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是祖祖辈辈教给我的第一条生存法则，但又是谁教给祖祖辈辈的呢？它是哪个祖宗发明出来才一辈一辈传下来的？究竟从哪个时候开始忍的呢？我问过一个历史学家，他笑我，好像我这个问题没有学术价值，太无知。我说，你们的工作难道就是搬来搬去折腾那些死遗产，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压抑我们民族几千年这个致命的活东西？
要谈说不清楚，这是最大的说不清楚了。
再说我另一个弟弟，四弟。
那时家里太穷，一个壮劳力，好年头才一角五、六，欠年只有七、八分钱。我这兄弟就偷着拾点杂禾卖。人民公社化嘛，地上一根草也属于公社大队的。这就说他偷。大队干部叫他背着这小捆柴禾游街。为啥这么整治他，还不是因为他哥是右派。但他这么穷怎么娶得起老婆？又去偷了，跑到白石庄，从生产队房顶上偷了一捆扫帚拿到市里去卖。他人特别老实，偷东西卖时，眼神儿不对，城市里的人精明，扣住他一问就傻，再一吓唬就供出来了。
这便给转到公社派出所扣起来，没扣上三天，他弄开窗户跑了。跑了一个小偷人家也没当回事，可过两天，有人发现他在铁道旁的沟里躺着，身子硬梆梆，上边爬好多蚂蚁虫子，人死了。有人说他想卧轨，叫火车挂的；也有人猜他想跳上火车躲到外边去，不小心让火车撞死的。我心里明白，他并不想跑，而是想死。家里穷得掉面，哥哥是右派，自己再弄个小偷，甭说娶老婆，活着都抬不起脸来，跟父母又怎么交待？只有一死。可是他身上竟然没有外伤，奇怪！火车轧的或撞的总得有伤呀，这也是件说不清楚的事。什么？请法医来验伤。你说得轻巧，那时我们这种人家死个人像死条狗，谁还管验尸，反正死了，刨个坑埋了。
这样，我两个弟弟都叫我连累死。死了还背着罪名：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我父母便有三个坏儿子：一个反革命，一个小盗，一个右派。你说我这是个什么家？
“文革”初，学校党支部叫我向毛主席说实话，请罪，老实交待问题，不应该隐瞒。我想来想去想出个问题：一次给学生批改作文时，写一句“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笔误了，写成“用毛泽东思想批判毛泽东思想。”这同学拿着作文来找我说：“老师，你写错了。”我吓了一身冷汗，赶紧改过。幸亏这孩子老实，没给我告密。
我就把这件事对党支部老实交待了，向毛主席认罪呀。
其实我不说谁也不知道，他们并不掌握这问题。你说我这人咋回事？又没人给我压力，咋我偏要说呢？我还信任他们吗？我还嫌自己不倒霉吗？放在心里犯嘀咕吗？天生—种贱性吗……我说不清楚为什么非说出它来不可。我总怀疑，有种悲剧性的东西潜伏在我血液里。
我有血液病。
这样，我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狗胆包天反对毛主席。批我，打我，打得我受不了时，我跑回村躲起来。后来两派大联合又派人把我逮回学校接着批斗。咱不说肉体的痛苦吧，说那些没用。肉体的苦一不疼就忘了，心里的苦你忘不掉也弄不走它。因头很多苦你并不知道咋回事，更说不清楚。如果一天你能把它清楚地说出来时，就不再觉得苦了。痛苦就因为你没能力说清楚它。
七六年大地震中，我们一个县全震垮了。火车不通，我跑了几十里路赶到家，已经一片废墟混着无数死尸。死人都是我乡亲，个个全认得。老天爷、土地爷、城隍爷这些老百姓造的神仙待我家特别优待，没收走我家一个人，全都死里逃生，在村外野地里搭个棚子不知为了活着还是等死。那会儿最难办的是找不到东西吃。大队用大喇叭招呼：
“贫下中农同志们，现在都到大队来领救济物资！”
