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在写作时的一些想法，包括对评委的评语的看法，有什么不同意见也可以提出来。
《诗刊》下半月刊创办时，编辑部邀请了评论家、诗人在绍兴举办了一个恳谈会。创办下半月刊的宗旨很明确，就是给青年诗人提供更好的发表园地。但如何引导青年诗人的创作呢？当时在那个会上，我提出了这么一个办刊口号，就是“健康人格、健康心态、健康诗风，拒绝平庸、拒绝病态、拒绝矫情”。这个办刊宗旨我们一直在履行着。
我们在评奖时尽量做得公正、公开，我们把评委的观点都亮了出来。我们要将华文青年诗人奖坚持下去，把奖做得更扎实。我们的评奖方式及做法，也是《诗刊》对诗坛的一种表态。我们提倡健康人格、健康心态、健康诗风，当时也确实是有针对性的。记得九十年代，谢冕老师发表《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有一次我对谢冕老师说，当我读到一些诗集或者理论作品时恨不得从窗口把书扔出去，我不知道是我出了问题，还是它们出了问题！盘峰诗会之后，汉语诗歌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有些好的作品逐渐水落石出！并不是九十年代就完全没有好的作品，我们的批评家是有责任的，追风、误读以至误导，影响了大家的阅读和发现。
这几位获奖者，都是很优秀的。我在江非的评语中写到了“歌唱”一词，我们过去好多诗歌是在诉苦，是在怨天尤人，它不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心态。我们通过评奖把好的作品推荐给大众，同时起到引导的作用。
我期望我们的华文青年诗人奖能在今后获得大家不断的支持，使这个奖项能够延续下去。现在各种评奖活动太多了，经常会突然蹦出一个大奖来，大奖都大得不得了，都号称是世界级的，但往往搞了一次再就没影子啦！或者不过是用事件炒作自己、炒作一个群体，这种做法其实也是在扰乱视听。我们就是想从最根本做起，把优秀的青年诗人推到诗歌的前台。在选择评委上也是非常认真与慎重的，我们全部选择了对当下诗歌最有发言权的学者、编辑家，他们既是诗歌的专家，又一直不缺席地出现在当下诗歌的阅读、评论现场。我们非常感谢评委们，他们的评审工作做得非常认真仔细，都很负责任。
另外，在此我也希望与漓江出版社的合作更密切，通过出版获奖诗人诗选使我们的这个奖项为更多的人所知，使最好的诗歌走进大众。
叶延滨：这六位青年诗人是我们所看重的。这两年出现了各种类型的评奖，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获奖诗人，他们的获奖理由是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但我们的这个奖有它的独特性和很高的标准。通过这两届评奖，华文青年诗人奖因为它对诗歌本身的负责态度，因为评奖过程的公正严谨，受到了社会特别是诗坛的关注、承认。
我们每年都经过读者推荐，编辑和议，选定几十位候选青年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十位青年诗人都有可能当之无愧地获奖，但为什么这两届是这六个人得到了这个奖项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他们不是热点诗人，不是时尚诗人，不是被人追捧的新宠诗人。这些诗人应该说是走过了一段非常艰辛的探索之路的，他们自己追求自己的风格，自己设定创作目标，同时他们也在修正着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方向。八十年代到现在，诗歌的写作环境越来越好，我从1982年到现在做诗歌编辑二十多年时间，感触颇深。在八十年代，诗歌不断地有事件，诗歌的环境是很艰难的。进入九十年代，诗歌基本上没有来自意识形态下的压力，更多的是来自诗歌内部的压力。环境已经变了，但内部的压力也是很让人头痛的。不能不说诗歌从政治热情、社会热点到文学自身的回归是一种进步，但反过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我在《星星》诗刊时曾提出过诗歌的反向消费，就是某些诗人不是为自己写作，甚至也不是为读者写作，而是在为评论家写作，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为文学史写作。这个也可理解，应该说，有一段时间，批评家左右了我们的整个汉语文学，诗人们忙着打旗号，忙着争创先锋，忙着在诗歌里面表达自己最新的观念，其实这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写作，这个意识形态不是在上面，而是在诗人内部。我们的评论家需要建立新的诗歌体系，能进入评论家视野、能作为评论文章中的例证的诗歌就最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优秀的诗人在反向消费中消隐了，他们顾此失彼。发展到最后，诗歌流派各往自己的极端走，读者已很难分清哪一个是好诗，哪一个是废话。诗歌内部的压力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就有了盘峰诗会，有的人到现场一看，极为惊讶：怎么这个会没有领导哇？由此可见一些人还停留在旧的意识形态中，而盘峰诗会的多数诗人开始自己解决问题了。惊讶者认为，诗人不会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烦吧？在我看来，这些事件都是非常有益的，使诗人找到了自己的正途，更为重视自己的写作，更多地去表达自己创作的追求和愿望。这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很多诗人比赛着看谁更能展示自我。重要的是展示的自我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是提升了人生的价值，还是降低了人生的价值？是让人读了感觉人生应该更高尚一些，还是应该更卑贱一些？我们作为《诗刊》编辑，在第一线与写作者对话，有责任将最好的诗歌提供给读者，也有责任提供更好的诗歌文本给我们的诗歌理论家。关注当下诗歌、近距离地接触诗歌现场的理论家太少了，他们对当下诗歌不了解，很多批评文章其实与诗歌不搭界。
