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只头脑灵活的老鼠，等不及农民把苞米秆放倒，人立田野，看好吊在半空中的苞米棒子，兴奋得咝咝咝窃笑几声，低下头，以齿为刀，切割苞米根部，咔嚓，咔嚓咔嚓，这声音不那么悦耳，但务实。
蛇欲进洞。蜂要归巢。狐狸开始换毛。飞蝶即将成蛹。
然而，在茫茫的大兴安岭，在滚滚的松花江畔，在野狼成群的地方，却出现一群群逃难的母亲！她们拖儿带小，疲惫不堪，狼狈至极。白天不敢走，夜间走；渴了，喝地上积的雨水；饿了，掰几穗苞米啃；困了，蜷缩在沟边或树棵子里。即将被寒冷行刑的蚊虫们，对她们发动最后的疯狂，叮得她们全身大包，大包红肿，大包流脓，大包溃烂……寒流袭来，“可怜身上衣正单”！她们，大多是日本母亲和他们的孩子。她们要回家。可是，太难了。她们的家太遥远了。隔着漫长的路，隔着大海，还隔着杀戮、自杀、饥饿、寒冷和病魔……
我吹去史籍上的灰尘，一段历史显现出来：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１４年，全球１６亿人卷进战火，致使大批人口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尽管战场上硝烟未尽，战争创伤还在滴血，战火中失去的亲人还没有归来（也许永远都不会归来！），我的先辈们还是欢呼跳跃起来——日本战争狂人在我的家乡中国沈阳柳条湖引燃的“二战”的罪恶之火终于熄灭了！
那一刻，全世界人民都在振臂庆贺。
我眼前的老照片不太清晰，但我仍被人们欢喜若狂的样子所感染。在中国重庆，在美国华盛顿，在英国伦敦，在法国巴黎，在世界各地，人的海洋曾把此时我们脚下的土地大片大片地“席卷”过，欢呼的声浪也曾把我们头上大块大块的云朵“震碎”过……
早在１９０６年，一个叫腾新平的日本人就在大连魏家屯尝试着向中国“移民”，在中国“开创”第一个移民村，叫“爱川村”。１９３６年，日本内阁正式对外宣布，把向中国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日本拓务省制订了《２０年百万户送出计划》。计划称：２０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１００万户，５００万人，约占日本农业人口的１／４，占中国东北预计总人口的１／４，进而实现对中国东北的统治，逐渐把中国东北圈进日本版图。至日本战败，已向中国东北派“开拓团”移民２００多个，移民总数已达１５０万人。
一纸“日皇投降书”，把侵略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也把无辜的日本平民送上祭台。
战败的消息传来，毫无精神准备的“开拓团”成员顿时蜂巢“炸营”一样，乱了！可是，这些以妇女儿童（男人充军）为主的“杂牌军”，如同一群甲虫爬不出莽莽大森林、一群蚂蚁爬不出无际的大草原。事实上，她们仅仅走上几百甚至数十里，悲剧便接二连三的发生，绝望的人们或被逼，或自愿，他杀或自杀的事每天都在发生。惶惶逃命中，孩子是最大的困难，于是，她们路过的山岗、田野、路边，到处都有被遗弃的孩子。
秋风瑟瑟，落叶翻飞，成群的乌鸦“呱呱”叫着扑过来，啄食尸肉。间或，还有一两只野狼偷袭那些病饿交加的人。一只腿已被狼咬住，那个昏迷的人疼醒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成为狼的美餐，却无力招架。
老天也乘人之危，落井下石。１９４５年秋天，中国东北一直阴云滚滚，淫雨凄风，两个月几乎没有好天！这样的天气，无疑使落难者雪上加霜。
集体自杀频频发生。我在史籍中发现一组令我惊骇的数据：自杀死亡事件超过百起！其中一次自杀死亡５０人以上的事件达５０多起，一次死亡２０人以上的事件５０多起。
