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流行歌和野鸡小报中，给人心强加种种卑污的时尚。它诱发油滑、散漫、贪婪、
媚从的语气和表情，它总是向心于金钱，以时代的新的权势中心为最大的词根，
派生出词汇和话题。它只指涉利害，散发不出激情的血温和光彩，无法用来讨论
崇高和意义。就像青楼小调只宜与瓜子、胭脂、麻将、酒肉配合，无法用来演出
正剧，无法用来歌唱母亲或女儿。
这种语言与官腔构成了下贱的两极。因此，让一个庸官改行为流氓，或者一
个流氓改行成庸官，不会特别难，但让他谈一谈内心，谈一谈英雄，谈一谈境界
和趣味，谈一谈对草原或海洋的感受，通常就有语言的空白和障碍。
官僚是斥责道德沦丧的，但很多官僚的阅读水准和能力，只适宜男盗女娼醉
生梦死的市井小说，从不敢去碰鲁迅。同样道理，新派精英们是憎恶“文革”的，
但很多精英的口舌常常摆不脱“文革”时期的流行词语和句式，每到哗众之时，
对集权者旧时的作派、手势、歌曲、图像，总是不自觉地一次次加以模仿，使之
复活。事情就是这样，有些对立是虚假的对立，一旦照照语言的镜子，就显示出
深层的同构和同质。
语言是精神之相。一个民族，如果表现出下贱的语言暗流，如果一个民族的
大报小报都充斥这种语言的繁殖，那么就已经病相深重。
七
可以想像，操着这样的语言，当然只可能对诸如西藏一类的话题沉默。关于
西藏，是一个我缺乏知识的话题。但比我更缺乏知识的很多西方人，比我也比西
藏人还愿意谈西藏，正在一次次要求中国把它让出去——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从
来没有想到应该把美国还给印第安人，把南非还给黑人，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
给原住民，也没打算要求英国放弃北爱尔兰。
在一九九四年的春天，也许我的结交范围有限，我发觉同行的好些中国人一
碰到这个话题就吞吞吐吐，就左右旁顾，就盯着烟头做深思状做叹息状做理解状。
也许，出于生计等方面的隐秘原因，他们必须出言谨慎，必须顾及当地西方主人
的脸色。也许，在习惯了日常人际之间的庸俗之后，他们已经找不到谈论这一类
话题的语言，已经不知道如何表达公道。在长长的旅程中，我居然只见到一个中
国人敢于对此正色，敢于区分什么是正常的讨论，什么是居心可疑的讹诈。这个
人平时不大言语，以致我一直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常常不觉得他在场。但他突然
冒出来，突然用不大流畅的粤式中文说：
“不要上西方政客的当。”
他说：“西藏是一回事，分裂中国的阴谋是另一回事。如果今天是西藏，那
么明天就是新疆，是东北，是台湾和香港。”
他又不大说话了，直到离开餐厅，无声地没入夜色。
我后来才知道，这位先生还算不上地道的中国人。他只是祖籍广东，自己为
越南籍，然后是澳籍。在他逃离到澳洲之前，红色政权杀了他的父亲和好几位亲
人，没收了他家几十公斤黄金。他乘一条渔船在公海和印尼荒岛上漂泊数月的情
景，至今记忆犹新。
我还知道，他是个与巴黎的演讲厅和话筒无缘的穷人，眼下领着失业救济。
这个世界很难听到他的声音。
/* 32 */第二部分世 界（4 ）
八
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至少不是某些人理解中的民族主义者——虽然这个
主义可以成为弱小者的精神盾牌。在我看来，这张盾牌也可以遮掩弱者的腐朽，
强者的霸道，遮掩弱者还没有得手的霸道，强者已经初露端倪的腐朽。谈主义总
是容易简单化，民族主义起来更是比下馆子还容易的事，尤其是大家口袋里有了
些钱的时候。
我住在海南岛，这里总是满目皆绿，疯野的绿色，肥厚的绿色。偶有惊心之
艳，是一树树紫荆憋不住了，溢出了遍地的落红。有时还有熟透的椰子在你鼻子
前砰然坠地，让某个初上岛的人大惊失色。
海南有一句戏谑，说一个椰子砸下来，足以打中三个总经理。这说明了一种
社会现状，一种市场经济的奇观。似乎一夜之间，公司如林，连少女和儿童的节
日祝词也是“恭喜发财”。
大浪淘沙，几起几落，然后我看到有一批人，正在社会的底片上逐渐明晰地
显影。他们大多年轻，手握巨资却不张扬，暗藏野心却有职业性的老成和审慎，
他们是名楼名车名服名表的买主，却已经及时地风雅和朴素，比方对走路和家常
小菜更有兴趣。他们勤奋如牛马，目光正在越出国界，一旦进入商品经济更抽象
或更宽广的领域，比方染指金融或期货，就往往比外交官更为谙熟伦敦或芝加哥
的时间，更为清楚英文或法文的各种名称缩写，他们悄然潜行于人海的某一角落，
却通过便携电话正在时时追踪美元的价位，日本财相的病情，海湾战争的进展，
巴西的气象预报，波兰的就业率以及七国峰会半个小时前的争议……以便决策自
己今天下单的时机和方向。多少年前革命领袖对红卫兵“胸怀世界”的号召，在
今天这些人没有硝烟和流血的电脑屏幕上，喜剧般地得以实现。
有些西方人曾经像高龄产妇一般，期待着这个阶层的临盆和成长，一心等待
着自己未来的亲密朋友。但恰恰是这些人，可能最让西方沮丧。他们不再是昨天
