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奇怪地等着他说。他说：“文革中有个二。二一讲话，你知道不知道？”
“不记得了。”我说。文革初期我对社会上谁斗谁一直都搞不清楚，也不大关心。
他说：“二。二一讲话后，江青批判这里的军管会说，‘你们的阶级斗争搞的不好。上海、北京的资本家子女都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的，都及时抓了。你们城市有那么多资本家子女，怎么会一个反革命集团没有？’于是，这里的军管会就赶紧抓一批资本家子女，你算其中一个，因为你不是在这之前看过北京一个中学党委书记揭发过你的事吗？可是在调查中又找不到你和其他人之间的任何联系，没法打成集团，也不能放，总得搞出一两个来往上报，所以判决书上说你是‘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既算集团，又不是真正的集团。所以你没有同案犯，是不是？这就是你真实的情况。”
不明白便了，明白了更是一片空茫。
他接着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我比你更惨，你坐牢十年，我十一年，不过，比你早放出来几个月。中央派我来查这里的冤假错案，我调查时发现有两个奇怪的案子，其中一个就是你的。材料和判刑没一点相符的。我也看到你一年前写的申诉，所以我很快着手把你的案子平反处理了。算了，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还年轻，前边的路还长着呢，对吧！对于你们单位，千万别怪怨他们，连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再说句老实话，县官不如现管，聪明点儿，别再找麻烦了，我对你说的全是肺腑之言。愿意听我的这些话吗？”
他的热情带一股冲动。要是十年前，我会拥抱他，可是此刻不过微微一笑。嘿嘿，我早巳听其自然了。
人在监狱里和在外边，正好相反。
在外边，盼好不盼坏；可在里边，盼坏不盼好，如果有好事找你，你就嘀咕了。比方叫你换件衣裳回家看看去，好事吗？坏事！多半是你爹死了，妈病危了，老婆怎么样了。要是反过来对你特别凶，斗你，没事儿，很正常，监狱里还能请你喝啤酒吗？可是如果你在外边挨斗不正好是坏事？
再说，监狱里的大门，锁着的时候，里边准有人，开着的时候，里边准没人。外边不正好是，开着时有人，锁着时没人？要不小偷为什么都会撬锁呢？还有，监狱外边的锁全在门里，监狱里的锁全在门外，也完全相反吧！你想想，是不是？
在监狱里，要认为你管教的好，睡通铺。人多时，一个挤一个，最窄每人只有七寸宽的地方，夜里撤泡尿回来就会找不着自己的铺位。但要是认为你不老实，危险性大，反而叫你睡单间。待遇也是相反的。
吃饭，在里边是永远吃不饱的，饥饿感特别强。我一顿吃四个窝头还不觉饱。每天分饭时，眼睛都瞪绿了，可是如果今天让你尽情吃饱，这一下不知出什么事，照顾照顾你，这一照顾准枪毙。
最奇怪的是，我被放出来后，总做梦被关在监狱里出不来，撞笼呵，可是在狱里，从来没做过一次困在牢中的梦。梦里哪儿都能去，名山胜景，世界各地，哪儿好去哪儿。有的梦现在还清楚极了。比方一次做梦，在曙光电影院门口，乘一辆大汽车，车上都是熟人，是谁不知道。车开了，两边全是花园洋房，讲究，漂亮，哎哟，像童话里那样一幢幢尖顶小楼，各式各样，亮着灯，好看极了。我走进一个小拐角，青草小道儿，挺黑，模模糊糊有个中国式亭子，式样挺特别，是两个半个的亭子连在一起的，大柱子，花格扇，里边卖吃的，都是我最喜欢吃的，我就吃呀吃呀，可香啦……
