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即北斗星加二十八宿之数。
汉武帝末年，分封在曲阜的鲁恭王刘余，因扩建宫殿拆除孔子旧居，在墙壁中发现了几部古书，其中一部即是《尚书》。由于这部《尚书》是用先秦字体书写，故称为古文《尚书》。所谓“古文”，其实就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赶紧将这些古书交还于孔子的后人孔丘十一代孙孔安国。孔安国将古文《尚书》和通行的今文《尚书》比对，结果多出十六篇。顿时如获至宝，毕恭毕敬地在征和二年献书于朝，无奈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翌年带着遗憾逝去。而由于古文《尚书》语言佶屈聱牙、字体奇异难辨，一时无人通读，朝庭只好封压起来。直到汉成帝时，经学家刘歆领校皇家藏书，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尚书》，校出今文《尚书》脱简及异文若干，便向皇上建议推行古文《尚书》，可是立即引起众人不满，并由此暴发了一场今古《尚书》之争。今文派继承了先秦诸子遗风，思以其人道易天道，主张通经致用，解经只重微言大义，研究其历史治政；而古文派不重大道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留心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其间，古文《尚书》还出现了“河间献王本”、“中秘古文本”、“张霸百两篇本”、“杜林漆书本”等。比较流行的是“杜林漆书本”，因为该本没有“佚书”十六篇，只有同于今文《尚书》的二十九篇，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大家，先后为其作注，越发赢得了人们的尊信。
实际上，因为《古文尚书·大禹谟》强调尧舜禹禅让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因此汉儒之争，背后是王莽外戚和刘氏皇族的势不两立，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按虞、夏、商、周四个朝代编排而成。按内容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人的远古历史传说，如尧禅位于舜，大禹治水，禹的儿子启征伐诸侯有扈氏等；第二类是关于周朝建国初年的重要文献，主要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动，包括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东征、还政成王等：第三类是一些零散孤立的档案，所属皇朝不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和其它篇章没有直接的关联，如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时告谕臣民的讲话等。按文体可分为六种：第一种是“典”，即经典。如《尧典》，记载了尧、舜的事迹和言论。古代史官认为这篇文献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故奉为经典。有人怀疑《尧典》并非当时的记录，而系后人根据传说追叙而成；第二种是“谟”。“谟”的读音和字义与“谋”相通，“谟”即“谋议”。如《皋陶谟》，记载了舜、禹、皋陶等人彼此的问答、谋议治政的谈话；第三种是“训”，即教训、告诫。如《高宗肜日》，记载了大臣祖已教训商王的话；第四种是“诰”，即诰谕。无论口头或书面，告谕别人都叫“诰”。“诰”即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上位者对臣民的讲话，此类文章占了全书的半数，是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由于多是记录讲话者的口语，也最为难懂。如《盘庚》记载了盘庚告谕臣民要服从迁都于殷，《康诰》记载了周公教导弟弟康叔如何统治被征服的殷人，另外还有戒酒的《酒诰》，不要贪于逸乐的《无逸》等；第五种是“誓”，一般指出兵征伐或交战前所宣布的誓师词。如商汤伐夏桀时的《汤誓》，周武王伐商纣王时的《泰誓》、《牧誓》等，词句多简短、有节奏、有韵律，颇像我们现代的口号；第六种是“命”，即君主奖励或赏赐某个臣子时宣布的命令。如《文侯之命》，即周平王对晋文侯发布的一道奖令。其中的名篇，当属《禹贡》和《洪范》。
不算没有定论的《山海经》，《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其“大陆”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大一统治政蓝图，“别大陆”、“任土作贡”，根据大陆不同的土质制定田赋和土贡制度。从现在的角度看，《禹贡》的内容已涉及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诸多方面，可谓是我国第一部结集性的地理著作。《洪范》则是研究我国古代丹道宗旨、治政宗旨的重要文献。“洪”即“大”，“范”即“法”。“洪范”即统治。它分九个部分，称为“洪范九畴”所谓九畴即九种玄修。主要是根据天的意志和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相克的玄学来解释自然现象、人事吉凶和治政等级制度。九畴之一讲的是“五行”，即水、火、木、金、土。这五种朴素的材质，各有其特性：“水向下渗透，火向上燃烧，木可以弯曲伸直，金可以随意屈伸，土可以生产五谷”。人还可以从中感知五种味觉：“咸、苦、酸、辛、甘。”此说在中国古代神秘学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它既对后来的朴素唯物主义影响深远……如《管子》认为水是万物的根源；又成了天人感应神学观的依据……如东汉史学家班固汇集董仲舒等人用五行休咎玄学牵强附会出的许多历史资料，写了《五行志》，成为中国历史丹道中支配人们宗旨二千多年、完整地宣扬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巨著！
