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皆有其理由,也许事情发生的当时,我们既无先见之明,也不了解其中原因,但假以时日和耐心,一世都会真相大白。
这就是凯瑟琳案例的情形。我初见她时是一九八0年,她二十七岁。她因焦虑、恐惧和痛苦的侵扰,终于踏进我办公室寻求帮助。虽然这些症状自她幼时起就如影随形地跟着地,但近来却更加恶化。她因每一天都觉得情绪麻木、无法正常作息,而处在一种低潮、沮丧的状况。
与她那时生活中的混乱相反,我的生命是一帆风顺,有美好的稳定的婚姻、两个小孩,及蒸蒸日上的事业。
从一开始,我的生命好像就在直线上前进。我在一个呵护备至的家庭中长大,学业的成就不太费力就得来,在大二那年我即立志要成为一个心理医师。
我在一九六六年毕业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然后进耶鲁大学医学院,七0年拿到医学博士。在纽约大学贝列弗医学中心实习后,转到耶鲁完成精神治疗的住院实习。结束后,我受聘到匹兹堡大学教书。两年后,我转到迈阿密大学,领导精神药物部门。在那段期间,我在生物心理治疗领域得到了相当的认可。在大学教了四年后,我身为心理治疗系的副教授,并被派为迈阿密一家教学医院的心理治疗科主任,那是,我已发表了三十七篇有关心理、精神领域的科学性文章。多年的有纪律的研究已把我的心智训练成科学家和医生的思考方式,把我往专业的保守主义窄路上推,我不相信任何不能以传统科学方法证明的事物。我知道全国各主要大学都有灵学研究在进行,但没有引起我的注意——那些对我都太遥不可及。
然后我遇到了凯瑟琳。花了十八个月的时间做传统心理治疗,想克服她的症状。当一无所获时,我尝试用催眠法。在一连串的催眠治疗状态下,凯瑟琳记得了引发她症状的”前世”回忆。她同时也能做管道,传达一些高度进化的”灵魂实体”的讯息,透过她,我知道了许多生与死的秘密。在短短几个月内,她的症状消失了,过得比以前更快乐、更平静。
我的背景中,对这种情况简直一无所知。当讯息一点点地揭露出来,我感到全然讶异。
我对于眼前发生的事并没有一个科学的解释,它不是人类心智可以了解的,而且远远超过我们想像的范围。也许,在催眠下凯瑟琳可以集中注意力于潜意识储存的前世回忆;也许,她能捕捉容格所谓的集体潜意识,它是我们周围的能量来源,包含了人类全体的记忆。
科学家开始找寻这些答案。我们做为社会的一分子,在这些研究中都可大大受益,它将解开我们心智、灵魂,死后延续的生命种种谜团,及前世经验对我们今生行为的影响。显然的,歧见很多,尤其是在神学、哲学、心理治疗和医药的的领域。
无论如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才刚萌芽,步调很慢,又不断遭遇科学界及外界的阴力(冲突)。
从历史看来,人类总是不情愿接受新观念。伽利略发现木星的卫星时,当代的天文学家完全不接受,甚至连看都不愿看一眼,因为这抵触了他们原先的信念。现在的心理医生和治疗师也是同样情形,对前世回忆和肉体死亡后的生存,即便已累积了相当的证据,也不愿检视评估。他们的眼睛仍紧紧地闭上。
这本书是我对进行中的灵学研究的小小贡献,尤其是探讨死后经验的支派。你所读到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我什么也没有添加,除了不断重复的地方外,也什么都没删。只稍微更动凯瑟琳的身份,以保隐私。
