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和无故拖沓的文风，还有因为繁复而引起的不真实，似乎还无法唤起多数读者的阅读欲望，至少是，书的名声虽然有了，但读者却并没有多少。由于作者在艺术方面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想的高度，只停留在对人物事件翻来覆去的叙述上，人物的性格，或者作品的思想，还有作者的理念都没有在读者面前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当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读的是一篇还没有来得及修改就匆匆面世的草稿。
写到这里我怀疑自己的批评是不是合适，就《维以不永伤》这样一部匆匆写就的书来说，是不是值得我这样批评它，我选择的艺术的角度是不是合适。因为从蒋峰作为一个“新概念”第一名出现在文坛开始，他的写作就有商业化的一面，他的许多活动都是在“新概念”的活动日程之内，又多次给《萌芽》杂志写稿。我不知道他的写作有多少是出自自我表达的需要，有多少是为了挣钱糊口。不过从他的表现来说，他还是在坚持自己某方面的追求，但是由于自身条件和生活所需，他在许多地方必须作出妥协。“新概念”出来的所有作者，几乎都要面临这样一种困扰，即使其中的一些已经成为了这一行中的暴发户，但金钱的诱惑和写作的自主的矛盾始终是他们内心矛盾的核心。
结语：“80后”的冰山
一位朋友说，“80后”没有一个人是成熟的。所以最主要的是写，你写他也写。在我看来，“80后”其实是一座露出了一个小尖端的冰山。只是大多数人是通过媒体，通过现在流行市场的小说来了解“80后”，而其实据我所知，“80后”中真正优秀的人物现在还没有冒出头角，但是他们已经存在。
他们在不断的写东西，但他们不像通过“新概念”成名的人那样，一上来就被商业利益所俘虏，他们在思考自己的东西，因此也给自己留出了更多的余地。
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没有几个人喜欢别人把你的创造只看成是一种商品，比如一个人直接拿你的小说的价值等同于几双袜子，但“80后”中有太多写作者却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这条路。他们在写作中做了太多的妥协，顺从于一种盲目的市场需求或者一种假设的市场需要。这样的写作可以解决一个人的生存问题，但绝对解决不了一个人的才华问题。他的才华会在过多的妥协中丧失殆尽，以至最后缺乏自信和兴趣。
从《维以不永伤》来看，蒋峰的写作也遇上了上面的问题。他不是那种文字细腻、能够一气呵成地讲一个故事的作者，所以他的出路有几条，第一是重新修改《维以不永伤》，使它的故事变得更自然，语言变得更简洁，作者的写作思想变得更突出，使之和它三十万字的篇幅真正相吻合。除此之外，就是继续不断地写作自己的东西，而不必太计较市场。余华在过去的访谈中说读者决定作者，我觉得这种说法只能削弱一个作者的自信和方向感，使他变得摇摆不定。这方面散文作家周国平在一篇序言中说得好：在写作的王国里，我是自己的王。每个人都必须写自己的东西，才能防止在这个商业至上的氛围中被他人的见解淹没，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精神的骄傲和家园。古老的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就说过，“没有一种心灵的火焰，没有一种疯狂式的灵感，就不能成为大诗人”。虽然他讲的是诗人，不是小说家，但我觉得诗歌和小说都属于艺术，都是激情的产物，很难想像一个整天想着自己的小说能卖几万册的小说作者，能真正写出完美的作品来。
这也许是一个对“80后”作者来说有些过高的要求，因为许多人开始写作并不是以艺术为目标，甚至也根本不考虑艺术的问题。这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甚至愿意把这看成是天性和命运的结果。毕竟在一个时代中能有几个奥威尔？能有几个卡夫卡？能有几个王小波？他们都是没有从写作中获得多少物质利益，但依旧发出无比响亮的文学声音的人物。或许在我们年轻的这一群人中，就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在悄然成长！
当头一棒：给处心积虑想写出最好华语小说的蒋峰
给简单的情节以复杂繁琐的叙述方式，冠庸俗的故事以文学的名义。“如果你不能说服你的读者，你就先将他绕蒙。”蒋峰俨然得到了说这句话的人的真传。整部小说保持着一种紧绷得近乎神经质的语言特质。很简单的一条故事主线被他撕得四分五裂，然后狡猾地将这几根毛线绕成一个毛球，然后在几个线头之间换上不同的身份不同人称进行多角度的叙述……
（上）
