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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试验效果非常好。试验一完，我就赶紧把记录的相片底片，用车送回厂部，马上冲洗出来，接着捏着这底片恨不得一步跨进总指挥部。领导们都在那里等着呢。有总指挥，还有从北京赶来的负责人。当我急匆匆进屋时，满屋领导都一声不响，所有眼睛都盯住我，静极了。我好像也听见他们的心跳声，我举起底片绘大家看，说：“试验成功了！”大家顿时欢呼、鼓掌、拥抱，然后喝酒，互相祝贺。这是我永记在心的场面呀！总指挥叫我快睡觉去。他知道我们自来到草原，很少睡个好觉。谁知我躺下来反而阖不上限，太激动了，可是不知不觉睡了我一生也忘不了的一个觉。我睡觉从来都有梦，但这个觉竟然没梦，一个“真空”的觉，好像整整睡了一个世纪。多少个日日夜夜积下的辛劳，一次成功就一扫而光。
这样，我们就动手搞正式的核试验了。六四年七、八月最热的天气里人我们带着全套测试仪器到达戈壁滩。无边无涯的戈壁滩上，太阳晒得看不见一滴水，鸟儿也热得飞不起来，贴着地皮昏昏悠悠地打转。可是那里已经造起一座高高的铁塔，这就是第一个核试验塔。我们在铁塔上安装仪器，又在距离铁塔不远的测试工号里装仪器，中间用一根根电缆相连。一旦核爆炸，电缆就断了，塔上的仪器就要全部炸毁，全部最有价值的数据都保留在测试工号的仪器里，万一仪器出故障，核爆炸的重要数据就全丢了，那将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天大的责任压在我们肩上。测试工号大半截在地下，又有坚固的水泥墙保护，炸不坏的。可白天里边奇热，夜里冰冷。睡觉？我们只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打个腕儿，接着干。那些天，我们真是把“自己是谁”都忘了。自己就是仪器，就是原子弹吧！
我们基地总指挥也来到核试验场。这位总指挥原先是位将军，身材魁梧，他原先对原子技术并不懂，但领导有方，很有大将风度。他参加过西藏解放，人非常好，。很体贴大伙，刚到金银滩时，他和我们同住在草原上的帐篷里，后来造了房子但还不够，就叫我们先搬进去，他依旧住在帐篷里。他说你们这些人应该住在好地方。和现在很多领导真是两样了。十月十五日，一切安装好，开始撤离。我们撤退到几十公里以外没有辐射的地方，我们的将军是最后一个撤离的。因为还要有专门的人爬到塔上插雷管。雷管是反复检查过的，万一失手就会大祸临头，插好后还要仔细检查。那时已经不能用电，电锑停了，只能爬上去。总指挥和其他几位领导一直在塔下盯着这些最后的程序。我当晚在几十公里外打电话绘总指挥，他还在塔下接我电话呢。那时，整个队伍由上到下就是这种素质。
我们等着中央的命令。参试人员聚集在安全地带，朝着铁塔方向看。看不见塔影，只有空阔的大地和无穷的蓝天，我们一切希望也都寄托给这无比宁静的天地之间了。
北京的命令下来，点火！10，9，8，7，6，5，4，3，2，l，直到0。怎么还不见动？一瞬间，紧张得心蹦上来，卡在喉咙里：失败了？若是一败，说不定就要从头干起。正想着，刹时间一朵无比巨大的、鲜花一样的大蘑菇云升天而起。原来我们离得太远，“零时”的闪光没注意到，但我们终于看到这朵苦苦期待的蘑菇云向蓝天翻涌而起。我们喊呀，叫呀，跳呀，宣叫得嗓子哑了。有人忘乎所以，跳得一屁股儿摔在地上，起来再跳。我笑得哭了，直抹泪。那时泪也是甜的……这场面你肯定在电影或照片上看见过。第一颗原子弹成功了！给我们用自己双手干出来了！跟着是大庆祝，北京出了号外。如果你在现场，身在其中参加这工作，你也会体会它的来之不易，体味我们当时那种作为中国人强烈的自豪感。自豪不是虚张声势，自豪是自己干出来的。这朵在大西北升起的蘑菇云，是千千万万人赤胆忠心、成年累月、实实在在工作的结果。大家想的都是国家强盛，没人想到嫌钱发财，或为了升级、职称、住房，打破了头。我是亲身参加者，我接触到无数无名英雄，无论高技术工人、科研人员、组织者们，还是那些从事找矿、开采、浓缩、提炼、加工、制造的人，都把青春年岁贡献给了这事业。还有防化兵们，他们必须在爆炸后冲进现场取回样品，供给我们研究爆炸效果。他们的防护服里装着多少斤汗水呀。这样，到了“文革”前，我们基地已经像一座小城镇了。百货公司、电影院、医院、学校、托儿所、银行等等应有尽有，事业真是充满希望。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还有许多大事要做。我是在这次核试验之前结婚的，爱人也来到基地，好像没经过什么选择，就把自己的一切，一生，全放在这儿了。
六六年突然间“文革”一来，就像在我们基地扔下了一颗意外的、人为的、政治的原子弹，全乱了。虽然这年十一月间我还在核试验场进行氢弹的原理试验，取得成功，转年氢弹又给我们搞出来，可氢弹的基础工作都是“文革”前搞的。
