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怀不虞之虑。”帝曰：“鲁公带从戎，晋侯墨衰败敌，固圣贤所许。如有不虞，虽越绋无嫌，而况衰麻乎！岂可于晏安之辰豫念军旅之事，以废丧纪哉！古人亦有称王者除衰而谅暗终丧者，若不许朕衰服，则当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择。”游明根曰：“渊默不言，则大政将旷；仰顺圣心，请从衰服。”太尉丕曰：“臣与尉元历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讳之后三月，必迎神于西，禳恶于北，具行吉礼，自皇始以来，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义，虽迎不来。此乃平日所不当行，况居丧乎！朕在不言之地，不应如此喋喋；但公卿执夺朕情，遂成往复，追用悲绝。”遂号恸，群官亦哭而辞出。
接着，孝文帝对尚书游明根等人说：“古代圣人制订了卒哭的礼仪，丧服的变更程序也都是以哀痛的情绪为标准逐渐改变，如今仅在一天之内，就要劝说我脱下丧服，换上平时的衣服，这实在违背情理。”游明根回答说：“臣等得到太皇太后留下的遗言书，说在她去世一个月后就立即安葬，下葬后就要立刻脱下丧服，穿上平日的衣服。因此，我们在太皇太后安葬的时候，立即奏请脱下丧服的。”孝文帝说：“朕认为，中古时代之所以不实行三年守丧的制度，是由于旧君主刚刚去世，而新君主刚刚即位，君主的恩德还没有传播开去，对臣属们的情义还没能和协周遍，因此，新君主才必须身穿礼服、头戴冕旒，举行登基即位大典。朕的德行还不够，但朕做皇帝也已经超过十二年了，这是以让亿万人民知道有朕。在这种时候，如果不能顺遂自己表达儿孙的哀痛和怀念的心愿，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礼节上，全都丧失殆尽，这实在是令人沉痛遗憾的事。”高闾说：“杜预是晋王朝的饱学之士，他曾经论述过，自古以来天子没有实行守丧三年的制度。杜预认为，汉文帝所制订的制度和古代制度 不谋而合，这看起来虽然是近世实行的制度，但实际上他们也都是追寻古人的制度，跟着古人的脚后走。正因为如此，臣等才小心谨慎地多次请求陛下能够遵循。”孝文帝说：“朕自己认真领会太皇太后遗书的主旨，太皇太后之所以要阻止臣属、孙子表达自己的悲哀之情，命令早点儿穿上平日的衣服，是因为她担心我们会为此荒废了国家大事。你们大家的请求，其用心也在这里。因此，如今，朕向上可以按照太皇太后的遗言去做，向下也顺遂文武百官的心愿，不敢沉默不语而致荒废对国家大事的处理。只是朕打算穿着麻布丧服，取消守丧十天就马上改穿日常衣服的制度。每逢初一和十五日二天，朕该尽到做儿孙哀思怀念的诚心，从情理上讲也是允许的，所以，我打算就这样去做。像杜预所议论的那些，对于深深地怀念去世者、处在服丧期间的君主来说，大概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秘书丞李彪说：“汉明德马皇后辛勤抚养章帝刘长大成人，母亲慈爱，儿子孝敬，二人的和睦关系是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隔开的，等到明德马皇后去世，下葬后还不满十天，刘随即穿上了日常衣服，但是，刘并没有因此受到别人的讥刺，明德马皇后的声誉也没有受到丝毫毁损。愿陛下能遵照太皇太后的遗嘱去做，克制哀思，接受大家的建议。”孝文帝说：“朕之所以心甘情愿穿丧服，而不接受你们的建议，实在是因为朕在感情无法忍受，哪里只是为了避免别人的讥刺批评而这么去做的呢！如今，安葬的礼仪节俭、朴素，全都是遵照太皇太后的遗言去做的。可是，悲痛怀念之情，已紧紧抓住了朕的心，盼望太皇太后的在天之灵不强迫朕去改变。”高闾说：“陛下在上边已经决定不改变继续穿丧服的意愿，那么，臣等在下边单单脱去丧服，这样做，就表示臣属的没有尽到责任。况且，陛下穿着丧服，亲自处理朝廷事务，吉利和不吉利的事情混合在一起，臣私下里感到疑虑。”