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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对严家淦的尊敬和礼遇,也许有人认为是一种官样文章,可是,这其实也是严先生深谙当年台岛政治的机敏之处。在蒋老先生去世以后,体制上,他有充分的权力,去扩张自己的空间,但是,他却从来不曾这样做,而且谨守分寸。
在老先生卧病的那段日子,蒋经国几乎天天向老先生简报台湾时下的政情,包括人事布局都在蒋经国的主导和建议下,做他“接班”的准备。我们从来没见过严家淦出现在士林官邸或是到老先生跟前,向老先生报告政务,反而都是蒋经国在处理一切的问题。从这一点可做旁证,蒋经国时代早就默默启幕。
蒋介石为儿子找房子
七海新村时代,为蒋经国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他在这幢精巧而别致的小洋房里,为台湾写历史。
七海新村主建筑兴建于50年代。是时,正是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风雨飘摇的时刻。当年的“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签订以后,为了向当时的美国示好,并且基于“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必要性,政府当局特地在台北市郊的大直,规划兴建一处度假别墅,供那时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史邓普上将来台下榻之用。
由于只是一处度假别墅,所以,并不是特别豪华宽敞,完全是以实用为出发点。这幢美军的度假别墅后来给蒋经国使用,老先生特别为它命名为七海新村,一方面有海军的意味,而且美国人一向也对“七”这个幸运数字比较有好感,所以就以此命名,兼容并蓄,讨个吉兆。
事实上,不管是史邓普上将本身,或是其他的美军将领,几乎没有几个人来台湾住过七海新村的,所以,落成以后,这幢小洋房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空在那里,没有人去住。
1967年,台北市长安东路在实施拓宽工程,施工期间难免到处灰尘蔽天、噪音隆隆,蒋经国住的长安东路18号刚好就在旁边,自然蒋家的生活起居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附近也有几幢大楼正在兴建,如果这些大楼盖好,蒋家那栋日式平房自是有被人居高临下、一览无遗之虞,在安全上,长安东路18号已经慢慢暴露出短处。再者,那时,蒋经国的子女也逐渐成人,每个子女都需要有各自的房间,维护本身的隐私,而且子女一旦结婚成家,每个人有各自的房间,更是理之必然。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蒋经国自己也觉得有搬家的必要性。可是,节俭成性的他,并不积极准备搬家,反而是有一次老先生去长安东路18号时,发现这个房子竟然连他的大型凯迪拉克轿车要掉头时,都有无处回车的困扰,他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儿子住的地方居然这样“寒碜”,简直不能和士林官邸相比。老先生当场就要为儿子找地方搬家,并且把这件事情交给“总统府”三局去处理。
“太子”要住好房子,“总统府”三局焉有不戮力以赴的道理,经过一番审慎的评估,当局觉得距离士林官邸不远的大直“七海新村”,似乎蛮合乎这样的条件,于是,就向老先生以及蒋经国报告了这个事情。老先生曾经亲自到“七海”看过,他也觉得这个房舍建筑本身,和坐落的地方都可以称得上是上选之地,何况,它位处士林官邸东方,在安全上,附近驻扎有保护老先生的宪兵部队,且山峦起伏,也很适合作为军事要塞基地,可以保护蒋经国的安全,而且一旦发生战争,亦可以立刻进入掩体。
基于种种原因,老先生父子就正式决定将“七海”定为蒋经国的新官邸。
蒋经国官邸要塞化
和早期的士林官邸一样,“七海”同样是台湾地图上永远不会标明的神秘地带。民间地图所以不将这两个地方加以标明,其原因当然不外是因为它是“总统官邸”,其次是它的左近还是军事重地,全台湾最神秘的战时指挥部,没有人清楚那边的地形状况。
以老先生住的士林官邸为圆心,涵盖了包括阳明山和大直“七海”在内的蒋家家族官邸,这些地方全是当时有关方面,要将之要塞化的地点,在军队方面,有整个“国军”部队最忠诚且精锐的卫戍部队;在宪兵方面,有一个以训练最严格著称的宪兵营,它的指挥部又叫福山指挥部。而士林、阳明山和七海官邸,基本上都有“总统”专属的侍卫和警卫系统人力部署,是这些官邸“内卫”系统的安全兵力配置。
