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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阵子农民知道我爱看老书，天天叫我后晌讲一段。我不敢跟他们说《济公传》呀，《薛仁贵征东》蚜，《三侠剑》呀乱七八糟的什么，就变着法把它变成现代的事，每天刚吃完饭，那个炕头啊就围满了，我一开口，有人就给弄热水，还有的打家里带来炒瓜子，实在没瓜子就弄点儿棒子花子炒炒。有的时候讲到半截停场啦，他们就拿一块纸呀给我卷一颗烟。农民非常纯朴，卷完后给你舔好了。他不懂传染病之类的事啊，到那时你就根本不用犹豫，拿过喇叭筒子来就抽。人到那时候，不会有多大上进。我也没书看呀，就马列和毛主席那几本，再有就看《人民日报》。有时候连那个犄角旮旯儿的地方都看了。要不怎么会买《朝霞》、《虹南作战史》那些没劲的书看？精神上真是很饥饿呀，农民也精神饥饿。可是我一跟农民在一块，盘腿上炕一讲，好像互相满足了。这事就有人汇报大队主任那里，主任找我说你讲啥了，我说讲两条路线斗争史啊，你也听听去呀。一天打完草大伙儿在草场上一躺下，我说主任哪您过来。这时他提过来一桶水，人们就像马喝水似的喝了一通，我呢抹抹嘴就开讲。原来，主任他也爱听。后来他就说了，再讲咱就在屋里讲，别上外边讲去啊。那天讲的全是瞎编的，我把那古人都变成现代人了。里边再插上定资派网，再插上地富什么的。说老实话呀，我给他们讲，自己也是个享受，因为我这个人精力特别旺盛，没有发泄的地方啊。
往后村里号召学哲学。你说那时候真是拿农民糟改着玩儿呀，农民知道啥哲学呀！主任学哲学回来了，召集农民传达，怔了半天就是一句话，“大伙学大寨，好好干，完了。”然后就叫我讲啥是哲学？我说我没改造好。主任说你别扯淡了，快讲讲。我就开讲哲学，可没讲两旬，那底下妇女纳着鞋底子就说，“咱不讲这个啦，接着昨后晌的讲吧！”
在村里叫农民开会可不易。大喇叭叫，打六点钟叫，到八点，一会叼着烟袋出来一个，一会又出来一个。农民不怕上纲，因为农民在最底层，你说开除他哪去？公社大队就决定每天开会给“二成”。一天十分，晚上算二分，所以开会就是挣那二成去的。坐着瞎扯淡呗。
干部也是两头唬弄，他也知道上面是胡折腾，对下面呢又不敢深说，就支撑着吧！那阵没有一个村子不瞒产私分的，粮食不够吃啊。上边净是瞎指挥，一律种“反修七号”。那“反修七号”不好吃。公社叫种不种不行啊。农民也有法，外圈全种“反修七号”，里圈种本地高梁。上边检查的干部一来，大队早把酒肉准备好了。不堵他们的嘴，自己嘴里更没嘛啦！
我在这儿改造完了，临走时主任对我说，我看你还真不像个大城市的伢子是吧，你心直口快，不行啊这个，到哪恶帐的话别说，叫人硌硬的话别说，犯忌的话别说。这是这一段。
七二年我分配到一个公社的中学教书。说老实话在农民里头呀，要是弄错一步几十年也翻不过身来。因这里比较封闭。大城市一下班，大家到点蹬上自行车人就散了；彼此住在单元房子里人与人没啥联系。在农村，多少年来，都是守在一堆儿。连你祖爷爷那辈的事都知道，你祖爷爷尿炕不尿炕的事也都能考证出来。所以那阵你要有一步走不好就不好办啦。再有，长期对知识分子有个偏见，就是那些年留下的根。认为你自高自大，能言善辩，不好斗，群众关系不易弄好。这几条说老实话对我的评价也是够准确的。我在公社中学教书时赶上“修教路线回潮”。有一次班上有个女生没上课，问她，态度还特别蛮。说，昨天我吃干饭去了。“吃干饭”是那里的方言。