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开始痛哭了，濮兰德劝了半天才止住。他哭的原因有二：首先是为自己的身败名裂而哭；同时他从慈禧的电报上推测，皇上肯定被慈禧杀了。
“皮瑞里”号在吴淞口外停泊了两天。在这两天里，康有为不停地写信。给朋友写，请求他们救自己的家人；给家人和学生们写，让他们赶快避难。他想跳海自杀，和皇上一块死，因此留下一封遗书，他想到了地狱、天堂和佛家：
吾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变法以救之，乃蒙此难。惟来人间世，发愿专为救人起见，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将来生生世世，历经无量劫，救此众生，虽频经患难，无有厌改，愿我子弟我后学，体吾此志，亦以救人为事，岁经患难无改也。地球诸天，随处现身，本无死理。至于无量数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间，何足异哉？到此亦无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报，为可念耳。（见《康南海先生墨迹》
，《戊戌变法》（一），第409页。）
在准备跳海自杀的时候，他还作了首诗：
忽洒龙翳太阴，紫薇移座帝星沉。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见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62～16 3页。）
康有为没有跳海。他没有死。
9月29日，英轮“皮瑞里”号到达香港，康有为彻底脱险了。康有为最积极和忠实的追随者梁启超也在洋人的掩护下脱险了。掩护梁启超的是日本人。21日，在京城一片步军搜查的马蹄声中，梁启超和谭嗣同商量着怎样救康有为。谭嗣同建议去求日本公使，让日本公使给驻上海的日本领事发电报，设法掩护康有为。梁启超赶到日本使馆求见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时脸上“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他请求日本人救中国的皇帝。说完了，到街上去观察动静。步军此时已断绝交通，盘查所有行人，满街杀气腾腾。他终于只有又跑回日本使馆。当夜，他在日本使馆留宿。
第二天，谭嗣同来日本使馆看他，劝他逃亡日本。而说到自己时，谭嗣同表示“自己决心一死”。他把自己诗文辞稿数册以及家书交给了梁启超之后，便又回到自己的住所去了。
步军们已经注意到日本使馆里的不正常。于是，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立即派正在北京的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陪同梁启超化装出城。至于他们到底化成了什么样，史书没有记载，但可以想像化的绝对不是一般的装，因为他们竟然瞒过了布满城门的步军官兵们的眼睛。
梁启超在天津径直上了日本人的军舰，军舰直接开往了日本横滨。梁启超在《去国行》中描述了他逃亡时的心境，行文仍有骚体美文之风：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见梁启超：《去国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
10月24日，康有为从香港到达日本和梁启超会合。
康有为对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六君子被杀，心情异常悲愤，唯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光绪帝尚健在，变法新政或许还有中兴的希望。于是，在百日维新期间依靠君权变法的幻想，凝成了保皇复辟的决心，以为欲救中国，惟有迫使慈禧归政、光绪皇帝复辟之一途。为此，他与梁启超首先考虑重建自己的宣传阵地。当年十一月十一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发刊《清议报》，以“尊皇”为宗旨，认为中国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有权无权，故当前“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
同时也深刻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侵略手法；尖锐抨击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所谓“逆后贼臣”之凶残守旧和昏庸腐朽；批判封建专制，阐述“国”与“民”的关系，谓“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提出资产阶级“国民”的概念，其民权思想比戊戌时期更进一步。康、梁当时又以“维新志士”流亡海外，在爱国华侨中颇具威望，故此《清议报》在舆论界有相当影响。为了饱受“禁锢之厄”的皇上，康有为在海外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便是“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的纲领。他在英国、美国到处游说集资，设立“保皇会”的分部，他甚至还请一个名叫荷马李的美国人来训练“保皇军”，且“代表中国皇帝”封荷马李为“大将军”，发给他一套大清帝国的“将军服”。康有为的相片和那个穿着帝国军服的美国人荷马李的相片并排挂在了“保皇会”的办公室里。光绪皇帝在孤岛一样的瀛台度过他30岁生日的那一天，康有为在美国组织了大型的“华侨行礼”活动——“龙牌在上，龙旗在顶，乡人无工商贵贱老幼，长袍短褐，咸拳跪起伏，九叩首，行汉宫威仪”。
对于这样忠心耿耿的人，金宰阗当然是要重用的啦。
其实，早在慈禧太后死去的第二天，金宰阗就向中国驻日本公使馆、日本各报馆，拍发了一道电报，召康有为、梁启超回国，其文云：