但这种梦，我放出来后，想做也做不出来了。
直到现在，我还是怕遇到好事，不怕坏事。人家告诉我说，要把我的书法送到全国展览，我忽然莫名其妙地犯起嘀咕来，不知有什么坏事，麻烦，跟在后边。
我并不麻木，而是很少有事使我特别激动。你激动是为了什么好事吧，可你怎么知道它一定是好事？你激动是为了坏事吧，但它真是坏事又该如何，又能把你怎么样？你看我，那些年在外边费劲挣“安全系数”，好像系数挺高，其实屁用不管。人家对你真的怎么样，等到揪你时才能看出来。当把你放回来，落实政策了，人人对你笑，挺好吗？假的。因此……
因此什么呢？因此我的老同学说我现在比较任性、放肆。做事说话都任自己的性子，很少考虑别人。这看法我承认。任由别人的结果我尝到头儿了，现在只能任由我自己。
我的前妻已经另跟别人结婚了。她有个孩子，不是那人的。我是在和她结婚四十天被捕的，那是四月四日，倒霉的日子。这孩子是十月底生的。我前妻说是她抱来的，不是我的。
孩子的模样很像我妹妹，我也不深究了。我有时去看看她和孩子，像老朋友一样来往。这孩子和我有种异样的亲近。当然，亲近并不能说明什么，我也不要求说明什么，亲近就足可以了。事该如此，就是命该如此。
我自从在监狱里得了附睾结核，性功能完全丧失。监狱里的犯人闹滑精、手淫，我全没有。出来后也不想再结婚成家，当一辈子人间高僧吧。后来碰到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我公开说，我这方面不行了，没料到她说，她以前生孩子难产，腹腔发炎，动手术把女同志烂七八糟那些器官全摘完了，也没这方面要求。我们就结合了。两人都没这种需要，谁也不惹谁，相安无事，互相照顾，反而更是谁也离不开谁。这才真正进入了无欲境界。也叫做天生的一对儿，不，认真点说，应该叫做后天的一对儿。
有—天，翻腾落实政策后发还的旧东西时，忽然碰到文革前我写的一幅字，很令我惊讶。好像我写的，又像另一个人写的。我才意识到，我完全变了，变了一个人。无论如何跟以前接不上气了，回不到那趟道上去了，我却并不伤感。我很清楚，伤感是帮助命运害自己。干什么再跟自己过不去，就照自己现在这样活吧。别害别人，也别害自己。
我只相信，谁也无法把我再度变回去。
***创造了人的上帝，曾经被“文革”战败。***
第15章 牛司令
1966年32岁男
T市某局设备处业务干部
我的事是怪事——害怕五七年诱敌深入不敢造反——马季相声《牵牛记》牵上我爸爸——这外号又转到我身上——堂堂一个“造反”司令——别别扭扭背它背了十年
要说那十年，我这个人真没吃多少苦，也没挨过揍，可也不比吃苦挨揍抄家批斗好受。
我这事怪，是怪事。忙，咱长话短说，十年，要信着说，别看咱没嘛大事，要把心里疙疙瘩瘩都铺展开，也得一天两天。我就单说这怪，行吧。
我的事为了一个外号。
这么说您不会明白，还得打头说。
我说，我这个人参加革命比较早。这“革命”不是老同志打游击抗日那意思。我们那会儿把参加工作就叫参加革命。现在不这么叫了。我是一直叫惯了。
我参过军，当过文化教员，当过干部，还在技术学校学习过，成绩不错，后来搞基本建设，我还坚持自学。技术、管理、行政，咱都行。人缘也不错。我姓牛，上上下下都管我叫小牛。我说那外号可不是这小牛。“文化大革命”前历次运动，“反右”、“四清”什么的都参加了，表现一直叫好。但我出身不好，我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官，给我就撤劲撤大了。可是我呀，确确实实是吃共产党饭长大的，确确实实是共产党培养的，可我也知道组织上对我一直不信任、放心……不是我哭，也不是我委屈。为嘛哭我也说不好。
