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多种或然关系之一，其合理的内核大概不会随着“阶级论”神话的破灭而一
笔勾销。当法国人M。福柯在话语和权利之间建立一种相关性的时候，在很多人看
来，他不过是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重申很多前人对知识中立性、客观性、普适
性的怀疑，复活了思想界对人们各种利益动机的敏锐嗅觉。我们当然无需因为有
了福柯们就回到“唯利益”的物质主义一元独断，但我们如果完全嗅不出各种高
雅学术和圣洁宣言的人间烟火味，则更是流于天真。很多现代人主张勿忘我，忠
实于自我，然而我是怎样被孕育和制作出来的？我仅仅是意守丹田时体内自生自
灭的一片澄明么？比方说，一旦发现我们正在理解自己曾经不能理解的东西（比
方在朝的极权专横），正在热衷自己曾经无法热衷的东西（比方在野的流氓玩世），
正在嫌恶自己曾经不会嫌恶的东西（比方进城农民的土气或者归国侨民的洋气），
我们是否应该萌生一种警觉，把这一切疑为我们利益区位变更的结果？
也就是说，我凭什么可以把这种变更看作我的本相，看作我自由而独立的抉
择，而不是整个社会利益分配变局对我作出的一次临时性抛掷？
事实上，我们像是一些棋盘上的棋子，行游不定，动如参商，而我们常常在
这样一个临时抛掷的落点停下来，然后断言这就是我，是我们的本原和终极。
/* 55 */第三部分熟悉的陌生人（3 ）
很久以来，我总是困惑于无法了解他人，也无法了解自己。热情而浪漫的八
十年代一眨眼就结束了，很多人的救世诗情一旦受挫，他们一旦发现自己太应该
参演的最后一幕历史壮剧居然不是明星速成班，居然不是周末欢乐派对，很快就
聪明地掉头而去。九十年代的实用风尚几乎捣毁了一切人生教条，人们真是大为
轻松和自由，包括灵魂在物质生存的底片上自由地曝光，人性在一个无神无圣的
时代加速器里自由地裂变。于是刚在广场上头扎白布带含泪歌颂“民主”的青年，
转眼就敲开了高官的后门，用谄笑和红包来换得一纸红头文件，以便自己制作的
“党员教育”专题录像带可以发行到基层支部从而赚来大钱。他知道口号和利润
应该分别安放在什么地方。而另一个刚刚在讲坛上悲容满面痛斥世俗并且要坚守
“精神”的诗人，转眼就为一次偶然的误会而痛苦得一夜失眠，而这次误会不过
是：一个陌生人把他当作水电工吆喝了一下，居然不知道他是堂而皇之的大诗人
并且加以膜拜。比起他所轻蔑的众多俗人来说，他还要难侍候百倍。
当“精神”需要侍候而“民主”成为表演，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不可能发
生呢？南方某些地方的一个个新派人物刚刚“人道”过，“启蒙”过，“存在主
义”过，只要初涉商海，初尝老总的美味，就可以技巧纯熟地欺压雇员凌辱弱小
并且公开宣布自己就是向往“希特勒”，比他们抗议过的官场腐败还要腐败得更
彻底更直露而且速度要快上多少倍，这一切又有什么不可以理解？
每一次社会变革的潮汐冲刷过去，总有一些对人性的诘问沉淀下来，像零零
星星的海贝，在寂寞沙滩的暗夜里闪光。一位作家说过，他更愿意关注人的性情，
在他看来，一个刚愎自用的共产主义者，最容易成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反共产主义
者。这种政见易改而本性难移的感想，也许就是很多人文观察者不愿意轻易许诺
和轻易欢呼的原因。当然，必定是出于这同一个原因，一切急功近利的社会变革
者，便更愿意用“阶级”、“民族”等等群类概念来描述人，更愿意谈一谈好制
度和好主义的问题，而不愿意谈好人的问题，力图把人的“性情”一类东西当作
无谓小节给随意打发掉。翻翻手边各种词典、教材以及百科全书，无论其编撰者
是中国的党史专家还是英国牛津的教授，他们给历史人物词条的注释大多是这样
一些话：叛徒，总统，公爵，福特公司的首创者，第八届中央委员，一九六四年
普利策奖得主，指挥过北非战役，著名的工联主义活动家，如此等等。在这样的
历史文本里，人只是政治和经济的符号，伟业的工具，他或者她是否“刚愎自用”
的问题，几乎就像一个人是否牙痛和便秘的闲话，必须被“历史”视而不见。
M。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男主人公面临着另一种历史：他的儿
子带来了一位民主斗士，他们把一张呼吁释放政治犯的联名信放在他的面前，希
望他勇敢地签名。他当然赞成这种呼吁的内容。他因反抗入侵当局已经丢了饭碗，
也不可能还有什么更坏的结果。但他断然拒绝：“我不签。”导致这一拒绝的只
是一个小节：对方的胁迫姿态就像当时墙上的一幅宣传画，上面画着一个士兵直
愣愣地瞪着观众，严厉地向观众伸出食指。一九六八年捷克诸多知名的自由人士
发起“两千人上书”的改革造势，就用了这张画，题为“你还没有在两千人上书
中签名吗？”没料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后前苏联入侵，当局开始清查和迫
害这些自由人士，同样是用了这张画，满街都张贴着逼向人们的目光和食指，连