我花了四年来写这本书,花了四年才鼓足勇气,甘冒专业的风险透露这些不正统的讯息。
某晚我在洗澡时,突然觉得非把它写下来不可。我有种强烈的感觉,时候到了,我不该再隐藏这些东西。我所得到的讯息本意就是要与人分享,而不是据为己有。从凯瑟琳而来的知识现在该借由我传出去,最好的结果就是:让大家都了解我所知道的不朽和生命的真义。
我从浴室冲出来,到书桌前坐定,望着那一叠凯瑟琳催眠时录的带子。在清晨的曙光中,我想起在我少年时去世的匈牙利祖父,每当我告诉他不敢冒险时,他总会慈蔼地重复那句他最喜欢的英文口头禅,“管他去的,“
一
第一次见到凯瑟琳时,她穿着一件很动人的深红色的洋装,在候诊室里紧张地翻着杂志。在此之前的二十分钟,她在精神科外面的走廊来回镀步,说服自己依约赴诊而不逃走。
我到候诊室招呼她,和她握手。她的手又湿又冷,证明了方才的焦虑。事实上,虽然有两个她信任的精神科医师大力推荐,但她还是花了两个月时间才鼓足勇气来看我。
凯瑟琳是个外表十分有吸引力的女子,中等长度的金发,淡褐色眼睛。那时,她在我任精神科主任的同一家医院的实验室里做化验员,并兼做泳装模特儿赚外快。
我领她进诊疗室,穿越过躺椅来到一张靠背皮椅。我们隔着一张半圆办公桌对坐。凯瑟琳向后靠在椅背上,沉默着,不知该从何说起。我等着,希望由她来选择话题。但几分钟后,我开始询及她的过去。第一次会面,我即试图理清她是谁、为什么来看我这些问题的头绪。
在回答中,凯瑟琳逐渐向我透露她的生平。她生长在麻州小镇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中,排行老二。哥哥比她大三岁,擅长运动,在家中得享她所没有的自由。妹妹则是父母最钟爱的孩子。
当我们谈到她的症状,凯瑟琳明显的变得焦虑紧张。她说得很快,身子前倾,把手肘靠在桌上。她一直都为恐惧所扰。她怕水、怕卡到喉咙,怕到连药丸都不敢吞的地步;怕坐飞机、怕黑,更怕死这个念头。近来,她的恐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了得到安全感,她常睡在大得够一人躺下的衣橱里,每晚要经过两、三小时的辗转反侧,才能入睡,虽是睡了,但睡不熟,总是断断续续,很容易被惊醒。小时候常犯的梦游和做恶梦的症状也复发了,当这些恐惧和症状愈来愈困扰着她,她的情绪也就愈加沮丧。
凯瑟琳陈述这些经过时,我看得出她受的折磨有多深。多年来,我帮助过不少像她这样的病人克服恐惧的威胁,也很有信心能帮凯瑟琳度过难关。因此,我打算让她从童年谈起,找出问题的根源。通常,这种洞察可以使人减轻焦虑。如果有必要,对她的吞咽也不那么困难的话,我会给她服一些抗焦虑的药,使她舒服一点。这是教科书上对凯瑟琳此类症状的标准处置。曾经我也从不迟疑地就给病人开安眠药,甚或抗忧郁剂,但现在我尽量少用了,要开也只开短期的。因为没有什么药能对这些症状的病状的病根有所助益,凯瑟琳和其他类似的病人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知道必定有根治的方法,而不只是把症状压下去。
第一次会面中,我尽量不着痕迹地把话题往她的童年推。由于凯瑟琳对童年的事记得出奇地少,我考虑用催眠来追踪。她记不得童年有任何大的心灵创伤,足以造成今日的恐惧。