这些官邸的安全工作,基本上全部是由“联合警卫安全指挥部”简称“联指部”统辖,而“联指部”实际上又归“国家安全局"指挥,“国家安全局”的顶头上司是“国家安全会议”,而“总统”又是“国家安全会议”的主席,所以,归结到最后,“总统”等于是生活在这个防御工事坚强的要塞中心,安全上称得上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在士林官邸和七海官邸旁边,还各有一条地下隧道掩体。最早,士林官邸附近还驻扎了一个战车排,那个神秘的地下隧道,据信是早期台湾的战时指挥所。但是,近年,这个地下神秘基地已经被其他更新的地下工事所取代,而“七海”附近的那处地下隧道,位处“海军总司令部”内,据说可以直通台北松山机场,供战时紧急情况时随时应用。
当时,台北市政府知道蒋经国有意搬到“七海”住,并且正在整建“七海”,然而,就在“七海”的南边,有一大块空地是市政府公地,为了配合蒋经国官邸的搬迁,市当局索性拿大笔一挥,把这片空地直接“拨”给了“海军总司令部”,而大直通往圆山的马路,在行经“海军总司令部”时,只好绕了一个大弯,绕行“海军总司令部”的外墙,再通往圆山。
这样一来,“七海”就可以远离马路,不会有太过嘈杂的缺点,在各单位全力配合下,七海官邸终于在1968年2月完成了整建工程,蒋经国一家人,便从暂时借住的阳明山的前山招待所,搬进七海新村。
在建筑风格上,“七海”和士林官邸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典型,士林的特色是气势恢弘、建筑气派,而“七海”则全然是以实用朴素为原则,两者的基调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如果看过了士林官邸,再将两者做一比较,就会觉得蒋经国的节俭朴实。
基本上,“七海”的建筑体是呈一个“L”型,为了让蒋经国一家大小能够共聚一堂,“七海”当然做了小范围的改建,但基本格局还是不变,内部家具和装潢也都相当简单,绝没有一般巨商大贾或是现在政府高级官员那种豪门大户的阔气。
就以“七海”的客厅为例,墙壁上挂了一幅张大千晚年送给蒋经国的水墨画“钟馗捉妖”,还有一幅书法家赵恒惕写的对联,中间摆着一对由泰国华侨赠送的象牙,以及一些瓷器和手工艺品等,外表看起来和一般的台湾家庭绝对没有什么两样。
从蒋经国选择“七海”作为他的官邸,到整个建筑完成,有几位功臣是蒋经国相当赏识的,像经手的钟湖滨、夏龙和当时的“行政院”办公室主任叶昌桐,这些人都为经国先生的乔迁尽心尽力,后来,他们都是军、政界相当有成就的人物。
蒋经国迷路
早年的蒋经国是一向以平民作风自诩的,由于他年轻时留学俄国和共产党员的资历,蒋经国打心眼里很反对政治人物有什么随从人员。一方面,他觉得有随从跟在旁边做事没有隐秘感;另方面,他总觉得背后成天有群人簇拥着跑,实在有违他一贯主张的平民化风格,所以,打从长安东路时代,我就意识到,蒋经国在许多方面和他的父亲,在作风上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一次虚惊一场的迷路事件,却让这位“太子”被迫慢慢改变了不带随从的习惯。
那是1968年间的事情。当时,蒋经国是“国防部部长”,有一天,他忽然心血来潮,说要去台北七星山上面的一个空军雷达站视察。于是,他就轻车简从,只带了一个司机邰学海,由他开着部长座车,直接上阳明山后面的七星山。上去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车子开到了公路的尽头,只有走路上去才能到那个雷达站,蒋经国就吩咐司机邰师傅,要他在山下等候,他只要上山到那个部队视察一下防务就马上下来。
说完,蒋经国已经消失在羊肠小径之中,这位老驾驶在车上耐心地等着,一直等到天都黑了,雾气包围了整个七星山区,看看手表,竟然都已经快晚上8点钟了,却还没见到“教育长”(蒋经国命令所有的下属称他为“教育长”)下山。邰学海心想这下麻烦了,天已经暗了下来,连他都看不清山上的路了,何况是蒋经国,如果他再在这里傻傻地等,八成是凶多吉少。于是他毫不迟疑,拿起车上的无线电,呼叫“国防部”的电台,向“国防部”报告蒋经国可能已经迷路的消息。“国防部”向山上雷达部队查证,证实蒋“太子”迷路了。这还了得,立刻向官邸老先生报告。老先生听到这个消息相当吃惊,他立刻命令“国防部”连夜组成一支搜索队,这支搜索队是由介寿馆的宪兵警卫营所编组,带队官是介寿馆警卫组长唐茂昊,集合队伍之后,便立即上山进行搜索,在照明灯具的照耀下,沿着山路一路找寻。
那时,老先生还没有把主要的权力全部交给蒋经国,但是,他事实上一路在做给儿子蒋经国接班的准备。所以,蒋经国的切身安危远比一切事情来得重要,听到儿子迷途失踪,岂有不紧张的道理。那个晚上士林官邸灯火通明,老先生彻夜等在电话机旁,等候蒋经国下落的进一步消息。他一面等,一面抱怨儿子为什么平日老是不喜欢有人随从,如果今天有人跟着他上山,至少不会在山中起雾的情形下,找不到下山的路来了,老先生在官邸来回踱步干着急。
宪兵找了一两个小时,终于在一条小路上,找到正坐在小路旁休息的蒋经国。当宪兵找到他时,蒋经国可说是一脸倦容,在宪兵们的扶持下,蒋经国走下山来。在这同时,老先生也从无线电中,知道了儿子已经被宪兵寻获的消息,他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老先生隔天就找蒋经国到面前,他坚持从今以后,蒋经国出门去任何地方都要有随从跟着,不准再发生像那晚发动大批宪兵搜山的事情。这时,蒋经国才开始接受随从人员做他的跟班。