《洪范》认为，世界上的万物和王朝秩序，都是由“天”安排而定的。“天”是真正的主宰，帝王是天之骄子，是民之父母。帝王代“天”治理百姓，要“建用皇极”。至大谓“皇”，至中谓“极”。“皇极”即“大中”。“大中”即“最高正义”或“绝对正义”。此为九畴之五，居于正中。武王代商后，深知治理国家要借助前朝的经验和教训，于是前往拜访商朝的遗贤。武王问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上天保佑下民，监视他们的行事，它的秩序如何，我还不大明白。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他没有直接回答武王，却把答案推到更早的夏朝，给他讲述了一则大禹治水的故事，借此道出神圣至极的“洪范九畴”。他说：“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我听说从前鲧用土阻塞洪水，违反五行中水的特性，上帝震怒了，不给他洪范九畴，世界的正常秩序破坏了，鲧也被杀死了。禹继承鲧的事业，上帝赐给他洪范九畴，才恢复了世界的秩序。与其同时，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也被人们视为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首先，它补充了许多历史事实。如《大禹谟》记载了舜欲把帝位禅让给禹，而禹却想让皋陶的事。禹曰：“联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舜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最终由舜决定禅禹帝位。此即禅让制转为世袭制过程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其次，它保存了大量的格言和成语。如《大禹谟》载：“满招损，谦受益。”《五子之歌》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旅獒》载：“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周官》载：“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等等。众多格言和成语，具有极强的教育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有一些至今仍然引用。第三，它可考知旧籍引语的背景和用意。如《左传·成公十六年》引《夏书》：“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初看此文不知缘何要说此话。待查过《五子之歌》，方知是太康五弟在其兄失国后痛述祖上教训，大意是：人民的怨恨岂能只看明处，在细微不见之时就应图谋。再如《论语·为政》引《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初读也不知所云，待查过《君陈》原文：“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东郊，敬哉！”才明白这是周成王嘱咐儿子君陈以孝友品德能施于政的话。如此种种，可明了其引文的背景和用意，从而加深理解。同时还可订正旧籍引文之讹，纠正旧注之误。尤其难能可贵的，无论今古《尚书》，都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了“敬德保民”宗旨，认为“德政”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唯有德政，上天才会永保天子之命，唯有德政，臣民才能拥护。因此，德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敬德就是敬天，就是保民，要保民必须明德慎罚。”
第二百一十六章 神级学霸（）
手机中，传来李医生吞口水的声音：“听起来很可笑是不是，为了寻章摘句而成为殉道者，这不是聪明人应该做的事。然而，这就是所谓的文人风骨。
而且，如果我说，这些儒生的唇枪舌剑，口诛笔伐，争的不但是道统，更是大汉天下呢？”
老马起了兴致，李医生却卖了关子，继续说：“到了东汉时期，因为汉光武帝的原因，最后与谶纬和光同尘的儒家仅仅是苟延残喘，虽然在东汉末年，不少儒生例如鼎鼎大名的郑玄开始努力调和两派，但贻害无穷。
历史同时一往无前，不在乎何谓正统，仅仅是成王败寇。随着东汉后期的治政腐败，权贵豪门请托舞弊，曾经造成严重的察举不实，儒术让位权势。时有谚讽刺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虽然曹魏以降，孝廉则在于经学的深湛，但门阀士族势力已经日益发展，与之相适应，在选官上产生了九品中正制。作为汉代入仕荣途的察举制，其地位开始下降，由之入仕者，多为普通士人，高门权贵子弟一般是凭藉门第获得上品，并由一些被视为“清官”的官位直接起家为官。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崇尚玄修黄老，儒学被压制，察举仍是基本的入仕途径之一。曹魏文帝黄初年间改察举员额为各郡每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又废除了限年四十之制。西晋初年王朝定制，秀才科也须进行对策，五策皆通方能拜为郎中。至此，察举形成了秀才对策而孝廉试经，以策论、经术二途每岁考士的格局。