孝文帝说：“太后崐关心爱护她的臣属，卿等悲伤怀念她，还不忍心脱下丧服，为什么单单让朕对自己至亲的人去忍心这么做？如今，朕受太皇太后的遗嘱所迫，不敢违抗，只是希望能把丧服穿满一年，尽管还不合乎古礼，但内心的悲哀伤痛总算还能表示出来。各位大臣可以考虑自己与太皇太后关系的亲疏、贵贱、远近，来作为自己脱去丧服的标准，分别对待，这样既能稍稍接近古代仪礼，在今天也容易行得通。”高闾说：“从前，杨王孙死后，赤身裸体地安葬；皇甫谧去世安葬时不用棺柩，他们的儿子也都按照他们的遗愿去执行，没有做任何违背遗言的事。如今，陛下亲自接受太皇太后的遗嘱，在有些方面却不按照遗嘱中说的去做，因此，臣等才不断地打扰奏请。”李彪说：“一个人在三年之内，不改变他父亲的准则规定，这可以说是大孝。而如今，陛下不遵照太皇太后的遗嘱，恐怕就有改变规定的嫌疑。”孝文帝说：“杨王孙和皇甫谧都教诲他们的儿子节俭，他们的儿子遵奉遗训，这和今天朕做的有什么不同！更改父亲的规定，恐怕和朕所做的不是一回事。即使有所涉嫌，那么，朕也心甘情愿地接受后代人的讥讽批评，而不能忍受你们今天的请求。”文武官员们又说：“春秋的宗庙祭祀，无论如何是难以停止或废弃的。”孝文帝说：“自从祖先建立国家以来，皇家祖庙的祭祀活动，一直都是由有关主管部门办理的。朕有赖于慈爱的太皇太后的训导，才经常亲自前去祭拜。如今，苍天降下大灾惩罚我们，人与神灵都失去可以依赖的对象，皇家祖庙的神灵，也应该停止接受祭拜香火。假如朕一旦前去祭祀，恐怕会在冥冥之中违背了他们的旨意。”文武官员接着又说：“古代在将死者下葬后就穿上日常衣服，而没有必要一定要等到守丧满三年之后再脱下丧服，这就是两汉王朝所用来治理国家的准绳，是魏、晋所用来推行的总则。”孝文帝说：“下葬后就立即脱下丧服、穿上日常衣服，这大概是在国家到了末代，动乱太多，所采用的权宜之计，以求能拯救行将灭亡的国家。而两汉的鼎盛和魏、晋的兴隆，难道是由他们丧礼简单、忘记了仁义和道而实现的吗？平常的时候，各位公卿大人每次都称赞当今之世，四海安宁和平，礼仪、音乐一天比一天兴盛，甚至可以和尧、舜及夏、商时代媲美。可到了今天，就打算强迫改变朕的心愿，让朕不能超越魏、晋时代。你们这种用意，朕不明白为的是什么。”李彪说：“现在，我们虽然处于政治清明、教化普及的时代，但是，长江以南还仍有不肯宾服的吴人，沙漠以北还有不肯称臣的胡虏，所以臣等还深怀忧虑之心，唯恐发生不测，让我们难以防守。”孝文帝说：“鲁公伯禽身穿丧服出兵作战，晋襄公把身上的白色丧服染黑，击败了敌人，这种情况本来就是圣贤们所允许的。如果遇到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那么，即使是跳越过牵引灵柩的绳索，也不会让人在意，更何况只是要脱下麻布丧服呢。哪里能够在详和安宁的日子里就能事先料到会发生战争，以至于废弃守丧的礼教呢！古人中也有君王，脱下丧服后就闭口不说话了，一直到三年服丧期满，如果今天你们不允许朕穿丧服，那么，我就应该在脱下丧服后开始保持沉默，将国家事务交给宰相们处理。这两种情况请你们选择一种。”游明根说：“保持沉默而不说话，那么，国家的重大事务将要被搁置、荒废。我们顺从您的圣明心意，请您继续穿着丧服处理朝廷事务。”太尉拓跋丕听后，说：“臣和尉元一共侍奉过五位皇帝，我们魏朝旧有的惯例都是，在人死特别忌讳的三个月过去后，一定要向西方祈祷迎奉神灵，向北方祈祷消除灾祸，这一切全都是穿着日常的衣服进行的，这一规矩，自从皇始年间以来到现在，都没有谁丝毫改动过。”孝文帝说：“如果能够用道义侍奉神灵，那么不用特意去迎接，神灵自然而然就会来到；假如丧失了仁义之心，即使是特意迎奉，神灵也不会来的。这就是说，以往本来就不应该那么做，更何况是处在守丧时期呢！朕正处在守丧时期，应该闭口不讲话，所以，不应该这样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只是各位公卿坚持要改变我的想法，于是，就变成了反反复复的争论，想起来真令人悲痛欲绝。”于是号啕大哭起来，在场的文武官员们也跟着哭了起来，随后告辞出来。
