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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张岱年先生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说：
“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或者说应该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或者说也应该过去了。尊孔就是以孔子为偶像而极力崇拜，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这样就会堵塞探索真理的道路，阻碍社会的进步。反孔就是对孔子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这也就违反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研孔、评孔，对孔子进行研究，进行分析，进行评论。”（《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482页）
我在去年曾乐观地认为，经过二十多年的“研孔、评孔”，大家已经取得了一些基本的共识，如孔子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亚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一书中把孔子和苏格拉底、佛陀、耶稣并列为“思想范式的创建者”，把老子列入“原创性形而上学家”），他的思想中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也有许多在现代仍有重要价值的因素，因此他是值得尊敬的（尊敬而不是“尊孔”的崇拜）。但我后来认识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家对孔子的认识仍有很大的分歧。如去年我讲了儒家的和谐社会理念也有历史局限，讲了《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不是千古不变的绝对真理，从而引来“毁圣”“非圣”的批评。现在李零的书出来，他说：“我读《论语》，是为了破除迷信。第一要破，就是‘圣人’。”（第304页）我对于“破除迷信”是赞成的，但我主张对历史上的“圣人”要进行分析，“敬孔子”而不要搞“圣人”崇拜。
我们现在不要陷入尊孔与反孔的对立，需要的仍是对孔子进行研究，进行分析，进行评论，对孔子思想的弘扬或批评都应以此为基础。
（2007—05—31）
杨立华：《丧家狗》与“哗众取辱”
现在，“哗众取辱”的人越来越多了。想在一个“自我媒介”的时代引起关注，最便捷的莫过于“哗众”。至于通过“哗众”取来的是宠是辱，就无足轻重了。
去年年底，在《读书》岁末的小聚上遇到李零先生。当时于丹正热，闲聊时不免谈及。自然也谈到李先生将要出版的《论语》注本。李先生说要以《丧家狗》为题，还以为是有激而发的玩笑话，一笑置之。不成想，竟真地以此为书名了。
我不怀疑李先生这样做的初衷：并非为了“哗众”，而是要给崇圣心态降温。但从实际的效果看，李先生此举不仅哗了众，而且取了辱。而真正能辱没李先生的，其实不是批判者或漫骂者，而是李先生的追捧者和辩护者。我不知道李先生在浏览那些追捧者和辩护者的文字时，是否会不安，进而“其颡有泚”。如果有，那一定如孟子所说：“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而达诸面目者也”。
身处异邦，无缘拜读李先生的大着。但从网上各种引证的文字及李先生的自辩中，可以看到一些观点。不敢苟同处颇多。比如，李先生认为孔子是靠学生出的名。孔子身后的名声与其弟子的阐扬有关，这无可否认。但说孔子靠学生出名，这从考据上怕也说不过去吧。若说孔子生前的名声靠学生赚得，那么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十七岁时，孟厘子已于临终前嘱其子弟从学于孔子，那时他的弟子在哪儿？孔子五十仕于鲁，“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于孔子声名宣扬最力的子贡，当时只有十九岁，究竟谁靠谁出名（即使以最小人的心理度之）？孔子死后，弟子尊崇不衰，这是事实。《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 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
但李先生为什么不想想其弟子如此推尊孔子的原因究竟何在。为名？为利？抑孔子实有盛德足以感之？以子贡为例。《论语？子张篇》载：“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又“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絶也，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以子贡之才德，当时已有人怀疑其贤于孔子。如欲求名，大可不必推尊孔子。而孔子死后，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图利更无从谈起了吧！要理解这中间的原由，恐怕还是得回到太史公的议论上来：“诗有之：‘螅窖鲋梗靶行兄埂洳荒苤粒恍南缤Ｓ喽量资鲜椋爰湮恕Ｊ事常壑倌崦硖贸捣衿鳌Ｖ钌允毕袄衿浼遥囔蠡亓糁荒苋ピ啤Ｌ煜戮踔劣谙腿酥谝樱笔痹蛉伲辉蛞蜒伞？鬃硬家拢嗍溃д咦谥Ｗ蕴熳油鹾睿泄粤照撸壑杏诜蜃印？晌街潦ヒ印！�
读过《史记？孔子世家》的人，对于“丧家之狗”一段应该都不陌生：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顶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在这个语境里，任谁都该看得出其中的玩笑意味来。用师弟间的幽默来盖棺定论一个人，不仅学术上太不严谨，也显得殊无趣味。
当然，李先生可以用“精神家园”之类的“深刻”言论对“丧家狗”做有异于流俗的解释。然而，“丧家狗”这个词一旦脱离了原本的语境，开始为当下的日常语义所左右，则其中原有的意味即已荡然无存，徒见其狰狞、险恶了。用它来指称任何人，都将是一种侮辱。以此作为孔子一生的象征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恐怕是再“高明”的“过度诠释”，也无法消除和改变的。
《易》曰：“修辞立其诚”。先生如此着书，于己心安否？
李零：有话好好说，别一提孔子就急———跟立华谈心
杨立华，我认识，陈来的学生，北大哲学系的老师。陈来，跟我邻居，楼上楼下，电梯里常见。我们两个系，五院和六院，彼此挨着，都是老朋友了。
最近，立华突然破口大骂，跟陈明等人在海外呼应，骂我不敬孔子，辱了他的圣。陈来也表态了。他说，以他的立场，他更爱于丹。话还算客气（他不直接说我怎么样），说我讲错的问题，全被立华和陈明解决了。
想不到，如今的我们，又回到了站队划线的火红年代，亲不亲，一家人———只要为了孔子。孔子就是当年的“革命”，谁敢说个“不”字（不符合他们的文化诠释），跟你没完。
立华“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主要是“圣人”。这个问题，在他，主要是感情问题。感情压倒一切。对不起，我是学历史的。我和你不同，孔子只是历史研究的对象。
我在《丧家狗》中说，老师是靠学生出名，古代和现代一样，学生经常拍老师，孔子当圣人，是子贡他们捧起来的。有些崇圣卫道者，对我破口大骂，主要就是攻击这一条。他们说，墨子也有很多学生，他怎么没当圣人？还是孔子威望高。
我请他们注意，古书有两条，都是讲墨家管老师叫“圣人”。一条见《墨子？公孟》，有一次，墨子得病，他的学生跌鼻问，先生不是教我们，鬼神很灵，能为祸福，做了好事会奖励，做了坏事会惩罚，“今先生，圣人也”，怎么会得病？还有一条见《庄子？天下》，墨家的学生，彼此闹矛盾，但他们都诵读《墨经》，都“以巨子为圣人”。
事实上，孔子的学生既然可以把孔子捧成圣人，墨子的学生怎么不会？墨子的学生，脑筋很迷信，他们以为，得病都是不积德（东汉道教讲命算，就是这种想法）。老师既然是圣人，怎么会得病？老师不会得病。
我们要知道，孔子讲的圣人，不是自己，而是尧舜，他不会自比尧舜，更不会说自己比尧舜还强，他比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老实得多。子贡、宰我、有若树孔子，说孔子超过尧舜，自有生民，谁都比不了，当然有他们的政治考虑。但它无疑违反了孔子的意愿。他们的拍，或曰修正，对后世影响很大，从此，圣人的概念才乱了套。不但孔子的学生说孔子是圣人，孟子的学生说孟子是圣人，就连墨子的学生也不例外（庄子骂圣人，另当别论）。这是老师当圣人。
还有，是领导当，也别忘了。比如神农派的许行，他去拜见滕文公，就说“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孟子？滕文公上》），当面拍，一点不脸红。后世帝王都爱这个“圣”字，谁都往自己脸上贴，道理一模一样。
这是乱了套的“圣人”，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圣人”。事与孔子无关。
关于圣人的概念是怎么演变的，怎么从“巍巍乎尧舜”变成“人皆可以为尧舜”，怎么从孔子见不着的圣王变成孔子本人的头衔，即后世理解的圣人。除了书，我还另外写了篇东西，将来会和读者见面。这是学术问题，不是靠感情或骂人能解决的。
立华说，前不久，他在三联见过我，没错。当时，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写《丧家狗》，话是一本正经，根本没跟他开玩笑。关于丧家狗的故事，我和你理解不同，咱们可以讨论嘛。我认为，这个故事很严肃，是孔子对圣人问题的表态，而绝非如你想象，是孔门师弟之间在玩幽默（刘东也这么曲解）。乱世盼圣人，孔子拒绝当，这是他的聪明；他引丧家狗自嘲，这是他的明白。丧家狗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古人的话，古人讲这个故事，不是骂孔子（他们对孔子很崇敬）。恶意的想象，恰恰来自你自己。孔子的话，你都骂，那还尊什么孔！
立华和我是熟人。我还记得他过去的话，许多令我感动的话，但他突然翻脸了———为他的感情问题。
翻就翻吧，你要能翻出个道理来给我看，我可以接受。可惜，他讲了三条，除第三条纯属骂人，没必要讨论，其它两条全是错的。