谁家娶媳妇大家随几元钱份子就到人家吃饭去，叫“吃干饭”。农村平时吃不上白米饭，吃一次也算享受吧，可我不懂。我说你为顿饭就不上课，怎么那那么没羞没臊呢？没羞没臊是我老家的口头语，搁这儿就相当重了。那女生哭得没完没了。好家伙，这可坏了，当时正是闹“黄帅事件”啊，好多同学围着我批我哟，学校领导逼着我一次一次检查。我就成了“修教路线”的典型了。师道尊严啊。我这命运始终跟“文革”连着。“文革”有嘛事，都能跟我连上，学校农场有八十亩地，校革委会主任说你种地去吧。我就把铺盖卷上去农场了。种茄子、辣椒、西红柿、莴笋和菜花，倒也不错。可是到七五年我就完全消沉了。因为在私下里借了一本《红都女皇》，是个手抄本。看完之后马上还给人家，可我心里感到迷惘了。本来林彪事件一出来后，说老实话，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感到好多过去那么神圣的东西，那么祟拜的东西原来都是假的，但那时对毛主席的感情还没变。那阵一看报纸就琢磨，自打林彪死了后，毛主席老的速度就特别快就是呀。这时再看江青的事，再加上社会的丑恶现象，真是迷惘呀，也就完全消沉下来。我想，自己都三十岁了，这么功不成名不就，干点什么呢？
七六年，地震时差点没给砸死。全校房子都倒了，大家都睡在一块儿。地震之后我反而莫名其妙有点解脱感。我说这叫神鬼怕恶的啊。我说反正我一无所成，到处碰壁，也入不了党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逮谁闹谁吧。结果这一下人们反倒害怕你了，横冲宣撞倒嘛事没事了。可是每次闹了之后；自己思想里就特别空虚：这是干什么呢！我又觉得累得慌，特别没劲。自己背地翻《聊斋》，反正都是文言，别人都看不懂，看来看去就看出鬼、狐、神、怪，整天半人半鬼，不明白不糊涂，倒也不错。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我才第一次明白这是特别巨大的受骗！没等清醒，又到了清查。清查呀，还是两派，一派整一派。原先那一派打人凶手都没事，结果给我们来材料共有五条。又是一些捏造的假东西。清查本来是为了安定考虑的，可是一拨人又利用这个整另一拨人。这个历史欠帐将来谁再来还。而且挨整的这拨人都是我这个岁数的人，从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当时红卫兵就是初中、高中、大学这部分人呀。所以这几年哪我思想还是沉闷。有时我就想，地球那么大，天天你跟我斗，我跟你斗，有什么劲呀！不累吗？可是我这个人天生精力特别旺盛，说老实话我觉得现在还没给国家使出劲儿来呢。从近几年开始我另找一条路。我就想了，搞语法太枯燥，搞文学创作自己又没有才华，可是我爱看小说，有文学底子，我懂语言，于是给自己定了一个五年计划，一定要在修辞上打出一个局面来，在修辞界挤进去。这几年哪，我读了很多书，发表了一些个语言方面的文章。但是写来写去呀感到苦恼，因为我底子太差就是。我特别感到我没有受过完整的高等学校教育，可是还顶着大学毕业的牌子。现在修辞学开始向立体发展，得需要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美学，需要好多知识，而且向各个边缘科学发展。孤立的静止的过去那种考据式的研究根本没有前途。有时我觉得有压力，这个压力就觉得国家养我这么大了，我总得给国家干点什么。我不想飞黄腾达，只想我自己的位置呀。说起对于“文革”中自己那一段呀，到现在为止我也不后悔。从政治上彻底否定这场“文革”，我没有任何异义。但是做为一场运动不能简单地否定，不能简单地政治划线。我觉得中央呢，我是这样理解的，说老实话，咱们中央现在也是够难的，难在哪儿呢？难在中国这封建主义基础太深厚。我在农村呆了这么多年，深感到现在在农村就是封建社会主义。你不知道上上下下的官儿们，都结成网。我不光说我那县，哪儿都是结成网。只要你撞上网，再也择不清楚啦。
