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回来，饿我半个月后，又提审我，军代表问：“感觉怎么样？”
我说：“你想别的招儿吧，我适应了。”这话惹祸了。军代表说：“好，拿绳子，马上。”
这次上刑更凶。先拿四块小帆布把胳膊和手腕缠几道，再勒绳子，好叫绳子不勒出印儿来。然后使绳子把胳膊向后反煞，使劲煞到最小距离，只听我的肌肉滋滋撕开，小血管蹦蹦扯断，再用绳子把手腕逮住，楞煞到耳朵边。这罪咱头次受，一次管够，二次还不如砍头。
这一下，我四个月缓不过劲来。直憋得胳膊充血，梆硬，手攘不成拳头，吃饭拿不了筷子，使勺儿也总脱手，握力没有了……可直到这时，我还不知自己犯的嘛罪。心想无论如何也得挺住，活着，等着，听明白嘛事，就是屈死也得明白为嘛事屈死的。
直到七０年三月一天，忽然拿车把我拉到原单位，进了厂里的礼堂。进去一片漆黑，窗帘都拉严，不知台下会有没有人，台前坐着军代表和法院一帮人，两盏长方形舞台灯直照我的眼。看意思今儿要楞判我了。
他们说：“你现在交待，还有机会。”我说：“我没嘛好交待的。”他们说：“好，回头！”
我回头一看，一排人站着，原来都是我组织里的那帮弟兄；左边站着一个给警察押着，正是我的贴身护卫，跟我关系最近。
法官叫他们揭发，出证。他们一说，我才明白：
六０九武斗那天，晚上九点多钟，靠后门口地方，在我直接指使下，我那贴身护卫拿消防钩子把对方——××纺织厂一个人脑袋打开，当场致死。我又指挥他们把尸首处理，然后与他们订立攻守同盟，谁也不准说——就这事。
我才知道这笑话！这完全捏造的谎话，居然拿到这种正式的官方场合，郑重其事说出来。我气得肺要炸了！他们一个个揭发，我就一个个驳。
军代表说：“铐上，不准你说！”只准证人揭发，不准我开口。我再一张嘴，台下忽然响起一片口号声打倒我。原来台下坐满人。后来打监狱里出来才知道，那天叫去参加会的是我们公司的全体党员，不叫群众参加。
我再一琢磨，坏了！揭发我的，全是我一帮铁哥儿们，口供又完全一样，没跑了，死罪，非弄死我不可了。会上给我定性——杀人犯，我那贴身护卫也是杀人犯。我就不明白了，那贴身护卫为嘛承认这没有的事，还揭发我，他不是自我灭亡吗？可是这会上没判刑期，因为他们还缺我的口供。
转天一早，军代表给我念头天会上的记录，叫我签字，想拿这东西代替我口供。我问：“为什么记录上没我的话？”
他说：“没必要就不记。签字吧！”
我拿笔在上边写一行字：“此案有原则出入，死不瞑目！”后边又写一个很大的“冤”
字。
军代表说：“这么写不行。”
我说：“你的语言，我的文字，算嘛我的签字。我的文字，我自己负责。”
下午他又把我叫去，问我：“你是不是想翻案？”我说：“是。”
他说：“告诉你，枪毙你很简单，现在公检法合并在一起办公，喝着茶就把你决定了。
我还要在全市把你批臭，再毙你！“
我说：“我要留遗言。”他说：“不行！”
我说：“你还不如秦始皇呢，你不代表共产党！从小人书上看，历代皇朝都允许罪犯留遗言。我死了，我的案子将来谁给翻？”
他说：“这是铁案，谁也翻不了！”居然当着我的面，把我写了字的那记录撕得粉碎。
我气得骂他：“你他妈凭嘛撕，那是原始凭证，你还真不是共产党！”反正我要死，嘛都豁出去了，大骂他。
这回，他给我砸上一副生铁铸的大脚镣，据说三十五斤重，很多老犯人都没见过这种大镣，趟不动呀。我坐在牢里看屋顶，饭也吃不下去，又气，又火，又冤，可没辙。
