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她的热情再次被妈妈拒绝：“您是我的女儿万裹子，我也认出了您。不过，我还是不能认您！您不会日语，又没念过大学，回来能活下去吗？这里仍是战场，是战争！您活不成的，回中国去吧！”
当年，大岛民子丢下女儿后，继续南行，有幸与等待集体归国的日本侨民队伍相遇并安全返回日本。不久，她与同样在中国东北死去妻子的开拓团员小松僧彦结为夫妻。小松僧彦得知妻子还有个女儿在中国，多次催促她能向政府提供线索，大岛民子却无动于衷。她不愿提起女儿，更不愿提起那场战争——仿佛见不到女儿，就忘掉了那场战争，忘掉了过去，忘掉了死去的亲人……
小松僧彦想了许多办法，才找到了万裹子，然而，她的亲妈妈却不认她！
１９８５年，由小松僧彦出面担保，将万裹子一家接到日本定居。惟一难办的是，大岛民子仍然不见面、不承认母女关系！
更让人不解的是，小松僧彦死后，大岛民子不去老人福祉中心，却意外地要求被她抛弃、从未承认过母女关系的万裹子负担她的一切生活费用，为她养老送终！
万裹子十分不解，但，还是给她送些钱去。回中国探望中国妈妈时，她向中国妈妈田于氏述说此情后，征求她的意见：“妈，您说我该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听您的。”田于氏毫不犹豫地对她说：“不管怎么样，她是你的妈妈呀！孩子啊，不管她认不认你，你也要认她。不管她当年养没养活你，现在，你也要养她。”田于氏指着女儿说：“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连你的亲妈都不养活，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女儿了！”
九“菊地丰”们
我曾跟许多朋友讲过菊地丰的故事。所听之人无不感慨，他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汇是：震撼！２００４年国庆节，我来到通辽市所属的额勒顺“乌云森林”采访了他。之后，我特意通过翻译，向他索要一张名片留作纪念。每每说起他的故事，我都要掏出这张名片给朋友们看。可惜，这张我珍爱的名片居然没了，不知丢在酒场、咖啡屋，还是丢在朋友的办公室——但，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名片背面印的中文字：为了人类共生的地球，５０万亩人工林，正在绿化中……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日，我采访了菊地丰先生。
为了采访顺利，头一天我们就冒雨行进，边打听边进入内蒙境地，一路全是沙化的土地，我震惊了：这就是我心仪已久的科尔沁大草原吗？可是，过彰武，越通辽，穿几个旗，竟然没有一片可“入镜”的草原！远看，如浊浪翻滚，一朵朵，一组组，组组相衔，无边无垠；近观，则是凸起、翻滚的沙堆，一个个，一片片，绵延不绝！沙堆是黄色的，沙堆是褐色的，沙堆斑斑点点，沙堆黄雾迷茫。“黄雾”，是“风手”一把一把扬起来的；斑斑点点，是“稳操胜券”的沙尘，围剿着行将消亡的绿意；褐色，则是“弹尽粮绝”后战死疆场的草木们的尸体；黄色，那些遮天蔽日的黄色，则是沙尘们手舞足蹈的放浪的狂欢……
不是没有绿色，只是太淡、太少了。一眼望去，它们如使用年头太多而褪了色的旧被单，如“水落河床出”时干朽的苔丝，如连不成片无法缝补的破衣衫……为了寻找日本友人菊地丰先生，我们的车在艰难行进。乡镇间的路尚可，虽然窄些，却铺了柏油。村屯之间可糟透了，连“搓衣板儿”路都很少，一个坑洼连着一个坑洼，简直是寸步难行！但却看得出，坑洼的边上，是一块块“补丁”一样的柏油路“残骸”。夜里，住宿在老乡家里（没有旅馆），我问他为什么不把坏路修好，老乡忧伤地告诉我，人越来越少了，还修它干啥？我问，怎么会少呢？老乡说：“都让沙子撵跑啦！”
