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在少数，其实春树小说的黄色成分并不是很高，还不如陈忠实、莫言们来得爽快。身体只是作为符号点缀其间，其分布规律也非常有意思，它们多而密集的四处点缀，但是决不再对它们进行更加严厉的深层次描写，大多的句子都像这样：“吃完早餐，潭漪开始亲我，我们做爱的时候，天津的诗人还都没起床。”这种蜻蜓点水式的描写当然无法满足黄色小说读者的要求。当然我不是鼓励让性描写来得更猛烈些，只是想说明春树的文字关注的并不是身体本身，甚至不是其可怜的点缀意义。而对春树来是说，缺乏了身体就缺失了炒作的力量。
关于写作中的身体，我们仍有理由相信这与作者的个体经验有必然的关系，这种身体经验的展陈因其第一人称的叙述造就了我们的阅读幻觉，使作者的身体有了强烈的在场感，这种在场有时候确实可以作为一种对社会关系的反抗而得到认可。在春树的写作世界中，我们的确可以感受到身体在场对于道义、伦理的颠覆意义，其实这种颠覆从身体写作一开始就出现在了卫慧、棉棉的写作中，身体被人为的漂白了，她们仔细的剔除了附着在身体之上的其他意义，还原身体以自身的原始而纯粹的意义，为此葛红兵更是宣称“存在就是身体”，“对个体的人的坚持只能根据于身体性。”无疑，对于身体的这种抽象化意义，春树在进行着并不要成功的继承，功力甚至远远落后于卫慧、棉棉她们，但是不知何故她却趁机嘲讽起了她的前辈，说她们是硅胶写作，自己才是真正的身体写作，并自认为已经对这种写作进行了有作为的突破和重新打造。
反言之，单纯的从身体出发，并在商业的诱拐下抱定对身体的迷信，使自己的写作沉迷于身体的乌托邦中，试想一下，这样的叙述方式横行下去会是文学怎样的堕落！这不得不让人提到写作的尊严。“写作的确是有尊严和光辉的，失去了这个维度，写作的品质总是可疑的”（谢有顺语），事实上身体、日常生活、朋克都是有尊严的，它们都坚实的存在着并应该得到以它们为资源的写作者的尊重。然而作为更加有尊严和光辉的春树好像并不是特别尊重她的“身体”和“写作”，有时候甚至沦为单纯的宣泄呓语：“我就不吃饭了怎么着你怕我饿死么？我还就绝望了怎么着，你怕我堕落么？我还就无情无义怎么着，你还怕我没朋友么？我还就不断抽烟了怎么着，你怕我咳嗽么？我还就夜不归宿了怎么着，你还怕我谁在大街上么？我还就只穿内衣了怎么着，你怕我冻着么？我还就盲目冲动了怎么着，你怕我没资格么？我还就天天呆在床上痴睡了，你怕我忘了理想么？我还就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了怎么着，你怕我陷入哲学么？我还就滥交了怎么着，你怕我不再有美丽的容颜么？……”对此，春树是这样解释的：“想写就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绝对不考虑慢慢写的叮嘱与忠告，任何高贵、经典、文本、抒情、意境到了我们这统统失效，用但影的话说就是——当下我们玩诗。”这话看似随意崇高，实则是在为自己推脱，有尊严的创作是一件辛苦的事情，而春树的这种放纵式的“想写就写”其实是一种危险的方式。
把身体和日常生活当作写作的全部经验和存在终极，拒绝精神和灵魂性的事物进入自己的写作，在当下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并有着泛滥成灾的趋势，一如今年夏天强壮的暴雨。
其他：我和诗人春树关于春树的诗歌，我曾在网上有过这样的调侃：当我看到《长达半天的欢乐》第122页中部的一段话的时候，突然哈哈大笑，旁边的哥们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拢了过来，问我出了什么问题，我向他们展示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你太聪明太不坚定了，你什么都想要。你既想战死街头，又想去国贸买衣服，谁也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干什么。其实我想的很简单，我觉得衣服是美丽的，我也是美丽的。战死街头是有勇气的，穿一条美丽的内裤也不妨碍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看完之后，他们除了对“美丽的内裤”表示了稍微的兴趣之外，认为这段话没什么稀奇之处，而反观之，我刚才莫名其妙的大笑却显得格外傻逼！我不置可否，只是从书架里抽出一本马铃薯兄弟编选的《中国网络诗典》，默不做声地翻到第22页，指给他们看一首春树的诗歌《我想在年轻的时候，写一首有力量的诗》，全诗如下：一个人说我太不像话了他说你既想战死街头又想去国贸买衣服你怎么这么不坚定啊我只知道衣服是美丽的我是美丽的我的青春是有价值的你的也是随后，他们空前一致的大笑，并极力夸赞中国新生代诗人的伟大与高尚云云。
我想，在这个时候再说什么诗歌的意境、流派以及诗歌的语言形式之类的东西都是不合时宜的，你说呢？
之后，春树姐姐毫不客气的对我说：“您不懂诗，活活把一首好诗当成烂诗，是您的错误更是您的不幸。上帝保佑，让我看到您的苦而不是恶。”
对此我无言以对，我只是在想，如果诗歌已经沦落到了用懂与不懂来衡量的时候，那才是我的不幸呢。
诗歌的自由就在于它的没有定式，但这并不能成为某些人随意对待诗歌的借口，依前所述，我只是小心翼翼的指出春树那种对诗歌并不负责的态度。不管我是否真的恶。