当她竭力去回想,才能忆起一些零碎的片断。五岁时,有人把她从跳板推到游泳池里,使她吓得魂飞魄散。不过她说,即使在那个事件之前,她在水里也从来没有舒服过。凯瑟琳十一岁时,她母亲变得很沮丧,突然无法过正常家庭生活。去看心理医生的结果,是接受了电击治疗,这些治疗使她母亲几乎丧失记忆。这个经验吓坏了凯瑟琳,不过,随着母亲病情好转,逐渐恢复自我,她的恐惧也消散了。她父亲有长期酗酒的恶习,有时凯瑟琳的哥哥得去酒吧寻回烂醉如泥的父亲。酗酒也使他常对妻子动粗,于是她母亲变得更加阴郁退缩。但是,凯瑟琳只把这些事当做无可奈何的家庭纷争。
外面的世界情况好些。她在高中开始约会,她很容易和朋友打成一片,其中大多数是认识多年的伙伴。不过,她发现自己很难相信别人,尤其是那个小圈子以外的人。
她的宗教观念单纯而没有疑义。从小被灌输传统天主教义理和习俗,从来没有真正质疑过它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她相信一个恪遵教义和礼俗的好天主教徒,死后将得到上天堂的赏赐;若否,则会遭地狱之苦,掌握权柄的上帝和他独子会做最后审判。我后来知道凯瑟琳并不相信轮回;事实上,她很少接触印度教的东西,根本不清楚这个观念。轮回是和她从小被灌输、认知的观念完全相反的东西。她也从来没读过有关超自然或玄秘世界的小说,因为没兴趣。她安全地活在信仰中。
高中毕业之后,凯瑟琳修完了一个二年制的专业课程,成为实验室化验员。由于有了专长,又受到哥哥搬到天坝(Tampa)的鼓励,于是她在迈阿密大学医学院的附属教学医院找了一份工作。在一九七四年春天,二十一岁时搬到迈阿密。
和大城市比较起来,以往的小镇生活是容易、单纯些,但凯瑟琳庆幸自己逃离了家庭问题。
她在迈阿密的第一年,便认识了史都华——已婚,是个犹太人,并有两个小孩,但史都华和她以前交往过的任何男孩子却不同。他是个成功的医生,魁梧而带侵略性。他们之间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化学作用,但这段婚外情走得坎坷而崎岖。他的某些特质深深吸引她,使她无法自拔。凯瑟琳开始做治疗时,她和史都华的关系已到第六年,虽然时有争吵,但感情仍是鲜活的。凯瑟琳对他的谎言和操纵怒不可遏,但仍然离不开他。
存凯瑟琳来看我前几个月,她动手术切除了声带上一个良性瘤。在手术前她就忧心忡忡,动完手术在恢复室醒过来时,她更吓坏了。医护人员花了几小时才使她平静下来。出院后,她去找爱德华·普尔大夫,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儿科医生,凯瑟琳工作时认识的。他们一见如故,很快就建立起友谊。凯瑟琳可以对他畅所欲言,包括她的恐惧、和史都华的关系,及她觉得生命愈来愈失控。他坚持要她来看我,而且不是别的心理医生——就只是我。当爱德华打电话告诉我这回事时强调,虽然别的心理医生也训练有素,但他认为只有我能充分了解凯瑟琳。不过,凯瑟琳并没有打电话来。
八个星期过去了,繁忙的精神科主任职务,使我很快忘了爱德华那个电话。凯瑟琳的恐惧和症状却愈来愈烈,外科主任法兰克·艾可医生几年前就认识凯瑟琳,偶尔在实验室碰面时他们会开开玩笑,他注意到她近来的不快乐和紧张。有几次他想跟她谈谈,但都半途打住。一天下午,法兰克开车到一家小医院去演讲,在路上,他巧遇正开车回衣的凯瑟琳,把她招到路边后,法兰克从车窗里大叫,“我要你马上去看魏斯医生,别再拖了!”
