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使利益与激情的冲突变得清清楚楚）；为要表达所有基本性的（基本性即对于情节及其意义的可喻性而言）东西，它要放弃所有“非基本性的”，也就是说，所有寻常、平凡的、日常的，那些偶然或简单的气氛。
是福楼拜（“我们最可敬的大师”——海明威在致福克纳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到他）使小说走出戏剧性。在他的小说里，众人物在一种日常的气氛中相遇，这种气氛（通过它的若无其事，它的冒昧，而且还有它的致使一种境况变得美丽而难忘的环境和它的魔法）不断地干预到他们内在的故事中。
艾玛（EMMA）与利奥（LEON）在教堂中约会，但是一位向导来到他们俩这边，没完没了、徒劳地闲扯，打断他们俩的相会。蒙特朗（MONTHERLANT）①在给《包法利夫人》作的序言中，讥讽这种把一个反衬的主题引入一个场面在方法上的讲究，但是讥讽是不适当的；因为这里并不是一个艺术上的造作；它是一个发现，而且可以说是本体论的：对现在时间的、结构的发现；对我们的生活所赖以建立的、寻常性与戏剧性永久同在的发现。
①HENRYMILLONDEMONTHERLANT（PARIS1895—PARIS1972），法国作家。
抓住现在时间中的具体，这是自福楼拜起的持续的一种倾向，它给后来小说的演进打上了烙印：它后来找到它的顶峰，一座真正的纪念碑，是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此书在将近九百页中，描写了十八个小时的生活；布鲁姆（BLOOM）和麦格依（M’COY）在街上停下来；一秒钟内，在两句相连接的对白中间，无数的事发生了：布鲁姆的内心独白；他的姿式（手插在兜里，触到了一封情书的信封）；他所看见的一切（一位太太登上一辆马车并让人看见她的大腿，等等）；他所听见的一切；他所闻到的一切。现在时间的一秒钟在乔伊斯那里，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无限。
五
在史诗艺术和戏剧艺术中，对具体的激情以不同的力量表现出来；它们与散文的不同关系便是证明。史诗艺术在十六、十七世纪便放弃了诗体而因此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小说。戏剧文学从诗句过渡到散文则是在较后来而且要慢得多。歌剧更要慢，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随着夏尔邦迪埃（CHARPAENTIER）①（《路易丝》，1900年）、德彪西（《佩利亚斯与梅丽桑特》，1902年，然而它却是根据一首极有风格的诗化散文而写成的）以及雅那切克（《杰努发》，写于1896—1902年间）而实现。后者，在我看来，是现代艺术时代的最重要的歌剧美学的创造者。我说“在我看来”，因为我不愿意隐藏我个人对他的激情。然而，我不认为自己看错了，因为雅那切克的功绩实在是巨大的：他为歌剧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散文的世界。我不是想说只有他才这样做。［作了《沃采克》（WOZZECK，1925年）的伯格（BERG）②，曾被他充满激情地加以捍卫，甚至作了《人类之声》（1959年）的布朗克（POULENC）③，他们都与他接近。］但是他以特殊的、始终不渝的方式追逐自己的目标，在30年中，创造出5部传世的巨作：《杰努发》（JENUFA），《卡嘉·卡巴诺娃》（KATIAKAABANOVA，1921年），《狡猾的狐狸》（LARENARDE RUSEE，1924年），《马可布罗斯事件》（L’AFFAIREMACROPOULOS，1926年），《死屋手记》（DELAMAISONDESMORTS，1928年）。