救济物资只有些饼干。人们都去了，但大队说救济饼干只发绘贫下中农，像我们这种有问题的人没份儿。我老婆去了被顶回来。人们走回来时，瞧瞧他们的表情吧。贫下中农两手捧着饼干，脸上那种优越感呀！而我们这种人不声不响，垂头丧气的样子！就这点东西就明显地把人分成两个阶层……那些有饼干吃的乡亲决不会让给你一点儿，你就像条狗蹲在一边。可是他们也不当着你的面吃。你说这为了啥？因为怕你看着馋会向他要？因为自己独吃心里过意不去？还是怕忍不住时分给你一点儿，叫大队干部发现了挨说？说不清楚。这比饿更难受！
我就去扒自己家的废墟找吃的东西。扒来扒去忽然扒出一样东西，石膏做的毛主席像，那时家家都有这么一个。村里有个孩子扒他被砸在乱砖下的妈妈时，先把毛主席像抢救出来再扒他妈，这事受到全公社表扬。可是我这尊像砸残了，掉了一个耳朵，左边的。怎么办？
我犯愁了。我就把这毛主席像放在砖上，对着他说：
“老人家！您说我拿您怎么办？我一家人没吃没住，把您供在哪儿呢？您又掉个耳朵，要是他们说是我故意敲的，我一家人不就更惨了吗？您呀，您说我咋办呀？”
我想个贼大胆的办法，先把它藏起来，再在废墟里挖个很深的坑。当天黄昏，我四处侦察，看好那片废墟一个人也没有，我就钻进乱砖堆里，把它悄悄埋了起来。这要叫别人发现更是个掉脑袋的罪呀！我是不是犯罪呀？当夜，我吓醒了，一连多少天犯心跳。事后还总后悔，恨自己不该做这件事。很长时间这种犯罪感沉重地压着我。
我这个人呀。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文革完了，我右派的问题了结之后，我便为三弟平反的事到处奔波。我不能叫他亡魂总背着那罪名，也为了平息一下自己心中对他很深的内疚。但这事被推来推去，我跑了三年，加起来不下一万里路，可这件事谁也对我不说清楚。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说清楚”。特别是有个细节——
我兄弟被奄奄一息送回家时，是六０年一月十五日早晨九点钟。但“逮捕通知书”上写的日期也是一月十五日，还注着一句“因病暂缓执行”。
按这句话说，应该是一月十五日检察院通知公安局，局长签字后再去监狱执行逮捕，一看我兄弟病危才决定“因病暂缓执行”，再把我弟弟弄上车往我家里送，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可是我兄弟是早晨九点钟送到家的，按路程，最晚八点钟就得从监狱抬上驴车，中间没有时间办手续呀！这两件事怎么可能同时发生呢？
大概文革完了，谁也不愿对那段历史负责，能说清楚也不愿说清楚了。至今我仍然是这样两个弟弟：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而且早成鬼了。那年月，拿活人都不当回事，拿死人就更不当一回事了。我母亲是病死的，死因当然也有抑郁成疾的原故。这一切都因为我，我自己却被平反落得一个好结局。你想我能活得轻松吗？内疚这东西很顽固，它呆在心里，随时都会翻腾起来折磨你。谁也不会知道我活得有多累……
我想写个《家训》，留给我的子女。
我的《家训》依旧没有一句能讲清楚的话，只是把这些终身难忘的事告诉他们，把这些百思不解的问号留给他们。现在的年轻人毕竟比我们一代人有脑子。如果他们能说清楚这一切，将来就不会再遭罪。如果他们不去搞清楚，难免还会重复我的经历：吃哑巴亏，上糊涂当，等着挨折腾。依旧是悲剧性格，还要走向悲剧，甚至走向悲剧的深渊。
***是性格悲剧，还是悲剧挑选的这种性格？***
第20章 “文革”进行了两千年
1966年 41岁 男
T市某出版社编辑
十四岁的特务——一生中一个短暂的春天——怀疑人是件很难受的事——档案里的你都是满身的污点——我是戴着镣铐迎接新中国的成立——第二次掉进怪圈——糊里糊涂又被卷入漩涡
