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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这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吗？
七三年，又闹着下放干部返城，举家回迁，我因为是“极右”的右派，报户口又好费了一番周折；报上户口，因为没有档案，仍是无业游民。生活依靠爱人，唉，算个什么男人呀，不残不废半辈子靠老婆活着。那些年又折腾得家里一贫如洗。本来家里也是物少书多。
六八年十三大柜子的古书被红卫兵抄走，堆在学校地下室里。这些书都是父亲的宝贝，珍本善本自不必说，名贵碑帖不胜枚举。地下室很潮，书多霉烂；而且地下室紧挨着厕所，古书纸软，学生们上厕所就进来撕一叠当手纸用。书全毁了！什么“有辱斯文”？要是有斯文哪来的文革。斯文是什么？是五千年文明吗？你怎么不想想，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国家，为什么下了文革这么一个野蛮又荒唐的蛋来？
文革结束前的日子最难熬，那感觉真像文革没完没了要进行下去一样，不是说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最长的么？
当时邓小平复出，政协开始恢复了一点文史方面的工作。政协知道我的情况，就叫我去帮忙，查资料，抄抄写写，跑跑腿，送个信儿，一个月给二十块钱，总算做点有报酬的事了，心里美滋滋。一夭，骑车给人送信，看到新华书店的牌子，忽然想到了一九四九年上海三联书店招人，三四千人报考，我考了第一名。而且因为工作优秀被调到北京三联的总店；后来搞三反五反时，燕京大学的老教师都被反掉了，我被三联书店推荐去燕京大学教书。那时只有二十六岁呀！谁年轻时不是踌躇满志，胸怀远大。但后来有的才浅力薄，停住了；有的自甘堕落，放弃了；可是我……我不正是兴冲冲干着自己的事业么，到底为什么被打翻下来？虽说反右是灾难，但别人或是好提意见，祸从口出；或是积极参预，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讨苦吃；可是我……我根本没有沾一点边呀，一张大字报没贴，一句批评的话没说，究竟是谁一把揪住我，把我扔进井里，又丢下一块石头，再盖上盖儿，把我搞得这么惨，也把我爱人搞得这么惨，我却一直给蒙在鼓里。想着想着，我再骑不动车了，把车靠在道边，坐下来，捂着脸呜呜哭了。
你是明白人，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想了许久，我想这可能是我悲剧的根由，但我怕自己太主观，任凭自己的想象，弄不好冤枉人家，所以一直闷在肚子里。今天请你替我分析分析、替我判定一下可以吧，我说得简单明白些——
当年我们戏校校长是甲，兼任文化局党组成员，文化局长是A作家，兼任文化局党组副书记，他俩有矛盾。甲校长有才气，说话尖锐苛刻，A作家怵甲校长，更担心这个强有力的对手与他争权，便借着反右一下把甲校长置于死地。为了加大打击力度，就把他和我以及另一位副校长硬捏成一个反党集团。我一点右派言论也没有，又整不出什么东西来，便把我在艺术方面的意见当做反党材料，而且为了彻底打垮甲校长，叫他永不得翻身，才对我落井投石，增加一个“极右”的罪名……你别只看着我，我这分析对不对？你说呀，要不你点点头或摇摇头也行……唉！其实你点头或摇头能管什么用，事情又不能更改，二十二年的辛酸苦辣全过去了，今年我都过七十岁了……
有时我希望把一切弄个水落石出，死也死个明明白白，只要知道自己被谁下的这一刀就行了；可有时，我又非常害怕真相大白，如果真是像我猜想的这佯，我不成为人家权力斗争一个可怜的牺牲品吗？人只有一辈子，我这辈子岂不是人家打架时随手抛在臭水坑里的一个石子儿？凭什么我这么惨？想到这里，我真想再一次自杀！
一九七九年，唉，我怎么又提到七九年了？完全说乱了。
那时我正忙着为自己落实政策的事，在路上正巧碰到A作家，别看A作家在反右时不可一世，到了文革也是家破人亡。患病生残，正拄着拐杖在路边晒太阳。他见了我，抬手招呼我。我停下自行车过去。我们已经十多年没见了。他全无当年的神采，已然是一个衰弱无助的老年人。
他问我：“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说我正在办落实政策。
他问我需不需要帮助。
我摇摇头，心想他现在也是需要帮助的吧。
他沉吟一下，忽然非常诚恳地对我说：“我对不起你。”
我又摇摇头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您也别记着了。”我告别要走。
他又叫住我，更诚恳他说：“我非常非常地对不起你。”
这叫我说什么呢？
前不久，B作家也托人带信给我，说他不好意思见我，但他要对我说声：“对不起！”
带信的人说，B作家还强调他是十分郑重的。
说实话，当我听到这诚恳的、发自心底的道歉时，我心头一热，真有点感动。搞艺术的人嘛！总是这样爱感动和让感动所蒙蔽，可是等我静下来，看着我那年近八十、饱经磨难、早已熬白了头发的爱人，就忽然想气冲冲地对他们说：
“你们这一句‘对不起’，就能了结我们这二十二年吗？”
换句话说：“我们这二十二年的苦难，难道就是为了你们这一句‘对不起’吗？”
上帝从来没说忏悔可以洗清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