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福兮，祸之所伏”。
海子卧轨了，顾城杀妻了，食指进精神病院了，于是他们成为神话。同样，王小波英年早逝了，他留下来的小说杂文，于是便又成为炒作的焦点。死后成名，古往今来似乎早已成为惯例，而成名又会不会造成新的天才的早夭呢？骚人墨客的歌功颂德的吹捧实在是如同方仲永那白痴老子一样加深了人们的这种担忧。
“我无法预料到未来的情形，我不能肯定，在下一世纪的倒数第三年，会有文学系的新生，走在图书馆书架高耸的长廊；他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这一片黑压压的书架前逡巡，他说：我要找一本书，他的作者叫王小波。”艾晓明在纪念王小波的文章中不惜血本地说道。生活告诉我们，当一件事被看得过于玄乎其神的时候，必是应该被仔细审视的时候。当钱理群、温儒敏、曹文轩、丁东、孔庆东、马立诚、余杰、尹丽川等新老文化名人，对于胡坚不惜挥洒文人特有的浪漫情怀，激情四射地感叹天才的横空出世谁与争锋时，我们反倒有必要冷
静下来好好想想。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集体心理暗示”，即在一群体当中，一个人的情绪往往极易感染整个人群，而最早的感染者无疑成了这种情绪的“祸首”。这样说倒并非是完全否定了这些名人的意见，而是要指出，任何过于泛滥的赞扬、叫好，都是不理智的，同时也是极其不负责的。在一个人还没有作出什么实质性的成果时就把他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是要顶礼膜拜的地步，这不是“虐恋心理”又是什么呢？事实上，他们的做法不是要捧起一个新的王小波，反而是要把一个新的希望给棒杀在襁褓中了。他们动辄将胡坚与王小波相提并论，或是升华到独特思想的高度，结果只能使胡坚的眼前被一叶障目了，除了王小波已经别无它物！
平心而论，王小波的文字坦然、幽默、罗嗦而有趣，含蓄而锐利，是个优秀作家。但中国优秀作家似乎并不少，才在其上的也有很多，之所以王小波成为一个神话，甚至再度掀出“门下走狗”这一典故，真正的原因仅仅在于，这是一个比以往更容易和更乐于构筑神话的时代。于是无论王小波还是胡坚，或者是在媒体的大平底锅里炒来炒去的少年写手们，都不过是响应供需原理而批量制造的玩具偶像。尤其是当互联网兴起后，极大地推动了这种供求心理的膨胀。“宠儿”胡坚便是借着这个时机，在王小波的风头正旺之时紧紧跟随其腚后，然后如沐春风地坐上王小波第一门人的交椅。加之由于“用小说上大学”一事在当时的巨大炒作性，双管齐出，“宠儿”转眼声名远播。
返回《愤青时代》的文本本身，只有一篇《宠儿》还算有些自己的特色。胡坚在《宠儿》里把自己的青春特质发挥得生动有趣，但这种以青春写青春的路线又能够贯彻多远呢？接下来的《杨家将》与《岳飞传》，其文无论从叙事手法还是精神内核上，无疑都是些原原本本的对王小波的复制，其所谓独创性实在不值一提。做人、作文都没有自己的东西，而只是一味模仿，无疑会落得个邯郸学步的下场。
语感是可以传染的。在习惯了一种叙述、一种演绎方式的同时，自身的叙述与逻辑便极易因传染而随之变化，尤其是当面对的是一种极具杀伤力的叙述语言时，初学写作者往往会轻易的迷失掉自己。不单是胡坚，在急躁地嚷着出名要趁早的年代，绝大多数的少年写作者都并不具备自己的语言与思维，而又急于求成，于是一味模仿变成了一条终南捷径。临摹之作也好，空洞乏味也好，从张悦然的苍白无力到郭敬明似的拷贝专家，写作已经失去了创作的可能性，而沦落为一种商业化的批量制造。诚然，这种制造仍然离不开个人的行为，于是人谁的制造技术最好最像模像样谁就被吹捧为“天才”。在这个“天才”泛滥成灾的时代，“天才”的含金量也往往遭到质疑，因而“天才”们便更加急切地制造出印证“天才”的商品。恶性循环由此形成。于是，被呼为“天才”的胡坚很快的就陷没了。