①GUSTAVECHARPENTIER（DIEUZE1860—PARIS1956），法国作曲家。
②ALBANBERG（VIENNE1885－VIENNE1935），奥地利作曲家。
③FRANCISPOULENC（PARIS1899－PARIS1963），法国作曲家。
我说过他发现了散文的世界因为散文不仅仅是一种与诗体不同的报告形式，而且也是现实的一种面孔，每日的、具体的、即刻的面孔，它在神话的对立面。这里，人们触到了所有小说家的最深刻的信念：没有任何东西比生活的散文更为隐匿；任何人都不断地试图把它的生活改变为神话，可以说试图把它改编为诗，用诗为它盖上面纱（用蹩脚的诗）。如果小说是一种艺术而不仅仅是“文学的一种”，那是因为对散文的发现是它的本体论的使命，而除它以外任何其他的艺术都不能完全地承担它。
在小说走向散文的奥秘，走向散文的美的道路上（因为作为艺术，小说将散文作为美来发现），福楼拜跨出了巨大的一步。在歌剧的历史上，半个世纪之后，雅那切克完成了福楼拜式的革命。但是假如，在一部小说里，这一革命在我们看来完全自然（如同艾玛与鲁道夫在农业促进会的那一场戏作为几乎不可避免的可能性而刻入小说的基因），在歌剧中，它则不同，它更加令人惊骇，更加大胆和出乎意外：它与非现实主义的和看上去似乎与歌剧的本质不可分离的极端风格化原则唱反调。
在歌剧的尝试过程中，伟大的现代派更经常地走了比他们的十九世纪先驱更为彻底的风格化道路：赫纳格（HONEGGER）①转向传说或圣经题材，给它们赋予一种摇摆于歌剧和清唱剧之间的形式；巴托克的唯一一部歌剧其主题是一篇象征主义寓言；勋伯格写了两部歌剧：一部是幅寓意画，另一部把一个极端的界于疯狂边缘的境况搬上舞台。斯特拉文斯基的歌剧都是根据改成诗体的文章写成并极具风格。雅那切克因此不仅是反歌剧传统而动，而且也逆现代歌剧的主导方向而行。
①ARTHURHONEGGER（LEHAVRE1892－PARIS1955），瑞士作曲家。
六
著名的画：一个男人矮个子留胡须，一头厚厚的白发，漫步而行，手上一本打开的笔记本，用音乐符号记下他在街上听到的说话。那是他的激情：把活生生的讲话记为音符：他留下了一百多首这样的“口语的语调”。这个让人奇怪的活动使他在同时代人眼中，最好的是被视为独特的人那一类，最糟的是被视为幼稚的人，即不懂音乐是一种创造，而不是对生活的自然主义摹仿。
但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摹仿生活？问题在于：一个音乐家他应不应该接受音乐之外的音响世界并研究它？对口语的研究可以解释雅那切克全部音乐的两个基本方面：
一、其旋律的独特性：在浪漫主义末期，欧洲音乐的旋律财富似乎枯竭（事实上，七个或十二个音的变调从算术角度讲是有限的），人们所熟悉的并非来自音乐而是来自说话的客观世界的语调，使雅那切克得以获得另一种灵感，另一种旋律想象的源泉；他的那些旋律（也许，他是音乐历史上最后的伟大旋律家）因此而具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特点，让人即刻可以辨出：
1．与斯特拉文斯基的准则（“在您的音程上要节俭，像对待几块美元一样对待它们”）相反，它们包括许多长度不寻常的音程，这种音程直到那个时期为止在一个“美”的旋律中还是不能想象的；
2．它们很简要，浓缩，并且几乎不可能展开，延长，并用那时候流行的技术来制作，这些技术会立刻使它们虚伪、人工化、“说谎”，换言之，它们是用它们自己的方式展开的：或者被重复（顽固地被重复），或者以一个短句的方式来处理：比如逐渐被加强（按照一个人强调、恳求的方式），等等。