１９４６年统计，从日本战败到遣返，日本人在中国死亡７８５００人，其中一大半是“开拓团”的平民。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２日上午，我来到那个著名的“红部”遗址，黑龙江省方正县吉兴村。这里当年曾是“开拓团”团部。历经６０载时光变迁，这里一点“红部”的迹象都没有。当地朋友领我走进一所普通民居，指点着早已融入此地当代农民建筑风格的房子，说：“这就是‘红部’的老房子。”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又一遍，也没看出任何异样来。但我信。时间可以涂改一切。与我同行的辽宁社会科学院史学专家张志坤的话，不断送进我的耳鼓：１９４５年秋冬时期，这里曾聚集１万多日本难民。当伤寒和疾病、饥饿一齐扑来时，许多日本母亲见着中国人就推过身边的孩子：“求求你，把孩子领走吧？”“行行好吧，救这孩子一命吧？”
这个小村，死了５０００多日本难民。
大人都熬不住了，孩子呢？
父母死了，孩子呢？
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在北国冰城，在江城丹东，在煤都抚顺，在科尔沁大草原，在中国东北数十个县乡，就连茫茫无际的大兴安岭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都曾有流浪的日本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善良的中国妈妈，还没来得及修补战争创伤，就向她们伸出了救援之手——４５００多孤儿被中国妈妈收养。４５００多个孩子，引来４５００多个中国妈妈，进入４５００多个家庭——可谁能想到，这些中国妈妈中，有的丈夫被日本人杀害，有的亲骨肉命丧关东军之手，有的自己曾遭受日本警察凌辱死里逃生——然而，她们却收养了“敌人”的孩子！
这些中国妈妈们，一张口就是白开水一样清透的大实话：“我恨日本侵略者，但孩子是无罪的。”“眼瞅着要饿死了，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我看这孩子太可怜了，好歹那也是一条命啊，救命，还管他是哪国人呢？”“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所以待他要比亲生的还要好。”
这些战争弃儿，在中国妈妈家里，享受了胜似亲儿的待遇。他们也与中国妈妈结下“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在我采访（我采访的人数毕竟微乎其微）的孤儿中，有７０多人跟中国妈妈和兄弟姐妹们融为一体，不知道自己是日本人。当妈妈揭开他们的身世之谜，他们哭了。他们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一方面，他们不愿自己置于他热爱的中国家庭之外；另一方面，他为回自己的祖国、离开中国妈妈而忍受“断指之痛”。
然而，当中日关系“解禁”，孤儿们可以回国，中国妈妈大都老迈体衰时，中国妈妈却再次表现她们博大的襟怀：“回去吧，孩子，妈妈一手把你拉扯大，盼的就是这一天呢！”“孩子，你不走我真的生气啦！你想我，可你的亲爸亲妈更想你啊！”“别惦记我，我们这把老骨头抗折腾，没事儿！”
日本政府知情达理，在确认和准许日本孤儿回国中有这样一条规定：中国养父母不在“放行”材料上签“同意”条款，日本政府不予接收。
可是，中国妈妈没有一人“拒签”！
几千个中国妈妈如此“心齐”，这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怎样一个令人震撼的伟大情怀？
要知道，这些中国妈妈当中，不少都是迟暮的孤寡老人！