其实，从胡坚的走红到陷没，新概念、身体写作、问题少女、垮掉的一代、八十后、一波一波的炒作热潮仍然在不断的掀起，巨大的商业背景使大多数写作都沦落为“视觉狂欢”，派对中的少男少女们激情澎湃，任由各种思潮不经过滤的在头脑里跑车，只顾在迷醉中建造自己的“空中楼阁”。胡坚的小说大多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状态上的，他运用王小波的语境和思想沉积，彻底的玩了把语言游戏，然后在名人们煞有介事的吹捧或不知就里的赞扬声中埋头窃笑。
胡坚从一开始就与炒作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如果说这其中也有挣扎摇摆的话，那就是胡坚的杂文集《独木桥上的报告》。在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一些独立思想的影子，一些知识分子对商业写作的拒斥姿态。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不是这些杂文，而是那些最具小资色彩的文章被冠以“愤青时代”的书名堂而皇之地出版了。作为通俗读物，《杨家将》、《岳飞传》还算是成功的，但它们的意义充其量只能是给了愤青一巴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语言上秉承王小波风格的同时，胡坚也并没有能力摆脱其冗烦而有欠精炼的缺点，行文推进方法单一，局部好看，整体却显凌乱。可以说即使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甚微，游戏化的逻辑造成夸张的戏剧冲突，而由于叙述语言的局限性，无法涉及人物细微的内心世界。由语言驱动的文字游戏，必将减弱，直至微乎其微再到消失。应该说胡坚的知识面还是非常渊博的，其杂文可读性亦很强。但在小说的创作上，其却不得不暂时歇下来，因为至少现在看来，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语言，无法真正涉及自己内心的真实，而必须等到能够表达自我而不是幽默文字堆砌的创作时，才算真正走出了自己划定的囹圄。
小波老师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先把小说写好看了再说，其余的都管他妈。”但是，弟子胡坚出来说话了，说这是一种反讽，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于是在语言上，他秉承了一贯的“小波腔”；逻辑上，则先入为主地在没有大量人文素养积淀的情况下接受了英美经验主义与自由主义哲学。但对王小波结构小说的能力视而不见。可以说在小说结构上，胡坚一律地东拉西扯，毫无章法。除少数短篇如《游戏人生》等外，稍长一些的小说在结构上就明显底气不足。
这种语言驱动化的写作看似非常牛逼，实则后患无穷。王小波的经验主义是建立在科学哲学范畴上的，而除文本本身的意义外，其只破不立，拆毁有余而构建不足，有自身的局限性，而先入为主，概念先行，无疑会造成小说叙事的营养不良。然而王小波对于小说的驾驭仍然轻松自如，但这种小说到了胡坚这里就露出败绩了。就如同把大卡车的轮子装到了一辆自行车上，缓慢行进都成问题，又如何能够谈得上驾熟就轻呢？而胡坚的小说正是在干着这种把王小波语言的大轮改装到自己思想的自行车上的傻事！在王小波语言的强大驱动下，自身的空虚的内容与浅白的思想却只能面临着瓦解的下场。
如此一来，胡坚的无意识复制虽然高明，而盛名之下，其实却确实难符。拉伯雷在《巨人传》里把教会的神圣污蔑个遍，自称“流氓无产者的吟游诗人”的亨利·米勒露骨地描写性爱，描写撒尿，故意公开谈论人们日常交往中往往避讳的东西，来表示一种精神的反叛。王小波也是这么做的，而胡坚没有超越，我们见到的仍然是简单的模仿。相信这一点胡坚也认识到了，所以胡坚的沉默倒比起他的沸沸扬扬要让人欣慰，至少这能给人他总会拿点儿自己东西来的盼头。这东西不是《杨家将》，不是《岳飞传》，而是会散发着《宠儿》那种野性和《独木桥上的报告》那样的独立思考的精神的文字。