你要写一个人的文革十年，我却想讲我的五十年。你可能认为我会离题千里，放心吧，不会！老弟，我的文革是从五十年前开始的。
你如果了解到我这整整半个世纪的坎坷，肯定会得到这样的结论：“文革”并非开始于一九六六。开始于一百年前吗？也不对，老弟，我理解的“文革”在咱中国进行了两千年！
我讲我的经历，也讲我的道理。
这道理我几十年没想通。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却被当做反革命几十年，反来复去也没离开“敌人”的圈儿，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可是一九六八年我被“风雷激”造反队一群人吊打之后，关在H河边一个“特”（即特务）字号单间房里，这所楼原先是我们出版社的书库，书早被当做“四旧”运到造纸厂化纸浆去了。空荡荡的小屋里充满旧纸、旧地板和旧砖的气味儿，窗户被封死，糊上报纸。H河柔软的流水滔滔汩汩在外边流着，夜间听得更清晰，还有河中行船的划桨声。我不自觉想起遥远的滹沱河边的老家，那一到春天就变得绿葱葱的茅草房。我在那河里洗澡，在河边长大，参加革命抗日时，今天从河这边渡过河那边，明天从河那边游到河这边，多少年呀……革命、革命、革命，敌人、敌人、敌人，我革命，这敌人却是我。想着想着，很奇怪，我感觉被殴打后肉体的痛苦开始从皮肉中一点点消失，但不是散开，而是往里走，全凝聚到心里去……不知这是怎样一个过程，我忽然一下于云开雾散，明白了。有人说，大彻大悟是一种解脱。我说未必，不明白则巳，明白之后反变成更深更深的痛苦。
我们村有两大家族，一姓王，一姓李。我姓李。两个家族打根儿上就斗，势不两立。在我记忆里就有三次打群架，打得头破血流，死去活来。我本家一个叔叔李瘸子就是打架时落成的残废。谁也说不清是从哪朝哪代结下的这冤仇。我还是穿开挡裤时就听奶奶讲，前清时候王家出了个举人。那时村里出个举人像出条龙，不得了呵，土霸王！王举人在大街上走，向例是两条胳膊横举着，一手拿根称秸秆儿，只要我们姓李的碰上，他就打。
村长这位置很关键，谁把住这位置谁就好压对方，不叫对方出头。但姓王的人多，势力大，一直占着村长。敌伪时期保甲长是他们，后来八路军来了，村干部又大多都姓王。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历史怎样变成现实，要寻找文革的渊源，这便是最长最远最深的一条根了。
可是这道理我当时怎么可能认识到？
我们村是老解放区，七七事变后成了有名的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我那时十四岁，上小学，对共产党的感情别提多纯真，可以说对共产党的每一个字儿都深信不疑。吕正操的队伍一来，我高兴得天天夜里睡不着觉。连八路军战士看我一眼都兴奋得不得了。我爱看书，爱写作文，能讲话，学校叫我当儿童团长，天天晚上我挨家挨户去给大人们讲《民学课本》，宣传抗日，宣传共产党，讲得大人们包括我自己眼睛直冒光。那时根据地在搞戒烟戒酒运动。村树都出墙报反对抽烟喝酒，从干部批评起。这墙报，就是现在说的大宇报，文革中叫“四大”，其实早就有了。我们村长好烟好酒好玩钱，我就写篇小品文，只几句话，都是善意批评，你一听就知道了：
“有人提倡不抽烟，可是自己一盒一盒地抽；有人提倡不喝酒，可是自己半斤八两地喝，这算什么事呢？”