同屋有个老犯人对我说：“小伙子，你别跟他们硬顶呵，他们就是要你口供。你没有不说就是了，硬顶，没用，白受罪。”
我说：“他们把我原始凭证撕了，我太难过了，死无查对呀，这不永远成屈死鬼了？”
同屋有个犯人，原先是公安局的预审员，他问我：“你真没有这事儿？”
我说：“当时我很少一个人活动，对立面整天盯着逮我，身边总有一堆大活人保护我。
那天我是四点钟负了伤离开现场的。好几个人都跟着我走的。可他们楞拍在我身上这事，说是九点钟以后的事，我怎么可能参与？可是我那帮弟兄不肯给我作证，面对面说瞎话，硬说我负伤是假的，把时间往后推，好跟那死人的事挂在一起。再说，我坐车回去时，同车还有别人呢，我还在厂医务室敷的药。我写了这些证人，都给他们甩了，我问，他们不回答。“
这人说：“你拿张纸，把事情的全过程如实写清楚，每一段时间里有谁能给你作证，全写在上边，最后再写一句‘永远以此为证’。写完之后别交给军代表，就交给监狱值班的。
值班看守接到犯人材料，按规矩都得登记入档。这不就行了？记住，如果你真没这事，千万别乱说，否则，一害别人，二害自己。共产党有个规矩，不管当时怎么样，多少年后总得复查。这一点你必须相信。“
还是人家干这个的，有这方面经验。多亏他这话，真救了我。后来一个偶然机会，我得知这份材料真的进了我的档案。大概就因为这份材料最后没能把我处死。宣判书上说我“在证据确凿面前，态度极端狡猾，拒不认罪。”可能就指这材料说的。
判我刑时，并没公开宣判，而是在狱里“蔫判”。判我无期徒刑，终生监禁，打前监挪到后监执行判决。打那以后，虽然我还不认罪，却认头了。没有的事也能判无期徒刑，咱嘛也不信了。不相信国法，也不相信自己再有嘛力量。只觉得从此，一条血淋淋的尸体扒在我身上，死粘着我。扯掉一层皮，也拉不下这尸体。监狱里不是讲理的地方，再顶也没用了，我也没有出来的一天了，一辈子活夜里边也死在里边，这就得换个活法儿，我好打球，玩吧；我有能力，帮狱里做点事情。他们也没必要再饿我了，我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跟死亡就差一步的路，我叫它“活着死”，到了底儿了，有嘛放不开？可我没忘了一件事，每隔一段时间，准写一份申诉书递上去，申诉自己无罪，可每次申诉准驳回。他们不怕我写，我也不怕他们驳回。监狱认为，法院不是白吃干饭的，不能没根据随便判人，可是监狱的任务就一个：看住犯人。你不服罪，顶多教育教育。但我一直不服，日子一久，他们干脆不理我这套，教育也省了，反正看住我，别叫我跑了就是了。
刑满十年时，“文革”完了，我心气儿变了，起死回生，有想活的愿望，可我接连碰到两次打击，心气又低下来。
头件事，当时中央对判处长刑的犯人有所考虑。八０年给我改判为再坐十二年牢，《改判书》上说我“认罪伏法”，因此改判。真是莫大讽刺！我打进来那天就没服过，硬说我“认罪伏法”。他们当初判我，现在改判我，都不根据事实，怎么弄我都有理。我看没嘛戏了。可是我接着又写份申诉书递上去，咱不申诉，就落个真的“认罪伏法”了。
二件事，八０年三月我的申诉材料再次被驳回，原话是：
“你的申诉材料收悉，经本院复查，根据你所犯罪的主要事实，处理得当，对你的申诉，予以驳回。”
我的心又凉了。要再坐十二年牢，我得九二年才能出来，那时候我坐在您面前，将近六十岁了，另一副模样儿了！
可更稀奇的事还在后边。这次驳回没过多久，我忽然被宣布“无罪释放”。我讲这变化——
十月里一天，法院忽然来两个人找我，说要复查我的脚伤。就是当年在六０九事件中我的脚被扎破的伤口，问我还有没有痕迹。