但无论如何，从胡坚为数不多的文字中，我还是看到了一点温和而持久的锋芒，较之于继续在媒体的大炒勺里加上乱七八糟的调料不断翻个儿的少年作家们，沉默也不失为一种方式。但在沉默中爆发还是消亡，众所周知，古往今来这种事儿还得胡郎自己掂量。
娱乐时代的愤怒青年
在这个忙碌的娱乐时代，如果不是因为“五虎将”的传说，怕是很多人都开始淡忘这个一脸文气的愤青。随便在网上找一下关于胡坚的新闻，竟然大都是2002年《愤青时代》才出版时的旧闻。比起现在在大街上奔走相告、上窜下跳的大多数“80”后们，胡坚显然有点过气的先兆。关于“过气”一词，我并不是信口胡诌。如果您老的记性够好，并且又不是那些才上初中的小朋友，应该会记得当年胡坚轰轰烈烈要上北大的事。胡坚拉到一帮子正混得风生水起的北大人来给他撑腰，这帮人的来头个个不小，包括大名鼎鼎的余杰、孔庆东，以及后来去了巴西的胡续东博士。
胡坚虽然成名于网络，但真正使他获得广泛声誉的却是《愤青时代》。任你在网上折腾得多厉害，最终要让世人关注，也只有落到纸面上来。这本书书皮上赫然写着“韩寒出道的年龄＋周星驰无厘头大话＋王小波关怀的味道……”的宣传语，以至常有不太爱动脑筋的媒体提到胡坚的时候仍不忘加上“少年王小波”的说法，可惜的是出版社打造“韩寒第二”的计划并没能够实现。这个名号现在倒是被用在了火得一塌糊涂的郭敬明身上。
但当年这本书也算是大大的畅销书了。书的封面上甚至还写着“中国少年人第一部智性之作”。于是在一大堆出书的少年中，胡坚清晰明确的打出了自己地旗号。毕竟，玩跟风的人那点微弱的声音实在太容易被湮灭了。对于“智性写作”一词，我的理解就是理性而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而这也是胡坚与其他的人不同之处，当然这也与胡坚特有的人文知识背景有关。在他那篇《转型代价、人口危机与教育问题》里偶尔用了调侃的口气探讨关于人口和教育的关系，及有可能诱发的社会问题。在那篇不长的文章中，虽然胡坚体现了他较为清醒的认识和相关的学术水平，但却也没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而且，他的基本观点和论据显然也并不够新鲜。只是出自一个中学生之口的对几个大而宽泛的问题的认真思考，让人感到他的思想上的潜力，这就不仅仅是写点青春小说那么简单的了。罗兰·巴尔特说：“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社会秩序，那就让我们颠覆语言秩序吧”，如果说胡坚从王小波手里接过了那面“文化颠覆”的大旗，那无疑只能是过于夸大的赞誉。但是他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智力和冷静确也不假。
在大街上灿烂的奔跑
台湾的电影导演蔡明亮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就是天真和热情。在胡坚的小说中，即便这两样东西并不是那么的充足，却也不贫乏。在收入《愤青时代》的三篇小说中，只有《宠儿》让人想到的不是王小波而是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些在大街上当烂仔，向女孩子吹口哨的忐忑不安的生活，那些因为青春而在身体里蒸腾着的欲望。胡坚试图刻画了一个生于七十年代中期的顽劣少年的形象，并以此反映其身后那块广阔的处于巨大变革之中的时代。尽管胡坚的描摹多少显得有些生硬，但还是让读者，尤其是亲身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感到熟悉而亲切。书中的人物开始总是有些躁动不安，并对一些莫名的事情无比向往。吕小林和猴子“茫然的挺立在大地上，嗅到了欲望的影子，准备迎接它们的冲击。”就像很多年前人们对张楚的形容。记得N年前的某期《视觉21》上有个专题叫“成长在八十年代的人开始怀旧了”。一大堆诚恳的文字让我想到其实每个经历者都有着自己心中的八十年代。在《宠儿》里你可能会一瞬间想起某些东西，包括那些早被遗忘的细节。可惜的是小说的结尾实在过于的突兀了，小雅的出现也让本来可以舒缓结尾的故事变得仓促了不少。