我一直坚信写作的最高境界是“归之朴素”。而文本创作真是要归之朴素的话，无疑需要文本创作者摈弃所有的浮华与暧昧，摈弃词藻与笔调的刻意使用，切断所有的复杂利益的浸染，进入到一种平缓、冷静的创作状态。创作者所要做的事情是对将要用来表达其思想的故事进行形象、理性的描述，深入全面的概括。而这种创作，我们可以称之为“叙述”。这里的“叙述”，脱离权益，脱离伎俩，脱离一切能对叙述本身造成任何偏差的东西的侵入，乃至挣脱叙述人思想里的偏执所可能造成的框架的束缚。而行使此种叙述的人，我们可以亲切地称之为“叙述者”。
当一个平凡的叙述者用理性的思维来操控冷静的语言的时候，请坚信这种语言里所展示的意象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或许连叙述者本人都无法察觉，那类似于一种自我解剖，操刀人是叙述者本身，而旁观解剖过程的最直接者就是阅读者。阅读者在目睹解剖过程的同时，对作者思想意识也进行最直观的记录。与此同时，读者通过阅读，通过对表象的观察，进而对叙述者讲述的故事内涵发动深入的破解与汲取，最终达到理解故事，理解讲故事的人，理解讲故事的人所想要在故事这个文本载体里承载的思想理念、社会评论、哲学感悟，如此等等。
叙述一旦开始，不论这个过程如何的艰辛，不论情节或者思想多少次被故事的洪流反复淹没，叙述者始终有义务有责任为阅读者创造一个适合的倾听环境，运筹帷幄将局势控制在自己的范围内，而又给予读者提供更为丰富的空间去自由发挥和想像。作品不同，叙述者创造出来的场景也会各自不一，也许是草原湖畔，也许是沙漠戈壁，也许是深山幽谷，更或者就是你家客厅可以直接通往的那个阳台。叙述者一如既往地调动着读者的兴趣和意念，维持着文字的走向及阅读者所能承受的阅读空间的最大限度。
一旦叙述者失去了基本的亲切感之后，他对读者所表现出来的诚意将大大地削弱，读者与作者之间应该顺利发生的神交将难以实现并升华。三国时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笙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笙也。”王弼的分析中特地引入了读者接受的概念，先“寻言以观象”，而后“寻象以观意”。这样渐进的接受远比一刀切入要来得简明得多。但是历史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比比皆是。蒋峰，算是睁着眼睛却仍然跳进深渊的一个。
蒋峰在《维以不永伤》中给读者创造了这样一个阅读环境：黑色的墙壁黑色的方桌黑色的椅子穿着黑色衣服的人被有黑色灯罩的聚光灯落下的强光投影到地上的黑色的影子。这种环境，其实更适合恐怖小说。但是蒋峰没有，他要讲的只是一个《故事会》上面都可以轻易读到的情节普通的小说。当然，情节普通并不是错误。因为这个社会依旧有很多读者愿意沉溺于这种无端的反复和无聊的叙述当中。现而今真正能够畅销的书，一捧到手上就可以嗅到一股根深蒂固的商业气味来。蒋峰酝酿着自己的故事，兴许是发觉如果就这样将故事不加经营地丢出去，一旦毫无反响，或者只造成“低俗”效果，他的故事就将真的和《故事会》上面的故事一样，仅供人们在等公车或者上厕所的时候用来消遣。这样的结果自然是蒋峰所不允许的，他曾经宣称要写出“最好的华语小说”，而这个愿望的实现肯定需要他的小说得到更多的认可，更多的赞扬。
于是蒋峰想了一个自作聪明的办法：给简单的情节以复杂繁琐的叙述，冠庸俗的故事以文学的名义。“如果你不能说服你的读者，你就先将他绕蒙。”蒋峰俨然得到了说这句话的人的真传。整部小说保持着一种紧绷得近乎神经质的语言特质。很简单的一条故事主线被他撕得四分五裂，然后狡猾地将这几根毛线绕成一个毛球，然后在几个线头之间换上不同身份不同人称进行多角度的叙述（我想这和他的精神支柱福克纳有关），并在故事的某个部分把毛球上的一个线头再撕成三部分，卖弄地告诉读者：请按照编码进行阅读，每一种重新组合的文本都会令你有新的发现和感受。
这简直是故意不让读者读明白！写作技巧的滥用使《维以不永伤》读起来艰涩无味，也使蒋峰陷入了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困境。这种困境，在蒋峰的不少短篇小说写作中同样存在，譬如《63578342》。应该说，某些故事的难懂是由故事本身的生涩和复杂决定的，但是如果刻意地将一个故事往生涩复杂里面拽，将一些简单的情节复杂化，将清晰的脉络绕成乱麻，这是叙述者的失败，也是对阅读者极不负责的做法，但是蒋峰就偏偏这样做了。这就犹如明知道此路不通却偏撞南墙，伤筋损骨的结果可想而知——蒋峰的小说让读者感觉思维混
乱、生涩虚浮，这个命运是跑都跑不掉的。可蒋峰自己并不以为然，他甚至还十分兴奋地表示：一个故事被重复上四遍，故事的全貌就被展示出来了。在我个人看来，这句话是相当幼稚而可笑的，一个好好的故事被他拆得支离破碎再重新组合得满布裂痕，他居然还天真地认为故事的全貌被展示了出来。这就好像是把一个好好的人被劈成四片，然后再切成几十大块，有意识无意识地让其扭曲地排列在一起，有的部位甚至还被换上了其他动物的躯干，但是，肢解的人指着被他肢解的对象说：看，这个人已经完全彻底地展示在了大家面前！试问蒋峰，这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吗？如果说这是动物解剖课，兴许还有人看。可惜的是，小说是一种相当依赖整体性的文体，这种整体性是拒绝肢解和重复的。我坚信如果蒋峰按照时间顺序来写这本小说，我们读过一遍后，对情节的理解绝对比现在被蒋峰设计的圈套欺骗四次要深刻得多。蒋峰似乎有一个暗示的习惯，他会在读者对他的文本失去信心之后紧接着鼓励读者：你读下去吧，后面讲的肯定是你意想不到的精彩。这种对读者的欺骗，在《维以不永伤》以及新作《一，二，滑向铁轨的时光》一直没有断过。
