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不是在眼下中国“80后”一代中影响最大的韩寒。大概在老外的眼里，这个现任赛车手并不足以担当“中国的垮掉的一代”代表的重任。
而春树作为青少年亚文化代表的形象，其对主流文化的不满与对抗，生活的放纵颓靡，以及在性上对传统中国人保守形象的颠覆，都让《时代》依稀看到了35年前WOODSTOCK草坪上那些热情喧嚣的身影。或许春树自己都对被拔高到如此高度感到吃惊，她一身朋克打扮出现在《时代》封面，然而有意思的是，春树却说这种打扮是她不常穿的。
“PUNK”这个词除了有废物、小流氓的意思外，还有个引申意思是“无政府主义者”。难道这是真的？“中国的垮掉的一代”已经崛起，而我们却对身边发生的事情茫然无知？迪克·赫布迪在他那本著名的青少年研究著作《次文化》中信心十足地说道：“青年文化生活方式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提出象征性的挑战，但是他们最终不可避免的以建立新的一套惯例准则告终，以创造新的商品、新的工业或者复活旧的告终。”
而这种次文化或者说亚文化和所谓的真正反文化（counter culture），也就是和美国的60年代——垮掉的一代——有着很大差别。反文化的群落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有着对官方和主导文化的明确的反对形式，有着详尽的“供选择的制度”，而次文化是象征性通过生活方式，特别是消费方式的背离主流来表达反抗和不满。
看来《时代》真是给中国人民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广大读者在春树那里看到了成长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由这些问题构成的碎片似的流水账，而《时代》的编辑们透过他们的泛政治化的眼睛，看到的却是性与政治。与此印证的是，《北京娃娃》英文版封面的设计也让人无一例外地想到性手枪乐队的封面。这仅仅是巧合？外国友人们啊，你们显然是多虑了。曾有很多人说春树是一个伪朋克。在我看来朋克这事倒无所谓真伪，本来这样的音乐形式和热爱它的人群都是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同学，连那些上了年纪的死硬的朋克老炮都那样充满活力而具有表现的欲望。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清楚，朋克的姿态和那一丁点青春期的躁动与愤怒并不能打造中国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就如同中国无法产生性手枪般的乐队。那些乐手拿的吉他只是玩具，而不是所谓的武器。毕竟，那个时代过去了，也无法在中国复制出来。
艳阳天里的金光大道，及春树涅
春树的第二本时与《长达半天的欢乐》从文字上看比《北京娃娃》要历练不少，但并没有多大的实质性改变，仍然是继续着以前《堕落天使》《朋克时代》《红星I》这些符号的拼贴，唯一不同的是隐约有纪梵希的Indecence这样的小资符号加入其中，并把一些支离破碎的情感揉进了这本北京摇滚地图之中。在我就要写完这篇文字的时候，又在网上看到了她的新书《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消息，照片上的春树跟《时代》封面上的已经判若两人。也许这是个好事，特别是对于记录过太多波折的人来说。接着，在《北京青年周刊》上也看到了关于她的采访，当记者问她，为什么新书中更多地充满了青春活力和热情想像，而不像前两本书——记者问：“一段新的爱情？” 她回答：“你可以这么说。”
说到这，我只能把海子那几句地球人都知道的话念上一遍，“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尽管这样做显得很俗套，但我仍然愿意这样说。
（霍博，网名我的拐弯夏天，重庆人。《我的江湖，我的花朵》曾获得新浪主办的“万卷杯”长篇小说一等奖）
《草样年华》是这样炼成的
模仿石康，画虎不成反类犬在这一批少年作家中，孙睿不是第一个靠模仿起家的，同样地，他也不是第一个模仿石康《晃晃悠悠》的写手。据来自群众们的雪亮眼睛的报告，韩寒的《像少年啦飞驰》一书就曾大量地模仿了《晃晃悠悠》，从语言到故事，再到小说的主题。
《晃晃悠悠》，仅从名字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这部小说的内涵，石康在小说中描述了一种生活状态，一种这代人中最常见也最苦涩的生活状态——“从学校到学校外，从朋友、同学到情人，从食堂到商场……的晃晃悠悠的人生。”晃晃悠悠而无法摆脱，像草一样不能自拔，最后只能老死其中不知悔改。小说中周文由北到南的经历，阿莱的被判，那种一切都无所谓一切都尝试一切都不确定的感觉，与其说反映某种人生观价值观，毋宁可以认为，那就是我们无法摆脱的自身：欲望、意识、道德，等等。现代人在空前的物质压力的挤压之下变得支离破碎。
如果说韩寒《像少年啦飞驰》对《晃晃悠悠》的模仿多少还带有个人经验和独创性在里面，比如韩寒式的黑色幽默、比如爱情观上的不同（石康有点黄而韩寒有点纯，表现在小说里就是周文在乱搞而“我”等待的一直没有出现）、主人公玩乐队和搞赛车的不同、一个顺利毕业一个中途辍学的不同——那么，孙睿《草样年华》对石康《晃晃悠悠》的模仿，简直就是克隆，十足就是本雅明声称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下面我们来对比《晃晃悠悠》和《草样年华》两部作品：人称：两部小说都以第一人称叙述。