那些情绪化的大学生，凭几部进口电影来梦想异国，他们日益增长的财产更容易
决定他们的逻辑和态度。崇洋一夜之间变为仇外，也不是特别难的事。如果他们
正在出口皮鞋，当然会痛恨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和封锁。如果他们准备去西藏或香
港办公司，也当然会警惕某些西方人的藏独或港独游说。“抗日”、“抗美”的
话题，正在他们的沙龙里隐约可闻。
他们巨大的购买力，买出了境外中文热的启动，至少在香港等地的销售行业
是如此。售货员们争相学习普通话，把操国语的外来人当作可能的大主顾。“会
国语者优先”的招聘广告，也一一出现在报端和大街小巷。
稍微敏感一点的人，都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
亨廷顿，哈佛的终身教授，也感到了这种热烘烘中文的压力。他终于在一九
九三年的《外交》季刊上披上了战袍，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因差异而引起的冲突，
是最为暴烈的冲突，因此儒教文明，还有伊斯兰文明，将是美国在冷战之后最大
的威胁。在同年十二月的哈佛大学一次讲座中，他更把话说白了，提出政治学必
言霸权，美国应该联日，拉越，压俄，共同来“围困中国”。
我对亨廷顿没有什么惊奇，我只是惊奇某些国人的微妙反应。他们连忙去引
经注典，向教授发出哀哀怨怨的抗议和表白。比方说首先与阿拉伯坚决划清界线，
声称“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冲突的分析尚能站住脚”；或者再打一个小报
告，向亨廷顿举报俄国，断言只有“东正教文明会成为反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挑战
者”。这种无聊的乞讨和挑唆，竟成为了好些精美期刊上的学术。
他们倒不如一些实业家，能够一眼看穿亨廷顿，不过是从经济战车上飞来的
一颗哲学炸弹。手里不是冲锋枪而是计算器，身上不是迷彩服而是上班装，桌上
不是军事地图而是销售账表，前面不是铁丝网而是“进口限额”、“关税法案”
之类所保护着的市场纵深。一场民族之间的经济大战迟早要接火，或者说已经接
火。在这场战争中，祖国常常是投资者们的必要掩体。
事情很明白，从精神上保卫一个民族，就义者总是有限。当民族变成利益所
在的时候，一切就差不多成了通俗故事，不难激起社会性狂热。这是三K 党、希
特勒们干过的事，也是今天在烽烟滚滚的波黑、中东、阿富汗、卢旺达正在重演
的一幕又一幕。还有加拿大、印度、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国的夏威夷，也
都有要求分治要求散伙的吵吵嚷嚷。“祖国”成了光头党的专有名词。“本国优
先”是竞选人拉票时不可少的激昂，是最时髦的政治流行色。百分之几的失业率
或一块油气田，就可以使人们突然对肤色和母语的差异大惊小怪，突然觉得异族
面孔不可容忍，必须恶语相加，拔刀相向。
国家解体同夫妇离婚一样频繁和时髦。国家数目在迅猛增加。有人预计，到
下世纪初，这个数目可能增加到五百。到那时候，我们将比现在有多得多的边界，
多得多的海关，多得多的总统班子和外交纠纷。
上帝的裁判席早已空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也不能确认新的理想，充当异
族融合的胶粘剂。一个似乎没有任何主义的时代里，民族主义似乎正在成为最后
的主义。
我对此感情复杂。我不知道，人类还有多大的精神力量，能有效地控制自己，
使一场正常的竞争，不至于通向仇恨和流血。当民族感更多地被利欲推动，更多
地聚合着利欲的高温高压，我无力深究这里的合理和过分，理智和疯狂，真实和
虚伪。
/* 33 */第二部分世 界（5 ）
九
“民族”这个词沦为谎言，沦为很多人放火、杀人、驱赶异族的兴奋剂，是
日渐清晰的现实一种。其实，这个词使用得最多的今天，也是它的词义实际上日
渐空虚的时候。美国就很难说是一个民族。它包括唐人街、韩国城、小东京、犹
太区、意大利街、墨西哥街、操西班牙语的果农、操挪威语的麦农、祖籍在波兰
的矿工、哈勒姆区的黑人老太，还有印第安保留区载歌载舞的男女……这全都是
美国，也几乎是世界。在一九九○年的调查中，美国人中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
是异族混血的产物，牵连到至少两种以上的血统以及文化根源。这个越来越“杂
种”的美国，居然也可以谈民族主义？
国界的意义也越来越引人生疑。前苏联的核电站事故，污染了境外好几个国
家。日本的酸雨，则可能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废毒气体对地球臭氧层的侵蚀，受
害者将不是哪一个国家或哪几个国家，而是整个星球。事情不仅仅如此，在今天，
任何一个单独的民族，也无法解决信息电子化、跨国公司、国际毒品贸易等等难
题。正在延伸的航线和高速公路，网捕着任何一片僻地和宁静，把人们一批又一
