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白说还是大辩难言？昆德拉像为数并不很多的某些作家一样，以小说作不说之
说，哑默中含有严酷的真理，雄辩中的伏有美丽的诺言。所有地上发生的事情已
经被重写成百上千次了，从来没有人想到要去验证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人类历史
反复被重写，人们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了。
作者：韩少功
/*标题 */ 阅读的年轮
/* 1 */ 第一部分序
出版印刷业发达的今天，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书刊哗啦啦冒出来，一个人既没
有可能也毫无必要一一遍读。面对茫茫书海，择要而读，择优而读，把有限的时
间投于自己特定的求知方向，尽可能增加读书成效，当然就成了一门学问。笼统
地说“开卷有益”，如果导向一种见卷即开凡书皆读的理解，必定误人不浅。这
种理解出自并不怎么真正读书的外行，大概也没有什么疑义。
在我看来，书至少可以分为四种：
一是可读之书。这些书当然是指好书，是生活经验的认真总结，勃发出思维
和感觉的原创力，常常刷新着文化的纪录乃至标示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峰。这些
书独出心裁，独辟生面，绝不会人云亦云；无论浅易还是艰深，都透出实践的血
质和生动性，不会用套话和废话来躲躲闪闪，不会对读者进行大言欺世的概念轰
炸和术语倾销。这些书在专业圈内外的各种读者那里，可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
做广读或选读、急读或缓读的不同安排，但它们作为人类心智的燃点和光源，是
每个人精神不可或缺的支撑。
二是可翻之书。翻也是一种读法，只是无需过于振作精神，殚思竭虑，有时
候一目数行或者数十行亦无不可。一般来说，翻翻而已的书没有多少重要的创识，
但收罗和传达了某些不妨了解一下的信息，稀释于文，需要读者快速滤选才有所
获。这些信息可使人博闻，增加一些认识世界感受人生的材料；或可使人娱心，
做劳作之余的消遣，起到类如跳舞、看杂技或者玩花弄草的作用。这些书在任何
时代都产量极丰，充塞着书店的多数书架，是一些粗活和大路货，是营养有限但
也害不了命的口香零食。人们只要没有把零食误当主粮，误作治病的良药，偶有
闲时放开一下杂食的胃口，倒也没有坏处。
三是可备之书。这类书不必读甚至不必翻，买回家记下书名或要目以后便可
束之高阁。倒不是为了伪作风雅，一心以丰富藏书作自己接待客人的背景。也不
是说这些书没有用处，恰恰相反，它们常常是一些颇为重要的工具书或参考资料，
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之所以把它们列于眼下备而不读甚至不翻的冷僻处，是因为
它们一时还用不上，是晴天的雨伞，太平时期的防身格斗术。将来能不能用，也
不大说得准。在通常的情况下，它们不关乎当下的修身之本，只关乎未来的谋生
之用。它们的效益对社会来说确定无疑，对个别人来说则只是可能。对它们给予
收集和储备，不失为一些有心人未雨绸缪的周到。
最后一种，是可扔之书。读书人都需要正常的记忆力，但擅记忆的人一定会
擅忘记，会读书的人一定会扔书——把一些书扔进垃圾堆不过是下决心忘掉它们
的物化行为而已。不用说，这些书只是一些文化糟粕，一些丑陋心态和低智商的
喋喋不休，即便闲置书架，也是一种戳眼的环境污染，是浪费主人以后时光和精
力的隐患。一个有限的脑容量殊可珍贵，应该好好规划好好利用，不能让污七八
糟的信息随意侵入和窃据。古人说清心才能治学，虚怀才能求知。及时忘记应该
忘记的东西，坚决清除某些无用和无益的伪知识，是心境得以“清”“虚”的必
要条件，是保证思维和感觉能够健康发育的空间开拓。
因为“文革”十年的耽搁，我读书不多，算不上够格的读书人。自觉对优秀
作品缺乏足够的鉴赏力和理解力，如果说还有点出息，是自己总算还能辨出什么
书是必须丢掉的垃圾。一旦嗅出气味不对，立刻调头就走。每到岁末，我总要借
打扫卫生的机会，清理出一大堆属于可扔的印刷品，包括某些学术骗子和商业炒
家哄抬出来的名作，忙不迭地把它们赶出门去，让我的房间洁净明亮许多。我的
经验是，可扔可不扔的书，最好扔；可早扔也可迟扔的书，最好早扔。在一个知
识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时间已经相对锐减，该读的书都读不过来，还有什么闲工
夫犹疑他顾？
/* 2 */ 第一部分文学中的“二律背反”（1 ）
康德在他的二律背反面前十分悲观，认为那些命题只暴露了幻想和荒谬，难
题永远无法解决。在智者眼里，绝对真理只包含在无数相对真理之中，而相对真
理总有局限性，不能离开一定的范围和层次，一定的条件和前提。因此，人们不
应希望一劳永逸，不应希望万能而通用的文学药方。
出版印刷业发达的今天，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书刊哗啦啦冒出来，一个人既没
有可能也毫无必要一一遍读。面对茫茫书海，择要而读，择优而读，把有限的时
间投于自己特定的求知方向，尽可能增加读书成效，当然就成了一门学问。笼统