写得挺温和也挺幼稚吧！别忘了我那时才是个十四岁的小孩呀。这小品文没等上墙，上学时丢在道儿上，叫村里的治安员拾到。这治安员也是王家的，交到村长手里。当时村里就定我为“特务”。村长说他代表党，反对村长就是反对共产党，什么人反对共产党？国民党特务呗，好！治安员提出要把我活埋了。这事传到区里。区里有个炊事员是我们村姓李的本家，他找到区长说一个小孩子懂个屁，胡闹呗，管我说人情，这活埋的事就由区里出面制止了。但本村还是给我立个案，内定我是“特嫌”——我自有档案材料开始第一篇就是“特嫌”。从这时候起，我便背上了跳进滹沱河也洗不清的历史问题的罪名，熬度我灾难不绝的多半生。
你会奇怪，他们跟我无冤无仇，为什么为这三两句话，梗把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划到敌人那边去呢？原因很简单，他们不能叫我这个李家人冒头当儿童团长。这一来，我这个儿童团长就被撤掉。政治，在这个文化背景上就变味儿了。我本家有个伯父，七七事变前上过一年师范学校，有文化，总在村里出头露面。共产党来了，他胆小又不摸底，不敢接近，便被姓王的那些村干部扣上一个“国民党”。他辈分大，我们全村李姓人就都有特务嫌疑，给压得抬不起头来。我哥哥为了摆脱这处境，娶了一个县公安员的女儿做老婆，离村到别处去。我也呆不住，初小毕业就离开老家到安平县去上高小。本以为远走高飞，脱开灾祸，哪知道我竟是带着一块擦不掉的胎记——政治污点走的！
我在安平县高小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村里当教师。那时才十六岁，根本不知道有档案材料好比魔影一样紧跟着我。村里的人都夸我工作得不错，我的自我感觉也蛮好，就有了入党的要求，决心一辈子跟共产党干革命了，我问村长，“咱村有支部吗？”我想提出入党申请。
谁料他拿笑话跟我打岔说：“咱村没有织布（‘支部’的谐音）的！”开头我以为他们把我看做小孩子，对我这要求推推挡挡，后来发现自己总被莫名其妙地调动，在这个村没呆多少天，又调到另一个村去。好像我有痨病，所有人都和我保持距离。一九四二年日寇搞五一大扫荡，我们这些人全分散到各地隐蔽。县里惟独不给我安排隐蔽的秘密据点，我就跑回老家躲一躲。这期间村头的雪地上有人写条反动标语，姓王的那些村干部问也没问过我，居然把这条反动标语又悄悄记在我的档案上，“特嫌”就更没跑了。这些事当时并不知道，只觉得革命这个门把我向外推，不准我进。我可还是一心革命，把自己当做革命人呢。我不甘心整天在敌占区窝窝囊囊活着，不干事，就决心投奔八路军去当兵。幸亏五一大扫荡最凶时，那些姓王的村干部都隐蔽起来，推出我们一个李家人——就是在区里当过炊事员、要活埋我时为我说过情的那人当村长。他给我写封推荐信，我把这信缝在鞋帮里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八路军。日寇大扫荡时我十次遇险，不是逃脱追捕，就是叫老百胜掩护起来。有一次被抓住，因为我一只眼是斜眼，老百姓对日本兵说：“这个小斜眼的，傻了傻了的。”骗过了敌人，才救了我。这时一找到八路军真像找到亲娘一样，热乎极了。
开头我在冀中军区八分区政治部当文书。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一个短暂的春天。充满了信任、关心和友爱。有一次我发高烧，同志们日夜轮流值班照看我，每—只手都抚过我的额头，无论是极糙还是细腻的，我感觉到这手上带着对我病情无言的探问，还有对我快快病愈的切盼。每只手放在我额头上时，我都立即流下泪来。我第一次尝到革命的友情，真是胜过母爱！我好写，常给《冀中导报》和《前线报》写稿，小说、诗歌、剧本、人物专访等等都写。我不敢说写得多好，—但都是真情的流露。这期间我认识了孙犁、远千里、王林，他们都把我当做工农作家重点培养。政治部还常把我作为战地记者派到前线采访，《前线报》上有时天天发表我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