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刑法典》是英美法系（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相结合的产物。中华帝国制定的法律，大多以德国和日本为蓝本，日本的法律也主要参照德国制定的。德国是大陆法系的国家，所以中华帝国的法律打诞生那一刻起，就具有了大陆法系的特点。
一般来讲，大陆法系具有以下特点：①明确立法与司法的分工，强调成文法典的权威性。强调立法是议会的权限，法官只能适用法律，决案必须援引制定法，不能以判例作为依据。②比较强调国家的干预和法制的统一，尤其在程序法上如此。例如，许多法律行为需要国家的鉴证、登记，检察机关垄断公诉权，庭审时采取审问制，以及法院的体系统一，等等。③重视法律的理论概括，强调法典总则部分的作用，这是罗马法的一种传统。④注重法典的体系排列，讲求规定的逻辑性、概念的明确性和语言的精练。
但由于中华帝国是首次建立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特点的法律体系，许多法律并不完备，也就不能完全按照大陆法系的要求进行审案，所以，又引入了海洋法系的一些原则：那就是在成文法的基础上，判例也就有法律效力，法官在决案时，可以引用判例作为依据，除非该判例为皇帝、国会或大理院所废除。
与《大清律例》相比，《中华帝国刑法典》具有以下特点：
1。反对比附援引，主张罪刑法定。主持修律的大理院院长沈家本提出：“一切犯罪须有正条乃为成立，即刑律不准比附援引”。在提出反对比附的理由时，他对比附援引的弊端进行了精辟透彻的法理分析，指出比附有三个弊端：第一，“司法之审判官得以己意，于律无正条之行为，比附类似之条文，致人于罚，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为一，非立宪国之所宜有也。”第二，“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授类似之罚，是何异以机杀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许审判官得据类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难期统一也。”这一思想在《中华帝国刑法典》第10条中得到了具体体现。该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草案对此还特别说明：“本条所列之一切犯罪须有正条乃为成立，即刑律不准比附援引之大原则也。”罪刑法定原则被公认为近现代刑法典的基石。《中华帝国刑法典》破天荒地确认本质上具有限制国家刑罚权属性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
2。反对酷刑，废除肉刑，提倡慎刑，主张刑罚人道主义。沈家本主张“刑法之当改重为轻”为“今日仁政之要务”。沈家本对古今中外死刑作了通盘的考察，他指出：“中国刑法，周时大辟二百，至汉武帝时多至四百九条，当时颇有禁网渐密之议。元魏时大辟二百三十条。隋开皇中除死罪八十一条。唐贞观中又减大辟九十三条，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刑法号为得中。国朝之律，沿自前明。顺治时律例内真正死罪凡二百三十九条，又杂犯绞三十六条。迨后杂犯渐改为真犯，他项又随时增加，计现行律例内，死罪凡八百四十余条，较之顺治年间增十之七、八，不惟为外人所骇闻，即中国数千年来，亦未有若斯之繁且重者也。”而“欧美日本各国死刑，从前极为惨虐，近日则日从轻减，大约少则止数项，多亦不过二、三十项。”“盖西国从前刑法，较中国尤为惨酷，近百数十来，经律学家几经讨论，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完善。”他特别奏请将戏杀、误杀、擅杀三项虚拟死罪改为徒流。“此数项罪犯，在各国仅处惩役禁锢之刑。”而“中国现行律例不分戏、误、擅杀，皆照斗杀拟绞监候，秋审缓决一次，即准减流，其重者，缓决三次减流。盖虽名为绞罪，不过虚拟死罪之名，多费秋审一番文牍而已。现当综核名实，并省繁重之际，与其空拟以绞徒事虚文，何如径改为流俾归简易？……拟请嗣后戏杀改为徒罪，……误杀、擅杀……现律应拟绞候者，一律改为流罪。”使刑罚“总期由重而轻，与各国无大悬绝”。他主张“死刑惟一说”。他指出：“夫刑至于死，生命断绝，亦至惨矣。若犹以为轻，而更议其重，将必以一死为未足而淫刑以逞，车裂、菹醢、炮烙、铁梳种种惨毒之为，有加无已，极其残忍之性，互所底止？而死刑不可再分轻重，其理由大可研求矣。”在奏折中力主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代之以枪决。沈家本不仅主张死刑惟一说，而且主张废除残存的刺字肉刑。他认为用肉刑去禁绝犯罪，收效甚微，意欲用肉刑去警戒他人，则更属非理。他认为，刺字“在立法之意，原欲使莠民知耻，庶几悔过而迁善。讵知习于为非者，适予以标识，助其凶横；而偶罹法网者，则黥刺一膺，终身眀辱，有过无由自新也。”正是由于沈家本的推动，野蛮残酷、违反人道的肉刑才最终从中国刑律上被永远废止了。