地说“开卷有益”，如果导向一种见卷即开凡书皆读的理解，必定误人不浅。这
种理解出自并不怎么真正读书的外行，大概也没有什么疑义。
在我看来，书至少可以分为四种：
一是可读之书。这些书当然是指好书，是生活经验的认真总结，勃发出思维
和感觉的原创力，常常刷新着文化的纪录乃至标示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峰。这些
书独出心裁，独辟生面，绝不会人云亦云；无论浅易还是艰深，都透出实践的血
质和生动性，不会用套话和废话来躲躲闪闪，不会对读者进行大言欺世的概念轰
炸和术语倾销。这些书在专业圈内外的各种读者那里，可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
做广读或选读、急读或缓读的不同安排，但它们作为人类心智的燃点和光源，是
每个人精神不可或缺的支撑。
二是可翻之书。翻也是一种读法，只是无需过于振作精神，殚思竭虑，有时
候一目数行或者数十行亦无不可。一般来说，翻翻而已的书没有多少重要的创识，
但收罗和传达了某些不妨了解一下的信息，稀释于文，需要读者快速滤选才有所
获。这些信息可使人博闻，增加一些认识世界感受人生的材料；或可使人娱心，
做劳作之余的消遣，起到类如跳舞、看杂技或者玩花弄草的作用。这些书在任何
时代都产量极丰，充塞着书店的多数书架，是一些粗活和大路货，是营养有限但
也害不了命的口香零食。人们只要没有把零食误当主粮，误作治病的良药，偶有
闲时放开一下杂食的胃口，倒也没有坏处。
三是可备之书。这类书不必读甚至不必翻，买回家记下书名或要目以后便可
束之高阁。倒不是为了伪作风雅，一心以丰富藏书作自己接待客人的背景。也不
是说这些书没有用处，恰恰相反，它们常常是一些颇为重要的工具书或参考资料，
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之所以把它们列于眼下备而不读甚至不翻的冷僻处，是因为
它们一时还用不上，是晴天的雨伞，太平时期的防身格斗术。将来能不能用，也
不大说得准。在通常的情况下，它们不关乎当下的修身之本，只关乎未来的谋生
之用。它们的效益对社会来说确定无疑，对个别人来说则只是可能。对它们给予
收集和储备，不失为一些有心人未雨绸缪的周到。
最后一种，是可扔之书。读书人都需要正常的记忆力，但擅记忆的人一定会
擅忘记，会读书的人一定会扔书——把一些书扔进垃圾堆不过是下决心忘掉它们
的物化行为而已。不用说，这些书只是一些文化糟粕，一些丑陋心态和低智商的
喋喋不休，即便闲置书架，也是一种戳眼的环境污染，是浪费主人以后时光和精
力的隐患。一个有限的脑容量殊可珍贵，应该好好规划好好利用，不能让污七八
糟的信息随意侵入和窃据。古人说清心才能治学，虚怀才能求知。及时忘记应该
忘记的东西，坚决清除某些无用和无益的伪知识，是心境得以“清”“虚”的必
要条件，是保证思维和感觉能够健康发育的空间开拓。
因为“文革”十年的耽搁，我读书不多，算不上够格的读书人。自觉对优秀
作品缺乏足够的鉴赏力和理解力，如果说还有点出息，是自己总算还能辨出什么
书是必须丢掉的垃圾。一旦嗅出气味不对，立刻调头就走。每到岁末，我总要借
打扫卫生的机会，清理出一大堆属于可扔的印刷品，包括某些学术骗子和商业炒
家哄抬出来的名作，忙不迭地把它们赶出门去，让我的房间洁净明亮许多。我的
经验是，可扔可不扔的书，最好扔；可早扔也可迟扔的书，最好早扔。在一个知
识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时间已经相对锐减，该读的书都读不过来，还有什么闲工
夫犹疑他顾？
二律背反——这个词是康德首创的，一般用来表示两个同具真理性的命题的
对立。正题与反题针锋相对，但似乎又颠扑不破，于是引起人们的兴趣和烦恼，
引起永不休止的争执和探索。其实背反就是矛盾，矛盾并不可怕。有矛盾才有推
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有矛盾才证明人们的认识还大有可为。
文学创作中是否也有“二律背反”？
作者必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这个命题当然很对。中国早有古训：“文以
载道。”文学总是用来表达一定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包含一定的理论的吧？中外
文学史上有许多大作家，他们的创作成就正是得益于他们深邃而又精到的理论素
养。如果茅盾不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学来了阶级分析法，他不可能写出《子夜》。
鲁迅如果不接触达尔文和尼采的理论，也不一定写得出《呐喊》和《野草》。那
么，当今的作者不多读理论著作，怎么能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不掌握科学的世界
观，又如何能写出黄钟大吕之作？……我对这些论证是诚服的。
/* 3 */ 第一部分文学中的“二律背反”（2 ）
慢点，作者无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这个命题难道就错了吗？中国也早有
