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透骨的演出税、毕业论文、沙龙趣谈、纪念酒会以及政客嘴里的典故。
真实是重重叠叠文化积层里的一种穿透，一种碰撞，一种心血燃烧的瞬间，
这在布莱希特和曹雪芹以及其他作家那里都是如此，在任何文学现象里都是如此。
人远远离开了襁褓时代的童真，被文化深深浸染和不断塑造，自觉或不自觉
地进入了各种文化的角色，但未尝不可以保护一种真实的本色。只是这种本色不
可远求，只存在于对于虚假的敏感和排拒，存在于不断去伪求真的征服。相对本
色就是这样在相对角色里浮现，相对自然就是这样对相对文化输血。我们身上无
法摆脱的意识形态载负，也就有了人味和人气，获得生命的价值。对于作家来说，
这既是作家走出层层无限的后台，展示自己的过程；也是读者越过层层无限的前
台，理解作家的过程。每一次智巧的会意，每一次同情的共振，每一次心灵的怦
然悸动，便是真实迎面走来。
读任何书，读任何人，大概都是这样的。
最初发表于1995年《现代作家评论》，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已译成
法文。
/* 29 */第二部分世 界（1 ）
我猜想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语言开始的。侵略者从来
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语言，精神惟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
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已经描述过向侵略者缴出语言的痛苦。走出十九
世纪的黑非洲，身上最深的伤痕，也许不是来自帝国的入侵和掠夺——外来的实
业家固然心狠，但有时候留下一点科学技术的扩散，留下一些大楼或公路，对殖
民地的经济多少有一点客观的刺激。比较起来，帝国最大的罪恶，影响最为深远
的罪恶，莫过于语言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残疾。
一
很多年前，我在湖南的汨罗江边插队，常听当地一些农民聊天。在我那个村
子的附近，山头还有抗日战争时留下的战壕，偶尔还能在草丛或荒土里找到一颗
锈垢缠裹的颗粒，磨一磨就亮出铜泽——是子弹。子弹证实了史料上的记载，那
里曾经发生政府军截断长岳公路的阻击战。
农民把兵称为粮子。农民说日本粮子好可怕，说那时候一个受伤的日本粮子
进了村，可以吓得全村的男女老少跑个精光。
对付这个兵，这是个掉队的伤兵，上百号男女没有人想到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我对这种说法大为吃惊。我从农民的笑谈中洞见了另一种真实，一种耻辱感
挥之不去的真实。我很不情愿地明白，这个民族自清末以来一次次成为失败者，
除了缺少工业，还缺少另外一些东西。
二
多少年后，一九八九年的法国巴黎曾经有一个酒会。主人是来自台湾的一位
文化高官，主宾则是大陆一些有名气的文化人，还有少数几个法国朋友应邀作陪。
主人明明可以说一口漂亮的国语，也明明知道他的主宾们听不懂英语，但更愿意
用英语致词演讲。译员当然是有的，但只把英语翻成法语，把面面相觑的一大堆
中国人晾在一边。
一个中国留学生觉得不对劲，准备提请主人注意到这一点。居然有一位作家
拉住了他的衣袖。
“不要非礼，这可能是人家的习惯。”
一种奇怪的形势就这样持续下去。主人对主宾们致词，压根不在乎对方能否
听懂。这种绝非疏忽的轻慢，竟然有受辱者毕恭毕敬地容忍，而且不准别人代为
反抗。
中文是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所使用的语言，包容了几千年浩瀚典籍的语言，
曾经被屈原、司马迁、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鲁迅推向美的高峰和胜境的语言，
现在却被中国人忙不迭视为下等人的标记，避之不及。
沉默的一群仍然听不懂，但没有人退场，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用这种双方
都听得懂的语言说一句：
“先生，请你说中文。”
三
听说以上情景的那一刻，我猜想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
语言开始的。侵略者从来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语言，精神
惟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
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已经描述过向侵略者缴出语言的痛苦。满清王族
最终没能征服中国，也是被中文的汪洋大海淹没，退出紫禁城则只是迟早的问题。
走出十九世纪的黑非洲，身上最深的伤痕，也许不是来自帝国的入侵和掠夺——
外来的实业家固然心狠，但有时候留下一点科学技术的扩散，留下一些大楼或公
路，对殖民地的经济多少有一点客观的刺激。比较起来，帝国最大的罪恶，影响