迷路事件过后,老先生直接叫侍卫长郝柏村,在警卫官里挑选几个优秀军官,作为蒋经国的随从侍卫,强迫蒋经国接受。但是,后来蒋经国觉得以军官作为侍卫,似乎阶级太高了些,所以,他没有接受为他挑选的两位尉官,而要郝柏村为他找两个士官就可以了,后来就在警卫队找了两个士官,一个叫陈烈,另一个叫王乃之。
除了两个士官每天轮班跟随他以外,蒋经国住的七海新村也加派了几个卫士日夜轮班维护安全。
尽管蒋经国在名义上有了自己的随从副官,可是,由于他一向独来独往的性格依旧不改,有时行踪根本不让部属知道。所以,经常发生随从被他蓄意摆脱的情形,而随从又要肩负保护他的重责大任,因而总是让随从忙得团团转,追着他跑。但是,假如他刻意要隐瞒自己的行踪,能不能追上他,就要看随从的本事了。
保护儿子蒋介石亲自督办
1970年4月,蒋经国奉老先生之命,赴美国访问,当时他已经是“行政院副院长”。让国民党当局意外的,是蒋经国的访美之行,却发生了郑自才、黄文雄以手枪谋刺他的事件。虽然蒋经国只是虚惊一场,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可是,在台湾的老先生已经为此惶惶不可终日,连忙命令为蒋经国成立“七海”警卫组。
“七海”警卫组在组织编制上,属于联合勤务指挥部,从“总统府”侍卫队里面,以及宪兵、警官队里面精选了一支侍卫部队,专门维护蒋经国的安危。在蒋经国还没从美国回到台湾,这个警卫组已经编配完成,并且立刻被派遣到大直的七海官邸布建,在蒋经国住处,布置了重重严密的安全网。
记得“七海”警卫组成立的时候,为了要找警卫组的组长,让有关方面煞费苦心。最初,大家听说是要选一位组长负责蒋经国的安全,都知道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务,所以征询了老半天,居然没人愿意去。上面正在发愁找不到人,这时,有一位中校军官叫吕宝福,他说既然没有人要去,那么我去好了。
上面查了一下他的资料和经历,觉得他确实还蛮合适的,就同意派他为第一任的“七海”警卫组组长。
其实,吕宝福中校也的确是相当适任的人选,他在担任组长以后,受到上级的赏识,到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乃至“总统”以后,“七海”警卫组的地位,自然取代了“总统府”侍卫室的地位。在层级上,当然也相对提高。最早,“七海”警卫组组长职缺是上校缺,吕宝福去了不久就升官,而且,他退休的时候还升上了少将,因而羡煞当时没有去争取组长位子的人。
等蒋经国从美国回来后,吕组长就开始负责他的安全任务。因为“联指部”的编制配属在“安全局”的下面,在经费上绝对不成问题,“七海”警卫组共有60名定额的安全人员,经过蒋经国核准同意后,还在“七海”成立了一支专门负责蒋经国日常交通勤务的车队,无论是安全警卫或是车队单位,都是24小时待命。最早,“七海”不过只有4名侍卫负责门禁和安全警戒,警卫组一成立,俨然成了另一个小型的侍卫室。
一向主张不得招摇的蒋经国,在“七海”成立警卫组以后,也对警卫组的成员做了各种教育,而且逐渐成为蒋经国人马的一项传统作风。
在蒋经国的调教下,“七海”警卫组的人员在形式和实质上,做了相当程度的改革,以期和老先生的士林官邸侍卫室有所分野。
比如说,在衣着方面,老先生的侍从人员一向是穿中山装,侍从人员的衣着和老先生的衣着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自从成立“七海”警卫组以来,“七海”警卫组的侍卫人员也好,车队人员也罢,在穿着上一律是跟着蒋经国的衣着而定,他穿西装,大家就穿西装,他穿青年装,大家也穿青年装,他冬天老是一袭夹克,那么我们也都是穿夹克。
但是,这么一来,也因此间接闹了一些笑话。
有一回,蒋经国搭飞机去南部视察基层,下机的时候,照例侍卫人员为维护安全,会先在机场停机坪安全布岗,在专机四周围成一个圈子,以免有任何突发状况。可是,就是因为他并不习惯侍卫人员的保护,加上侍卫人员为了安全因素,经常要更换若干人选,所以,难免在侍卫人员当中,有一大半是蒋经国所不认识的人。
那一次,蒋经国从飞机下来,他见到有一位满福态的人,从密密麻麻的人潮中朝他的方向走来,他也不知道那人的身分,只见那人衣着光鲜,很像是来接机的地方人士,蒋经国一个箭步上前,满脸笑容握住那个青年的手,没想到那个年轻人本能地缩回已经被蒋经国握住的手,连退了几步,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这时,蒋经国的随从知道是老板误把侍卫人员当作是来迎接他的地方人士,连忙向蒋经国说,他是我们的侍卫,这时,蒋经国立刻收敛了笑容。因为真的地方人士这时也混在人潮中,蒋经国按捺住脾气没多说什么,大家也就把这件事淡忘掉了。谁知道,当天回台北以后,蒋经国找来负责主管,劈头就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