我说，孔子生前不得志，死后才得大名，圣人之名是学生捧出来的。立华不同意，他反驳说，孔子出名，是他本人道德高，和学生无关。他说的名是一般的名，我说的名是圣人之名，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你总不能硬说，孔子活着就当了圣人吧。
第一，立华说，孔子17岁，孟僖子（他引的是《史记》，作“孟矨子”）就让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当时，孔子没有学生，怎么靠学生出名？这和我说孔子死后当圣人毫不相关，无须辩。我的书，早就讲明，子贡树孔子是孔子晚年的事，孔子当圣人是他死后的事。这跟他出不出名，什么时候出名，全都毫无关系。孔子是30岁以知礼名，我在我的书里讲过了。你不读我的书，没关系，问题是，你把古人的书也读错了。立华讲这个故事，不读《左传》，光读《史记》。我想请你注意，你引《史记？孔子世家》，来源是《左传》昭公七年，司马迁读《左传》，恰好把原文读错了。孟僖子卒，根本不在这一年，而在17年后（见《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即孔子34岁时（古人算法不同，也有放在35岁的）。《左传》昭公七年讲这事，是因为讲孟僖子学礼，连类而及，干脆把后来的事提前叙述。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2。4），昭公七年，他17岁，刚过两年，就给人家当老师，早了点。更何况，此年，他在服丧，哪有心情当老师？前人早已指出，昭公七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还没出生，拜师是后来的事。司马迁误读《左传》，谁都知道，你不看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不看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中华标点本《史记》，正文下边有注，你总该瞧一瞧吧？索隐早就指出这一点。
第二，立华说，孔子仕鲁定公，已出大名，子贡才19岁（案：应为20－23岁），不是孔子沾了子贡的光，而是子贡沾了老师的光。这都哪儿跟哪儿呀。他又是把出名和当圣人混为一谈。上面已经说过，我再强调一遍，子贡树孔子是在孔子晚年，孔子当圣人是在孔子死后，你讲这些，没有一点用。我们要知道，学《论语》，不能光当格言背，光当道德讲，还得有点历史眼光。我是拿《论语》当历史研究，不是当崇拜的道具。这类考据，有人说没用———对崇拜没用，我说有用，随便讲哪儿，你都躲不过去。比如这一条吧，孔子周游列国（孔子55－68岁）前，古书关于子贡，没有任何材料。学者多认为，子贡卫人，他是前497年孔子到达卫国后才收的学生（参看钱穆《孔子传》，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108页；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77－78页）。孔子当大司寇那阵儿，孔子还没收子贡作学生，你讲年代，又是开口即错。孔子当圣人，很清楚，那是孔子死后，你辩也徒劳，骂也无益。孔子死后，七大弟子，宰我最大，子贡次之，是四十出头的人，大师兄。其它五人，有若、子游、子夏、子张和曾参，是25－30岁左右的人，小师弟。这事他们搞出来的。我书里讲过，此事可能和“叔孙武叔毁仲尼”事件有关，子贡捍卫老师，是为张大师门，团结弟子。此事的政治背景是什么，你不理，光在那儿扯敬不敬，有什么用（还有“不为名，不为利”，更是莫名其妙）。你说，孔子为什么当圣人，原因全在崇拜，即司马迁的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错，这话和司马迁的崇敬有关，他很崇拜，但和孔子当圣人扯不上关系。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当了圣人———当然是后世所谓的那种圣人。朱骏声说得好，“战国以后所谓圣人，则尊崇之虚名也”（《说文通训定声？鼎部第十七》）。你说圣人是从敬爱而来，这也太小瞧了古人的政治智慧。
立华，恕我直言，你的毛病是，爱孔子而不尊重原书，虽“读孔氏书”而不“想见其为人”（知人论世之谓也）。你读《论语》，连起码的年代都不知排一排，这怎么行？
近来，骂我的文章，大体都是出于崇圣的感情：《丧家狗》，不读，坚决不读，或只用鼻子读，逮着书名，立刻开骂，对自己的攻击对象，不惜恶意揣测，还自以为捍卫了什么。特别是那些热衷政治，大讲托古改制的人（甭管左的右的），一提传统，就魂不附体，惟恐别人剥夺了他的文化资源。这样的文章，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传统文化大；爹亲娘亲，不如孔夫子亲。我所寓目，骂的理由，无不出于这两句话，鸡蛋里面挑骨头，也还是为了这两句话。骂就骂，兜那么大圈子，费那么多笔墨，有劲吗？
立华之文以“哗众取辱”为题，狂泻其辱。辱是来自你背后的众。其实，你说的“哗众取辱”，还不如改成“逆众取辱”，读起来，会更顺畅。正像某位于迷骂我时所说，我是丧家狗，她是宠物狗。立华，我还是我，丧又怎么样？逆又怎么样？我不会往领导、群众的怀里跳，也不会跟时下的风气跑，就像当年你夸我写《学校不是养鸡场》一样。什么叫顺，什么叫逆，你该明白吧？
看看现在的孔子热吧：“孔子上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