古训：“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文学主要是用形象思维，
任何正确的概念，都无法代替或囊括形象本身的丰富内涵，相反，作者的理论框
框多了，倒常常造成思想束缚形象，造成概念化和图解——这是多年来很多作者
的教训。在作者政治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不要提出文学家都成为理论家的苛求
吧，给作者的艺术直觉留下地盘吧。曹雪芹并没有剖析封建集权社会的高深理论，
也写出了理论家所写不出的《红楼梦》。历史中不也有很多不懂理论的诗人和作
家吗？对理论的疏远，并不妨碍他们的作品里充满着生活的丰富性、形象的光泽，
还有创作的“灵气”，并不妨碍他们留下穿越时空的杰作。
作者必须照顾大多数读者的口味——这个命题的真理性显而易见。我们社会
主义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当然应该为多数人喜闻乐见。传说古代白居易的诗能
传诵于妇童之口，遍题于寺观驿站之壁；还传说柳永的词也颇能深入群众，“凡
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代更不用说了，天安门革命诗歌不胫而走，蒋子
龙的乔光朴几乎家喻户晓，这岂是钻进“象牙塔”的结果？这个传统不应努力继
承吗？……我对此深以为然，所以对大多数读者可能不太关心的主题，对他们可
能不太习惯的手法，常常抱着谨慎的态度。
慢点，作者无须照顾大多数读者的口味——这个命题就完全荒诞不经吗？少
数读者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大多数”究竟是置于什么范围而言？湖南花鼓
戏的观众，在全国来说算不上什么多数。儿童文学也不能引起“大多数”青壮年
的兴趣。思想艺术价值也从来不能依作品的读者多寡来定。《红楼梦》的读者就
比《七侠五义》的读者少，也比电影《三笑》的观众少。王蒙和高晓声的作品，
也不一定比《王府怪影》更畅销。让各种风格的作品各得其所，各有地盘吧！让
作者们抛掉迎合读者的顾忌，大胆表现自己的个性吧。只要是真正“曲高”，
“和寡”也就不必受到追究指责吧！
作者必须很讲求政治功利——这个命题曾一度是革命文学的宗旨。文学离不
开政治，当代的政治与人们生活的联系日趋紧密，想完全超脱政治差不多只是疯
人呓语。中国古代儒家提倡文学“助人伦、成教化”，舞文弄墨者必入政事。他
们强调文学的实用政治功利作用，这一些已成为中国文学一大传统。“五四”以
来，新文学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成长，历经硝烟炮火、刀光血影，创作依然与政
治密切相关。鲁迅等先辈的大部分作品，成了投枪和匕首，旗帜和炸弹，为人民
解放事业起到了极强的政治功利作用，光辉不可磨灭……这些经验当然是值得后
人重视的。
慢点，作者无须太讲究政治功利——这个命题在一定条件下是否也能成立？
人们的生活内容不仅仅是政治。文学没有理由一律带上强烈政治色彩。政治思想
不是思想的全部，政治内容也不等于艺术形式。党中央提出今后不再提“文艺为
政治服务”的口号，正是指出文学在政治功利之外还有其他的作用，还有广阔的
天地。中国古代道家强调人与外界对象的超功利无为关系，除此之外，他们还有
“纵情山水”的浓厚兴趣，有“独善其身”的人格追求，有对情致、气韵和独特
“妙语”的艺术探索。于是也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另一大传统。沈从文的《边城》，
其政治作用远不及叶紫、蒋光慈的政治小说，但它同样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珍宝。
描绘自然，介绍风俗，陶冶性情，娱悦身心，包括剖析种种非政治性的人生矛盾，
这些同样也是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筑构真善美人生境界的一沙
一石。
作者必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这个命题当然不用怀疑。孟文浩荡，庄文
奇诡，荀文严谨，韩文峻峭……古人的作品从来就有统一而鲜明的风格。而鲁迅、
老舍等人的作品，即便遮去了署名，人们也不难猜出作者。风格是作者个性的表
现，统一风格是作者成熟的标志。今天写得“土”，明天又写得“洋”；今天老
舍京味体，明天又来点“傅雷体”，五花八门闹个大杂烩，这样的作者往往还没
有自己生活的独特库藏，没有稳定的思想见解和执著专一的艺术追求！……不用
说，这些话常引起我思索。
/* 4 */ 第一部分文学中的“二律背反”（3 ）
慢点，作者无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这个命题不也是可以确证的吗？风
格应该是发展的，流动的，变化的，根本不必要定于一，囿于一。血管流血，水
管流水，作者成熟了就自然会有风格，也不必自己人为地去“注意”。更何况风
格的多样化才是作者成熟的标志哩！苏东坡既有“大江东去”的镗铿锵之声，也
有“似花还似非花”的清音柔唱，并不把自己禁锢在豪放派或“婉约派”的圈子
里。辛弃疾唱出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