小林惠子６个月时中国妈妈姜树云收养了她。当时姜树云和丈夫在长春开个小卖铺，生活紧巴。他们夫妻视小林惠子为亲女儿，给她起个中国名字叫王雅君。为了不亏着这个宝贝女儿，他们一生再没要别的孩子。小林惠子虽是战争弃儿，但从未感受到“被弃”的滋味儿，一直在温暖、亲切的中国家庭中成长、上学、工作、成家。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孤儿纷纷回国，小林惠子说什么也不回去。
１９９６年，当姜树云去世时，小林惠子扑倒在母亲的灵床前，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母亲啊，我现在成了真正的孤儿了！”
在场人见了，无不潸然泪下。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８日，我来到家住沈阳市的王淑香老人家。果然如朋友们说得一样，老人正站在阳台上眺望远方。一见到我，老人立刻迎上来，问：“你是采访我儿子杨来升的吧？”老人乐了。老人连忙回屋，哗啦啦拿出钥匙，打开上锁的柜子，从里边拿出一个包裹。老人看上去挺激动，但老了，手哆嗦，很慢。我要上前帮忙，老人急忙摆手阻止。她一层层打开包裹，拎出一个日式小孩衣服来，说：“多好呢，还这么新呢！”这时，我看见老人那满面褶皱的脸荡漾着灿烂的笑涡！除了衣服，还有几颗爆苞米花。之后，老人的话匣子打开了，这些，都是当年捡儿子杨来生的纪念物啊！我不禁惊讶：连这些爆米花，也是保存了６０年的纪念物呀！我更惊讶的是，收养儿子时，王淑香才１９岁！临别，我不忍向老人提及已回日本的儿子，老人抹一把泪，笑了，说：“我没事儿。”我还没出屋，老人已走向阳台。我莫名其妙地看一眼老人，老人说：“啊，你走吧，走吧，我天天站在这儿看儿子，就像‘望儿山’一样。”
我眼窝一酸，赶紧走。不然，我怕我走不了了。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３日，我来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采访日本遗孤范姝瑶的养母张福清老人。本来，我跟范姝瑶已约好。可范姝瑶突然“变卦”，不同意了。她告诉我：“我妈妈都９０岁了，这几天身体不好，血压又上来了，我怕她禁不住折腾。”范姝瑶怕我多虑，又说：“前段时间，日本ＮＨＫ电视台来采访我妈，我妈血压升到２４０，半个月都没缓过来。”
我只好退一步说：“我只是到你家看看她，不采访。再说，你不是答应我看看那个和服带子吗？”
打开当年包裹范姝瑶的那个和服带子，我惊愕了，一尘不染，崭新如初啊！这个带子竟有半米多宽、４米长，同行的沈阳音乐学院教授朱文博说：“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东西，这条带子做工之精，纹饰之美，在当代也是上品。”我正要拍照，老人房间的门有响动，我们迅速收起带子。范姝瑶吓得赶紧跑过去，要“稳住”老人。当我们认真观察老人时，刚才开启的那个门缝，又合上了。范姝瑶告诉我：“可了不得呀，这条带子谁也不让碰啊，有时我妈自己拿出来看看，一看就哭。”我们也许无法理解老人的心，但我们却知道一个事实：１９４５年初冬，张妈妈丈夫张富平在褡裢河边捡到一个刚过百天的日本女孩儿，乐呵呵地把孩子抱回家来：“媳妇，这回咱有女儿啦！”
三天后，张富平被日本宪兵杀害。
一天崩地裂时
６０年前。
公元１９４５年８月。
当日本战败的消息传来，一个个“开拓团”炸了营。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郊。
这是个不错的日子，天气晴好，空气清新，阳光明媚。８岁的小乌云夹在逃难的人群里，如同大树上的一片小叶子，很不起眼。她回头回脑地张望，这个乱糟糟的队伍太长了，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妈妈背着吃奶的妹妹，满脸淌汗。姐姐扛着两个包裹。乌云的两个弟弟坐勒勒车，还没跟上来。所有人都紧板着脸，惊慌失措的样子。小乌云与众不同。小乌云蹦蹦跳跳地走着，采着各式各样的野花。她把花儿拿给妈妈看，妈妈不理她。她向姐姐炫耀，姐姐也不理她。“哼！”不理就不理！小乌云独自一个人欣赏她的花儿，红的黄的紫的，还有马兰花，那么多的马兰花呀，比这支队伍还长的马兰花啊，一大片连着一大片，采也采不完！小乌云哪里会想到，此时，灭顶之灾正张开魔爪，悄悄地摸过来……
