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到八十年代再提出来，相对来讲，变得新鲜了，这只是一种重新启蒙。从八十年代中期，他们、非非等等几个现代主义流派的崛起，整个地把西方的种种主义搬了过来，这也是导致诗歌圈外的人对诗坛的种种错误看法的一个原因。有人因而认为诗人就是瞎胡闹，诗人就是想出名，诗歌谁都看不懂，等等。
八十年代是很复杂的说不清楚的年代，获奖诗人都是从八十年代成长过来的，中间也一度可能会迷失过。诗人小海、陈傻子都曾谈到过这个问题。但他们寻找到了，经过正反几个方面的摸索，他们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歌道路。两届获奖诗人和《诗刊》每年的华文青年诗人奖专号所刊出的诗人的诗歌观点都是很精彩的，如果把这一批诗人的观点同八十年代徐敬亚他们搞的诗歌大展所推出的几十个流派、主义的宣言相比，我们会看出非常明显的差异，无论在价值取向、人生追寻、技术支持等各个方面都是不一样的，这一代诗人显示出了应该有的责任感。这也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来的先锋文学的回归有关，与小说家的回归不同，小说家更多地是因为市场因素而作出调整，正因为诗人很难面向市场，更多地保留了、更多地回归到纯粹的艺术本质。不去考虑市场了，便去考虑诗人如何真实地展现自我，真实地表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对这六位诗人和当前实力青年诗人的创作，我想简单地做三句话的概括。首先，他们力图从人性的层面确立诗的良知。江一郎的《老了》《如果你要我》都写得非常好，《老了》的苍凉感特别能打动我。他的真诚、朴实是任何人都能读明白的，这是这一代诗人作品中的上品。江非有一首诗叫作《妈妈》，写得非常好，写母亲的诗歌那么多，江非写母亲完全换了一个角度，这首诗我在几个场合都读过，听到的人都非常受感动。这首诗没有就农村写农村，而是把城市、农村两种文明放在一起，城市是后工业化时代，而农村还有农耕文明的影子，巨大的反差深刻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从孟郊开始，写母亲的诗歌有多少啊，没人像江非这样写，在艺术上，这首诗是有独创性的。江非的很多文本像《傍晚的三种事物》《外祖父》等等，确实如他自己的诗观里说的，表现了农村与这个时代。如果我们把江一郎的诗、江非的诗放到“五四”以来的新诗史当中去，它们当之无愧地会成为经典。对人性的深刻的开掘确实是当下这一批诗人的共同的特点。路也这两年的诗变化也很大，《身体版图》可以看作是女性身体写作的代表作。身体是文学写作中不可绕过的一个对象，它对应的是超验写作，或者叫形而上写作，总之，对应的是灵的写作。身体的写作更多地体现为欲望、原欲，小说、诗歌、散文中都能写，问题是怎么处理。如果原生态仅仅是一种完全的原生态展现的时候，那么他的价值是有限的。如果一任原欲泛滥，缺乏了灵的介入，诗歌会变成不堪人目的东西。歌德说过，一个人的内心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魔鬼的一面就是原欲的一面，天使的一面就是他的灵性的一面。我们的这一批青年诗人的写作是注重了灵与肉的结合的，是健康向上的，也是符合人类本性的。
第二，他们力图从历史的层面切人诗歌。这批诗人有着对历史的非常深刻的责任感，他们有意无意地在用自己的诗来书写历史。写农村的贫穷也好，写自己的幻想也好，写自己的追求也好，都是在书写历史。有些诗就直接地以史的姿态出来，如专号中庞余亮的诗《太平湖小史》，诗很精短，里面有老舍之死，有湖的变迁，就是这十几行诗，真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处理得非常到位。江非等非常真实地反映了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史。
第三，他们力图从人文、理性方面确立诗歌的价值。西方现代主义过于强调过程，其实还是把艺术做得像游戏了，在这六位诗人这里，没有看到这种迹象，也没有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那种写诗为了自己宣泄的态度。九十年代以来的两个回归，回归传统、回归现实都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影子。回归现实并不是原先说的简单化的文学来源于生活，实际上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经过反复地思考寻觅之后找到的道路。
获奖诗人：乡村大地与个人版图
北野：我个人感觉到，我能够获这个奖，可能更多地凭了运气。2003年，我在《诗刊》比较集中地刊发了三组作品，可能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多受到关注。我从来没有为了获奖而去写作，而是按照自己心中的声音，尽可能地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干扰，我天性里面有一种拒绝的能力。《诗刊》这些年对我的作品一直很关注，给我的鼓励很多，使我感觉到我的选择没有错。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失望，当时感觉到人们之间说话与写作等等的交流是不可能的。现在，很多浮躁的东西慢慢地退却了，真诚慢慢地回到人们心中。能得到这个奖，更坚定了我的信心，现在有才华的写作者太多了，我要坚守、珍惜自己身上那些独特的东西，沿着自己的道路慢慢地走下去。