“文革”开始的前一年我去“四清”了，直到市委书记自杀，我们工作队就撤回了，“文革”已经来了，局里边已经面目全非。我们这个处跟别的处不一样，这个设备处相当一个公司，是局里的第二大处，直接管着下边好多厂子。“文革”前因为下边厂子太多，管不过来，就筹建一个总厂，厂里边的党关系还没打公司转下去，搞起“四清”就不能动了，“文革”一来完全瘫痪，许多杂乱无章的行政事就摊在我们处。等我回来时，处里边群龙无首，处长叫下边厂子揪去批斗，连一个管事的干部也被拖拉机厂揪走了。处里头没人，属我岁数大点，文化水平高点，局长就叫我暂时管管处里的事。反正那阵子没入有心顾什么业务了，有的怕丢乌纱帽，有的想当头，要不也轮不上叫我抓业务。我作为一般干部接下这个大破摊子，整天抓东抓西，拆东墙补西墙呗。这会儿，各个单位都闹着成立“造反队”，好像没有组织人就没保障。我们局里各个处也都闹起来。唯独我们设备处没动，因为处长不在，主要干部又揪去了。可目标就集中我身上，闹着叫我出头。我一来胆小，怕事；二来，我说了，出身不给劲，先渗着，能不干就别干。一动不如一静。
根据《十六条》，巴黎公社式选举“革命委员会”，非常荣幸，荣幸嘛呢，我们局成立“革命委员会”要选四个成员，一个正主任，三个副主任；原来的党委办公室主任当上了正主任，我被选上了副主任，要不是巴黎公社式我当不上，咱这出身哪行？这就非常荣幸了。
革委会成立，搞牛鬼蛇神，揪呀烧呀斗呀都是他们三个同志操持。这三个同志出身好，算红卫兵。可他们工作素质不行，就光搞运动。我领着十几个干部干业务。说实话，我心里觉得这一次来势凶猛，早在工厂搞“四清”时就觉出来，可并不了解毛主席说的大权旁落，是要把刘少奇这些人搞掉，还没认识到这么高。只觉得五七年大鸣大放，不过是诱敌深入。六二年听到陈毅的报告，更明白这里边有深浅，接受历史教训嘛。再说出身不好，折腾不好就折腾自己了，我这叫明哲保身。我就闷头干实事，可光搞业务不搞运动也不成，人家说你不忠于毛主席，咱就接待红卫兵小将。这也是苦差使。外地串连来的红卫兵一拨一拨，有的客气，有的穷横，不管他们嘛样，得管吃喝住，弄毯子弄席子弄稻草帘子，叫他们住；给他们买绒衣棉帽；他们白吃自拿，就往帐上记，反正上边有精神，支援小将们。管这种事儿，苦大累，那些小祖宗那么好侍候呀。我们设备处三番五次挪，绘他们腾住处，没窝儿了，最后只好搬到局长办公室外间的会议室里办公。这时别的处都成立“造反队”，唯独我们没成立，这样就像我们不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有情绪有看法有意见，无形中就有压力了。我想个办法，天天下午坚持两个钟头学习，念文件，念社论，两报一刊社论，学语录，唱语录歌，唱国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可风言风语就来了，说我们设备处是“逍遥处”。
那时不是有句口号叫：“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吗？一个老局长对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保守呢？人家都成立队了，你们这样不怕人说？”还有一个老技术干部，人不错，也悄悄劝我：“你们也别叫人家有看法，总得有所表示。”我琢磨一下，就找来一份传单，是别的“造反队”成立的宣言，基本上词句不动，改改后边的署名，起个组织的名字，叫“东方红造反队”。刻钢板印传单，还是老局长帮着我们翻片儿印的，贴出去，就算成立了。我们这个组织是这局里最后成立的，这个局里也是山河一片红了。其实，成立了也麻烦。因为整个局，包括下边的各个公司各个厂已经形成两大派。而我们处在局里人数最多，下边又管着十几个厂，有些厂没厂长，我们直接管，被认为有实力，各厂的人加起来几千号，所以两派都争取我们。