最为深远的罪恶，莫过于语言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残疾。文化消解了，就像灵魂
熄灭了，一个民族即便有再强健的体魄，也只能任人宰割，形如散沙，没法凝聚
出坚定的行动和旺盛的生命。陷入经济上的长久困局，也在所难免。
美国长篇小说《根》里面有一段情节：主人公一次次逃亡，宁愿被抓回来皮
开肉绽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绝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
字，而坚持用非洲母语称呼自己：昆塔。可惜，只剩下这样一个血淋淋的名字，
一代代秘密流传下去，也只具有象征意义。作为昆塔的第七代后裔，小说作者只
能用英文深情地回望和寻找非洲。白人强加给他所有同胞的基督福音，无法解决
那一片大陆上累积的问题：债务、战乱、艾滋病，还有环境破败和技术落后。
中国的很多字也有血迹，只是已经褪色，已经被人淡忘而已。海峡两岸的这
些高官和文豪，在这一天的酒会上主动和自愿地背弃了中文。事情很明白，这些
聪明人感觉到中文没有足够的含金量，至于还含有多少尊严，多少热诚，多少创
造的智慧，也并非不成为问题。他们为了显示与自己领带和皮鞋相称的教养，没
有必要对这种下等的语言亲近。
/* 30 */第二部分世 界（2 ）
四
文明是一条长长的河，不断地有细流的渗去和汇入。生的就生了，死的就死
了，命运严酷无情。没有充分理由断定，某种文化将长盛不衰万世永存。南危地
马拉的丛林里，玛雅文化只有废墟残存供后人凭吊和猜测。当年不会比汉语覆盖
面小的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兴起之后，也呼啦啦崩溃。
辽阔的中国，期待着一个奇迹般的再生。从“五四”运动或更早的时候开始，
一场文化重造的百年苦斗，从西来的民主和科学中获取热能，历经外部的封杀和
内部的自戕，把数以亿计的人导出了腐朽王朝的暗影。但是压力和危机尚存。我
们还没有今天的孔子和庄子，今天的《离骚》和《坛经》。我们有世界上人数最
多的大学群落，但还没有自然科学里的爱因斯坦、海森堡，没有哲学里的康德、
马克思、海德格尔，没有历史学里的汤因比，没有经济学里的亚当。斯密、凯恩
斯，没有文学里的托尔斯泰、卡夫卡，没有艺术里的毕加索、贝多芬……一句话，
我们联系实际发展他人的学说甚至有足以自豪的实践，但从总体上看，我们毕竟
还少有影响和推动世界潮流的当代文化巨人。描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强国，还只
能含糊其辞。
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承认自己的学生地位。严格地说，我们的很多学科，至
今还在靠西方的输血而生存。我们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也许因其种种无法摆
脱的历史限制，更像一些介绍家、鉴赏家、综述家、资料整理家，而不是创造家。
他们即便干得很不错的时候，也只是称职的导游员或节目主持人，对各种节目融
会于心，但是没有自己的节目，或者自己的节目不够完整和精彩。他们是必不可
少的，被尊为区域性的名人，但他们还无法被纳入全球性的文化视野——即使把
有些人对东方的歧视因素排除出去。现代中文的价值含量，还没有使中文达到人
家必须尊重，必须使用，必须广设课程加以学习的程度——虽然近来的情况稍好
了一些。
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出产，希望有更多独特性的创造，这永远不是
什么苛求。
五
相反，一百多年后，目下正在大举炒入西方市场、正在被某些西方人争相喝
彩的，却是另一类中国文字。有几部志在票房的电影，有几本通俗的自传性小说
和一堆花边文章，作者可以在艺术上怎么平庸就怎么干，惟独在有一点上却是绝
对精明和清醒：那就是要挤眼泪，要全力展示中国的乖戾、残酷、可笑，暗无天
日，不近人情，不可救药，其文化背景该遭天谴，以便满足某些西方人的怜悯欲
和种族优越感。他们像一些职业乞丐，进入都市之后，被财富和作派吓得两眼发
直，大气都不敢出。他们常常选择最省力气的角色：衣服一定破烂，头上一定要
有脓疮，最好还能在街头亮出血糊糊的伤口和畸形的断臂残足，以便招来好奇的
围观，让路人施舍小钱。
为了使乞讨有一个神圣的名义，他们学会了谋算政治。也是在法国，一个装
容着深刻表情的演讲厅里，优质音响设备正在传出哪怕最微弱的咝咝气声。一位
记者提问：“在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人因为写小说而坐牢？”
我身旁的一位女作家犹豫了片刻，斟酌着说：“我见到过一个囚犯，他说，
他写过小说。”
回答当然很精明。把“因为写小说而坐牢”偷换成“囚犯写过小说”，含混
之际，即满足了记者对答案的预期，又不违背事实。既以貌似大胆的言论在外面
出彩，又没有超出底线，不至于因为言论失实受到国内的政治追究。让记者高兴
是重要的，舆论意味着自己的知名度、出版机会、访问邀请和美元。暂时不得罪
中国官方也是重要的——假如自己还打算回国或者出任什么委员，还打算踏上通
