一闷棍。叔大，如果这一棍让人白打了，天下人会怎么看你？”
“你说该怎么办？”张居正问。
王之诰不假思索，断然说道：“这事儿不用你叔大插手，我直接从刑部开出拘票，派人去荆州，把那个肇事的段升抓起来。”
“理由呢？”
“误伤老太爷只是一个严重的后果，但不能作为抓他的理由，”王之诰心思灵动，说出来的话很有见地，“这个段升带着刀枪刑具，当街捉拿欠税的丁民，这种作法无异于强盗行径。交纳赋纳乃老百姓天经地义之事，催缴赋税亦是税关职责。但近年各地税关征税的弊病甚多，最令人气愤的，莫过于税官们见了豪强大户犹如老鼠见猫，见了丁民小户人家，又如同饿虎扑羊。其实，国家赋税偷漏为烈者，不在小民而在大户。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顽症，我们才制定了《万历问刑条例》。这个段升，在可怜巴巴的小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把他抓起来拘谳问罪，至少可以到震慑群小，收获民心的作用。”
张居正打心眼里感激王之诰设身处地为他着想的一片真情，但他并不想采纳王之诰的建议，他把眼下发生的各种事情放在心里头掂量一番，才开口答道：
“不谷是想告若兄用刑部名义，发一道移文到湖广道理刑官，让他派一队缇骑兵赶到荆州。”
王之诰答道：“捉拿一个段升，哪里用得着从省府调派缇骑兵，移文到荆州府办理就是。”
“调缇骑兵到荆州，不是捉拿段升。”
“那是为何？”
“让他们去拆毁大学士牌坊。”
一提上这个话头，王之诰便默不作声。关于赵谦集资为张居正在荆州修建大学士牌坊一事，他早有耳闻。与此同时，一些官员与富户也集资为他在家乡石首盖了一座“大司徒牌坊”，他对此事的态度是既不制止，也不赞成。建牌坊虽然也涉及到官员的宦囊，但毕竟和受贿是两码事，何况地方官员与桑梓父老的一片情意，也不可完全忤逆。但他不便于将这等思虑明说，犹豫再三，才试探地问：
“叔大，这牌坊可不可以不拆？”
“不行，一定得拆。”张居正的回答毫不含糊，见王之诰有些发愣，又补充道，“身居高位，如履薄冰，夹起尾巴做人尚心存惕惧，哪里还敢张扬！”
姻家态度如此坚决，倒让王之诰始料不及，他哪里知道张居正此时正在气头上，要拆毁大学士牌楼，乃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上次荆州府宋师爷来京城，想请他向皇上奏讨题额，被他一口拒绝，他本以为这牌坊已经拆毁，从今日家父的来信中才得知，这牌坊不但未拆，反而请到了徐阶的亲笔赠联。赵谦对他的指示如此置若罔闻，令他十分恼火；第二，徐阶作为长期柄政枢衡的宰辅，对他的确有知遇之恩。正是由于他的荐拔，他才得以在四十二岁时进入内阁。但自徐阶下野，特别是张居正担任宅揆之后，两人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徐阶闲居乡里以讲学著书为乐，但他的三个儿子却称霸地方，依靠徐阶的门生势力，大肆侵占良田。松江府官民几乎每年都有告状折子送达京城。张居正颇感为难，如果施以重惩，必然会有人攻击他忘恩负义；如果不管不问，他的有关制约“豪强大户”的一应措施岂不徒具空文？在这时候，如果把徐阶的撰联刻上大学士牌楼，无异于误导世人——徐阶家族仍在他的庇护之中。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第三，直到今天晚上，他才明白家严为何对赵谦如此垂青，原来两人之间竟有着如此骇人的内幕交易。正是家严的举荐，赵谦才升任荆州知府。他有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因此对赵谦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产生了怀疑。
王之诰按张居正所说的“身居高位，如履薄冰”这思路想下去，觉得张居正小题大作，于是咕哝了一句：
“建牌坊毕竟不是受贿。”
“但这种邀宠之举，比受贿强不了多少。”张居正耐着性子解释，“告若兄，还记得几天前在东华门发现的那幅谤画么？把我画成一个口吐毒蛇的活阎王，你和汝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