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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说到小说语言，不妨再来侧重讲一下张悦然小说语言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受到了不少人包括莫言在内的大力鼓吹与青睐，这未免有些惹人发笑。小说语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叙事，而张悦然无论是《樱桃之远》还是《葵花走失在1890》的语言主要目的都不是为了叙事，是半个安妮宝贝式的，是为了突出所谓“忧伤”与“柔软”的内心，与她的小说性质一样，不求根本，只求“内心”。于是意境有了，小说也变成了少女情怀日渐“忧伤”的抒情长诗。之所以说她是半个安妮宝贝式，是因为安妮宝贝还没有虚妄到如此程度，至少安妮的小说语言还是可以容忍的；安妮后期的小说，能看出她对自己小说的叙事性所作出的努力弥补，至少看上去还像个小说。不得不承认，张悦然的写法还是能够迎合时下学校里那些“主流”照顾下的青少年的阅读能力与浪漫想像的，能获得更好的“卖相”。可是，这种语言跟小说有多大关系？我想，即使是诗歌，也不会承认这种语言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张悦然所谓的“诗化”小说语言，首先并不具备文学的哲学性，又不顾及言语在小说中的实用性，摈弃了它的主要叙事作用，丢掉了小说这样一个大前提，那这些语言在小说中的存在还有多大的必要？一些小说家的“诗化”语言，是为了以语言的哲学意味加强小说叙事，离开了叙事，这些所谓的“诗化”语言，充其量只是一些与小说毫不相干的长短句。但我又不得不对张悦然的小说语言表示一定程度上的理解，恐怕她跟我写这篇评论的想法一样，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凑字数，使之成为作者想像中的某个像模像样的东西：评论或者小说。
这种“不完全”脱离现实而进行的妄想与模仿，构筑了“新概念”作者的写作方式，当这样的写作在青少年中成为了主流，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主旋律”下的悲哀。给青少年读者形成意识上的认同表象，这种基于自恋、自私的认同感，显然是不可靠的，结果就是使人对这个社会的思考失聪、失明，沦落到内心意识至上的境地。唯心论，显然是需要承载能力与思想的，而这些青少年读者，他们又是否具备？当然，不能籍此说张悦然这些少年作家病了，有时候，内因往往是通过外因在起作用。当整个社会都病了，当整个社会都开始趋利避害
的时候，张悦然这些少年作家在写作上的“趋利避害”就再“正常”不过了，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当现实性的“趋利避害”影响这些早熟少年作家在“内心写作”上的“趋利避害”，再由此传导给他们那些年龄层相对固定的青少年读者，会不会形成一个从“现实”到“内心”再回归到“现实”的恶性循环？青少年的成长是无法抗拒的，同样，这个担忧也无法抗拒，或许将这个群体性想像加诸于个体意识有些杞人忧天，但那些张悦然与郭敬明的青少年读者“追星”式的狂热，让人不得不对他们的个体意识会否迷失在“群体无意识”里而产生疑惑。
张爱玲肯定没想到自己当年的一句“出名要趁早”会给若干年后的少年作家带来如此大的理论支持，更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会形成如此庞大的商业文学风潮。我不知道七岁就开始学写小说的张爱玲看到“新概念”作家的作品会有什么指导性理论，但我觉得她有必要补上“出名要趁早”的下一句：“赚钱要赶晚。”当张悦然跟郭敬明式的“文学”成为青少年读者的主体文学概念的时候，商业对文学的摧残就会体现出来了，当病态的商业文学左右了文学思潮的方向，那离文学的没落也为期不远了。
然而是张悦然并没有意识到其写作方式给文学来的灾难。在这一点上，她甚至不如郭敬明坦然地公告自己对文学的消极态度来得干脆。反而正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当“新概念作家”、“玉女作家”、“80后作家”这些商业炒作下的头衔集于张悦然一身的时候，张悦然也开始飘飘然起来。她觉得自己的写作已经很成熟了，已经不再是小打小闹了。于是她要像小日本“脱亚入欧”开始思忖起自己的身份了。然而，令人又“必然”的是，她首先去做的却是与几个头衔中最符合她实际写作身份的“80后作家”划清界限，急切的发出了“我不写校园文学、不写青春文学”的声音，试图将自己和其他“80后”作家区别开来。在这些崭露头角的少年作家看来，“80后作家”无疑成了一个平庸的代名词，当“80后”不能吸引眼球与产生实质帮助的时候，这个群体的庞大性与基础性无疑有违于她们的“塔尖”身份，所以都欲离之而后快。