搞氢弹时，我还是近一百人研究室的主任，氢弹出来后我就受冲击了。有人问我搞原子弹试验的地方绝对保密，也搞“文革”吗？怎么不搞？当时不是说“有两个人的地方就有两派，就斗”吗？斗得一样凶。我们基地上也是两大派，原来的领导靠边站，新来的人支持一派打击一派，武斗打得更凶。六八年搞起清队，什么“事出有因”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呀、“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呀、“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呀，有点家庭历史问题的人受罪了，像我这样没问题的也要想法弄出问题来。有人硬给我总结出“四个第一”，说我的“四个第一”是和林彪的“四个第一”相对抗。哪个第一针对哪个第一现在也记不准了。好像是说我用“业务第一”对抗林彪的“突出政治第一”，我严格抓试验质量是用“质量第一”对抗林彪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我向来记不住这些话。先是要我低头接受大会批斗，接着就抄家，翻箱倒柜，受尽了辱骂和训斥。我想冲击这一阵子也就过去了吧。我家庭历史清楚，少年时期就参加地下党，说我“当权派”至多不过是个技术研究室负责人。不过一时靠边站，少说话或干脆不说话就会过去吧。我罩辛苦苦一心工作，能有我什么事？
没想到事出意外。一九六九年，这里很乱，大部分人阔着没事，写大字报，搞运动。总指挥他们都被揪出来，常挨斗。试验工作没入关心了，我在茫然中似乎等待运动快告一段落，好继续工作，可愈等愈没完。忽然上边说基地目标太大，不安全，搞内迁，东西全要装箱。这时候厂里很乱，许多人不上班，大概有的工人听说要搬迁，想趁机捞点小东西，弄点小油水，把分厂研究室里的一个书桌撬了，里边有本没用完的工作手册被偷去。一下子，祸从天降，存人向北京报告说基地丢失绝密材料。上边立即派了两个大人物来，一个是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一个是海军的“首长”，还带来一帮人。这架势真是非同小可。他们一心想搞出个大案，把这里说成是“小台湾”，好震动全国，掀动大浪，否牢过去的一切，来推动全国的“文革”运动。这两个人被称做“中央首长”，拿着尚方宝剑，说这工作手册是特务偷的，盗窃我国核试验机密情报，到处抓人，随便枪毙人，搞得一片恐怖，真吓人呀！逼供信，有人自杀了，这两位“中央首长”却把自杀说成他杀，说杀人的准是特务，再抓杀人的特务，又抓特务后边的特务，抓了许多无辜的人。全体科研人员全给集中起来往，搞互相揭发，乱成一团。这时火车也开不进来了，大草原仿佛回到远古野蛮厮杀的时代。
我们研究室抓出一个人。说他小时候去过香港，还有个亲戚在香港。为什么他从香港回国呢？好，这就抓住了，从香港派来偷窃情报的特务！二位“中央首长”带来一大帮人，给他编一套特务联系办法，暗号，逼他供认，还把他夫妇分开逼供，逼他们乱咬。他受不住就乱咬了，咬了许多人，也咬了我。好，我就是特务的后台。“中央首长”亲自在万人大会上点我是“大鲨鱼”，非要揪出大鲨鱼不行！这样，我就被关起来，恰侩关在过去的实验室里，我自己成了实验品！解放军在门外看守，门上挖个小洞监视我。嘿，我例像个原子弹，绝密品，严密看管。开始我还想，我从小参加革命，算个“者革命”，搞过原子弹，总理还接见过我呢。但“文革”就是过去的一切都不算，现在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许多开国元勋都成了阶下囚，一个臭知识分子算什么？
后来特务愈抓愈多，实验室里关满了人。白天一人一个很矮的小板凳，坐在上边读语录，不准动。然后就想自己的“问题”，交待，提审，互相不准说话，夜里直到两点才许睡一小会儿，但不许关灯，怕自杀。可我这个人不会瞎编，更不会咬别人，审来审去什么也交待不出来。我不知谁是“特务”。他们就骂我死硬，等着我的只有“死路一条”。给我最大刺激就是没多久一次枪毙人的万人大会了。
这天，“中央首长”召开万人大会，说要枪毙一批人。记得有一个是医生，是基地的外科大夫，他给一个解放军做手术时动坏了，平时最多算个医疗事故，可当时却是不得了的大事。他出身资产阶级，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柱石，这叫做阶级报复呀！有血债，要枪毙。
还有个大学生，工资低，这人思想素质差些，发牢骚说怪话，说：“再不给我提工资，我就把雷管炸了。”给人揭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特务，要搞破坏。虽然只是背地一句怪话，也不可能去做，但这怪话在当时逼都很难逼出来的，立刻成了罪行最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枪毙！
这天会场四周架起机枪，恐怖之极，群众都很紧张，因为说群众中还隐藏不少特务，有许多特嫌分子，谁知谁会被拉出枪毙。我想多半我今天真是“死路一条”了。我至今不敢想当时的感觉，也很难清晰描述那感觉，大概由于面临死亡，大脑一片混乱。只听会上一个个宣布罪行，执行枪决，我仿佛只等着他们叫喊我的名字了。那个外科医生，说怪话的大学生，都绘拉到万人大会不远的地方当场枪毙了。枪声听得很清楚，没有轮到我……枪声过后，他们围起我来，对我说：“听见枪声了吗？”我说：“听见了。”他们说：“再不老实，第二天就是你！”跟着就对我展开一场声势洁大猛烈的批斗。