批抛上旅途，进入移民的身份和心理，进入文化的交融杂汇。世界越来越小，也
越来越近了。电视机使我们每一天都成了世界的前排观众，时时直面着地球的每
一个角落。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把这个世界当作一按键钮就挥之即去的东西，不过
是在几十个频道间跳来跳去的东西，无法介入我们的早餐和购物单的东西，一句
话，如果你不因为熟视无睹而把它当成日渐失重、无关紧要、只配与皮鞋广告和
流行歌星混同的东西，你就完全应当采用比“民族”更为宽广的视角。
民族是昨天的长长留影。它特定的地貌，特定的面容、着装和歌谣，一幅幅
诗意图景正在远去和模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现代移民们已经不再有旧时的山
长水远，不再有牵动愁肠的驿路遥遥。电话和飞机票，正在使故土和故人随时可
至，就像附近某个加油站或某个杂货店，无法积累和强化游子的激情。长别离既
已不长，长相忆也就无所可忆。更重要的是，当工业文明覆盖全球，故乡与祖国
便在我们身后悄悄变质。不管在什么地方，到处都在建水泥楼，到处都在跳恰恰
舞，到处都在喝可口可乐，到处都在穿牛仔裤，到处都在推销着日本或美国的汽
车。照这样下去，所有的地貌模仿出同一的景观，你思念的故乡，与别人的故乡
差不多没有两样；你忠诚的祖国，与别人的祖国也差不多没有两样。那么这种思
念和忠诚还有多少意义？还如何着落？
近些年来，我每一次回到湖南老家，都加深了这样的感觉，不免有一些怅然。
哪怕是在一个偏僻的山寨，我听到立体音响里轰轰扑来的，不是记忆中的唢呐和
山歌，而是我在海南、在香港、在美洲和欧洲都听到的电子流行音乐，从同样的
晚霞中淌出。这样的故乡，我的后代以后还能不能把它与其他旅游地给予区别？
寄予特有的情感？
民族感已经在大量失去它的形象性，它的美学依据。
根系昨天的，惟有语言。是一种有泥土气息的倔头倔脑的火辣辣的方言，突
然击中你的某一块记忆，使你禁不住在人流中回过头来，把陌生的说话者寻找。
语言是如此的奇怪，保持着区位的恒定。有时候一个县，一个乡，特殊的方言在
其他语言的团团包围之中，不管历经多少世纪，不管经历多少混血、教化、经济
开发的冲击，仍然不会溃散和动摇。这真是神秘。当一切都行将被汹涌的主流文
明无情地整容，当一切地貌、器具、习俗、制度、观念对现代化的抗拒都力不从
心的时候，惟有语言可以从历史的深处延伸而来，成为民族最后的指纹，最后的
遗产。
民族似乎仅仅成了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被装入录音带，带上它，任何人都永
远不会离乡背井。
欧洲的一体化似乎胜利在望。海关、汇率、军事和政治之类的问题都是不难
解决的，利益纷争也可望找到合适的安排。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难关，看来只有
语言，是各个民族绝不会轻易让出的语言权。在M。昆德拉的小说里，一群同去援
助柬埔寨的白人激烈内讧，就是因为能听懂英文的法国人坚决不愿说英文，不愿
服从英语霸权，情愿费去多得多的时间，坚持用多种语言来进行所有的协商。这
当然不是小说家的一个噱头。
近年来的左派文化运动，重要的战线也在语言学上展开。少数民族以母语捍
卫文化平权和文化多元的愿望，反抗中心，挑战主流，哪怕面对美国总统和诺贝
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索尔。贝娄等等大人物的联名讨伐，也绝不骨软。个别极端者，
甚至坚决不读莎士比亚，发誓回归印第安民歌或阿拉伯神话。宁愿狭隘，也绝不
卑屈。宁愿孤立，也绝不背弃。这个运动在美国的英文简称叫PC，与个人电脑的
代号同名。
但我想到它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另外两个更为响亮的音节：
“昆塔”。
血迹未干的昆塔。
我们回到了前面说过的那一个画面，昆塔宁可被抓回来皮开肉绽地遭受毒打，
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也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他留下了一个永
远的诘问：这样做值不值？用英文是否就不能保护尊严？就不能活下去也不能得
到幸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的血是否完全白流？是否只是一种愚蠢一种
狭隘一种可悲的自作自受？他因此而承受的所有鞭刑，只配受到后来人在吃饱喝
足之后哈哈嘲笑？
在未来的人们看来，他只是保卫一盒录音带的代价？
/* 34 */第二部分世 界（6 ）
十
有一种表达的困难。
我说完了。我知道这场演讲对于他们来说很乏味，让人失望。他们目光涣散，
东张西望，甚至连连哈欠或者早就起身而去，留下冷冷的空座位。除了最后一排
的西蒙——谢谢你一张孩子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