中午，他们到了葛根庙。
１１点４０左右，有人突然喊：“前边有苏联红军！”
带队的日本军官前野良山（原安东总省参事官）瞅瞅地形后，往前一指，下令道：“跳沟，快，往沟下跳！”
两三丈深的大沟啊，一时间，吓破胆的女人们挤作一团。前野良山火了，哇里哇啦乱叫，命令随行武装人员用枪托打，用刺刀挑。大家突然明白过来，争抢着跳下去。先跳的人摔死了。可人太多，人砸人，人压人，人摞人，却不死。前野良山又命令往人群里投手榴弹。一心求死的人都想挨手榴弹炸，死得痛快些。可手榴弹也有限，总有人活下来。于是，自杀开始了。
乌云妈妈放下背上的孩子，抽出刀，“噗”地一声扎死了怀中的孩子。当她提刀要扎乌云时，乌云吓跑了。小乌云跑了几十米远，见妈妈并没有追上来，停下了。回头一看，妈妈已倒在一堆尸体上，一把刀插在她的胸口，刀口呼呼淌血。小乌云掉头跑回来，扑在妈妈身上大哭。妈妈说：“我身上有咱全家人的照片，你带上，找个日本人，带你找你爸爸去吧。”
艳阳如炙。大把大把的“火苗子”，灼烧着无数个汩汩流血的伤口，灼烧着地上一摊摊的鲜血以及淌出来的肠子……顿时，浓浓的血腥味儿四处弥漫。乌云妈妈满脸是汗，痛苦地对乌云说，她渴。小乌云找到一个军用水壶，灌些地上的血水，给妈妈喝了。妈妈说：“找找你姐。”小乌云爬过一堆堆尸体，发现姐姐还活着。可是，姐姐被十几个大人压在下边，她拉不动。小乌云跟妈妈撒个谎：“我姐死了。”乌云妈妈的呼吸弱了，可她还惦记她的儿子。她指指山上，让乌云看看两个弟弟。小乌云拼力爬上大沟，看见了她的二弟。二弟趴在一个牛车上，鲜血染红了半面脸，早就死了。小乌云告诉妈妈，二弟死了，大弟没来。妈妈听了，似乎要说什么，只张张嘴，咽气了。
这就是著名的“葛根庙事件”，在那个曲里拐弯的大沟筒子，１１００多日本人死于“大自决”。
妈妈死后，小乌云在死人堆里呆了两天两夜，饿了吃干粮，渴了喝血水，后被“中国妈妈”救了。乌云是“聪明”的意思，是蒙古族妈妈给她起的名字，她的日本名字叫立花珠美。后来，立花珠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全国三八红旗手，第八、第九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通辽市人大副主任。她现在惟一的工作是：致力于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８月１５日，就在乌云一家几近灭绝的第二天，黑龙江依兰县北靠山屯的松田千卫，一点血腥的气息都没闻到。日本开拓团民，大都把“过剩”的土地转租给中国人，他们躺在炕头吃租子。松田千卫不。这个松田千卫，不时还要“身体力行”呢。这天早上，她拿起镰刀就走。她要亲自割点草，编些草袋子。
中午，松田千卫正干得起劲，部落长关清治的喊叫从“哗啦哗啦”的草缝隙中钻了过来，很刺耳：“别割啦！日本战败投降了，赶快回家做好准备，我们往哈尔滨方向撤退，下午就走！”松田千卫愣了半天，“静音”一样，突然回过神来，丢下镰刀，撒腿就跑。松田千卫的心像给冰块激了，猛地蹦起来，突突突狂跳不已。匆忙之中，这位日本妇女带上三天的干粮，背上６岁的孩子就走。在逃难的队伍中，她如同一个卷在浪涛中的鹅卵石，“顺流而下”。
越走越害怕。
“步人后尘”的这支队伍，看不到前边逃难人怎样的狼狈，却看到她们生命的“标本”：树棵里，草丛中，壕沟边，都能碰到自杀的日本人。背上的女儿“哎呀”一声叫，松田千卫才看见，前边几步远的地方，一位妇女倚树而死。她的白衣服早已被鲜血染红，一把尖刀插进胸口。松田千卫只好绕过去。“哎呀——！”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