可是，当我们来到“乌云森林”，当满世界的林海绿涛澎湃地扑过来，扑过来，我们不是震惊，而是震撼！
我情不自禁地喊：“停下，快停下！”
站在乌云森林前，看绿叶翻飞，听林涛阵阵，闻久违了的清芳气息，我闭上眼睛，陶醉不已！
我们来到那个砖结构（外面抹了水泥，粉刷成白色）的蒙古包前，菊地丰先生及翻译已等在门口。门旁有个方形牌子，牌子上写：“日本沙漠植林志愿者协会中国事务所”。上为中文，下为蒙古文。进屋后，中间是两排简陋的桌凳，大概能坐２０多人。正面是一个黑板，如我上中小学时的普通黑板。黑板上还有菊地丰先生教学的字迹。上边有“沙打旺”、“沙棘”等字迹。屋子临墙的圆周都是挂图。这些挂图，大概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菊地丰先生及日本友人前来植树的照片，另一方面，是此地植树前后的“图片跟踪”，由当年完全沙化，几乎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变成今日郁郁葱葱的森林……
菊地丰生于１９３２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部。他本是政府官员，因在５６岁时去埃及、伊朗、伊拉克旅游，看到那些因被沙漠追逼、掩埋的古老人类文明遭到毁坏，以及那渺无人烟辽远无际的苍凉景象，针一样戳痛了他。回日本后，他毅然辞职，立下终生“为把荒漠变绿洲”的鸿鹄大志。１９９０年，他来到中国的鄂尔多斯荒漠，同另一位日本治沙专家远山正英一道，开始个人投资，度过艰苦而漫长的治沙岁月。当那里的一片片“死亡之谷”染上生命的绿色时，吃多少苦已不在话下，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又唱又跳……
１９９３年，当菊地丰看到中国与日本合拍的电视纪录片《回归大草原的日子》，一下子被乌云的事震动了：当年的日本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伤害，善良的中国养父母竟救了敌国的孩子，还视若亲生，把她培养成大学生！乌云找到了日本哥哥，却不肯回日本，宁愿一辈子在中国，一辈子报答中国养父母的恩情……菊地丰立刻做出决定，要认识乌云，跟她一道回报中国的养父母……
１９９４年４月，菊地丰跟乌云相识。在泪水中听了乌云讲述了被中国妈妈救助、抚养的经过，当即决定在库伦旗治沙，建造“乌云森林”。
１９９４年９月，菊地丰先生开始了治沙植林。有人问其因，菊地丰先生回答：“第一，我们都是地球人，面对地球被破坏的创伤，每一个地球人，都有义务为地球疗伤；第二，内蒙古的风沙太大了，每年的沙尘暴已经漂洋过海，污染了日本的环境，为了我的祖国，我也要来中国治沙；第三，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要把有生之年，献给治沙事业。”
他成立了一个人的治沙协会，没有会员，把年已８７岁的父亲、８３岁的母亲，以及妻子、哥哥嫂嫂、弟弟弟媳、儿子等人“拉”到中国，向他们介绍此地沙化岌岌可危及治沙计划。回日本后，他四处游说，在日本各地成立了“中国沙漠之林志愿者协会”，“最大化地”争取人力物力资源。１０年来，在他的倡议和带领下，先后有４０多个团组、２０００多人次、捐资１２００多万元，建设农场，扶持造林大户，把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一片片生机盎然的人工林！