标题也差不多：“你在两千人上书中签过名吗？”
如果历史学家们来描述这件事，很可能只会注意联名信上的字迹，那里没有
这位主人公的位置，而这个空白当然是公认的耻辱。但这位主人公宁愿放弃所谓
大义，宁愿被同胞们目为怯懦和附逆，也不愿意在这样的指头下签名——何况这
种签名明摆着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他看不出以指相逼的专制当局和同样以指相
逼的民主斗士有什么不同。
那个小小的指头无法进入历史，却无法被我忘记。我同样无法忘记的疑惑是
：谄媚在广场和谄媚在官府有太大的不同吗？虚荣的诗人和虚荣的商人有太大的
不同吗？轻浮的左派和轻浮的右派有太大的不同吗？矫情的前卫和矫情的复古有
太大的不同吗？……一个有起码生活经验的人，不会不明白制度和主义的重要，
但也不应忘记制度和主义皆因人而生，由人而行，因此有可能被人性的弱点所侵
蚀而致败坏。一个有起码生活经验的人，也不会不经常在同志和盟友那里感受到
震惊和失望，如果他愿意的话，也不会不经常在敌对营垒里发现意外的温暖，包
括在某一个表情和某一个动作中相互会心和相互认同的可能。
在这样的经验渐渐多了以后，中年的我不再有划线和站队的兴趣，甚至有点
不大合群。我赞成过文化“寻根”，但不愿意当“寻根派”；我赞成过文学“先
锋”，但不愿意当“先锋派”；我一直赞成“民主”，但总觉得“民主派”的说
法十分刺耳；我一直赞成世俗生活中不能没有“人文精神”，但总觉得“人文精
神”如果成为口号张扬和串通纠合不是幼稚可笑就是居心不良。我从不怀疑，一
旦人们喜滋滋地穿上了派别的整齐制服开始检阅的齐步走，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就会成为我们的盲区，这样的派别检阅只能走向肤浅而危险的历史伪造。
我的想法太没有“历史感”或“政治觉悟”，但是在我更有出息之前，请原
谅我对于一切人的容纳，还有对于一切人糟糕的苛刻。
“马太效应”是经济学家们的术语，典出基督教的《马太福音》，指越是穷
人越少挣钱的机会，而越是富人就越有生财的空间，两方面都呈极化的发展。
/* 56 */第三部分熟悉的陌生人（4 ）
其实，这种极化或者说极端化现象并不限于人的物质生活层面。比方一个说
话风趣的人，总是更多得到鼓励以及大家出让给他的说话机会，于是得其独厚，
越操练越风趣。一个性格孤僻的人，总是更多受到旁人的疏远和冷落，于是就更
有理由孤僻，更有可能把自己深藏在恐惧或怨恨的后面。而一个左派人士，总会
有很多同道者为伍，当然能够从他们那里更多得到左派观点所需要的现实根据和
理论资源，而让不利于自己的信息日渐遥远和稀缺，长此以往，不左得登峰造极
倒是一件较为反常的事情。
作为一个逆过程，匀质化现象在现实中可能也不少见。比方一个高明的思路
产生了，便少不了他人的模仿和学习，直到最后大家终于千部一腔。一个人若表
现出特别的才华，也可能引来周围人的红眼病，群起而攻，群起而毁，最后是出
头的椽子先烂，直到大家放心地彼此彼此一拉平。还有暴力带来暴力的报复，阴
谋带来阴谋的抵抗，其起因虽可另说，但以毒攻毒和以毒易毒的结果之一，是冲
突者的手段和风格倒越来越与自己的敌人同构，实际上是越来越像一回事。
极端化也好，匀质化也好，常常悄悄改变着我们而不为我们所察。而这两种
过程常常互为因果，互为表里，成为人们在人群组织内部的复杂互动轨迹，是人
心变幻的左腿和右腿，苏醒和沉睡，汲纳和排泄，正反馈和负反馈。只要人类这
个组织系统还没有崩溃，它们就会在有限范围内交织出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人
间悲喜剧。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穷尽这中间的一切奥秘，我们所有粗略的描述
都只是管中一斑。但我们至少从这两个相逆的过程中，进一步发现了他人和社会
对人的制约，发现人文领域里的“整体效应”和“大数规则”。十八世纪的科学
家D。霍夫斯塔特通过对一群蚁群兴衰的研究，用他那令人目眩的“蚂蚁赋格曲”，
揭示出一只单独的蚂蚁，与生活在蚁群中的同一只蚂蚁，完全不是一回事，其属
性和功能有极大的差别。整体不等于局部之和；整体也使各个局部深刻地异变。
同样的道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与一个同他者发生关系处于人群大数中的人，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这些人形蚂蚁生活在家庭、朋友、公司、社区、种族、
阶级、国家以及世界各种“大数”里，在整体中与他人相分而极端化，与他人相
同而匀质化，碌碌乎而不知所终。我们即便在一个最自由的社会里天马行空，也
没法成为一枚绝缘于棋盘的棋子，逃脱社会对我们的塑造。
讨论这一点，是因为八十年代以来，个人主义在中国复兴，作为对“文革”
噩梦的报复，集群一律和权威专制所取消的个人欲望和个人精神差异，重新受到
了人们的重视。这种鲜血换来的解放至今使我们受益。个人首先回到了诗歌里，
然后回到了辞职书上，回到了旅行袋中，回到了知识分裂和如火如荼的私营企业。
