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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名赫赫的警长被谋杀，汉尼希的寡母失去独子，悲惨故事令整个城市“群情激愤”。再说，谋杀执法人员，这本身是对法律、对公众的挑战。可是在此关口，整个事件究竟如何发展，是严格地按照法律程序走，还是走向失序，在严峻地考验着这个城市的水准。这时，城市行政分支领导人、新奥尔良市长沙士比亚，对事件的走向起了重要作用。
沙士比亚市长对当时意大利移民造成的社会问题很是恼火，在那个年代的南方，种族偏见很普遍。他曾经在一封信中，称意大利人是“没有勇气，没有荣誉感，没有信念和自豪感，没有宗教和任何可以指向一个好公民的品质”。问题是，这样一个市长手中有权，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没有制约他的力量，这个城市又没有牢靠的法治传统。谋杀发生之后，他立即当着拥挤的人群对警察下令：“扫荡这一片！把所有的意大利人都给我抓起来。”警察没有依法向法院申请逮捕令，“大扫荡”就开始了。
直到很久以后，才有人在新奥尔良市的《新戴尔塔》报的专栏中写道，整个对意大利裔的“批发式”逮捕，建沙士比亚市长陪审团已经作出了判决立在一个孤立的基础上，就是据说汉尼希对他的朋友悄悄说了声“dagoes”。可令人惊诧的是，在警长还清醒着的九个小时里，竟然没有人去向他核实过一次。更为荒谬的是，在后来该案的法庭审理中，如此关键的证人奥康诺，竟从来没有作为证人出庭。
不仅对意大利人的扫荡开始了，新奥尔良市民众对意大利移民的敌意和仇恨也被煽动起来。市长公开讲话，毫无根据地宣布自己是“意大利谋杀者”的下一个目标。并且“勇敢地”表示，他绝不退让，要战斗到底云云。民众的情绪几近沸点。
在新奥尔良市的法院里，法官们在商量着，他们要尽一切努力防止暴民行为的发生。可是，我们看到，法制制度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这个文化本身必须建立起绝对尊重司法的传统。因为论“硬件”来说，司法分支是最弱的一环，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必须依靠社会共识来维持的。宪政国家的产生，就其历史发展来说，是一个社会依据其长期的经验，首先得出对司法之崇高地位的认可。缺少这种文化上的认可，司法是软弱的、很容易被破坏。因为司法分支本身没有执法力量，它是需要行政分支来执法的。在一个三权分立的制度构架中，最令人担心的是：行政过强、司法过弱，而执法的行政分支有了违法倾向。
不幸的是，这就是1890年的新奥尔良的现状。
在市长的指使和支持下，几百名意大利人被非法逮捕。虽然，所有宣称曾经目击凶手逃跑的人，都明确表示没有看清凶手的面容，这些人还是被带到监狱里指认凶手。他们指认的依据，是身高、衣服式样等非常含糊的参照。这些完全靠不住的指认，照样成为起诉的依据。马上就有五人被起诉，并被押往新奥尔良县监狱（NewOrleansParishPrison）收押。
县监狱的典狱长对这个城市的性格十分了解。他马上明白自己可能面对什么样的危险。典狱长立即命令大批警卫列队，荷枪实弹、严阵以待。他的担心绝非多余，不久一个叫做戴菲的二十九岁的街头小贩来到监狱，声称是来探望关在狱中的意大利裔的囚徒。他的一只手插在口袋中，直到他见到一个囚徒出来，才抽出手来，那是一把手枪。他重伤了那名囚徒，还大声叫嚷：假如再有几十个我这样的人，就能把所有的“dagoes”都赶出我们的城市！这声枪响，真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沙士比亚市长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进入市政厅，发表激情演说。他宣称警察在逮捕和收集材料之中，已经得到“超越怀疑的证据”，证明这是西西里人的复仇，是因为被杀害的警长代表法律，经常试图制止意大利帮派在街头的一次次血腥仇杀。市长后来还毫无根据地宣布，本市已经有九十四人死在意大利黑手党的仇杀中。这条未经核实的说法，马上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
由市政开支出钱，他当场指定成立了一个市民委员会，来彻查这些秘密帮派组织。这个八十三人的委员会后来以“五十人委员会”著称。在这个委员会中，没有一个是意大利裔。
“五十人”委员会“粮草充足”，不仅为“保密”之需，租用了单独的办公楼，还雇用了两名侦探。其中一名是纽约来的意大利裔，在意大利社区内侦查。另一名则故意使自己入狱，在狱中和意大利裔囚徒们“打成一片”，甚至讹诈一个精神衰弱的囚徒。可是，他们都没有得到这些人卷入此案的证据。市政当局却说，已经探得作案细节，只是暂不公布而已。
1890年10月23日，也就是汉尼希谋杀案发生的八天。