初，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于己，欲废之，盛寒，闭于空室，绝其食三日；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太尉东阳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尚书李冲固谏，乃止，帝初无憾意，唯深德丕等。泰，崇之玄孙也。
当初，太皇太后对孝文帝的聪敏机警很是忌怕，害怕他的存在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因此，就打算废弃他。在严冬盛寒的时候，太皇太后把他禁闭在一间空旷的屋子里，三天不给他吃的东西。冯太后又征召成阳王拓跋禧，打算立拓崐跋禧为北魏皇帝。当时，由于太尉东阳王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和尚书李冲的竭力劝谏，冯太后才没有执行废立。但孝文帝一开始对冯太后就没有一点儿怨恨的想法，只是加深了对拓跋丕等人的感激之情。穆泰是穆崇的玄孙。
又有宦者谮帝于太后，太后杖帝数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亦不复追问。
后来，又有一位宦官在冯太后面前陷害孝文帝，冯太后听后，下令打了孝文帝几十大棍，孝文帝默默地忍受，而没有辩解、申述理由，冯太后去世以后，也不再追究。
甲申，魏主谒永固陵。辛卯，诏曰：“群官以万机事重，屡求听政。但哀慕缠绵，未堪自力。近侍先掌机衡者，皆谋猷所寄，且可委之；如有疑事，当时与论决。”
甲申（二十日），孝文帝祭拜冯太后陵墓永固陵。辛卯（二十七日），下诏说：“各位文武百官因为国家大事，事关重大，多次请求朕亲自处理这些事务。只是朕仍处在哀痛追念时期，不断的悲伤与怀念使朕已经没有力量一个人去处理朝廷事务。在我近旁的侍从中有人从前主管过机要、处理过国家大事，而且他们也都是有智慧、有谋略的人，国家大事完全可以托付给他们。如果发生一些疑难事情，朕自然会及时和他们讨论，帮助他们决定。”
＇12＇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专好读书，常属疾不治事，由是长史伏登之得擅权，改易将吏，不令法乘知。录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系登之于狱，十馀日。登之厚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将部曲袭州，执法乘，谓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烦劳。”囚之别室。法乘无事，复就登之求书读之，登之曰：“使君静处，犹恐动疾，岂可看书！”遂不与。乃启法乘心疾动，不任视事。十一月，乙卯，以登之为交州刺史。法乘还，至岭而卒。
＇12＇南齐交州刺史清河人房法乘，特别喜欢读书，经常借口有病而不处理州事，因此，就使得长史伏登之得以擅自运用大权，随意调动、更换官员武将，而不让房法乘知道。后来，录事房季文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房法乘，房法乘气愤异常，立刻下令将伏登之逮捕入狱，关押了十多天。伏登之用厚礼赂贿房法乘的妹夫崔景叔后，才得以释放。于是，伏登之率领自己的部曲袭击了州府，将房法乘抓了起来，并对他说：“你既然有病，就不应该再劳心费神地处理州事了。”将房法乘囚禁在另外一间房子里。房法乘没什么事可做，就又向伏登之请求，送给他一些书来读。伏登之说：“让你安安静静地呆着，还害怕你万一发病了，怎么还可以让你继续看书呢。”于是，没有把书给房法乘。接着，伏登之就向朝廷奏报，说房法乘犯了神经病，没有能力处理事务。十一月，乙卯（二十一日），任命伏登之为交州刺史。房法乘回建康，走到大庾岭时去世。
＇13＇十二月，己卯，立皇子子建为湘东王。
＇13＇十二月，己卯（十六日），南齐武帝立皇子萧子建为湘东王。