当然，个人有时候也会成为过于时髦的宣言。一个作家在会上说：“艺术家的眼
里从来没有社会，我只写我自己。”另一个评论家说：“除了我的真实，难道还
有别的什么真实？”
我猜测这些人们争相分离的解散口令只是一种情绪，只是情绪之下的辞不达
意，不必认真对待——这种连自由派大师哈耶克也力图避开的“原子”个人主义
并不让我失望，我所失望的只是这些人如果不借助一些花哨的文学修辞，常常在
三句话以后就没法往下细说——而我一次次等待着可能的下回分解。我也珍爱着
我的个人，包括我的个人欲望，然而我知道，笼统而含混的宣言并不解决问题，
对个人欲望的盲目无知，与权威专制的盲目无知仍没有拉开多少距离。这种态度，
起码无法区分原始人乱伦而文明人敬亲的欲望，无法区分唐代人乐肥而宋代人乐
瘦的欲望，无法区分有些人吸毒而有些人品茗的欲望，无法区分有些人田园渔樵
而有些人功名将相的欲望。所有这些区别是与生俱来的生物本能，还是文化训练
和社会塑造的结果？作家要写真实，写个人，写欲望，这都很对，但还有一个也
许很傻的问题：写哪一种欲望？哪一种欲望才算得上毫无社会污染的绝对天然？
在另一方面，个人的千差万别，可以证明权威专制的不合法，却不能证明人
的社会性是一种虚构，不能证明这些差别只是“与生俱来”的个人基因遗产。因
为这些差别恰好是整体组合的产物，是这个整体还较有活力的证明，是任何物质
在非组织状态下一片松散、匀质、彼此雷同之时不可能有的特征。正如没有组织
化的一盘散沙才会整齐划一，而生物多样性正好是它们被组织在某个统一系统里
的结果，不是这个统一系统解体的结果。事实上，对个人差别的尊重和保护，也
不是一个人在沙漠无人区或月球上的自我折腾，不是无事生非的神经质发作，恰
恰相反，它是明白无误地受动于社会并且反过来参与社会的行为，甚至不过是出
演着一个无形社会自我调节时所设定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整体性是关系的真
实，这种真实不仅仅可以表现为旗帜和队列及其某些集体目标，更重要的，它只
有通过造就个体差异才得以体现；个别性是实体的真实，这种真实不仅仅可以表
现为有些人的遗世独立，或者悲泪独饮，或者玄机独悟（包括触摸一具具各别的
皮囊而对社会这个概念百般迷惑），更重要的，它的全部内涵只有随着人们从中
破译出种种社会密码，才可能一步步相对显现出来。在那个时候，“我”是这一
个而不是那一个的多重建制化过程，才是可以被真正谈论的现实，而不是自恋者
的偶像和神话。
/* 57 */第三部分熟悉的陌生人（5 ）
葡萄牙人F。佩索阿差不多也是一位个人主义者。他是里斯本的一个小职员，
终身孤绝和木讷，甚至不愿意外出旅游，用他的话来说，“不动的旅游”，即躺
在椅子里面向夕阳的幻想，对于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他在半个世纪以前去世，
生前写过一些诗歌和散文。但他最重要的作品直到八十年代才被欧洲人发现，并
且引起关注和热烈的讨论。
他对群体行动充满着怀疑，曾在《惶然录》里说：“革命者和改革者都犯了
一个同样的错误。他们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是他们
的一切，或者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他们自己的生命存在——这几乎是他们的一
切。他们逃避到改变他人和外部世界的向往中去。”“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
有真正的理由，感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和非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
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
用中国的话来说，他似乎重独善而轻利济，在今人看来当然不无偏见。我翻
译的时候差一点想把这一段话漏掉，不想让它进入中文，以防这种看法对中国的
改革紧迫性给予抹煞，对中国一切艰难奋斗着的改革者们有所伤害。我最终没有
那样做，不仅仅是尊重原作，而且是因为文字的删除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消失。他
的忧虑其实也是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萨特、鲁迅等等众多人文观察者的一
贯忧虑，他们总是在维新、造反、政变以及革命之中看到肮脏和暗影，字里行间
难免有深深的茫然和一声叹息。很自然，在某些社会变革宣传家的眼里，他们如
果不是过于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就是“阶级”觉悟或者“民族”觉悟不够高的个
人主义者，是一些站在时代之外过于多愁善感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