东晋时，察举已相当衰落。东晋规定孝廉每郡岁举一人，丹阳、吴、会稽、吴兴岁举二人；秀才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一人，或三岁一人。刘宋明帝泰始中，定制秀才对策五问皆通者为上第，四、三为中第，二为下第，仅一问合格为不及第。北方十六国中许多政权，都采用了察举取士之法。北魏太武帝四年，郡国察秀孝数百人。此后，北魏以至北齐、北周政权，都以察举为基本选官途径。北朝察举考试，秀才也是对策五问，孝廉则试经十条，及格在八条以上为及第。察举员额为上州、上郡岁举秀孝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南北朝时期，秀才、孝廉在任用上不再先拜郎署之郎官等待迁调，而是直接任命为博士、秘书郎、著作郎、员外散骑侍郎、奉朝请、县令等，或为公府、军府、王国和州府的僚属。南北朝时，察举又趋复兴。但此时之察举，特别是秀才一途，大多为门阀士族占据。北朝后期，随门阀制度的衰落，察举中的普通士人再度增多。
“新道统”的产生和传播常常要以“流血”、“苦斗”和“牺牲生命”为代价，当王莽篡汉，汉儒就分为受春秋时各国模因影响的传承，在经书被发掘后整理统一的古经文派，与在汉朝统一后以汉初继承儒生口耳相传而统一的今经文派。这些儒生在东汉时期因为谶纬影响而吸纳了不少阴阳家传承，彼此从口诛笔伐转向武装斗争。直到东汉末年郑玄等等排除门户之见融合两派的儒家宗师，才把传承流传下去。后世康有为根据《史记》的《河间献王传》以及《鲁共王传》时并未载古文经一事，故而断定古文之伪，《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皇族，后来改名刘秀的刘歆伪造的，“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至于刘歆这位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制造伪经的目的，则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政权。
刘歆是汉高祖刘邦四弟楚元王刘交之后，刘向之子，他的祖辈作为大难不死的诸侯王，多数都有忧谗畏讥，做学问自污的传统。到刘歆成人之时，虽家世不如当初显赫，却仍凭着一个宗室的牌子在朝中占一职位，“家产过百万”。当刘歆初入仕途为黄门郎不久，以孤贫恭俭而声名盛高的王莽也因王凤临终之托而为黄门郎。两个出身豪贵而又博学的年轻人从此结下了较深的情谊。经过几十年的奋斗，野心勃勃的王莽终于“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哀帝死后，他更被举为大司马，独掌政权。为了给最终篡权作准备，王莽胁持上下，设计诛灭政敌，拔擢党羽。失意的刘歆成为王莽拉拢的对象。王莽把刘歆召回京师，先任命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迁官为中垒校尉。不久，王莽为安汉公，随即任刘歆为羲和、京兆尹，封红休侯，让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这时的刘歆已成为宣教事业的最高领导人。从王莽来说，为了实现政治野心，也需要有一种新的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而刘歆所鼓吹的古文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左传》和《周礼》，颇有一些利于其篡汉夺权的内容，所以他利用政权的力量大力支持刘歆推行古文经学，同时换取刘歆等人利用古文经学为其固位、篡权和托古改制制造舆论，提供谋略。元始三年王莽把女儿许配给平帝为皇后，刘歆等人就占卜说：“兆遇金水工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并为之“杂定婚礼”。由此，王莽得加号“宰衡”，其子王安、王临皆封侯。元始四年，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以刘歆典其事，其制度之盛，无与伦比。从而赢得天下儒生学士的好感，他们上书认为这是比“唐虞发举，成周造业”更有意义的事业，要求给王莽“位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王莽得加“九锡”，成为无冕的帝王。元始五年，刘歆作《钟历书与《三统历谱》。前者从钟律的考定，以恢复古代的乐律。后者从其父“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的理论出发，考其三代历日，从而探索历史变化与天命的关系。两者后来都成为王莽篡权建新的基础理论。刘歆的卓越学识确实是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的，然而，他又是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虽然他最后谋诛王莽，事泄自杀，但终究与王莽的不光彩事业捆在一起，而受到后人的唾弃。
但或者在他看来，个人荣辱在人道天堂面前无足重轻。以“天”为主的神权治政宗旨，它贯穿了尧、舜、夏、商时期；而儒家以“德”为特征的德治宗旨，在夏、商时期，德与治尚未结合，到周初才开始合二为一，并形成“敬德保民”宗旨。在《虞夏书》和《商书》篇中，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即人对神秘莫测的“天”由衷的崇拜和发自内心的惶恐。无论帝王还是臣民，一说到“天”，即肃然起敬、尊崇顶礼。在《尚书》中，“天”除用以指自然外，均为有意志人格的“神”，和上天、上苍、上帝、天帝之意相同。天不但能主宰一切，而且还有好恶之能。天时上的风雨晦冥，人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的丰啬，战斗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甚至人的宗旨感情，都是由天主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