＇14＇初，太祖以南方钱少，更欲铸钱。建元末，奉朝请孔上言，以为：“食货相通，理势自然。李悝云：‘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甚贱甚贵，甚伤一也。三吴，国之关奥，比岁时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民所以盗铸，严法不能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者，意谓钱为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质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夫民之趋利，如水走下。今开其利端，从以重刑，是导其为非而陷之于死，岂为政欤！汉兴，铸轻钱，民巧伪者多。至元狩中，始惩其弊，乃铸五铢钱，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而计其费不能相偿，私铸益少。此不惜铜不爱工之效也。王者不患无铜乏工，每令民不能竞，则盗铸绝矣。宋文帝铸四铢，至景和，钱益轻，虽有周郭，而熔冶不精，于是盗铸纷纭而起，不可复禁。此惜铜爱工之验也。凡铸钱，与其不衷，宁重无轻。自汉铸五铢至宋文帝，历五百余年，制度世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明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故也。按今钱文率皆五铢，异钱时有耳。自文帝铸四铢，又不禁民翦凿，为祸既博，弊于今，岂不悲哉！晋氏不铸钱，后轻寇戎水火，耗散沈铄，所失岁多，譬犹磨砻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天下钱何得不竭！钱竭则士、农、工、商皆丧其业，民何以自存！愚以为宜如旧制，大兴熔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若官铸者已布于民，便严断翦凿，轻小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官崐钱细小者，称合铢两，销以为大，利贫良之民，塞奸巧之路。钱货既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诸州郡大市铜炭；会晏驾，事寝。
＇14＇当初，南齐高帝认为，南方的钱币缺乏，打算重新大量铸钱。建元末年，奉朝请孔上书朝廷认为：“食物与钱币相互交换，这是自然而然的发展趋势。李悝曾说：‘米太贵会伤害老百姓，米太贱会伤害种粮的农夫。’那么，米无论是昂贵还是便宜，它所造成的伤害都是一样的。三吴地区是国家的关键地区，那里接连几年经常发生水灾，却没有因为水灾而使米价上涨，这是因为天下的钱币太少，而不是谷米价格太贱所造成的，这一点，朝廷不能不仔细加以考察。铸造钱币的弊病，在于钱币的轻重多次变化更改。钱太重，担心它不便流通，但流通不便所带来的损害不大。钱太轻的弊病在于人们容易偷偷自己伪造，伪造钱币所带来的灾祸却是相当严重的。人们之所以很容易地就能偷偷伪造钱币，连严格的法令都禁止不了，就是因为官府铸钱时，过于珍惜铜，又不能精心加工的缘故。官府爱惜铜，又不加以精工铸造，就是因为认为钱币是没有用处的东西，只要可以用它作为交换媒介，那就一定要让它质地轻而且数量多，这样就可以降低工本而且容易铸成，却没有仔细考虑这样做所带来的后患。百姓追求利，就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如今，打开了人们偷偷铸钱、追求厚利的缺口，却又将他们处以重刑，这是在引导他们犯法，又将他们置于死地，这哪里是在治理国家！汉朝兴起时期，由于钱币铸造得很轻，所以偷偷伪造的人很多。到了元狩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