我当时的想法是，成立“造反队”，只是应付一下，千万注意别像五七年“反右”最后把自己拗进去。运动总是一时的，应付过了这关，把处里的同志们安全带过去就得了不管怎么说，不抢先，不冒前，别武斗，别闹事，别渗乎进社会上的两派就行。
一加入“造反队”，明白的事更多。过去是在“造反队”外边看“造反队”，现在是在“造反队”里边看“造反队”。真心说，关心国家大事，都是胡扯，不能不这么喊罢了。有的有捞头，挣命；有的像我，也是明哲保身，稳住劲儿。这么大的运动，谁知自己一个闪失栽在哪里。这决不像“反右”那样掏心掏肝，谁都不拿真心的，谁都有自己的一盘算盘殊儿，谁都留有余地。搞运动搞得人精了，比老家贼还贼。我的原则是不参加辩论，别卷进去，稳居中游，只做边边沿沿没风险的事。比如管管牛鬼蛇神，组织他们学习，贴贴大标语大字报。“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动武。幸好我们局里没发生什么武斗。要说我们局的两派，都因为人际关系的背景。所谓观点，不过是借口。这两派以两位局领导为分界线，谁是谁的人，互相都清楚。原先不清楚，一闹也清楚了。一派是局里的老人，原先的干部班子，再一派都是后来调进来的新人，大都是政工干部，跟随一位后来调来的领导。这些干部都有斗争经验，习惯暗斗，不善明斗，别看运动激烈时也吵吵架，可天天中午还一块吃饭，打打岔。就这形势，还不错，没有你死我活，后来大联合也不费劲，二十六块牌子往门口一挂就算联起来了。我主要抓住一点，就是抓业务，那时叫“促生产”，最保险，运动后期秋后算帐，也算不到干活的人头上。直到后来搞万名干部下放，我们一直也没停顿工作，我想这样就保平安了吧。
可没想到，你不找事，事来找你，居然找到我头上来了。
一个“造反队”头头，一天拿个本本找我，给我看。这大概是六七年的事。他说：“这个本是五月三十号打市里‘革干联’头头家抄来的，上边有咱主任在他家汇报局里运动情况时，说你的话。”我一看，大吃一惊，又莫名其妙，竟然写着我爸爸是国民党的司令。我非常恼火，投影儿的事，我怎么成了国民党司令的儿于了？等到两派大联合时，我当众问他是怎么回事。基建处一位同志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几年前，有个同志在我们处里说，马季相声《牵牛记》的牛司令是小牛的爸爸，是句笑话，这话后来传到设备处处长耳朵里，笑话就成了半真半假。处长向上边领导汇报时，就说《牵牛记》里的国民党司令是小牛爸爸，成真的了。”
当时两派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我又气又急，质问这主任。他挺硬，他弟弟在北京当大官，是个高干，以为自己有后台。不但不认错，还当面骂我：“狗崽子，你算什么东西，国民党来了，你准反攻倒算。”我气愤得上去要抽他嘴巴，他戴眼镜，我摘下他眼镜给他来了脖溜儿，没打嘴巴，离得太远，就手指头尖扫着他一下。可打那以后，我就落下个外号叫“牛司令”。先是给我爸爸的外号，又落到我身上了。当然这是个取笑的外号，我也不介意，有时还挺得意。我行政上挺行，又管一摊事，叫我司令，等于尊敬我。天天和人一碰面，就是“牛司令”；打电话找我也是“牛司令”。局里没人不叫我“牛司令”的。下边有些人也知道。不知我姓名也知道设备处有个“牛司令”。只是不知道这外号的来由。叫我外号，表示热乎，好找我办事。后来干部下放转工人，有的到干校去，有的到新单位去，我就背着这外号到基层工厂，倒觉得是个爱称了。无论谁这么一叫，倒觉得挺近乎。这不该完