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止一个作者对自己的信任。但是媒体的跟风让人大跌眼镜。因为媒体们奇怪，在一个韩寒和郭敬明们涌现的时代里，“80后”的作者们应该保持一种对商业写作的殷诚和膜拜才对，没有理由非要把自己的故事弄得生涩难懂让人难以接受吧。令人鼓舞欢呼的是，蒋峰不仅将这样一本书写了出来，并且据说还销量不错。于是媒体更加纳闷了，一个写出来的书让别人看都看不懂的作者，为何还如此受欢迎？其实很简单，正是因为看不懂，所以才显得有档次，有内涵。于是很大一部分人马上从哈“韩”哈“郭”的圈子里跳出来，进入到一种愚蠢的跟风当中；在他们看来，蒋峰仿佛即将结束一个“80后”作者稚嫩写作的时代。这种趋势的一个明证就是马原主编的一本叫作《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的书，“实力”这个概念我尚且可以理解，在这个时候提出“实力”概念固然可以彰显出“80后”作者们试图改变现状进入技巧型写作层面的理想，但是可笑的是，这种实力变成了谁的作品越难懂，谁的写作技巧就越高超的攀比。
蒋峰乃至所谓的“80后”的实力派作者们应该明白的是：雅俗共赏的作品才真正具有生命力，形式不过是内容的载体，任何形式大过内容的小说都难免会显得笨拙。但是蒋峰依旧相当不安分地以此为豪，这不得不让我怀疑他正在距真正的实力写作越来越远。
在美术当中，素描是必须的基本功，几乎每个从事美术创作的人都需要有扎实的素描功底。但是素描能力再怎么扎实，也仅仅是功底而已，没有人会无知到把显示自己扎实素描基本功的作品当成伟大的艺术品。要知道，一根制作手法再娴熟不过的扁担，也是不可能陈列在家中当艺术品的；能够陈列在家中当艺术品的，只能是那些经过艺术加工与改造之后的扁担。只要蒋峰能够将其自身的潜质挖掘出来，他还是不失为一个“80后”中的好作者。其实，这样的潜质在他的某些作品中时有表现，比如在《比喻：鹅卵石、教育及才华横溢》那篇文章中就相对做得比较好。
（下）
中国文化曾经在一段时间里领先世界，于是中国文人大都认为“天朝上国”哪有必要向西方蛮子文化取经？尽管中国文化本身有很大的自我繁衍和矫正的能力，但一湖死水终究会变黑变臭，一如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提到的“文化酱缸”。西方小说则在“文艺复兴”后快速地发展、成熟起来，到了19世纪之后，小说这门手艺已经锻造得颇为完善。而在中国，直到“五四”以后，小说作者们才开始借鉴西方小说的写作技巧，开始向小说的“现代化”进军，并逐渐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者和作品。
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小说偏重于对事件、语言及人物表面特征和客观环境的刻画和描写。惯用的手法是，将人物形象的刻画，归入到对事件矛盾冲突的描写中。所以这些小说难免流于性格单一，少变化，轻主体。西方小说则偏重于心理描写，旨在挖掘沉淀于小说人物内心的潜意识，善于刻画出丰满、善变的人物性格，让有血有肉的人物跃然纸上。西方小说中包含着作者的广博知识，涉及社会许多方面，因而内容丰富翔实，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领域的知识。
蒋峰的文本创作方法是什么？东方还是西方，难以说清楚。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翻译体”，所谓“翻译体”是不是就是东西方小说写作的汇流处，是不是就是东西方小说交流之后的结晶？我在阅读蒋峰小说时也在不停地思考着。读罢之后我猛然觉醒，原来“翻译体”只是因为翻译工作者的外语能力和母语能力之间的协调性不够好，尤其是翻译比较生涩难懂的句子时，经常把原意扭曲或者变形了翻译出来，甚至索性变得不知所云。所以说，翻译体其实是一种相对牵强的文体。
在我看来，一个作者刻意模仿翻译体，好比一只跳蚤在鼻子上插根牙签充大象，一样具有幽默色彩。西方的小说创作的确有很大一部分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我们要学习的并不是一个外壳，西方文本的魅力来自其对人的内在精神、心理的深入挖掘，并不是因为其生涩难懂，更何况某些生涩难懂还是因为翻译时的语言断层造成的。对于西方的读者来说，好像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