你择网时，别人的枪已经过来了就是。所以我感到中央改革非常难。再说对“文革”的评价呀，中央出于拨乱反正的考虑，从政治上彻底否定，这是必要的。因为政治这个东西应该这么干，政治不能讲人情，政治斗争是没有诚实性可言的呢，这是需要。就好像一个屋里原来住的这家走了，你进来好好收拾，但怎么看怎么也像过去，必须连好的带坏的都扯去。可是我觉得不该否定的就是红卫兵。对红卫兵应该做历史的分析。我感到对红卫兵的历史分析不用我们这一代人考虑了；说老实话，对一场伟大的斗争，或者对一场错误的斗争，不是一个很近的距离就可以做出正确评价的。我对这点充满信心。就是现在，评价好“文革”也不可能。说老实话，我现在看一些电视剧和电影，还有别的文艺作品，把红卫兵描写的像国民党兵似的，这不公正。那些作家，如果他们没参加“文革”可以谅解；参加了“文革”，还要那样描写，那纯粹是不讲作家的良心。有的电影，来了一辆刑车，一群红卫兵上去，把男的拽出来了，女的眼泪刷刷就下来了，那孩子还追两步，也不知怎么一绊倒下了，妈呀，爸呀，伴着音乐效果走去了，哪有那事？红卫兵哪有那事？红卫兵那阵也爱孩子着呢，是吧。
红卫兵运动是个历史悲剧，但有人拿它跟党卫军相比，太不公平了。红卫兵是自发运动，党卫军直接受纳粹操纵，完全两码事呀！对于当红卫兵当然不能说我不感到惭愧，可我也不后悔。然而有些东西可以忏悔。到了我这个岁数，反思得特别厉害。我觉得我们这拨人哪，也可能是国家最稳定的因素。他们深知两种路线不同的苦。他们受过那种集中听党的话的教育，而且在当前这种开放局面，这拨人一般都比较稳定。他们既不像老的那一代盲目地反对，也不像年轻的一代准备全部接拿过来。毛泽东同志那阵子给我最大的是阶级感情，我到现在为止，到什么时候不致于胡作非为，不堕落，困难时也不堕落。但我也恨，恨那时教我们盲从，教我们单线思维，不会多项思维，不会逆向思维。实际上他老人家呢，还说过不少这样的话：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但是他是一个叶公好龙的人，你一旦真这样干的时候，他又不干了。我今后，我是这样想，我还可以给国家再干三十年。我只想规规矩矩地把国家给我的工作认真搞好，活得不也好受点吗？就是。
***世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圣徒受骗。***
第17章 硬汉子
1966年18岁
男
T市某起重设备厂工人
清理阶级队伍时家里翻出“变天帐”——墙倒众人推进恶邻欺辱——到派出所有理也没理——哥哥的小血块——都为了操他妈“文化大革命”——想当军属写血书——每月干四百个小时也于事无补——硬汉子的丧气话
咱说实在的，这十年把我们家糟践得够惨。可是咱不是窝囊废，咱是硬汉子，要换平时，咱能豁出去拼啦。可那时候不行，算你再硬的汉子，也得聋拉着脑袋。
人就一口气，不是？我是憋着这口气过这十年的。今儿找您也是撒这口气来的。