我来到“乌云森林”，看到不远处的村落人欢马叫，一派生机。还有许多新盖的房子。一位老乡告诉我：“头些年，这个村子快要让沙子埋上了，不少住户都搬走了。这些年长树长草有放牧的地方了，人又回来啦！”然而，菊地丰先生种树种草的历史却倍加艰辛。头一年他满心欢喜地栽上树，一棵都没活；第二年栽的树，经历一个冬天，所剩无几；第三年“大见成效”，大部分都活了。菊地丰先生这个乐啊，回到日本，他见人就讲，逢事便谈他的树，这下，又为他融资、栽植更多的树创造了前提资本啊！可是，春天回来一看，他几乎傻了，眼前是一片不堪入目的场景：他引为自豪的树，全让牧民的牲畜啃死了！菊地丰先生几乎绝望了，目睹他和他的追随者每天连续干十个小时才换来的劳动成果付诸东流，他流下了伤心的热泪！泪流干了，他站起来，望着一片狼籍的树苗，他一次次在心里告诫自己：“不能放弃，绝对不能放弃啊！”于是，他买来木头杆子和铁丝，圈起了如战争年代常见的铁丝网。铁丝网保住了他的信心，也保住了他的树。可是，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连续干旱，此地水位下降幅度太大，他在沙丘上栽植的６６？郾８万棵树，死了一大半！于是，他请来日本、中国的林业专家，摸索出林草间作——稀树种草的路子，又探索出了杨树在平地栽植，榆树、槐树、蒙古遒、蒙古松等树种适合于沙丘栽植，柠条适合于流动沙丘栽植等“适地适树”理论。为了调动更多的人力资源，给牧民牧草、出资建学校或资助困难学生，“回报”是让他们栽树种草。不仅如此，菊地丰还回日本组织人力资源，组建了９个来中国治沙的协会！菊地丰一向生活简朴，住最简陋的地方，吃最简单的饭菜，办事多步行，远程自己打车。就连理发也要从日本赶来中国理，因为，这样每次可以节省２７元钱。２７元钱，能买好几棵树苗啊！除了他所热爱的植树治沙事业，菊地丰先生还非常关心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几年来，他先后投资６０多万元人民币，为地处沙区的额勒顺镇、茫汗苏木建了３所小学，极大地改善了教学条件，让沙区的孩子们也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学习。孩子们都认识这位善良的老人，每当他走到街上，总有一帮帮孩子围上来，亲切地叫他“爷爷”。每当这时，菊地丰先生就乐得合不拢嘴。植树治沙，绿化地球，是这位可敬老人的毕生追求，而今，在锡林郭勒盟浑善达克沙漠，在另一片沙化地带，又开始他新的造林计划。菊地丰还有一个更宏伟的设想：创建一所“国际联合绿化大学”。２００４年４月，在科左后旗举办的“科尔沁沙地绿化１０周年”的庆典仪式上，菊地丰先生说：“我的父亲今年９７岁了，他也想来中国库伦植树造林、治理沙漠。”此后，不仅父亲来了，他的哥哥和堂兄也加入到治沙的大军中来！
当年“黄沙漫漫无行路，狂风起兮鬼神哭”，如今已是“绿环玉章掩黄虎，金瓶银瓮连翠珠”！昔日不见踪影的野生动物纷至沓来，在这里安家落户。现在，“乌云森林”已不仅仅代表一个人的名字，她已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也不仅仅是一片普通的森林，而是矗立在中日两国人民心中的一座绿色丰碑！鉴于菊地丰先生的突出贡献，他先后被内蒙古自治区授予“骏马奖”等奖项，１９９９年，被中国政府授予“优秀外国专家”，他的名字，被刻在了国家绿化丰碑上……
我站在５４００亩的人工林前，听林涛阵阵，看群鸟翻飞，闻树香幽幽，耳边回响着已７２岁高龄的菊地丰先生的话：“生态工程是没有国界的，它是人类生存的环境，是世界和平的象征，我要用我的有生之年，永远追寻绿色的脚步，我要让绿色洒满人间！”
在菊地丰先生的感召下，来中国内蒙治沙的日本人越来越多。即使这样，仍有些中国人说风凉话。对此，我曾在《沙进人退，为虐者谁？》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写此文，我仿佛听到沙漠向我们进击的口哨声、脚步声。沈阳下过太多的‘黄土雨’，这是沙尘的‘先头部队’。它们的‘总部’在科尔沁沙地（全国四大沙地之一），它们从内蒙古‘揭竿而起’，分若干纵队一路挺进，经通辽、过东北工业基地、抵京津唐地区，以目前沙漠化面积４０００多万亩，以每年１５０米的速度向沈阳进逼。已经兵临城下，如不迅速遏止，风沙将直逼沈阳，然后，继续南下，威逼‘紫禁城’——至此，我不禁感慨，中国的闲置人员这么多，中国的有钱人那么多，可在沙尘数十年围剿我们的漫长日子里，踏破铁鞋，为什么找不到大批菊地丰、远山正英这样的人？”