也许，诗歌 不容易让人读懂的，或者我对诗歌的理解与春树是不一样的，这可以再讨论。只是春树如此强硬的态度很令人生疑，让人感觉这无非是用诗歌的理解黑洞来掩饰自己小说和其他文字的苍白、空洞和浅薄，因为一个写诗的人，往往被认为很有思想。
结语说了这么多，觉得有些疲倦了。我常想，有些人，只是生活就好了，何必非要写作呢？！所以愿上帝也保佑，保佑那些非要写作并且非要在写作上折腾出点名堂的年轻人们！
残酷青春是一面旗“残酷青春”的红旗还能扛多久？任何口号重复两遍都会变得乏味。表像化的写作、浮光掠影式的流水账，离真正的文学写作还有多远？当《时代》杂志以一双泛政治化的眼睛给春树等少年作家打上性和政治的印记时，“80后”史上一场最可笑的闹剧开始了……
对于春树，我首先想引用我的偶像夜X同学的话：现实便是如此：像春树这样，一边身穿肚兜搞签售一边说着“卫慧的乳房是硅胶”的作者，被用“可敬”来形容；而一个作者像周嘉宁、苏德那样严肃沉稳地创作着小说，树立了崇高的目标，抵制着种种诱惑，却换不来一声“可敬”，也没有人对这一情况本身说一句“楸心”。80后一代女作者所面临的受众环境的恶劣，由此可见一斑。评论界因其对此的不作为，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句话构成了我对春树的最初印象。
关于春树的文字，有时候很难让人从平静客观的角度去评说，在这几年来，也一直是毁誉掺半。在我读到《北京娃娃》的同时，我混迹的几个音乐论坛里已经有人在对她进行不知疲倦的征讨了。各种八卦的消息，带着肉欲的气息在网上浮动。
盲目的奋不顾身，暖昧的女性写作关于春树的评论在网上最容易见到的就是沈浩波的大作《盲目而奋不顾身——读春树长篇小说》，前面所引夜Ｘ的那段话，其原典正出自于沈氏的这篇文章：“一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过着一种奋不顾身的生活，并且一直写着奋不顾身的文字，这无疑是可敬的，也令人揪心。”同样是在这篇文章里，不断涌现出了“血肉横飞”、“坎坷孤独”、“咄咄逼人”之类让读者感到惊心动魄的词句。无疑，这是篇很煽情的文字，在后来林林总总的评论中，这篇文字起到了檄文般的作用。
然而正是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规律——一部小说的份量往往取决于小说文本之外的东西——的应证，我们很快看到，《北京娃娃》所标榜的“半自传体”和“奋不顾身”，使得针对这部小说而来的大大小小的批判多少显得有些暧昧和模糊，对小说的批判不经意间都被引向了对作者本人生活态度的攻击上。这或许是作者自己所不愿意的，却也说不准，或许这也正是作者及其身后的商业力量有意诱导的。地球上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标榜和宣传正是吸引眼球的终南捷径，既可以让出版商满意，更可以给作者带来其渴望的口红、衣服和虚荣心的满足。
而春树也的确任由这暧昧和模糊继续着，在一些媒体访问中，记者们反复强调的也是她的生活态度，而不是文字本身。这样的宣传几乎把春树的生活和她的小说等同起来，让人产生一种只要花上十几块钱，就可以安稳、安全地坐在家里深入参观一个特殊青年群体的全部生活的错觉。这种有意的误导把春树塑造成了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也因造就了春树小说的市场：一类读者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种抱着猎奇心态的人，而另一类读者则是把春树引以为同类或者心怀向往的青少年。
经过“美女作家”和各种各样的“隐私”洗礼之后，人民群众已经尝到了甜头。不过老是拿这些东西来糊弄大家也是不对的。这是个求新求变的时代，出版界也不例外。春树的《北京娃娃》就是夹杂了青春小说、隐私小说、美（少）女作家这样的几个卖点隆重上市的。那个年月郭敬明还没火，青春市场上就韩寒一枝独秀。“残酷青春”的口号一出场就吸引了太多人的目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青春文学一直沉浸在个人琐碎生活的述说里面，热衷于描写现实的疏离和破碎的梦境、成长的困惑和不知所措。春树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避开了韩寒所擅长的调侃和黑色幽默，把笔对准了成长中的困惑、怀疑、沮丧。
但是你从春树的文字中看到了什么？
我的初三是甜蜜的、红色的、破碎的，莫名其妙又昏头昏脑，非常具有戏剧色彩。我有许多专属于初三那年的朋友，过了初三，他们就统统不见了。他们只属于我那永远长不大的初三。
如此年轻，内心是潮湿的，如此年轻，内心是空虚的，这是漫长的冬天，这是阴冷的冬天，如此年轻，内心是潮湿的，我坐在窗口，看着你枯萎，我没有希望，内心是潮湿的，我在等待你的到来，我在等待你抓住我，我在等待你的到来，内心是潮湿的，我没有希望，如此年轻。
我总是分不清梦想和现实的区别。那些绝望的往事，每一件都是致命的，我在性格方面是无可救药的。
我的愤怒无法遏止。我被彻底击垮了。
一种显而易见的表像化，热衷于虚妄的情绪，一味地堆砌感性直观，想到哪说到哪。她过于急切地想表达一种和年龄不相符合的沧桑和隐痛，却在叙述上浮光掠影。