华文青年诗人奖评奖中的诗歌优劣取向不是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不是我们，不是叶延滨，不是林莽，也不是谢冕先生。如果我们凑在一起，比方说，谢冕老师他看好某诗人，他在会上一提出来，也许大家有些意见也会碍于面子，不好反对。我们的措施是把编辑通过汇总读者意见整理出来的10位青年诗人的稿子，交给评委，打分、写评语后迅速反馈回来。评委各自独立的评判打分，使获奖作者自然地水落石出。我们没去搞什么平衡，完全遵照评委所打分数定高低。举个例子，上午还有人说，你们的这个奖是和尚奖，都是男的，没有女的。这就是我们不搞平衡的结果。事实上，青年女诗人也有很优秀的，也有女诗人进入前10名，但就在她们所提供的这些篇目上面，评委没有达成共识。我们也期待着明年或者后年，经过沉淀，女诗人能在华文青年诗人奖里占一席之地。
编刊物就希望推出新人，《诗刊》的“青春诗会”年年推出十几位青年诗人。现在活跃于诗坛的很多人都参加过“青春诗会”，有些人却杳无音信了。这两届获奖诗人当然很优秀，但也存在这个问题，一个年轻诗人的正常成长要躲避掉多少诱惑啊！我希望获奖诗人珍惜我们的这个平台，不要认为踏上这个平台就该怎么样怎么样，就吆三喝四了，要在这个平台上再往前走。才华是最容易消亡的东西，要等下一拨诗歌好汉出现时，他们说受过江非、雷平阳的影响，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的诗坛还提江一郎、刘春、哑石、北野……这才不辜负评委们的厚望。
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奖作得是相当扎实的，是相当有规模的，评奖后有一期专号刊发作品，有颁奖会议，有每年一本出版社的作品集，还有一位诗人到大学里做驻校诗人。这一切，使华文青年诗人奖变得厚实起来。
《诗刊》和漓江出版社签的是十年协议，我们希望的是延续性，我们希望这个奖在今后若干年里是人们所关注的奖项。每年三人获奖，十年后就有三十人获奖，成活率百分之六十，那中国诗坛上就有近二十位实力诗人在前进的路上是我们这个奖把他向前推了一把。
评委：担忧远去，希望重现
谢冕：八十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的诗歌之路，为我们面对今天的这些诗歌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现在看起来本世纪初这头几年所展现的诗歌状态，有一种新的诗歌在勃勃地生长，这两届华文青年诗人评奖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接触最新诗歌状态的机会，使我能够认识到很多陌生的面孔、陌生的名字，由此给我的印象是诗歌在慢慢地生长着，在慢慢地延伸着。前几年，我对诗歌的确是有一种担忧，担忧来自诗人们非常自信，而读者们非常不满意，媒体也不满意。但是诗人们的自信确实非常强烈，他不以别人的观点为参照，不理睬批评者的言辞。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僵持的局面。我担心诗歌的这种偏离，主要的问题是偏离读者。我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作《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不是所有诗，是有些诗，我的批评意见也受到了批评，包括我的朋友的批评。看到两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者的诗歌之后，我得到一种安慰，我的担忧在逐渐地解除，我的不安被这些新的面孔所带来的惊喜所安慰。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对诗歌的态度和观点是极为高妙的。江非说：诗歌就是对时代的介入、批判，以及对广阔民生的记录、关注、承担；就是对个体生命、事物本身，以及客观存在的世界关系的个人阐释；就是对民族、祖国，以及更为恒久的自然事物和人类精神的壮烈歌唱。江非还认为：我的诗歌母题对自己来说应该是“乡村”以及“乡村的这个时代”，具体地说就是平墩湖和它的在场。雷平阳说：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空中搬来石头，梦中背着泥土，我建造了一座小小的修道院，它们代表着父亲结疤的骨头，母亲开花的眼泪，村庄疼痛而又虚无的断代史……我想强调的是，无论经卷，还是诗歌，它一旦触及土地的肌肤、情感的骨头，它就该软下去，立即软下去，而且必须带着整个世界软下去！再坚硬的东西，遇到土地的肌肤、情感的骨头的时候，她就会软下去。北野的话是：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诗到语言为止，零度写作的主张也令我怀疑，“没有灵魂，先生们，所以产生不了文学！”俄罗斯诗人洛扎诺夫的这句话，倒是十分合乎我的心意。我倾心于灵魂的自由翱翔，但并不赞成灵魂与肉体的故意分离——尤其是在诗歌写作中。