向权力高层的红地毯。
镁光灯闪亮，这位作家后来果然被记者们热烈包围。
这样的成功，培养着西方人的知识胃口，这种胃口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惯性刺
激。于是一时之间，一批批国人前去就范，一面对洋人就嘴巴不听使唤，一个劲
往话筒里喂入谎言。他们在西方混多了，更懂得在专业性的诉苦之余，还应适当
调佐一点雅兴，比方穿戴上西方人爱看的佛珠或苗族图案，比方刚才声称自己在
“文革”中被抄家，一切家产荡然无存，转眼又从怀中掏出一只偷偷从工艺商店
买来的小脚绣花鞋，奇货可居，声称那是祖母的遗物，并为此当众流下眼泪。他
们明白不少西方人在吃饱牛排喝足啤酒之后，要像看橄榄球或摩托赛一样来看绣
花鞋——而且缺乏足够的中国经验来辨别真伪。
一九九四年春，我在国外的书店、影院以及友人们的交谈中，对这种汉奸文
化的越来越多以至铺天盖地感到震惊，对一般国民在几个汉奸炒热走红之后普遍
的羡慕或麻木感到震惊。我不知道正派的西方人会如何看待这些。我一点也不想
掩盖伤疤，不否认中国确有很多悲剧给这些乞讨者提供了理由和机会，那些悲剧
制造者更应该受到指责。我也不认为民族的面子有什么要紧，不觉得一见家丑外
扬就需要恼怒。但我还是觉得下跪的姿态刺目。
不是一般的卑亢失度，或者湖涂。汉奸共通的特征，或者说一切美奸、法奸、
澳奸、日奸、德奸、俄奸之类人奸的共同特征，就是势利。他们的每一句话，都
可以使你清楚地感到目的所在：是一份优薪，一本洋护照，还是一顿午餐。他们
从来不会站在学术良心或社会责任的立场，说一句没有利益回报的废话，连耍流
氓也招招实惠，绝没有胆量举起手来，纠正权势者某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他们也从来没有幸福，从来不觉得身后也有幸福。他们不知道幸福其实是热
情，是生命力的笑容，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时候都存在的上帝之光，辉
照在正派人互相熟悉的眼神里——即便在“文革”时代命贱如草的穷乡僻壤，即
使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血流成河的日子，幸福也依然存在。只有可怜虫
才永远自怜，嘴里只能出产呻吟。他们即便享遍满世界的福，也还会怨气冲冲，
只要一转眼见到更有钱的人，还会有下跪的习惯。
我也曾经被邀去演讲。看着台下一双双蓝色的眼睛，我揣测他们想听到什么。
我本来打算谈父亲的自杀，谈自己亲历的枪战和监狱，谈中国一幕幕惨剧和笑剧
……我知道那最能收获西方的兴奋。但我突然愤愤地改变主意，并自觉羞愧。这
羞愧不在于我说什么，而在于我为什么要那样说。
这不意味着从此对中国的苦难缄口，只意味着开口不再取悦于人。
我不能与下贱的语言同流。
/* 31 */第二部分世 界（3 ）
六
英语并不是从来血统高贵。十一世纪，说法语的诺曼集团侵占了英国之后，
英语曾被视为一种下贱的语言。英语只与穷人的事物有关，而政界和都市则流行
法语，读书人更习惯拉丁语。乡下穷人喂养的“猪”是英语，城里富人吃的“猪
肉”是法语，这一类差别和混杂一直保留到今天。
在宗教改革家M。路德把《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德文之前，德文
也曾被视为世俗的语言，不配用来谈论宗教和灵魂。他以“职业”的俗义来译注
“天职”，在教廷心目中简直是犯上和渎神。比他更早一点的捷克教士胡司，主
张用方言作祈祷，把教义捷克语化，也构成异端罪之一。他付出了更高的代价—
—最后在广场上被活活烧死。
我要说的下贱语言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指语种，而是指语质。不是指弱势
阶级或弱势民族的语言，而是指任何一种语言中都可能出现的品格退化和腐变。
这可能以貌似圣洁化的形态出现，比如在中国的“文革”。假话大话空话套
话，句句红光亮。禁欲主义清除了所有描述人欲的词汇，使之进入无名状态的黑
暗。这种虚伪的语言专制，只能带来生命的枯萎，带来幽默、轻松、温情、执拗
等等个性的绝育。人们即使在家信和日记里，也渐渐活出社论和革命公文的模样，
活出整齐呆板的格式。今天的人只要翻一翻当时的印刷品，无不惊讶字号的奇大。
其实当时人们已无话可说，或者是无可话说，大量语言找不到指陈对象，只得从
人们的记忆中退出——到了这一步，一个大字号的国家必然出现，用增大字号的
办法来充塞版面和过于空洞的大脑，自然成了普遍的无奈。
这种语言，眼下还残留在官腔里，甚至残留在好些电脑词库里。我眼下使用
的词组库就排除了大多数所谓不洁的词乃至贬义词，另一方面却全力优待褒义的、
进步的、革命的词——“文革”式的洁癖甚至已遗传给今天高科技的字库硬卡。
但眼下语言品格的退化和腐变，在更多的地方，表现为鄙俗化倾向，表现为
市井下流腔。同样是很多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同样是一种语言暴力，但排泄在商
业流行歌和野鸡小报中，给人心强加种种卑污的时尚。它诱发油滑、散漫、贪婪、
媚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