主题：孙睿的《草》和石康的《晃》如出一辙，一致表现大学时代的迷茫无措。孙睿没有支出任何新的花样来显示这本书和其他书的区别。草是渺小的卑微的植物，像草一样的年华即指晃晃悠悠不知所踪的大学时代，是青春迷茫的时光。
内容：《晃》的主人公周文80年代末入学北京某高校；90年代初毕业，周文在大学期间认识阿莱并相爱；搞乐队、厌学，在暑假去厦门演出时外遇苏黎，此后纠缠不清，加上周文本身的无所谓、晃晃悠悠，最终导致和阿莱分手。
《草》的主人公邱飞90年代末入学北京某高校，21世纪初毕业；邱飞在大学期间认识周舟并相爱；搞乐队、厌学，在一次去西安的途中遭遇汤姗，此后纠缠不清，加上邱飞本身的无所谓、晃晃悠悠，最终导致和周舟分手。
撇开大处，孙睿对石康的模仿远不止此，比如邱飞和周文两人在各自情人关系上的相似，比如杨阳和华杨、钟风和刘欣两个配角的相似，比如毕业后邱飞、周舟的情况和周文、阿莱的情况如出一辙……等等等等，相似之处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同样，我们来回放几个细节：细节一：周舟毕业后住宿在国贸桥——《草样年华》周文与阿莱在国贸职工宿舍前分手——《晃晃悠悠》细节二：外校的钟风因为乐队的事情搬到杨阳寝室——《草样年华》外校的刘欣因为乐队的事情搬到华杨寝室——《晃晃悠悠》细节三：当时有一种叫“朋克”的音乐形式在北京如火如荼地上演着……钟风正是这种音乐的忠实爱好者，他想把乐队风格定位于此。——《草样年华》日后，我又见到华杨和更多的这种样子的人混在一起，现在北京人笼统称之为摇滚。当时的人们可没有那么客气，人们直接管他们叫“傻逼”。——《晃晃悠悠》……
够了。这种无聊对比除了让一个写作者对另一个写作者横生恶感之外，没有丝毫好处。在《草》和《晃》的对垒里，除了看到一个才华稀缺毫无创造力的写手外，没有任何发现。正应了孙睿在《草》的扉页里留下的那句话——透过我的文字看我的本质吧！现在，我们透过文字看到了他的本质。当我遍翻《草》和《晃》，常为石康的文字唏嘘不已，反观孙睿的书，难以抑制肥皂泡一样上涌的恶心。唯一让我惊奇的，是孙睿在小说里提到了手机和上网，而在石康那里，限于时代环境只有很粗浅的所谓“互联网”概念。这大约算是这本书里最大的一个创新了吧。
那些头脑发昏的狂热《草》迷们，看到这里即使不醍醐灌顶，也应该反省反省去吧。
孙睿在“80后”小说圈子里，有着“小王朔”的称号，这指的是他的语言。对比石康小说，孙睿的《草》在环境描写上大大增加，而石康基本上不大注重冗杂拖沓而不需要的环境描写。纵观两本书，《晃》的文字十分干净利索，语感极好，连许多对石康嗤之以鼻的老作家也不得不感叹石康的语感可畏；而《草》的语言拖沓冗杂，其案例举不胜举，在描写上显然再度发挥其模仿才能，对王朔《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动物凶猛》等的环境描写进行了高度克隆。当然，显而易见的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媒体的造就的偶像，兼谈独立批评家的稀缺可以说，《草样年华》一书还未面世就已经掀起了酣然大波；FANS们趋之若鹜，甚至把此书封为自己的圣经。《草样年华》出版后，各方媒体更是蜂拥而起。据传，首印15万册后再接再厉，销量冲破50万、60万，直往百万冒去。更有传闻，《草样年华》在10月份的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上被33个国家购买版权，为伟大的中国“80后”小说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仅是“新浪读书”就有以下的报道：
1，刚刚过去的2003年被称为“青春小说之年”，《幻城》、《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梦里花落知多少》、《此间的少年》等都掀起了不同程度的青春风潮。但在新浪网上连续8周点击量排名第一，并在10月份的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上被33个国家购买版权的《草样年华》却直到2004年北京图书博览会上才正式出版，首印15万册。
2，与郭敬明，何员外等青春作者相比，孙睿的文学准备更为充分，作为一个北京孩子，他完全继承了京味作家幽默洒脱的文风，他的小说有着王朔式的幽默，却没有王朔的油滑；有着王小波式的睿智，却没有王小波的炫耀；有着石康式的浑不吝，却不像石康那样一味地颓靡。
3，近来在新浪网读书频道独家火爆连载，并备受传媒报道的大陆青春校园小说《草样年华》，由于在法兰克富书展上取得惊人的版权销售业绩，也同样吸引了关注中国大陆畅销书状况的台湾出版界和传媒的眼球，著名的台湾博客来网上书店更是由此对两岸的青春小说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草样年华》和王朔的《动物凶猛》、石康的《晃晃悠悠》、韩寒的《三重门》等，均被列名为中国十大青春小说。
……
我们姑且不论这些报道的可信度有多高，或者是否有炒作的嫌疑。至少从前一节我们对《草样年华》的文本分析来看，它的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一本一一对应式的以模仿起家的书又怎么能够拿王朔、王小波和石康等人的书相提并论呢？我们又如何能够期许它“冲出亚洲，走出世界” ？