当然，《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这本书的首发式，“张悦然们”还是要适当地去参加一下的。这让我对“张悦然们”凌空写作的趋利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对于“张悦然们”来说，“新概念作家”的受众固定性，“玉女作家”的眼球吸引性，是有迫切需要的，是在短时间内无法脱离的，那就必须适当保留一下。说到这里，必须得提一下“80后作家”中的李傻傻，他也曾发出“我要终结80后”的呼声，这与张悦然的呼声是可以有比较之处的，那是在80后的年龄基础上预告“80后作家”与传统作家一争长短时代的到来，展示自身并不需要依靠“80后作家”的名目来经营自己的文学理想，以求一种与商业炒作性质的脱离，还自身一个以实力说话的背景。前者是有选择性的逃离现实，后者是在实际境遇中前进，再将其与他们各自的写作属性结合起来看，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这些在“新概念”庇护下的“空中”作家，跟他们的小说一样“趋利避害”，以目的的可达到性为基准，逃离实际，营建个人的“空中楼阁”，如果这不是他们的错，那就是“新概念”这个体制大锅的错，煮出了一大锅看似内心化实则世俗化的自恋与虚无。
结尾处，容我以张悦然式的小说语言来作为全文的终结：悦然、悦然，你为什么还不睡，你是来检阅我们对文学的忧伤吗？
是你来检阅小资的忧伤吗？
（一）
叙事的虚弱无力和深层思考的缺乏，正是张悦然作品的两大病症。而所谓实力派与偶像派之争，则更证明了张的尴尬：她有华丽流畅的文字，却内容匮乏；她出书如出唱片，却没有一本能给人留下深刻一点的印象。
此人的头衔一大堆，在街上远远望去只看到其身旁乌烟瘴气却见不到一张完整的脸。诸如：最富才情的女作家、最受欢迎的女作家、新生代青春派作家，等等。也许多年以后的某天我从床下掏出一本发霉的书时，才会记得自己曾经看过一个叫张悦然的女子写的书，但此刻她的书并没有发霉而且还散发着阵阵香气，以致我路过的每个书店都会飘出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犹如某个花枝招展的女人站在路口摆POSE。以前还很迷茫这是种什么味道，在看了安妮宝贝的书后才知道那个一直让我头疼不已的味道名叫：小资。
其实小资文学也没什么不好。他们在自己的小角落里书写着各种富有情调的文字，讲自己的虚幻故事和虚幻愿望。这也没有什么过错，但张悦然有一天突然不愿意起来了，这个1980年出生的女人面对媒体发出愤怒的叫喊：我不写校园文学，不写青春文学。单纯做一个小资女人倒也算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是：在原来她上学的高中，也就是实验中学门口，当年如果你想见张悦然那是很简单的事，放学的时候站在门口，看见唯一一个不穿校服浑身红绿搭配从头到脚都是饰品的那就是小张同学了。从这点就可以看出这个女人的心态了，一个把注意点放在打扮上的女人，她的文字必定也会也是俗气的，至少会很商业化。从她的文字我们也确实感觉到了五颜六色的渲染，和春树不同的是，张悦然写的文字在中国大把大把的有，随便在街上抓一个时尚少女教点基础的文法，也不会输给她；而春树的价值在于她所写的是如此真实和大胆，没有矫揉做作的成分，她展现给我们看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性世界。
张悦然的文字其实正是网络文学的典范，而且文字非常个人化，很多《萌芽》的写手也具备同样的素质去成为一个又一个张悦然。他们之所以很少出现在媒体上，只能怪市场的不良运作，一个人的冒尖除了靠媒体托起外，很难在第一时间得到大众的承认。所以那些自命不凡的少年写手说穿了就是媒体或某个领域的传话筒，省略了“工具”以免打击一大片。
要征服某些事物首先得自身过硬，很多人迷恋她的文字，说她的小说能产生如诗如画的
效果，堪称中国的玛格丽特·杜拉斯。这就让人不免要对那些如此痴迷的朋友感叹一番，仔细审阅她的小说，我们便会发现除了华丽的语句外，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小说语言整体上带有一种凄婉动人的风格，多以短句子见长，句子之间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移动往往具有跳跃性，给人以极强的画面感。”似乎只有用这些技巧来填补内容的匮乏了，可以说她离真正的文学还差很远，这种距离体现在以下几点。
１、叙事的虚弱无力
大家有没有发现，她的小说故事是那么的经不起打击。和张佳玮、蒋峰他们一样，常常是通过繁琐的手法来诠释一些很简单的故事，而她的讲述却显得尤其的虚弱无力。就连她自己也说了：我的作品非常女性化，即便昆德拉的作品也打动不了我，我喜欢一些很细腻、很感人、非常激情的那种文字。光这点就在她的小说里到处都有体现，而故事的真正价值在哪呢？看余华的《活着》，没有任何过度的技巧渲染，但看了后会流泪；看张悦然的《樱桃之远》，满纸的华丽叙述，不停地变化语序，这样的写作手法国内那么多人随便都能写。关键还是没有形成自己的东西，故事有可读性但没思考性，这正是张氏作品最弱的一环。