之后，这个“五十人委员会”在新奥尔良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上，一方面宣称，这个委员会将严格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事，另一方面，号召该市三万名意大利裔移民相互揭发、检举坏人。与此同时，还对他们发出了暴力威胁，信中宣称，“黑帮仇杀必须被扫除，暗杀必须被终止。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假如可能，我们倾向于和平地使用法律途径去做；假如必要，我们也会即刻决断地通过暴力去做。何去何从，就看你们是否有和当局合作的意愿了”。
汉尼希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烈士和英雄，举行了新奥尔良有史以来最盛大的葬礼。其规模甚至超过了前南方邦联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的葬礼。
市长和当地上层对谋杀案的态度，也暗藏着他们和已经融入当地社会的那部分意大利裔上层人士，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竞争和纠纷。市长抱怨意大利裔垄断了水果、牡蛎和鲜鱼等市场，以及另一些政治上的纠葛。于是，被起诉的所谓谋杀阴谋集团的意大利裔，很快增至十九人，其中包括了一名意大利裔社区的商人和政治首领马切卡。
马切卡出生在一个西西里岛的移民家庭，可是他自己已经是出生在本州的第二代移民、是一个美国人了。他参与社区的活动，已经有能力和本地白人平起平坐。
1874年，年轻的马切卡就参加了新奥尔良市发生的那场著名的街巷大战——自由广场之战。当时由当地白人组成的民兵组织，赶走了联邦在南北战争后建立的南方重建时期的政府。在这场巷战中有二十七人死亡，一百人受伤。马切卡与众不同的是，他在那场巷战中救下了对方身受重伤的司令官。此后他在商界很成功，在因汉尼希谋杀案被起诉的时候，他是这个城市中的三万名意大利裔市民中，最卓越和最有权力的人之一。
根据当时新奥尔良市监狱的规定，有钱的囚犯可以出钱住进较好的囚室，也可以外买食品。马切卡和另一名富裕的意大利囚犯，取得了这样的条件，而其他的十七个人，生活在可怕的监狱条件下，而且这个案件被渲染为“一群黑手党合谋杀害了受大家爱戴的警长”，以致他们在狱中还屡屡受到其他犯人的殴打。他们中间不仅有意大利裔的美国人，还有意大利公民，因此引发了意大利领事的抗议。同时律师也要求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由于领事的坚持，大陪审团视察了监狱，他们的结论也是要求改善这些囚徒的监狱条件。典狱长不顾同事的否认，也承认意大利囚犯被其他囚犯殴打的事实，并承认他无力保护他们，他也要求转移这批囚犯。可是，沙士比亚市长对公众讲话，断然宣称这些说法都是“谣言”，也拒绝转移囚犯。不仅如此，市长甚至下令，停止囚犯的亲友探访，除了律师谁也不准见。律师在法庭奔走，才局部争回了他们的家属探视权。
比行政弱得多的司法，在艰难地运作。与此同时，市长、“五十人委员会”和当地报纸的不实宣传却在升级，这些涉嫌囚犯的律师本身，已经被描绘成“黑手党派来破坏法律的人”了。
大陪审团听证会在1890年11月举行。可是大陪审团本身就有两名“五十人委员会”的成员。当局宣称，这十九名嫌犯，分属两个犯罪集团，先审其中的九个属于“马切卡犯罪集团”的。其余十名容后再另案审查。这第一批嫌犯，包括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在十九人中，只有一名有犯罪前科。
审判在1891年2月28日开始。检方是地区检察官。在陪审团已经作出了判决意大利裔中，由于马切卡和另一名被告是富人，他们自己出钱，请了两名当时非常有名的律师。一个曾任路易斯安那州的前司法部长和南方邦联前参议员，另一个曾任新奥尔良市的前司法部长。他们一接手案子，就被宣扬是拿了“黑手党的钱”。
正式庭审之前选出陪审团的时候，城市的气氛已经明显可以感受到。辩方律师否定了几百个陪审员的候选人，因为他们公然宣称对意大利裔有偏见和仇视，并且不会相信任何意大利裔证人的证词。而检方则否决了所有的意大利裔的候选人。
最后审判举行了两个星期。检方总共传唤了六十七名证人，辩方传唤了八十四名证人。其中最重要的一名证人是一个黑人，说他看到四个人开火，而指认其中四个被告“看上去很像”他们。
这四个人中的一个是个鞋匠，只会说简单的英语单词。他一开始被捕的原因，只是因为他租的简陋住处，恰好在案发现场旁边。在法庭上，他的邻居，一名叫艾玛的黑人妇女作证说，在开火后不久，她跑出来，看到鞋匠站在外面。他两手空空，只穿着内衣裤，惊慌地对她叫喊：“艾玛艾玛，警长，警长，妈妈的鞋子！”因为这已经是汉尼希警长家的附近，警长的母亲请他修过鞋子。艾玛说，她觉得鞋匠只是急着想告诉邻居，他给修过鞋子的“妈妈”家的警长，出事了。
作证说那名十四岁的被告涉案的是一个黑人少年。可是至少他的部分证词在法庭上被证明不是事实。而这名少年被告和他的父亲被捕的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是鞋匠的朋友，有时去他简陋的棚屋里看他。