获奖的三位诗人，他们的这些自我陈述，我觉得都解除了我对诗歌的那种失望。今天上午在跟记者谈话时，我还是说，我对诗到语言为止、把诗歌纯粹沦为一种语言的手艺我表示怀疑，对写作中的所谓零度情感的状态我表示怀疑。我认为这种误导已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了。从两届华文青年诗人奖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料可以看到，我们新的一代诗人正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新诗崛起的基础上，继承了新诗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到达了今天这个层面。今天诗坛展开的这个新的风景线是确实让人感到欣慰的。我们这两届奖中像江一郎的《母亲在哭》、江非的《当他在风中》这样感动人的诗歌很多，江非这样写父亲：“他这一生，根本／就不像水变成冰那样”，而是“散成了时光中的粉尘”，一种痛击我们生命深处的伤感和疼痛在诗的里面。我现在要说的是，是自由开放而又有所坚持的写作状态才使诗歌终于到达了今天的这个层面。那这个层面是什么呢？我觉得林莽在对江非的评语中的一些关键词：悲悯、承担、自省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关于江非的关键词，而是他们这一代写作者的关键词。这就是让我们感动的和备受安慰的东西。
获奖诗人的作品大多凝练、清洁、自然、随意、清新，也多有内在结构非常紧密的口语写作，直接呈现了我们的这个时代宽松而趋于成熟的诗歌走向。北野的抒情方式更为浓烈一些，他们之间有差异，但总体上是相近的。他们的主题总能涉及到我们的乡村，对父母老去的哀伤，对土地的关怀，涉及到我们的父亲母亲和我们的父亲母亲说不出来的那种疼痛，甚至包括他们深夜里捏着鼻子、咬着棉絮的那种哭泣。
如果诗歌仅仅停留在言辞上，也许他藏有很深刻的哲理，并使用华丽而深奥的语言来装饰，结果是遮蔽了我们的视线。产生在学院里面的也标榜是使用口语写作的一些诗人，他们的作品都存在着他们的价值，但也都有着很多问题。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在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者这里已经得到初步的解决。
诗歌写作的新的层面在展开，我们需要非常关注他们！他们就是二十一世纪给我们带
来的诗歌的希望。
吴思敬：两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意义很大。当前社会上一部分人有一种偏见，认为诗歌不景气，常问诗怎么了？常说诗读不懂，还有种种置疑，认为从八十年代以来没有出现好的诗人，没有出现好的作品。这些看法在相当一部分人当中存在着，很滑稽的是这部分人里包括那些从来不读诗歌的人。所以我觉得两次评奖推出这些优秀的青年诗人、推出他们的作品、举办一些活动，像今天上午颁奖后的小型朗诵演出，我认为就是向那些人做出的回答。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的初期，我们的诗坛是有好诗人、好作品不断出现的，对诗歌的苛责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六位诗人的推出，我认为是完全代表了我们当下诗歌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每个人都是够格的。这六个诗人再加上从九十年代至今已显示了创作生命力的诗人，比如白连春、牛庆国、路也、蓝蓝、荣荣、陈傻子等等，我觉得一个新的诗歌创作群体正在我们诗坛的地平线上涌现，而且非常有生气。获奖青年诗人中，刘春、江非是七十年代生人，其他人和我列举的这些基本都是六十年代生人，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些诗人虽然是我们今天才给他们应有的评价，但意味着他们在诗坛上辛勤耕耘起码十几年了！北野从1981年就开始写作，还有几位也是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写作的。他们通过长期的写作实践，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我也关注过所谓的80后诗人的写作，认真地读了水晶珠链、春树等的作品后，觉得她们的诗歌写得很聪明，有的也很见才华，但她们的诗歌感动不了我。实际上诗歌创作中，生活积累是非常重要的。80后的孩子，一出生就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大多数又是独生子女，生活比较优越，所以他们对生活的苦难的理解差了很多，他们张扬的全是个人的小情绪。
在获奖诗人中，哑石、刘春似乎更接近一些，他们的创作资源除去生活的资源以外，还更多地包括了文化资源和知识资源，但他们两人的消化程度不一样。江一郎、江非、雷平阳、北野这几个人是相近的，与他们接近的还有白连春、牛庆国，他们的创作思路和他们的成长都更多地是来自于自己的生活，他们对生活都有非常深的感触和体会，他们的诗土生土长，诗歌就是他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地可以打动我们。诗歌没有什么时间神话，不一定是谁年轻谁就一定更有创造力。这两届获奖诗人和一些外围的诗人，从他们生活上的体验、艺术上的积累来考察，他们确实应该浮出水面了！这批诗人走上诗坛接受的资源是朦胧诗，但朦胧诗是一种非常复杂很难说清的东西。朦胧诗所传达的人道主义、人性主义的思想是西方讲了很多年的，实际上这些最本质的东西被我们抛弃了很长一段时间，到八十年代再提出来，相对来讲，变得新鲜了，这只是一种重新启蒙。从八十年代中期，他们、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