然而可笑的是，《草样年华》终于成功了。不仅销量近百万，而且还骗取了大量少男少女的眼泪和忠诚。其实，这只能说是孙睿的阴谋终于得逞了。如果我们看到《草样年华》中大量的畅销元素也就不难理解这种阴谋的本质。厌 学，恋爱，青春的迷茫，搞乐队，爱情的失落……正是这些畅销小说里的元素契合了少男少女们的心理需求，也正是这些元素为《草样年华》与媒体搭建了便捷的桥梁。其实我们在谈论孙睿的时候很少用实力和偶像来加以区分，这也许得归功于媒体把他与王朔、王小波、石康这些个“大腕”联系起来的缘故。然而，如果我们把《草样年华》与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就会明白这两个从别人的书里“借”来的畅销元素的孩子是如何的相似。如果说郭敬明还是顺着媒体的藤摸到了畅销的瓜，那么孙睿则完全是媒体制造的一出偶像神话。当人们还沉浸在郭的都市情迷时，突然有一天一个“京味作家”就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下横空出世了。
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是如此的依赖它，却没有意识到它已经让我们失望得太多太多了。从大众传媒的角度来看，一个能够发出多种声音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民主的健全的社会，然而我们却很难从那些浮夸的言词中听到一丝半毫理性的思考。在这个时代我们也许无法期许媒体太多太多，然而，那些以去伪存真为己任的专业的批评家们的缺失却是如此地让人痛心。面对着媒体对《草样年华》的一致吹捧，我感到疑惑的是，批评家们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发出一点公正的理性的声音？
当我用GOOGLE搜索《草样年华》，出现了45800个结果。随手看了数百条报道和评论，意料中的是，这些报道和评论只有三种情况：
1，吹捧炒作文章；2，一帮严肃评论家傻帽一气的胡说（估计连书也没翻过）；3，学生读后的牢骚和感慨。
而让人寒心的是，竟然没有一个评论家出来，认真严肃地看待这类问题。颠倒黑白的风气横行无忌，世界哑然无声。这种媒体时代的歪风邪气，比之红色的政治风暴远有过之。风暴和压迫固然创造了太多的顺民，但至少还导致反抗，导致整个民族还有别样的思考别样的声音，而媒体时代的歪风却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如醋之于排骨，一切被默默的软化和变异。
和朋友们谈论文学时，常常说到模仿，任何作家，在他们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也许没有一个能够摆脱模仿的影子，比如苏轼之于庄周，卡尔维诺之于卡夫卡。一个写作者通过模仿走进文学殿堂，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倘若通过模仿名世，更有以此牟取暴利而不自责者，那就未必情有可原了。在文学历史上，此类人物虽然不多，但也不少，他们中大多数心怀叵测，但有一点几乎是肯定的，他们千篇一律地不把文学和艺术当回事，文学和艺术只是他们牟利的手段而已。
而孙睿的《草样年华》，在我看来，就是典型的牟利工具。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初稿贴在作者主页时，不幸被一小撮《草》迷们发现，其中有人扬言，谁也没有资格谈论《草样年华》，这是他们的圣经，还表示如有机会将以武力手段解决本文作者。当我面对这些被误导的读者，很自然联想起几年前的XX功，鲁迅说得好，这或许就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吧。
生活在这样的年代，大多数人用惯了盗版软件，看惯了盗版碟，听惯了盗版带，似乎对这些都不再敏感了。物质的麻木情有可原，可是一个人精神的麻木、内心的虚无又该如何？
普通读者限于眼界、见识，无法识别艺术和伪艺术之间的区别，这情有可原，也无可奈何，但对于一个艺术工作者，是否应该负起这个责任——这个最基本的责任？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西方思潮刚刚涌入中国，当人们提起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时，觉得一切十分遥远，有如天方夜谈。如今，当我们再次反思，不无悲哀地发现，它们早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真实生活，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物质没有什么不好，金钱也没有什么不好，他们可以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乃至提高人类的生活方式。孔子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我们求财之前或之时，切勿忘记我们身上肩负的道。
将灰色说成黑色或白色，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无知，将黑色说成白色，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无耻，而看到众口铄金将黑色说成白色的那些艺术家、那些批评家呢？
除了说昏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