在80后较为有名的女性写作者中，春树和张悦然算是代表了女性个体写作的两个方向。说得简单点，张悦然是“我看世界”，在她笔下带有她自己的强烈主观色彩，所描绘的世界是经过变形处理后的迷幻世界，她的人物基本如同活在梦中，尽管语言华美却略略的显得重复而虚幻。春树则是“世界看我”，她如同把自己的生活剖开了，向读者展示其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历程。但在这一点上春树也并没能走出太远，她没能像她的前辈比如林白、棉棉那样，仅仅把叙述作为骨架，来表现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生命意识。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她生活经历的不足。通常来说，文字跟年龄并没有强烈而本质的联系，特别是在写作者到了可以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年龄之后。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众多作品中，春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强烈的追问意识，没有对生活的质疑，往往只是即兴的表达，或是把“我”对生活的放任自流，把固执的个性，发挥到极端。
尽管是写特殊的，甚至有点惊世骇俗的体验，先抛开写作的技巧和意识不谈，春树在写作态度上的严肃性也是远远不够的。当时那些出位的宣传只是让春树名噪一时，但是如果不纠正这种随心所欲的写作态度，若干年后，春树和林白这样的写作者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当年的卫慧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一些优秀的女性作者，都喜欢从一个都市少女的个人体验中，伸展出对无语性别群体的生存体验的触摸，而并不在于暴露女性的隐私。戴锦华在《个人和女性的书写》一文中谈到这个观点。上一代那些杰出的女性写作者，虽然不少人在叙述故事方面都驾轻就熟，但她们更看重叙述引发的思想和情感，而不仅仅是拉拉杂杂讲完一个故事就了事。小说语言的魅力，归根到底还取决于其表现的人生感受。
造星运动新高 ：让我们荡起政治和性的双桨
春树这种带着本能的叙述性的文字，就让人不得不想起在几年前声名鹊起的棉棉。春树在给人写序和访谈的时候也不断的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时候，媒体通常都是把棉棉和卫慧相提并论的，在对春树最初的那些访谈里面基本上也都提到了这两个人。不得不说的是，如果没有她们作为铺垫，春树也不会这么快就顺利成名。但事实上，棉棉和卫慧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就像沈诗人也认为卫慧显得矫情和虚假那样，她的文字彻底失去了文学的意义。而棉棉得到的评价则刚好相反。虽然“残酷青春”是在春树手里发扬光大的，棉棉却是这词的始作俑者。如果说棉棉是“残酷”的话，那么卫慧就只剩下“酷”了。尽管《北京娃娃》这个名字看上去和《上海宝贝》联系更加紧密，但是把商业的宣传因素撇开，春树更像是棉棉的缩小版，而不是卫慧的。卫慧的失败一则是她当年做法过于嚣张，更重要的是她玩的是文学的“假唱”。她稳稳当当的坐在复旦的校园里面，编着那些香艳的故事，生活经历的单一导致故事重复，她的名牌知识串串烧的写法，和对“性”过于抽象的作秀立场，诸如此类的不诚恳都让她最终成了靠写作养活自己的娱乐明星。
与卫慧的“假唱”相比，棉棉则有惨痛的生活经历，吸毒，做妈咪，处于社会地层。18岁到25岁，生活动荡。热爱当DJ，胜过写作。春树虽然谈不上如此复杂的经历，可在多数过着寻常生活的同龄女孩们看来也算是惨白可怕的了。也正是因为这种亲身的参与性，春树让小说成为了以人生作为抵押换来的货真价实的生命体验，而不是书斋里的革命。
这也是春树能登上《时代》的原因所在，在春树日渐式微的时候，这件事算是让她再次
浮到最面上。国人历来对外来偶像的热情是几十年如一日地没有消退过。比如诺贝尔，比如戛纳电影节，《时代》也算上一个吧，尽管这次冲锋陷阵的是《时代》的亚洲版，心急的媒体和出版商根本顾不了这么多，就急匆匆的闹开了。他们目的很明确，就是如何炒作如何赚钱。媒体是耐不住寂寞的，同时出版商的口袋也是耐不住寂寞的。于是这场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就开始了。
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所以很多人只好选择成为一个被命名团体的一份子以进入史册。对于不幸的“80年代后”，春树却很幸运的被选中，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可以说，《时代》所选中的四个人都有各自的特点，但在这次造星运动中得到最大好处的，竟然不是在眼下中国“80后”一代中影响最大的韩寒。大概在老外的眼里，这个现任赛车手并不足以担当“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