江一郎：我写了多年的诗歌反而不敢谈诗歌，我们的诗歌写作处在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诗人与诗人坐在一起时，如果话题回到诗歌本身就会很尴尬，大家很难心平气和地探讨诗学问题。《诗刊》在努力引导青年诗人身上下了很大功夫，我觉得很有意义。现在很多很年轻的诗人认为自己是最牛的，自己就是标准，并且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的写作。这样我们就很难去与他交流。我的诗就可用三个字来概括：不先锋！到底什么是先锋，非常值得怀疑，有人以别人看不懂为先锋，特别可笑。你打着先锋的幌子，说一些乱七八糟的就是先锋了？《诗刊》有它自己坚持的评判标准，坚持就有意义！
现在的诗歌大都很关注日常生活，强调所谓在场，写日常生活如果仅靠描摹，肯定会导致诗歌品质的低落。诗歌与别的文体不同，应该是有些规范的，大自由中应该有不自由。一个普遍的标准、一个底线应该是：诗歌中的那个情字是非常重要的！最近《诗刊》刊发的王家新的一篇文章中说，诗歌说到底是一种非常简单非常朴素的事情，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复杂。我很赞同，似乎这话不应该由王家新说出来。每个人的写作标准肯定不一样，但还是应该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现在有的小说追求肉体的狂欢，但诗歌必须和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关系、有联系。诗歌不是一个教育家，但是诗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灵，改变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它能让我们学会真诚、学会善良、学会美好。现在有一个没道理的问题是，很多年轻的诗人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写，什么样的东西都敢写，也许诗歌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出现了，但是不是合理，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刘春：最近一年来，我对诗歌确实不知道说什么好。接到会议通知后，我曾想认真地写一个发言稿，但每次坐到电脑前，我都感觉没话可说。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上，我一直想达到两个目标：一个是宽广的胸怀，一个是丰富的记忆。另外，我觉得小时候老师教导我们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放到我的诗歌标准里也很好，比方讲道德，讲卫生，讲文明，语言美，心灵美，环境美，这一些如果能算作标准的话，我认为诗坛上就不会出现以丑为美的情况。有的人现在开始把小段子当作诗歌，小笑话、小谜语、歇后语成了诗歌。大家都强调生活对诗歌的重要性，我觉得诗歌不仅仅是生活，生活可能是诗歌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至少诗歌不完全是生活。生活有时候并不像一条流动的河，也许有几年它就是一个平静的湖，很乏味的，依赖生活就会重复自己。这几年我的阅读比我的生活更加广泛深远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我的创作还在路上，还在途中，我还在变化着，我的风格远未形成。
雷平阳：诗与生活是咫尺天涯的关系。每个诗人背后都有一个村庄，背后都有一个个人的根据地，我背后的土地的存在支撑了我的写作。我的老家在云南昭通，那里11个县全部是国家级贫困县，我每年都回去看看，感觉到自己与那片土地的关系太大了。《云南日报》去年曾经发了一个评论家的文章，批评我，说我身居城市，却老是写乡村。他纯粹是胡说八道，说什么假如你老是写乡村就要批判城市。我写乡村并没有批判城市。我的心灵离不开那片土地。我从小跟着唱书的瞎子在那些乡村里走，没法抛开身后那片土地的存在。我想强调的是诗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像我这种有疼痛感的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只有诚实、简单地去表现自己的土地。
这次获奖，我自己真是很惊讶。我与诗坛联系非常少，包括这两天大家老是说到的一些诗人，我也不知道，平常我也很少与刊物联系，也不上网，朋友们说我还坚持留在农耕时代。我自己中途去写过小说、散文，但怎么写都感觉到没劲，一点劲都没有，有时候写到几万字再丢掉，写不下去。我身体里面老是有一只催逼着自己的手，让我写诗，我没什么大目标，只是想能尽可能地不辜负自己身边的人，不辜负愿意看自己作品的人。
能够得到这个奖，我非常高兴，这世界荣誉太多了，能够以诗歌的方式得奖真是最美好最快乐的事情。
江非：我对诗歌的另一种兴奋是通过写诗认识了那么多的老师、朋友，受益很多。我简单地提纲性地谈一下自己一些想法，算是对《诗刊》下半月刊华文青年诗人奖专号上《一份个人提纲》的补充。我感觉华文青年诗人奖标志着一种新的标准的确立。现在有很多诗人以非常强硬的姿态去为世界命名，把诗人从一个命名的角色变成了世界的代言人。世界自己在命名世界，它不需要诗人的霸道的劳动。这两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获奖诗人就没有