有的证人在案发后指认被告，在法庭上却否认。也有人宣称他看到开枪者穿着雨衣，因此导致有雨衣的意大利裔的被告被捕。可是在法庭上，拿出被告的雨衣，证人又说不是那件，颜色不对。还有一个目击证人说是他看到某个被告在现场，可是马上有一名记者作证，说他当时访问过该名目击者，他当时醉得一塌糊涂。还有四个并非意大利裔的市民作证说，他们在谋杀案发生的时间，看到其中一名被告正在他的水果摊上卖水果。而有大量的意大利裔或非意大利裔的市民们作证，另一名被告当时正在一个剧场里。
这个“集团案”的起诉，主要建立在动机的推测上。在新奥尔良市有两个大的意大利裔的帮派。在审理两个帮派火拼的案子中，据说汉尼希警长要提出以新的证据，对其中一个帮派首领重开审判。又判断意大利裔社区的领袖之一马切卡，是有些倾向于这个帮派的，所以按照“合理的怀疑”，推测这是他要谋害汉尼希的动机。至于“集团”中其余的被告只是马切卡的枪手和帮凶。可是一个和汉尼希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在法庭上作证说，汉尼希告诉他，自己根本没有要再介入这个案子的意思。
审判是在1891年的3月12日结束的。在陪审团开始讨论之前，法官指示，必须对其中两名被告判定“罪名不成立”。其原因是检方根本没有提出任何针对他们两人的证据。这在起诉和审判中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可见当时新奥尔良的行政分支，已经自我膨胀和傲慢到了什么地步。
陪审团讨论了其余七人的案子。第二天下午，他们的结论交到了法官手中。打开之后，有那么几分钟，法官默默凝视着手中的结论，一声不出。然后，他大声地宣布：陪审团对九名被告中的其中三名，因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宣布对他们“审判无效”。其余六名被告“罪名不陪审团已经作出了判决成立”。
整个法庭全部愣住了，几秒钟之后，掀起一片旋风般愤怒的叫喊声。
在整个案子中，司法程序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意大利裔的被告依法请到了最好的律师。在选择陪审员的过程中，双方律师都有一定的否定权。这使得最极端的、持有偏见的民众依法被排斥在陪审团之外。双方律师都能接受的陪审员，必定是相对中立。另一方面，法庭提供证据公平较量的机会，最后对陪审员判断的指示是：依据证据作出“超越合理怀疑的判定”。因此，这个全部是白人的陪审团得出的结论，才可能与整个城市的大多数民众的情绪性结论不同。由于判定只是对证据的衡量，陪审团制度不能保证判断一定就是正确的，可是它是相对更有可能公正的。
法官令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宣布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决定，就是所有的被告继续送往县监狱收押，而不是按照常规当庭释放。他在法庭上宣布的继续收押的理由是，这些被告还要面对另一项指控：他们在汉尼希谋杀案中曾经说谎。假如这是法官的理由，那么对刚刚被宣判“谋杀罪名不成立”的六个人来说，这无论如何是在滥用司法了。可是在事后，法官坚持宣称，他这样做的原因，其实是怕当天出事，也就是说是一个“保护性拘押”。他的真正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了。
也许法官真是在找一个借口保护被告？此刻在法庭外，愤怒而喧嚣的人群一直在试图突破警戒线。在警察的保护下，被告们匆匆离开，被带回监狱。假如现在让他们自己离开法庭回家，他们走不到家里，可能就会被愤怒的民众撕成碎片了。那些白人陪审员们从另一个出口离开，可是仍然受到民众的叫嚣和骚扰。
第二天一大早，新奥尔良市报纸上出现一则小小的广告，却使得整个意大利裔社区都被震动了。广告的标题是：“群众大会”。
广告内容是：“3月14日，星期六，上午十点，邀请本市所有良民在克雷雕像面前聚会，以挽救在汉尼希案件上寻求公正的失败。起来准备行动。”在后面，是长长的六十一个召集人的签名。里面包括沙士比亚市长的副手帕克森，以及几个“五十人委员会”里的成员。
驻在新奥尔良市的意大利领事，在清晨读到报纸上召集群众集会的广告，大吃一惊。他立即赶出去，试图设法制止。在他看来，这则广告的意思，就是当地的白人联盟要煽起一场对意大利裔居民的战争。他立即赶到市长办公室，在那里，领事见到州司法部长也赶来了。可是，市长不在。也没人知道他在哪里。他们两人像没头苍蝇一样，焦急地寻找市长，宝贵的时间却在无情地克雷雕像前的聚会陪审团已经作出了判决一分分走过。
1891年3月14日，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好天。
十点钟，在亨利·克雷的雕像前，已经聚集了大约六七千人。三十四岁的市长副手帕克森等人，爬上了雕像的座子。他宣称，“声名狼藉的陪审员”开脱了“黑手党的黑社会”，并且问，“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我，去给凶手定罪？”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