二、它的心理方向：在雅那切克口语的研究中，首先使他感兴趣的，并不是语言（捷克语）的特别的节奏，它的韵律学（在雅那切克的歌剧中，人们找不到任何宣叙调），而是说话的人在讲话一刻的心理状态对于说话语调的影响；他试图明白旋律的语义学（这样它成为斯特拉文斯基不给予音乐任何表达能力的对立面；对于雅那切克，唯有是表现，是激动的音符才有权存在）；雅那切克仔细观察一个语调与一种感动之间的关系，作为音乐家，他获得了完全独一无二的心理分析的清醒头脑；他的真正的心理分析的疯狂（我们应当记住阿多尔诺谈到过斯特拉文斯基的反心理狂热），给他的全部作品打下了烙印；正是由于它，他才专门地转向歌剧，因为只有在歌剧那里“从音乐上确定种种感动”的能力才得以实现，并且比在任何别的地方能够更好地得到检验。
七
在现实中，在现在时间的具体之中，什么是一场对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戏剧中，在小说里，或甚至在广播里的对话并不像一场真正的对话。这肯定是海明威在艺术上的困扰之一：捉住真正的对话的结构。让我们来试图通过把它与戏剧对话结构相比较来给这一结构下定义：
一、在戏剧中：戏剧的故事在对话中和通过它来完成；这个故事因而完全集中于情节，它的意义，它的内容；在现实中，对话由日常性所包围，所中断，所延迟，对话的展开曲折，由于它而转移，它使对话不系统，不逻辑。
二、在戏剧中，对话要提供给观众最易理喻的想法，最明朗的戏剧冲突与人物；在现实中，谈话的人物相互认识并了解他们所谈的内容；因此，对于第三者，他们的对话从来不是完全易懂的；它是个谜，好比已说出的东西的一层薄薄表面，在巨大的不—说（NON－DIT）之上。
三、在戏剧中，表演的有限时间致使在对话中最大限度地节省词句；在现实中，人物们回到已经讨论过的题目上，互相重复，改正他们先前才说过的，等等；这些重复和笨拙将人物的固定想法暴露出来，并给对话赋予一种特殊的旋律。
海明威不仅善于把握真正的对话结构，而且从这一结构出发，创造了一种形式，简单、透明、清澈、漂亮的形式，有如在《白象般的群山》中出现的那样：美国人与姑娘之间的对话从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开始了钢琴；同样的词句的重复，同样的表达方式穿越整个叙述并给了它一种旋律的统一（在海明威那里，正是一出对话的这种旋律化如此撩人，如此令人如醉如痴）；端来饮料的老板娘的出场，使紧张被减速，但它仍然逐渐地上升，在接近末尾时达到它的顶点（“请你请你”），然后以最后的词句平静下来变为PIANISSIMO（极轻的乐段）。
八
“二月十五日时近傍晚。十八点钟的黄昏，靠近火车站。”
“人行道上，高个子，双颊绯红，穿一件冬天的红色大衣，微微战栗。”
“她生硬地说起话来：
“我们在这里等等，可是我知道他不会来。”
“她的女伴，双颊苍白，穿一条可怜巴巴的短裙，用来自她心里的阴郁、伤感的回答打断最后一个音符：
‘这对我无所谓。’”
“而且她一动不动，半是反抗，半是等待。”
雅那切克在一家捷克报纸上定期发表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这样开始的，文中带有他的记谱。
我们想象一下那一句“我们在这里等等，可是我知道他不会来”是一位演员在观众面前高声朗读的一个叙事中的一句对话。大概我们会从他的语调中感觉出一种虚伪。他读这一句会像是我们在记忆中可以想象的那样；或者，简单地说，为的是激动听众。但是在一种真实的境况里人们怎么说出这一句呢？这句话的真实旋律是什么？被失去的一刻的真实旋律是什么？
寻找失去的现在；寻找一刻间的真实旋律；要使人惊讶和要捕捉这一逝去的真实的欲望；因此而揭穿即刻现实中的神秘的欲望。即刻的现实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地落荒逃去，我们的生命因此而变成世上最不为人知的事物。我以为，对口语的研究的本体论意义，以及，可能是，雅那切克全部音乐的本体论意义，正在于这里。
《杰努发》的第二幕：在数天的产褥热之后，杰努发下了床并得知她的新生婴儿已死去。她的反应令人意外：“那么，他死了。那么，他成了一个小天使。”然后，她平静地，在令人奇怪的诧异中，唱出这几句，仿佛人已瘫痪，没有叫喊，没有手势。旋律的曲线几次重新上升又立即下落，仿佛它自己也被击瘫；它是美的，令人感动，并不因此而不再准确。