虽然他们没有枪毙我，但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创痛。我这人活着，可是我心中很多东西被击碎了。子弹从我的命运旁侧擦过，我不可能不思考我以前从来没有深思过的问题。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这里依然处在大恐怖中，还在抓特务，又抓“五一六”。有人逃亡，想到北京上告，但周围的草原是没边的，逃到哪里去？他们开车四处追捕，抓回来就要死去活来地打。有一个复员军人给打得忍无可忍，操起铲子拼了，当然拼掉的只是他自己。特务愈抓愈多，我就不那么重点了。新抓的总是一时的重点，总更有搞头。没事时，我就用脑子想想技术问题，这时事业已经一片渺茫，但一有时间，脑子就爱在自己感兴趣的技术里转一转，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习惯，一种惯性，也许潜意识里我对事业还没有完全死心。此外，我惦记的唯有爱人，她在哪儿，做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我想到她在担心我，那才是难过极了。后来，基地搬家，就被押上一节运煤的货车上，和别的“特务”一起运到山沟里。在那与世隔绝的地方，继续过了一段挨整的日子。
直到林彪事件出来后，糊里糊涂就没事了。我回到北京，家里人都奇怪，怎么这样就回来了？互相望望，恍如隔世。惊讶失措之后，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说。以后北京的一个科研部门调我，我答应了。从此我就和遥远的基地，和那些酸甜苦辣的生活，那些光荣与苦痛的日子全都告别了。别以为我是因为太伤心、太失望才离开那里的。那里给我的，并非太少而是太多。我多么想回到当年为国家轰轰烈烈于一番的那岁月里去。但如今那岁月的一切都巳过去，它只保留在我的记亿里了。我珍惜，也惋惜它。我只能说——如果世界上还有比原于弹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想为国家干点事，大概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愿望，但因干事而遭难，便是中国知识分子都感受到的不幸。可是，背着这痛苦，仍然想干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优点呢？现在有人说这是我们的最宝贵之处，也有人说是我们的最可悲之处。哪个说法更对？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你是作家，大概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回想我们基地那些科研人员，各自走过不同的艰辛历程。当然有很少数人，在运动里专门整人，口号喊得最响亮，当过毛泽东思想标兵，一时飞黄腾达，后来的命运也未必美妙。
很多人遭遇比我更惨，有的被逼死或逼疯。有一个科学家，整天被“支左”的人围在院子里，逼着他像牲口一样跑，一边跑一边喊“坦自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我呢，在这场大风暴里幸免生还，问心无愧就是了。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心里平静。过去做过一点好事，对得起祖国和人民，现在仍抱定宗旨，正直为人，扎实做事。尽管“文革”中创痛犹在，我能把它妥当埋藏心底。无论国家交给我做什么，我还是要努力做好。只要国家招呼一声。
**黄土地的悲哀——它一边遭受践踏，一边依旧赤诚地奉献果实。
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1968年
8岁
女
Y省G市学龄前儿童
愈揪不出爸爸愈冒火——公安局确定反动标语是一米二左右孩子写的——糖果、看电影、割掉爸爸的鼻子喂老虎——我被押到刑场面对一杆枪——“别怕，孩子，他们在逗你玩儿呢！——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
你要求亲身经历文革的人自己口述，我想转述一个故事给你。这是当事人亲口讲给我的。我一直打算把它写成小说，可是谈了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些篇章后，觉得这故事放在你的书中更合适，我想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深刻的典型，更能揭示“文革”的残酷性。
这故事的主人是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怎么，你不信？对，八岁；不是十八岁。她面对一口枪时，并无绝望心理，相反认为好玩。你别急，我说这故事马上讲给你，而且完全如实地讲，不加一点虚构的演染。我知道你要求一种事件本身的彻底真实。
那是七九年，云南边境的战火未熄，我去前线采访。由北京飞到昆明后，忽然感到胸闷，喘不过气。有人说这是高原反应，往南定地势低就会好些，我便一天也没在昆明停留，拉上两个从北京来的画家搭伴，乘车经K市到达G市。据说由G市再往南必须翻山越岭，必须搭军车。天色已晚，不容易找到车搭，便在G市过夜。G市已经很有些前线气氛了。街上有许多军人；不少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