去做那种傻事。
关于我的写作方向，我想要面对的是“乡村”以及“乡村的这个时代”，具体地说，就是“平墩湖和它的在场”，接下来，就是“相公镇”，就是“临沂城”。这应该是一个“村，镇，城”三位一体的个人诗歌版图，是我个人所经历和熟悉的历史与文明，是我所要表达“我在想”的内容载体。所以，对我来说，“写什么”和“为什么写”，似乎要永远比“怎么写”重要的多。
诗歌理所当然地具有的三个属性从重到轻应该是：史学性，社会学性，艺术性。也就是当诗歌作为一种文字记录的方式而呈现时，我们应该看到人民在劳动、人民在思想、人民在动情，并选择了新鲜的言说方式进入了文明的第二史册。
以我个人来看，应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观察一个诗人：一个立场，一本集子，一个可具强大同征性的写作体系。所以，我总是这样去归纳一个诗人：XX诗人用他的一生记录了XX，他的手法继承了XX，开创了XX，其语言XX，整体上表达了作者的XX思想，展示了人对世界的XX看法与阐释，其作品具有那个时代的Xx性，他的个人写作促进了XX团体、流派的形成，开创了XX写作的潮流。其中的10个“XX”顺序不可颠倒。而不是像现在的有些人，总是在那儿不停止地夸大派别和团体的作用，和自己开一些有趣的玩笑。
我对当今的诗坛有这样的一些担忧：对所谓70后诗人群一代人的整体以及个人创作的担忧；对当下诗歌评论的担忧，优秀的诗歌评论应包含以下几个要素：分析，比较，归纳，命名，预见。但大多数目前的评论文章还处于“分析”这个较低的阶段，就文论文，就人论人，甚至还在说哪个词用得好，哪个结尾结得不好。对当下诗人形象的担忧，诗人的形象应该是为民族击鼓者，为人民吹角者，为万物抚琴者，为心灵击节者，现在诗人的形象并没有如此美好。
其他声音：本土化与健康阅读
李少君：《诗刊》通过这个奖项来奖掖诗坛实力青年诗人是功德无量的。这几位获奖者同时也是我们《天涯》杂志关注的，《天涯》多次刊发了他们的作品。谢冕老师的归纳概括是非常对的，他指出这一代诗人的成就是在新诗潮的基础上达到这种状态的。我们的少年时代只是看着唐诗宋词在成长，朦胧诗的时代我们已经长大了。不像这一代诗人这么幸运，他们从小就接触了朦胧诗，朦胧诗是他们的传统。当代汉语诗歌成为这一代年轻诗人的背景，这一代年轻诗人的源头。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呢？中国的新诗是学来的东西，“五四’’以后，写作者突然觉得过去的旧体诗词没法表达现代情感，没法传达变幻的具有震撼力的情感。很有意思的是当时首先有一批学者来搞白话诗的试验，那时只是一种观念的写作，很少内在的自然的诗歌。我个人认为中国新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知识、观念的产物，停留在模仿和学习的阶段。甚至一直到八十年代，从非非主义对法国新小说的学习，到韩东的诗歌《大雁塔》都是如此。《大雁塔》不是一种自然的体会，没有强烈的诗性的感触，它就是一种理念性的产物，诗人想的是你们要歌颂崇高，我就要解构它。中国诗歌有太多的行为艺术，留下来的不是作品，留下来的是观念。
所以，我近两年强调诗歌的草根性。中国的新诗是学来的，就像佛教是我们去印度取经取来的一样，它是异域的异族的，应该让它变成中国的本土的，或者说要使我们的诗歌具有草根性。禅就本土化了，它溶人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老百姓的穿衣吃饭都被禅所说。我们的诗歌应该有一个从佛教到禅宗的相类似的过程。我们不能否认在新诗演变的漫长过程中前人的努力，像朦胧诗和后来的种种，包括强调口语化的诗人，注重叙事性与日常生活的写作等等，也在做着把外来的东西变成本土化的努力。
真正到了江非、江一郎、雷平阳、北野他们这一代诗人这里，才有可能实现诗歌的本土化。首先他们一开始接触的就是新诗，在他们的经验中，不认为诗歌是学来的，不像我们这一代，老有一种对比感。在他们这里就有可能把他们的诗歌变成自然而然的、日常的情感叙述。
我们现在遇上一些重要时节，想到的还是旧体诗词，比如中秋节时，我们想到的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有了什么人生感慨时，也会来一段《春江花月夜》，为什么我们到了最需要表达情感的时候，我们还是寻找古代诗歌来抒发情怀，可以说新诗还没有形成广为人知的名篇，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西方社会，借诗歌抒情已是很自然的，前几天看过的一个片子上，里面人物背诵的是奥登的诗，非常自然。“9．11”之后，心灵受伤的美国人背诵的都是他们的一些当代诗歌。西方的诗歌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和成就了，在人类的重大时刻或者个人的重大的情感爆发的时刻，人们都能使用当代的诗歌来抒情、来安慰自己。新诗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离它应有的高度还有距离，好在它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期待的中国新诗应该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日常的、稳定的写作形态，到那时我们就有可能表达人类的重大事件、个人的重大事件，达到旧体诗词、西方现代诗歌那种高度。我强调的诗歌的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