诺瓦克（NOVAK）①，当时最有影响的捷克作曲家，曾嘲笑这一场面：“好像杰努发惋惜她的鹦鹉的死亡。”一切正在这里，在这个愚蠢的挖苦中。当然，人们不这么想象一个女人是在听说她的孩子死去！但是一个事件，人们所想象中的，与这个事件发生时刻的在，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①VITEZSLAVNOVAK（KAMENICE1870－SKUTEC，1949），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学生。
雅那切克根据一些所谓现实主义的戏剧写了他的早期的歌剧。在他那个时期，这已经打乱了常规。但是由于他对具体的渴望，甚至散文式的戏剧形式，很快之间，在他看来失之于造作：于是他写了他的两部最大胆的歌剧剧本，一是《狡猾的狐狸》，根据发表在一份日报上的小说连载写成，另一个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根据一本小说（再没有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非自然和非戏剧更大的陷阱了！）而是根据他在西伯利亚营地的“报导”《死屋手记》。
和福楼拜一样，雅那切克为一个场面中让人感动的不同内容同时存在而入迷（他了解福楼拜式“反衬主题”的迷人之处）；所以在他那里，乐队并不去强调，而是相反，经常与歌中的激动性主题唱反调。《狡猾的狐狸》中有一个场面始终使我特别地感动：在森林中的一个小客栈里，一个看林人，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和客栈老板的妻子在聊天；他们回忆起他们的不在场的朋友，客栈老板，他那一天在城里，想起牧师，他已搬了家，回忆一个女人，小学教师爱上她，她刚结了婚。谈话很寻常（在雅那切克之前，人们从未见过在一场歌剧中这样缺少戏剧性和这样平凡的场面），但是乐队充满几乎不能支持的怀旧，使得这一场戏成为从未有过的、对于时间短暂的最美的哀歌之一。
九
14年间，布拉格歌剧院的经理，乐队指挥和次平庸的作曲家，一位叫科瓦罗维克的人，拒绝《杰努发》。如果说他后来终于让了步（在1916年，他自己指挥了布拉格首场《杰努发》），但他却没有因此而停止强调这是雅那切克的闲情逸致所作，并在指挥中对乐谱加了许多改变和修正，甚至多处划掉。
雅那切克那时没有反抗吗？有，当然。但是如众所周知，一切都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关系。而弱的一方是他。他已经六十二岁并且几乎不为人知。如果他强烈抗拒，他可能还要等十年才能等到他的歌剧的首场演出。况且，甚至他的那些被他们的大师的意外成功所欢欣的拥护者也全都同意：科瓦罗维克干得很漂亮！比如，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人们找到了杰努发的被淹死的私生子，虐待女儿的母亲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警察带走她，杰努发和拉柯单独在一起。拉柯，杰努发喜欢另一个男人胜过喜欢他，他却一直爱杰努发，决定和她在一起。等待这一对人的除了苦难、耻辱、流放，没有任何另的。不可能摹仿的气氛：隐忍，忧伤，然而却被一种辽阔的同情所辉映。竖琴与弦乐，乐队的温柔的音色；大悲剧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由一曲平静、动人和亲切的歌而完结。
但是可以把这样的终结给一出歌剧吗？科瓦罗维克把它改变成一出真正的爱的神化。有谁敢于反对一个辉煌顶峰呢？况且，一个辉煌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