凯瑟琳的焦虑和痛苦愈赖愈频繁,而且每次发作的时间增长。她开始做两个重复的恶梦。其一是,她开车经过一座正崩塌的桥,车子掉进水里,她出不来,快要淹死了。第二个梦是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不断被绊倒,可是找不到出路,最後,她终于来看我。
第一次见凯瑟琳时,我完全不知桌子对面这个饱受惊吓而困惑的病人,会把我的生活搅得天翻地复,并且让我这个人也从此改观。
十八个月的密集心理治疗过去了,这期间凯瑟琳每周来看我一、两次。她是个合作的病人,坦率、有主见,而且渴望痊愈。
那段期间,我们深入探讨了她的感情、思想和梦境。她的一些重复性行为模式使她领悟和了解许多事情。她记起了更多过去重要的细节,例如她跑船的父亲常不在家,酒后会对母亲拳打脚踢等。她更清楚自己和史都华的狂乱关系,也更能适切表达她的愤怒。我感觉她现在应该好得多了。通常病人如果能记起过去的不愉快,并能从更大、更远的观点来洞悉这些事,总会进步许多,但凯瑟琳并没有。
她仍然深受焦虑和痛苦的折磨。栩栩如生的恶梦一再重复,她仍然怕黑、怕水、怕被锁起来。睡眠也依旧断断续续,得不到休息。她开始有心悸,仍然不肯吃药,怕喉咙被卡住。我觉得我遇到一堵墙,不管怎么做,它仍然高得让我们爬不过去。不过,随着挫折感来临,我更有一股不甘罢休的决心。不论怎样,我得帮助凯瑟琳。
接着一件怪事发生了。虽然她很怕搭飞机,每次都要喝好几杯酒来强使自己镇定,但是仍在八二年春天和史都华一起飞到芝加哥参加一个医学会议。到了那里,她硬要他陪着去参观博物馆的古埃及文明展。
凯瑟琳一直对古埃及文物和古迹复制品有兴趣。她绝不是个学者,她没研究过那段时期的历史,可是这些东西却使她有种熟悉感。
当导游开始解说展出的文物时,她发现自己竟然可以纠正他——而且她是正确的!导游很惊诧,凯瑟琳则目瞪口呆。她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她为什么如此强烈地感觉自己是对的,而在大庭广众之下纠正解说员?也许这些是她忘记的童年回忆。
那次回来后,她告诉我发生的事。几个月前,我就向凯瑟琳建议过催眠治疗,但她害怕,一直不愿意。现在由于古埃及展的经验,她勉强同意了。
催眠法是帮助病人想起早已遗忘事件的绝佳办法。它本身没什么神秘的,只是一种集中注意力的状态。在受过训练的治疗师引导下,病人慢慢放松身体,使记忆集中。我催眠过上百个病人,发现它对减轻焦虑、恐惧,改掉坏习惯很有效,还帮助病人想起被压抑的事件。有时,我能成功地让病人追溯到二、三岁,回想起早已遗忘,但却对现在生活投下阴影的经验。我相信催眠法能帮助凯瑟琳,
我让她躺在长沙发上,眼睛半闭,头枕在小枕上,要她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每一次吐气,释放出一些长期积压的焦虑;每一吸气,又放松了一点。做了几分钟后,我要她想像自已的肌肉正慢慢放松,从脸部肌肉到下巴,然后是脖子、肩膀,手臂,再后来是背部肌肉、胃肌,一直到她的腿,她感觉到全身逐渐地沉到沙发里。
然后我要她想像体内有一道白光,起初是在头顶。慢慢地,白光逐渐扩散到全身,使每根肌肉、每条神经、每个器官都放松,她的全身在松驰、安详的状态中。她感到愈来愈困,愈来愈安静。最后,在我的指引下,白光充满了她全身。
我慢慢由十倒数到一,每念一个数字,她的松弛程度就加深一层,更接近睡眠状态。她可以专注于我的声音,而挤除其他背景杂音。数到一时,她已沉入适当的催眠状态。整个过程大约花了二十分钟。
一会儿后,我要她回溯从前,记起重年的事。她可以听我的话并回答问题,而同时保持在催眠状态下。她记起六岁时在牙医那儿的可怕经历,也能生动地描绘五岁时被人推下游泳池的情景,她当时呛了水,一直咳嗽,在说这件事时也在我办公室里咳起来。我告诉她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她已不在水里。咳嗽停了,她恢复正常的呼吸,同时仍在深深的催眠状态中。
三岁时,发生了一件最糟糕的事。她记起一天晚上,她父亲闯进她漆黑的房间。他当时浑身酒味,她现在还闻得到。他抚摸她,甚至到达下部。她吓坏了,想哭,他用粗大的手掌盖住她的嘴,令她难以呼吸。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诊疗室的躺椅上,凯瑟琳开始抽泣。我感到我们找对了门,就可以长驱直入了。我确信她的症状从此会迅速地复原。我轻轻告诉她那个经验已结束了,她现在并不在那个房间里,而是安静地在休息。抽泣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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