六六年我刚打中专毕业，分配到起重设备厂。那年十八岁。跟您说说家里边的情况，有父亲、母亲；奶奶、哥哥、弟弟和妹妹，就缺个姐组。奶奶那年八十岁，和我岁数正倒个个儿。父亲精神有点病，虽然算不上神经病，反正有点那个，那个是嘛呢，也不是傻，也不是疯，缺根弦吧。哥哥原先是棒小伙子，一次工伤砸坏脑袋，他倒是真正的神经不正常。弟弟妹妹还小。家里家外唯一能顶饿的人就我啦。我家这样儿，就算不“文化革命”也够劲了。
可“啪”一下子又来个“文化大革命”。
开始我心里就犯嘀咕，我家虽穷，可出身不算好。我父亲解放前当过一年交通警，他名下又有房产，实际上是奶奶她父母的房产；奶奶没兄弟，由她继承，爷爷做代理人，爷爷去世后就由我父亲代理。总共三十来间，五十年代房屋改造，交公十间。那么多年，房子早破得不成样儿，就这么一个二十间破房的“代理的代理人”，四清时就查过一通，没划上资本家，可也没定下成分来，一直接着，毕竟出身不是红五类。“文革”一开始乱抄乱斗那股劲，哪有准，谁知撞上谁。我看见一家二十多口人，排成一排，胸前全挂着牌子，都剪了头发，也分不清男女了，在一条大马路中间，叫红卫兵批斗，我犯嘀咕。赶紧把家里的“四旧”——老瓶子老罐儿老东西呗，清理清理，该烧就烧，该砸就砸，别叫人“扫四旧”扫上，找事儿，对吧。
起头还没嘛事，搞“清理阶级队伍”时，有天半夜突然砰砰砰砸门，一看是街道代表，叫着要“查户口”，带进来一帮人，都是街道积极分子。直到后来才明白，“文革”一开始横扫时很粗糙，有乱来的，也有漏的，到这次可就不一样了。“清理阶级队伍”是挨个儿清，你有屁事也逮住不放。他们稀里哗啦地翻，忽然叫起来，说翻出我父亲的罪证。大叫是“变天帐”！其实就是以前收房租的帐本和收据嘛的，这就不得了啦。也美死他们了，可逮住事儿啦。当时把我父亲带到街道革委会，通知我父亲单位。我父亲单位用小吉普当晚把他弄走。居然单位也说我父亲存“变天帐”，想变天，想复辟。就那点房租收据有嘛用，再说我父亲那样，说话都哩哩噜噜，写检查都是我妹妹帮着写的，他有能耐变社会主义的天？毛主席还说枪杆子出政权，给他个棍儿都拿不稳，更甭说枪杆子，往哪儿变天去？这就关进牛棚，戴上伪警察和反动房产主的帽子，天天在各车间轮流批斗。
我家出了这种事，全家人坐在屋里，连门也不敢出，一连多少天没正经吃饭。我奶奶哪经过这事，吓傻了，摔了一跤就再没起来，瘫在炕上一连数年，捱到七二年死了。我到我父亲单位想说一说，那负责人好凶，我刚作自我介绍，说我是谁，他就冲我叫起来：“你来干嘛，你想干嘛？”心想，我要再多说一句叫他逮住，甭说我得给打成“为历史反革命翻案”，我父亲更得倒霉。只好连声也没吭，扭头回家，您说窝不窝气？
别嘛事都说是“四人帮”，社会上要是没那一群一群的，光是“四人帮”能造那么大的孽！我们家这么一来，点儿就低了，一下子街道邻居全变样，好赛他们无形中点儿高了。以前有点矛盾嘛的，都好办了，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吧，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了。
遭白眼，挨骂，有时吃着饭一块砖头飞进来，玻璃窗粉粉碎。我们也不敢言声，你能说嘛？你能找谁说去？我母亲被同院一个小伙子拿拔火罐把脑袋砸得呼呼流血，我十四的小弟弟叫同街一个小子拿砖头把后脑海砸破，缝了九针，当时满脸的血呀，看不清鼻子、眼睛、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