大清帝国驻日本国公使，日本国各报馆，康有为、梁启超二先生电。朕自即位以来，夙兴夜寐、宵衣旰食，未尝忘祖宗社稷也。康、梁二先生，朕之故友，朕未敢忘也。今大局初定，百废待兴，朕思古之伊尹、傅说而不可得，愿以卿相之位以待二位先生。愿二位先生念及旧谊，早日归国，以助朕躬。
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就是这一天。接到电报后欣喜欲狂，当即吟哦杜甫的诗作《闻官军收河南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若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至洛阳。马上回电，其中约莫是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类的话，也毋庸赘述。反正是康有为、梁启超二人是收拾行装，准备回国了。不想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使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的归期，又晚了好些天。
原来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保皇党，其宗旨在于保光绪、倡导立宪，与孙中山的同盟会可以说是争锋相对。于是两方在东京一带报馆，展开论战。梁启超在日本重建改良派的宣传阵地，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创办《清议报》，前后历时三年，共出100册；二十八年又创办《新民丛报》，历时近六年，共刊行96号。康有为有一好友，名唤杨度，乃是保皇党中翘楚。他鼓吹君主立宪，张皇帝政，尤为卖力。你想日本国里面，是革命党人聚集的地方，他们统统反对皇帝，自然反对杨度，当下有革命党少年，寻至杨度寓所，赠他两粒卫生丸，一丸及胸，一丸及腹。幸亏杨度躲闪得快，只伤及皮肤，未及要害，还算保得住性命。
却说这位杨度，也是非同小可。他是湖南湘潭人，字皙子，号虎公，生于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年少时曾参加公车上书，年轻时师从国学大师壬秋老人习帝王之术。壬秋老人即是湖南名士王辏г耍蹶＇运曾经对出过“欠食饮泉，白水岂能度日”这样的绝对（他的下联是：麻石磨粉，分米庶可充饥），写过一首《圆明园词》，时人比之为白乐天的《长恨歌》。后来杨度又醉心于新学，上了湖南师范，但在场屋之中，却屡战屡败。到了1903年，清政府于苟延残喘之余，也想别开生面，在“保和殿”新开御试“经济特科”，杨度是第一批考生。榜发后，后来成为北洋政府财长的梁士诒被取为一等一名，懂新学的杨度中了一等第二名。意想不到的是，有人向西太后进谗言，把梁士诒这个名字说成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于是，这帮子新式科举人物均沾上了“康梁余党”的嫌疑，正是为老佛爷所切齿痛恨的。眼看博取到手的功名，转瞬即失，杨度懊丧不已，于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留学日本谋求救国之道，充任驻日留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与杨笃生等创刊《游学编译》，在1905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迫不得已准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们到欧、美、日本走了一趟，回国后也是糊里糊涂，摸不着头脑，被时人戏称为“出洋看洋画”。而杨度除了日本外，哪里也没去，却被请来捉刀代笔，为这五大臣的出国考察写出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杨度为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写考察报告，并因此得名。清政府有关“立宪”的文件多出自杨度之手。杨度还主编过《中国新报》，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杨度被刺受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自然是延医送药、悉心照料，延误了回国的日期。但杨度既然伤在革命党人手中，对孙中山更是恨之入骨，累得同盟会中，多一强敌，不得不严加防范了。
直至光华元年一月二日，维新第一诏下达之后，杨度病体初痊，三人方才离开东京，搭乘东洋丸归国。半个月后，金宰阗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三人。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见到康有为、梁启超，金宰阗忍不住吟诵起杜甫的名作《赠卫八处士》，来表达他心中的感受。
康有为经历了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的风雨，成熟了许多，他没有过多的感慨，而是问道：“皇上召臣等回国，不知所为何事？”
公告：作者还是一个学生，虽然已经大学四年级，但离毕业还有三年。目前因为期末考试临近，专业英语、内科学、外科学无一不是老虎，故作者准备复习迎考，本书更新将暂时停止一个月，等作者考试完毕，再恢复更新。
第二卷 光华维新 第五十六章 共此灯烛光（三）
（更新时间：2005…7…19 14：01：00 本章字数：4036）
这分明就是明知故问。金宰阗的电报里面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招你们几个回来，当然不是只请你们喝喝小酒，听听小曲儿，而是让你们帮忙的。
“朕欲行君主立宪，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入手，康先生一代俊杰，当有以教我。”＇网 //。517z。＇