像这样的青春小说由于有它自己的特色，很容易打动同龄人，但这与叙事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这种即兴讲故事的手法顺理成章的运用了大量的口语和俗语，并用了一种因年轻的激情与夸张而形成的张扬的口气，讲那些妙趣横生的琐事。值得一提的是小说里面出现了罗大佑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和周星弛在《大话西游》里的经典对白。尽管这些具有强烈时代感的语句在韩寒、春树的小说里也频繁出现，但仍然会让读者不禁会心一笑，毕竟时代赋予记忆的痕迹总是难以轻易划去的。
事实上，这种青春小说讲述本身就带有自发性并印上了作者浓重的影子（虽然这也是初试小说写作的必经之路），但由于其操作的简易性和容易重复的缺点，也受到很多小说写作者的不屑。王安忆认为，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也就是承认小说的本质是以一种现实的面目来表现超现实的存在。胡坚从王小波那里继承来的小说精神似乎不但包含了层意思，并且还形成了一种反向的构建。即以一种超现实的、荒诞的手法完成对历史的解构，并从而达到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反映与戏噱。
天堂里的函授班
谈胡坚总是很难避开王小波，这也差不多是胡坚的写作所面临的最大困境。王小波在文学青年眼里就如同柯特·科本之于当今的摇滚青年，其教父般的地位一时半刻是难以撼动的。可以说，他们都在天堂里给处于懵懂中的中国青年好好的上了一课。不难想像，他们的两个函授班里都挤得人山人海、热火朝天，人间天上到处都是把他们奉若神明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满大街的朋克青年，和一大帮子王小波门下走狗。可以说，他们在年轻人面前打开一扇门，让他们知道了叛逆和游戏的精神。对此，他们心存感激，胡坚正是这其中的佼佼者。
从下面两段分别摘自王小波的《红拂夜奔》和胡坚的《乱世岳飞》的片段，你可清晰地看出胡坚的师承，同时你也得承认他学得有模有样。这样的文字出自一个高三学生之手，他的天赋也不得不让人惊叹。
洛阳城是泥土筑成的，土是用远处运来的最纯净的黄土，放到笼屉里蒸软后，掺上小孩子屙的屎（这些孩子除了豆面什么都不吃，除了屙屎什么都不干，所以能够屙出最纯净的屎），放进模版筑成城墙，过上一百年，那城就会变成豆青色，可以历千年而不倒。过上一千年，那城墙就会呈古铜色，可以历万年而不倒。过上一万年，那城就会变成黑色，永远不倒。这都是陈年老屎的作用。李靖、红拂、虬髯公住在城里时，城墙还呈豆青色。这说明城还年轻。可惜不等那城墙变成古铜色，它就倒了，城里的人也荡然无存。所以很难搞清城墙会不会变成黑色，也搞不清它会不会永远不倒。
——王小波《红拂夜奔》
到了宣和年间，东京已经苍老。
它看上去已经是一座暗绿色的城市，从空中看像是一大块生锈的黄铜，也像一块巨大的乌龟壳。这是因为东京城后期的城建工作严格按九宫格的格局建设。它的城墙掺了各种动物的大便在里面，这样可以让臭味保留一万年之久，在臭味消失之前城墙不会倒掉，因为城墙得到太多肥料的滋润所以绿油油的显得生机勃勃以致于朝廷方面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