3。反对刑罚报复主义，主张刑罚的目的在于惩戒和教化罪犯。在沈家本看来，“刑法乃国家惩戒之具，非私人报复之端。若欲就犯罪之手段以分刑法之轻重，是不过私人报复之心，而绝非国家惩戒之意。”根据这一刑法思想，沈家本在修订刑律的同时提出了改良监狱的问题，他认为，“刑罚与监狱相为表里”，“设狱之宗旨，非以苦人辱人，将以感化人也。”他在《实行改良监狱注意四事折》中提出了根据教化主义的刑罚思想，提出了改良监狱的完整方案，提倡改建新式监狱，博采各国新规编定监狱章程，借监狱之地，施教诲之方，以感化人为设狱的宗旨，对少年犯改用惩治处分。他还组织编译了各国监狱法，聘请了日本监狱法学者小河滋次郎起草了中国第一部监狱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总之，《中华帝国刑法典》打破了封建律例刑、民不分的旧格局，首次按照各国通例将刑律分为总则和分则，总则为全编之纲领，分则为各项之事例，使中国刑法迅速与近现代各国刑法典接轨，从而顺利地实行了刑法体系的转型。这部新刑律正式“删除比附”，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取消法律适用上的等级特权，取消了旗人犯谴军流徒各罪换刑减罪的特权，确认了沈家本的“一体同科”思想，明确规定了“本律于凡在帝国内犯罪者，不问何人适用之”的平等适用原则，根据近代刑法理论，明确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对故意、过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作了规定，明确了既遂与未遂、累犯与俱发等概念；确立了现代刑罚制度，将刑法分为主刑与从刑，主刑改传统的笞、杖、徒、流、死为死刑、徒刑（包括有期和无期）、拘留和罚金，从刑为褫夺公权和没收；基本上确认了死刑惟一说，对一切死刑犯罪只适用枪决。同时，对戏杀、误杀、擅杀由绞候改为减死之罪。同时，还仿照德国刑法，对幼年犯不用刑罚，而改用惩治教育等等。
第二卷 光华维新 第六十九章 万紫千红总是春（四）
（更新时间：2005…8…15 11：29：00 本章字数：1140）
与《中华帝国刑法典》同时被资政院通过的，还有《中华帝国民法典》。
在颁布《中华帝国宪法》之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如果说君主立宪制度是大势所趋的话，《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义务的条文就好像一粒石子投入了死水之中，引起了阵阵波澜。
《中华帝国宪法》第十条规定：中华帝国公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上，男女均有同等之公民权利及义务。
实际上，中国的人民，从来就没有平等过。
且不说先秦时期《左传》里面记载的“天有十日，民有十等”的传说，单是封建社会建立以后，就人为地将民众划分为许多等级。
皇帝是国家最尊贵的人物，享有一切大权。皇族依赖于皇帝，也享有许多特权。
贵族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享不同的特权。
平民也分为士农工商四等。
除了平民之外，还有贱民（比如浙江、福建、广东一带的船民）和中国数千年以来从来没有废除过的奴隶。
按照宪法的规定，中华帝国公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废除中国数千年以来不平等的制度。
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华帝国民法典》的制定和颁布也就成为了宪法颁行以来的头等大事。
《中华帝国民法典》首先确定了所有中华帝国的公民，享有同等的民事权利，承担同等的民事义务。皇族、贵族、士农工商、贱民、奴隶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其次，确定了物权不能及于人身的原则。也就是说，不能把中华帝国的公民看作另外一个公民的私有物品，以此为基础，废除了千百年来一直存在的奴隶制度。所有奴仆一律恢复平民身份，愿意继续为原来的主人工作的，视为雇工，雇主必须为自己的雇工支付报酬。
第三，为了保证男女平等的原则，《中华帝国民法典》中规定实施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一夫一妻制度，就是成年的男性和女性，都只能同一名异性结为夫妻，男性不得纳妾，女性也不得同两个及以上的男性结为夫妻。
凡是违反一夫一妻制度的，按照《中华帝国刑法典》的规定，以重婚罪论处。
当然，依照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则，在《中华帝国民法典》实施以前形成的一夫多妻的现状，法律仍然予以保护，不强迫这样的家庭实施一夫一妻制度，妻子和妾享有相同的权利义务，法律不追究重婚罪的责任，当然丈夫不能再纳妾了。同时丈夫也不得因为婚姻制度的改变而随意休妻，须得按照有关离婚的法律，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完成离婚手续。当然，如果妻妾不愿意同丈夫生活在一起时，也可以依法办理离婚手续。
为了配合《中华帝国宪法》和《中华帝国民法典》的实施，就连皇宫里面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永远割除太监名目，内廷供役，改用女官。
第二卷 光华维新 第七十章 万紫千红总是春（五）
（更新时间：2005…8…16 10：13：00 本章字数：2554）
为了配合《中华帝国宪法》和《中华帝国民法典》的实施，就连皇宫里面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永远割除太监名目，内廷供役，改用女官。