２、深层思考的缺失
张悦然一直企图与当下“80后”脱离关系，以跻身作家行列，但她所写的却是不折不扣的青春小说，有着强烈的眼泪戏和普通得再普通不过了的情感要素。透过她的多部小说，我一直在反思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所谓国内最优秀的作家作品？我想任何一部作品要想成为精品，至少要体现出对人性的关怀和终极思考，而在她的众多小说里，我看到的只有小资才有的忧伤，而缺乏任何类似的深层次思考。刘索拉为什么值得人尊敬，就在于她所写的是我们正在思考的，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和她一起跳舞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而张悦然的小说在一边与“80后”划清界限的同时，另一边又书写着所谓的青春、校园小说。我不认为她的作品能称之为文学作品，原因就在于她的文字缺少让人信服的东西。
3、无需争辩的偶像写作
很多前辈都给张悦然撑腰说她的作品是高质量的文学作品，更多的人在为她平反说她是实力派作家。我想想就觉得好笑，一个由媒体制造的神话值得我们去追捧吗？“并且还有那么多的FANS为其争相呐喊、助威、流泪，那么她不是偶像作家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在争论张是偶像作家还是实力作家，我想说她哪个都不是，而是时势制造的产物。在“80后”的女性写作中，她并不拥有绝对的领先权。从春树的身上我们可以闻到一股野性的美，是一种让人忍不住想放纵的欲望，说春树是中国版的凯鲁亚克并不为过；但张悦然给了我们什么呢？是不是真如她所自诩的是纯文学呢？张悦然目前不可能成为实力作家，因为她没有那个实力，事实上能堪称实力作家的女性同志少得可怜。而张的文字顶多只能算是抒发青春的愤怒而已，在一个小资横行的年代，我们总不能指望一个以小资情调为追求的女人去告诉我们什么是纯文学吧！
（二）
如今的文学圈子说得好听点是“私人舞会”，说得难听点是娱乐场所。在这个圈子里只要有捧场的就没有不红的道理，记得给张悦然捧场最多的是作家莫言。莫言这样评价她：“我总感觉到，她的思考超出了她的年龄，涉及到了人类生存的许多基本问题。思考到这些，也就贴近了文学的本质。”不知道是不是我阅历尚浅，我很少在张的书中看到有如莫言先生提出的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思考，事实上更多的还是些很私人的故事。
再来看她出书的速度，则更是让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汗颜啊，韩寒也没她这么厉害，而且她的小说一部比一部花哨，俨然在进行时装发布会，说她的文字好看还不如说她的小说装饰得非常精美，出书如出唱片。任何人都知道，出一本书意味着对自己作品的肯定，看过她书的人都有种逛商店的感觉，华丽的词语和流行的句式以及风靡城市大街小巷的言情戏让多少FANS为之痴迷为之疯狂啊。然而作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张悦然缺乏一种大气，在她的书里到处都是很私人化的小资情调，加上急欲把自己从“80后”中洗干净而跃向纯文学领域的热望，让她的文字总是有那么点浮躁。
说真的她的文字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没有媒体可以划分一个人的流派，也没有人能定义自己的身份。当张悦然在发布会上很坦然的说自己不是“80后”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很悲哀，为什么一个出生于80年代的孩子这么避讳“80后”这个词呢？像张悦然那样，想要成为名人却只是靠装饰文字、靠出版类似写真集的“文学”的方法来奠定自己在圈内的地位，可以说这种盲目的举止只能让我们看到身为“80后”领军人物的急躁，当然这也是广大“80后”或者“90后”孩子的通病。这种观念已经存在如此之久，至于去哪里找源头，这并不是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的是，以市场追捧率来衡量一个写手的价值本身就不利于写作者的创作心态，但话说回来假如没有那些FANS的追捧，出版业却又会陷入一片萧条。所以张悦然们一出来，就犹如闪耀的金子给死气沉沉的出版业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供需价值体系的被打破导致了很多类似张悦然的写手被一堆堆金子淹没，当媒体把焦点放在她们身上时，又有谁去思考过那些赴张悦然们后尘的孩子们呢？她们是否也会像张悦然们那样成为一个又一个小资的代表？
我宁可看见一个几年才出一本书的张悦然，而不是一个出书如出唱片写作机器的张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