我说：“男人都有脚气，总脱皮，又过了十一年，哪能还有。”
他们非要看，我脱下鞋给他们看，真的没有了。我又想，他们不会凭白无故验我脚，我的死案便透进了一线光明。我马上说：“你们对脚伤挺有兴趣，我提点旁证行吗？我还有这只脚当时穿的袜子，上边有那破瓶子扎破的洞。”
他们很惊讶，说：“十多年，当时的袜子你还留着？”
我说，这袜子原先撂在家，后来家里送来穿。一次打完球，狱里有个坏小子跟我捣乱，把我一只鞋连袜子扔了，剩下的正巧是这只。单只袜子没法穿，便塞在包里，留着缝东西时拆线用。
他俩像发现嘛宝贝似的，叫我快拿来，我拿来一穿，弹力袜给脚一撑，那个破洞明显在受伤的位置。他俩马上把位置画下来，拿走袜子。很明白了——如果能证明我脚确实受过伤，后边打死人就没我的事了，我有点激动，说：“问个问题行吗？”
“你说。”
“我奇怪了，我曾经提到过一个证人，就是武斗那天我从推土机救下来的那个司机，挺大的个子，当时他满头满脸血，记不清嘛模样。是我把他带回厂，叫医务室的厂医绘他上的药。他当时面临生死，我救了他，他印象肯定相当深，不会不记着我。为嘛这证人一直没出现？”
法院这两人说：“昨天我们见到他了，他说他不记得你了。”
我说：“不可能。”
他们说：“你设身处地想想，当时他什么处境？他和你不一样，他是俘虏，心里恐慌，又绘打懵了，还不知你们会怎么处置他呢，怎么可能记住你？告诉你，他的话对你有利的，只有一点，就是他还记得当时给弄上一辆车，送到一个单位的医务室上过药。”
我想，也对。又问道：“我回厂时同车还有一个到我们组织来串连来的学生呢！”
他们笑了，说：“不是一个，是两个。你说的那个现在新疆，我们去过了，他已经给你出证了。”
我再问：“我们厂还有一大帮人能给我作证，他们都死了？”
他们说：“你将来回去问问，他们当初都是怎么说的吧。像你这种文化大革命案……”
我突然截住他的话，火了，说：“你打住！”
他们很奇怪，问我：“为什么？”
我说：“你别说文化大革命案，我受不了！嘛叫文化大革命案？三五反，反资本家，肃反，抓反革命，四清，搞四不清分子，文化大革命到底谁对谁？两派人你打我，我打你，往死处打，为嘛？情杀？仇杀？谋杀？虽然六０九那人不是我打死的，可这人究竟死了。为嘛？你问那真正的凶手，我料他准说不明白。你就是把毛主席叫来，别看他伟大，叫他说，他也说不清！”
他俩没话可答，只说：“你要保重身体，我们一定给你弄清楚……”就走了。
一听这话，我心里有根，案要翻了。因为那时很多文革期间被屈打入狱的，蹲在牢里早绝望了，一旦宣布无罪，咕咚一下人完了，要不心脏猛烈地蹦蹦一跳，瘫了。大起大落，忽死忽生，人受不住。我那监狱就出过很多这类事儿，后来人家有经验了，事先暗示你一下，垫个底儿，好缓冲一下。
果然，没过几天，我被叫到前监。法院来人，我们厂里也来人。法官说：“全体起立。”还对我说一句，“你把扶桌子的手放下去，站好。”然后宣布一张《裁定书》。原文是：
“×××因打人致死一案，经×××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七二年十月十三日判决无期徒刑。经判定，×××打人致死，无实据，不能认定，撤销原判，宣告无罪释放。”
法官念完，露出笑脸。屋于外边围着的一大群犯人看到后，都喊起来：“有戏！”