宦官，俗称太监或“老公”。文书上的称谓很多，例如有阉人、阉宦、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太监、内监等等。这些男子生殖器官被阉割后失去性功能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这批人是历代王朝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属的奴仆。
太监虽然并非中国的特产，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典籍中也常有阉人的记载，即便是到了近代，欧洲宫廷中仍然有使用阉人的纪录，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中就记载了这一情况，但使用太监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确实以中国为最。
据记载，我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才全部用阉人。这是由于在皇宫内廷，上自皇太后、太妃，本朝后、妃以及宫女等，女眷较多，史料上记载清圣祖康熙皇帝有名有姓的妃嫔就有六十多人。这么多的妻妾，皇帝一个人怎么照顾得过来，肯定有不少妃嫔一辈子独守空房，她们的寂寞生活，便是自古以来宫怨诗的题材。
西宫夜静百花香； 欲卷珠帘春恨长。 斜抱云和深见月； 朦胧树色隐昭阳。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暂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这些诗作，便是那些失宠嫔妃的真实写照。
皇宫如果允许男侍出入，难免会发生秽乱宫帷的事。皇帝一个人要占有那么多的女人，又不肯当元绪公，所以绝不允许有其他成年男性在宫内当差。但后宫的杂役又不能没有人做，于是便把男人去了势，才放他们入宫担任各种杂务。
我国历代宦官的人数以明朝为最，号称l0万。清朝改革了明代臃肿的太监机构，并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即宫规宫法，将明崇祯末年的9万多太监，削减为9000人。清朝太监的等级极其严格，清朝宫廷内没有管理太监的机构称“敬事房”，又谓“宫殿监办事处”。规定在督领侍下面，有大总管、副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下层打扫处小太监之分。发展至清代末期，太监等级更加复杂。在宫殿监中，就有总管、首领、掌案、回事和小太监之分；在各处所中又有首领、大师父、师父、带班、陈人、徒弟之别等等。如此层层节制，一级管一级。一级压一级，统治得非常严密。
封建帝王是世袭的，皇帝唯恐他人篡夺自己的皇位。一般情况下，皇帝猜忌朝廷的文武外官，总防着他们有外心：但却认为朝夕侍候在自己身边百依百顺、出身低下而又没有后代的内官员可靠。而宦官则往往利用在宫廷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攫取极大的权力，甚至操纵帝上。这些人数量不多，但奴性十足，狡黠阴险、残忍狠毒。一旦成为皇帝的心腹，更是谗谄佞邪，毫无顾忌。他们结成死党，挟持皇帝，假传圣旨，卖官鬻爵，贪赃枉法，陷害忠良，甚至可以废立以至杀死皇帝。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宦官专权曾演出了一幕幕祸国殃民的惨剧，其中以东汉、唐、明三代为最。秦朝的赵高，东汉的侯览、张让，唐代的高力士、仇士良、田令孜，明朝的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以及清代末年的李莲英，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宦官。
清代末年，紫禁城的太监大多来自河北省河间府，多半都是贫寒人家的子弟，他们为生活所迫才应选入宫。当时有的只有10岁左右就阉割净了身，李莲英就是8岁净身，9岁进宫的。
说到净身，清光绪年间，北京有专门干这种营生的，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五”和地安门内方砖胡同的“小刀刘”，就是专干这一行当的。有的说这两家的家主都是清朝的七品官，还有的说小刀刘是六品顶戴。他们每年分4次，即每个季度给总管内务府送净好身的孩子，这是他们的职业。净身的“手续”则全由他们两家包办了。在清初，对净身还有个规定，不能私自行事，按刑律规定，违者问斩。到了晚清就不那么严格了，也有个别人是父亲亲自给儿子净身的。
太监入宫后，其中有少数人靠着奉承和钻营的手段，慢慢爬上有权有势的地位，慈溜太后宠信的李莲英，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一代权监李莲英，曾与袁世凯互相勾结，藉以大发横财，仅一次就接受袁的贿赂20万两白银。李莲英临死时，不仅有大量的地产，还有无数的玉器珠宝，单单是抄家，就抄出纹银五百万两（大约相当于人民币一千万元）。
但是，紫禁城内不少下层小太监，终日辛苦劳动，到暮年离开皇宫，也没见过皇帝一面；太监受污辱被损害乃至折磨而死的事，亦时有发生。例如晚清宫廷中被慈禧派往光绪身边的太监寇连材，因他深明大义，斗胆违例向慈禧上奏折凡10条，劝慈僖归政，并言不宜去忠直人而专用阿谀者。最后被慈禧以内监有言事者斩，按清朝成例，送交刑部命处斩勿论。据说寇连材问斩时镇定自若，死而无憾。
紫禁城内责打太监的事，屡屡发生，他们只要稍有“不规”或偶有“犯错”，慈禧即下令动辄责打和处罚。刑罚之残酷，无以复加，实在骇人听闻，有的还要株连他人。光绪末年，慈禧曾用“气毙”之刑，竞把珍妃宫中30来个太监活活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