虽然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三人同是君主立宪派，但三人的观点，却又有些不同，只听梁启超说道：“回皇上。今日开设国会的时机正在成熟，故应该先以宸裁制定宪法，按照宪法召集国会议员。制定宪法时，以资政院设立委员会以从速着手进行。在组织内阁时，应由皇上亲裁，委任在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首领组阁，以便立法权与行政权相结合，形成强有力的高效率的领导核心。”
梁启超话刚说完，杨度便反驳道：“回皇上，以梁启超主张的政党内阁万不可行，这是将君权移交于人民，作为人臣是不应该这样主张的。所谓给人民以参政权，国家三权分立是孟德斯鸠的大误解。在中华帝国，皇上的主权不可分割，应该放在牢固不拔的位置，三权只能是皇上主权派生出来的权力。所以立法权必须于行政权相分离，内阁不能受制于议会！”
梁启超和杨度争论不休，金宰阗把眼光投向了在一旁肃立的康有为。
康有为知心会意，说道：“回皇上。臣以为启超之言不可取，杨度的话才是正确的。若是由议会政党领袖组阁，则置皇上于何地？皇上当由资政院拟定宪法草案，由皇上亲自取舍裁定，然后颁布施行于天下。接着，由皇上亲自依照宪法规定决定内阁成员，召集国会议员。国会对内阁没有决定的权利，内阁仅仅对皇上负责。国会行立法之权。如此行宪可也。”
听了他们的分析，金宰阗决定施行康有为的建议，先定宪法，再设内阁，最后开国会。
至于由谁起草宪法，三人共同推荐了修律大臣沈家本。
常言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匆匆过客不计其数，真的能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毕竟有限；即便是在某一专门领域内能够广为人知的，为数其实也不算多。如果说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律界确有这样的人物的话，沈家本应该算是第一人。
沈家本字子惇，清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即公元1840年8月19日，出生于浙江省归安县（即今湖州市属）的一个书香之家。归安古称吴兴，北濒太湖，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是著名的渔米之乡。明清之际，这里人才辈出，该地域的文人士风显然对沈家本青少年时期的致学及后来的仕途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沈家本的父亲沈丙莹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同年补官刑部陕西司主事，在刑部一待就是十二年，虽然律例娴熟，可是升迁并不顺畅，始终不过司员而已。其后外放贵州任地方官，终因不善逢迎而罢官归里。
同治四（1865）年，沈家本乡试中举，时年二十五岁，可谓青春得意。但其后近二十年的时光里却三科会试不第，因而便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时文八股之上，屡败屡试，终于在光绪九（1883）年得中进士，时家本已年届四十三岁，只能说是大器晚成了。
沈家本考取进士以前，已在刑部任候补郎中多年。金榜题名以后，历任刑部郎中、刑部奉天司主稿兼秋审处坐办、律例馆帮办提调、协理提调、管理提调，专力于案牍奏谳之学，〃以律鸣于时〃，是当时著名的律学专家。光绪十九（1893）年冬外放天津知府，光绪二十三（1897）年夏又调任保定知府。光绪二十六（1900）年，家本升署直隶按察使。这一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庚子拳变（即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据保定，沈家本亦被拘押近四个月之久。
光绪二十七（1901）年十月，劫后还都，沈家本出任刑部右侍郎（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实为刑部当家〃堂官〃，主持部务，开始了沈家本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次（1902）年春，清廷下令参照西式法律修订新律，在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举荐下，沈家本出面负责具体的策划实施。此后的几年里，家本先后与伍廷芳、俞廉三等联手主持修订了十余部新式法律或法律草案，同时还他主持或参与了清末删改旧律、司法体制改革、翻译各国法律、筹建新式法律教育及与立法相关的出国考察和国内调查等项事务，堪称是清末法律改革的代表和化身。
科举制度培养不出专家，然而在晚清时代的刑部，却先后涌现出了三位杰出的律学大师，即薛允升、赵舒翘和沈家本，由于三人先后出任刑部高官（侍郎、尚书），且因三人皆为刑部老吏，加之熟习律例，刑部审判业务实由三人先后主持，因有所谓〃当家堂官〃之说，这不仅在有清一代，即便是在秦汉以来的专制王朝历史上也称得上是一幅非常奇特的景观。
如果说薛、赵二人还是比较单纯的传统律学家的话，沈家本的思想、见识和著述则不囿于旧律学的藩篱，是旧时代终了期承先启后、博通古今、学兼中外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法学家。
沈家本一生著述甚丰，其所著由后人刊刻的有《沈寄簃先生遗书》甲、乙编共35种190卷及《沈家本未刻书集纂》上、下两巨册。这些著作的内容大体可归纳为三个部分：
其一是传统国学。家本少年志学，读书之博遍及经史子集四部，音韵训诂、名物制度，乃至草木虫鱼之学几无不涉猎，但尤以史部见长。从家本身后保留下来的众多已未刻书稿中不仅可以看出他的学识渊博，还可看出他自青年时期起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