法官对我说：“自你被捕那天起，直到今天，所有扣发工资一律补发。因为国家目前财政困难，你的级别暂时还不能提，以后看机会再解决吧。记着，回单位不准找领导算账，账要记在‘四人帮’身上。这次为复查你的事，你们单位领导帮了很大忙。有什么思想解不开的，可以直接找我们法院来谈，好吧！”
随后，叫我去后监拿东西，跟厂里人回厂，厂里派车接我来了。我回到牢房，把那些破破烂烂东西全分给大伙。这就走出凭白无故关了我整整十一年的监狱。滋味？没嘛滋味，我控制住自己，咱是汉子，没罪。进来是叫他们硬弄进来的，出来是咱自己两条腿定出去的。
回厂后，那帮弟兄跟我一见，我模样大变，当初挺神气的小伙子，如今这副吊死鬼似的德性，他们都忏悔了，挺尴尬。我说：
“算了，我当初没跑出来，要是跑出来，你们都别想活，现在咱恩恩怨怨全结了。”
往后再一细说，真不能怪他们。
原来把我关进监狱那天，也把他们全都弄去，使出各种招儿逼他们。监狱里人上刑时鸡哇喊叫的声音，吓得他们心里发毛。军代表还把他们老婆孩子、老爹老娘全弄去，叫家里人跟他们哭，闹着让他们跟我划清界线。他们就顺秤爬了，人家怎么引就怎么说，最后编成那个弥天大谎才放了他们。可如果他们顶着，结局恐怕跟我差不多。
我们厂的厂医那姑娘真不错，她当时给我治的脚伤，坚持给我出证。单位领导就把她调出医务室，在厂里调来调去，挤得她远离高飞，调到北京林业部。法院最后复查我的问题时，去北京找到她，她就哭了，拿出一张当年为我出的证，说：“当时我妈妈对我说，那小伙子肯定死了，可是不能死在咱手里，你得说实话。我照实写了这张证词，可放在我这里十年了，为嘛他们不要呢……”我几次想找到她，当面谢她，不是谢她这个人，是谢她这颗良心。那时碰到这种事，能做到这一步的人不多。后来听说她去澳门了。
我那贴身护卫是个倒霉蛋。军代表审他时，允他了，只要照他们编的那套说，保证不判他。可宣判我时，连他一块判了，判他十五年徒刑。那天宣判完事，我俩前后被押出来，他大骂：“妈的，说好不判我，又判我，根本没那回事儿。”
押他的警察说：“住嘴，你早干嘛去了！”
我也不怪他了，他也冤枉，和我一样无缘无故坐了十一年监狱，也是跟我同一天放出来的。
据说他被关进监狱以后，他父亲曾经设法从医院找到那个死者的死亡报告，并打听到死者没有火化，土葬的，就要求开棺验尸，验验死者头骨是否是用消防钩打开的，可当时不受理。“四人帮”完蛋后，××纺织厂清查文革问题时，又把这事情折腾出来，说六０九死的那人，是我们本厂对立面用小口径步枪打死的，凶手在我们厂，电车公司那两个人是冤的。
但很长时间一直按着这事没动，他们也不知道阻力究竟在哪儿。
后来又听说，早在抓我之前，这个厂已经搞出眉目，但突然这事一拐，就硬扯到我身上来。我总琢磨这事，觉得是个阴谋，小阴谋外边还套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却又不肯信，如果真是个阴谋，咱不就纯粹成了牺牲品？
我至死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牺牲品。不然，咱这辈子不就更没劲了吗？
***任何人都是牺牲品——这就是那个奇特的时代。***
第24章 忏悔录
1966年19岁 女
B市某歌舞团演员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我十三岁——我给他写了一封居然没有称呼的狠巴巴的信——他在北大荒用放大镜在画报的剧照上寻找我——六一年爸爸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