中国妈妈的故事感动了太多的日本人。
一位叫松田友和的人这样感慨：“可钦可敬啊，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这样包容的母亲，一定会培养出更多的心胸豁达、气度恢宏、志向远大的人！”
一位叫盐原宏刚的人赞叹道：“太感人了！简直不可思议——日本当年统治了中国东北１４年，中国人遭了那么多罪，还这样救助侵略者的孩子，太了不起了，我们该为中国养父母们做点事。”
在日本赫赫有名的一位大律师，以其精明干练和“百战百胜”著称，曾打赢许多跨国官司。其特点是：忙，要价高，难请。但，只要日本孤儿找他，在日本的华人找他，他二话不说，立刻“接招”，而且，分文不取。只要没签合同，他宁可放下手头诉讼费很高的案子。原因很简单：“看在中国养父母的面子上。”
去年年末，我采访长春“中日友好楼”的养父母时，得知一个消息：几天前，日本ＮＨＫ电视台的记者刚刚来过。当他们得知养父母楼的冬季取暖费尚无着落，立刻慷慨解囊。
在日本，许多人奔“中国妈妈”而来，要为中国妈妈献上一份爱心，称她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尾声
如果说，６０年前日本孤儿同生身父母的骨肉分离属于生离死别，而今的分离，对于“中国妈妈”来说，同样也是生离死别。许多中国妈妈，一生只有一个孩子，可是，为了日本孩子能同日本亲人团聚，他们又必须分离，把痛苦留给自己。
在采访中，我陪着中国妈妈流了太多的泪。也陪日本孤儿流了太多的泪。前者因为无奈的别离，在人生蜡烛快要熄灭的暮年，还要承受剜心割肉一样的别离之痛，承受漫长的思念和孤独！后者因为“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要么，对不起中国妈妈，要么，对不起日本父母。许多东西，越多越好。可这种亲情却不同。这样特殊时代的多祖国、多父母的情感，丝丝缕缕扯着，扯疼了他们的肉，扯碎了他们的心……
尤其那些无依无靠、风烛残年、已禁不起折腾的中国妈妈！
席勒与冷氏姊妹
虎 头
虎头男，原名冯晓虎。１９５８年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德语副教授。出版过《沉浮莱茵河》等著作。
时间：公元１７８７年１２月，正值清朝乾隆盛世。地点：与北京纬度相近、但距离遥远到彼此相忘于江湖的南德小城鹿市（Ｒｕｄｏｌｆｓｔａｄｔ）。人物：冷佳琳（Ｋａｒｏｌｉｎｅ ｖｏｎ Ｌｅｎｇｅｎｆｅｌｄ）和冷莎露（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ｖｏｎ Ｌｅｎｇｅｎｆｅｌｄ）——美名远扬的冷家姊妹花。
傍晚还远，天色却已黄昏。冷家姊妹站在自家门前手搭凉篷窈窕远望，亚赛两枝独立寒冬的反季节梨花。
家教森严的冷家姊妹一反常态地立在门口卖呆，理由是充足的：
因为，顺着起伏不定的山城街道，远处有行者骑马蜿蜒而来。
鹿市坐落南德崇山峻岭的紧密怀抱，茂密的原始森林簇拥着简陋的城门，门外一箭之地的三个峡谷是南德著名的避暑胜地。城边，苗条的萨尔河（ｄｉｅ Ｓａａｌｅ）静静绕市而过，和苍翠的群山一起衬得小城碧玉湛绿，楚楚动人。
可在冷家姊妹眼中，美丽的鹿市却正是精致小巧的鸟笼。鹿市人口稀少，仅有一个小图书馆和一所中学，对热爱文学、好读闲书、幻想丰富、青春勃发的冷家姊妹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